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义飞 已经把比较优势理论下的分配问题说的很清楚了,在这里我想说另外两点,即便是不考虑利益的分配问题,把国家看作一个整体,自由贸易依然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
1. 假定一个发达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然后发达国家有一个高污染的行业。因为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比较规范,所以会对这个高污染行业收取很高的税,于是这个行业只能生产出有限的产出。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该行业的高污染的本质,所以这个时候政府高收税是强制企业对自己的污染负责,也就是所谓的庇古税,内化了外部性,这是对社会福利的改进。
但是这个行业内的企业可能不那么开心,于是他们就寻求外包,把工厂开在了法律法规不那么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了法律的约束,这些企业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出很多的产品然后销售到全世界,但是由此产生的环境恶果,就丢给发展中国家给承受了。
这种情况下的外包,在不考虑劳动成本的差异情况下,其实就是这个行业内部的企业利用国家之间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度的不同而进行的套利行为,强行的“外部化”了本来已经内化的外部性。这显然是会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的,还不如不外包。
2. 发展中国家在这场博弈中其实也并不完全是弱者,自有一套另外的方法。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往是高利润的部分被发达国家所占据,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靠出售劳动力和原材料。也就是发达国家吃肉,发展中国家喝汤。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吃的“肉”来自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自己光脚不怕穿鞋,就可以可着劲的折腾了:可以大举借债,可以大兴土木……
反正如果发展中国家乱了,发达国家会少赚很多钱,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在国家的政策和建设中肆无忌惮的承担风险,借本来不该借的债,建本来不该建的项目。反正如果侥幸赚了,钱是我自己的,如果我亏了,那么发达国家少不了要给援助,兜着底。不然我真的倒了,固然我是没有汤喝了,发达国家的肉也消失了。这就是因为主权国家之间,一方无法彻底的控制另外一方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后果,而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会让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采取过于冒险和激进的政策。
在欧债危机中,虽然希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无可否认,希腊和德国、法国这些欧盟大佬相比确实弱很多。而希腊加入欧盟之后,就敢于大举借债,而后经济危机发生了还不起怎么办?一边耍赖,一边要德国替它还账。反正你德国不替我还的话,我就退出欧盟,退出欧元区,到时候欧元震荡,受损的还是你德国最严重。
上面两个例子其实都反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其实呼唤的是行政全球化,财政政策全球化和货币政策全球化。过去十几年的全球化大潮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美国作为冷战之后的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事实上的世界警察,对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相当的政策影响力,而美元也是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可以说是部分的缝合了上面提到的行政、财政和货币全球化的问题。所以克林顿时代全球化的繁荣,和当时美国一超独大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随着美国的相对地位在逐渐的下降,全球化出现问题是迟早的事情。在之前的一个答案里面,我就说过,经济学教科书里面的那些背叛和困境,最容易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看到——因为现实的经济中,在个人和企业这个层面,我们有很多可以用来解决信息不对称,解决承诺力的方案和工具,比如签合同,比如雇监理等等,因为现实中我们总是不难找到一个权威第三方——或者是政府、或者是法院的存在,来保证双方能够按照条约执行,并且给毁约方惩罚。
而国家和国家之间是没有第三方强制力量的,唯一能够制约的只有信誉,但是信誉长期来看是也是可以有意识的加以利用和操控的无形资产。强国与弱国之间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只能通过强国对弱国提供恰当的激励,才能达到次优的结果,而这个强国因为无法控制弱国,对弱国付的信息租金,也是有可能大于强国完全不外包的时候所产生的额外成本的。
就拿不久前的大选来说,希拉里和特朗普,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对目前美国因为自身实力下降所造成的全球化困局的两种解决方案:
从世界总福利的角度来看,两种方法运作的好的话,都能够对目前全球化中产生的问题起到一个改进的作用,但是希拉里的方案主要体现在对总量的改进上,而特朗普的方案则还包括了对美国中下层劳动者利益的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