我16岁来到加拿大读高二,经历过很多事情,做过不少错事。
- 刚来加拿大第一年(2008),还深怀国内16年教育的爱国情怀。在这里的国际文化周上受到朋友怂恿,撕下了青天白日旗。结果一天放学被大概10个台湾流氓(戴着金项链的那种)围殴,被一个像老大一般的人从脖子用手抄了起来、眼镜被一拳打断,最后好不容易逃了出来。警察赶到,我因破坏两国关系被学校停课,直到领事馆介入才恢复正常。作为一个从小没打过架的男生,当时被吓得连哭都不会了,到了家才发现浑身都是伤。至此,无论在加拿大还是在国内,连见到了染发比较夸张的人都会一阵心悸,大概到了2010年才没有这种心理阴影。
- 被打了之后,我开始思考,爱国是一种积极的情感,可是为什么我的爱国会收到如此激烈的反抗?直到我有一天突然明白:他们当时做的,也是爱国情怀的表现。其实我们都一样,只不过由我幼稚的行动带来了他们暴力的相应。突然,我对他们没那么恨、也没那么怕了。
- 我有段时间很回避政治。如同台湾问题、中日仇恨,我们的观念中夹杂着太多的政治,却忘记了我们只是一个个普通人。我有很好的台湾朋友、也有很好的日本朋友。当我们都只把我们自己当做一个个人时,政治似乎就消失了。
- 学校的十一年级(高二)课程将一本叫做《紫禁城》的june(和谐)4日记作为必读书目,我对多伦多教育局做出这种“干涉他国内政”的举动非常不满,当时一度认为(并宣扬)这次事件是由美国暗中煽动支持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有勇气站在一部坦克面前。直到现在大了5岁了,我才发现:为了自己与爱的人的幸福,什么灾难立在面前都有勇气迎面而上。Never was anything great achieved without danger. ——Niccolò Machiavelli.
- 2008年还在国内时,去北京大学参加模拟联合国大会。临行前,妈妈嘱咐:“做事不要太张扬,上海人容易拉仇恨”(当然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我很小心翼翼,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到了加拿大,发现国内的地域之争闹得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当世界上最多的民族到了一个人口还不如一个上海多的国家反而变成了少数族群后,那种要体现自己城市的优越感早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井底之蛙的感觉。上海再优越,却远远算不上真正的优越,进步之路还长着呢。同样都是由移民建立,有些上海人还在愚昧地盲目抵触外来人口,却不知道自己的祖辈也是来自那里,也不知道其实自己抵触的是不同的价值观而已。
- 这里的华人对中国的态度很复杂。有的认为自己的肤色说明了一切,以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愿意说中文、交中国朋友。也有的对中国有兴趣,可是如同白人一般隔着遥远的距离表示欣赏。而随着对“青天白日旗事件”的释怀,我对文化的兴趣超越了政治,而当时国际文化周由我负责的中国展区在学校里极为轰动,所以我想要成立一个中国文化组织,名字都想好了,叫做“墨泉”。“黑白水土”,包含一切。
- 建立一个非盈利组织比想象中的难得多了,刚好又是高三毕业,进了大学,就进了CSSA,官方的“华人学生学者联谊会”。没想到一个学校社团就有如此严重的官僚主义,发生了一些事情后,非常失望,慢慢淡出了。
- 大二,学着自己不喜欢的经济,觉得和周围的朋友气场不和,厌学了,休学了,创业了。一个人开了1000多公里的车从多伦多到了波士顿找朋友,也一个人飞到旧金山看硅谷。感受最深的就是美国人的优越感和上海人的何其相似,也切身体验了美国的“大熔炉”和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不同。
- 大三,回到学校,转到计算机系。因为我想要追求我自小喜欢的东西,也因为创业需要了解自己所在的行业。我又出现在气场不和的朋友们面前,因为我珍惜的是一起经历过的东西,而不是他们是否能够成为未来的“革命伙伴”。我又在学校里申请成立了一个文化社团,叫做“墨泉”,对西方人宣传中国文化的。
- 现在是2013年了,我做的事和2008年的还差不多。可是你说我还是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