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共产主义在美国没什么发展？ 第1页

这个问题，算是接前几日的另一个回答：

没看过的话，可以先看一下，因为有些人物和事件是有关联的。

在同一问题的另一个回答（

）中，@海洋 提到了林达老师的长篇分析，其实，麦卡锡主义就是解释了共产主义在美国为什么没起来。

我是觉得林达老师的文章太细，而且，时间感不强，不熟悉的人，可能不易把握其中的发展脉络，和我的思路也不尽相同，所以，这里就勉力梳理一下我对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理解。

虽说美国带有共产主义意味的组织可以一直追溯到 1876 年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Labor Party），而美国警察也是在那不久，1886 年的 Haymarket riot 后，就开设了专门的反共部门，但其实，在当时，共产主义的活动和无政府主义者，无神论者常常混为一谈。这也是共产主义在美国的一个先天缺陷：共产主义在美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舶来品，早期的参与者，都是欧洲移民，大部分人连英文都不会说，官方语言是德文（曾经提到过的 Whittaker Chambers，被选为间谍，也是因为他正统美国出身，却会一口流利的德文）。这不仅不利于它被普通美国人理解，在社会产生动荡时，也会第一个被揪出来首当其冲的被打击泄愤。

美国共产党真正开始起步时，就面临这样的困境。

这要等到 1919 年，一战结束后。当时苏联刚成立，共产主义者也一下子跟吃了枪药一样。毕竟，一个真正共产主义的政党在一个主要国家当政了。共产主义者的信心也就大涨，要从社会主义者中彰显出来。于是美共第一次开始要大步站出来，在美国挑起共产运动的大旗。结果这时候，美国突现经济危机，劳资纠纷在战后略显宽松的环境下爆发，从一战中复员的大量军人还加重了失业问题。在短短数月里，在美国突然出现了由无政府主义者操纵的几十起邮包爆炸案，许多政界大腕，资本巨头都收到了，有一件还寄给了司法部总检查长 Palmer 那里。结果，总检查长决定，组织大规模的搜捕活动。为了把这次活动进行好，Palmer 在 1919 年 8 月任命了当时在司法部负责外国敌对势力的 J Edgar Hoover 到检查局下负责对付极端主义份子的情报部分当头头儿，来调查收集这些境内恐怖份子的信息，设计反制的方案。

Hoover 把战后的工人运动，共产党的颠覆主张，欧洲的政治形势，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活动联系起来，设计了一套打击方案。在 Hoover 的计划下，Palmer 在 11 月组织了针对苏联移民工人的突袭（Palmer raid），抓捕了几百名所谓的极端份子，最终将其中 248 人遣回苏联。到 1920 年，又遣返了 6000 人。之所以遣返了这么多人，也是因为，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下，将人定罪要有足够的证据，通过合法的手续，按照司法过程来起诉和定罪。但是，移民并非美国公民，而遣返也不是刑事处罚，所以移民在被遣返上不享受法律程序的保护，可以被迅速处理，对于需要制造媒体效应的政客来说，是拉功名的快捷之道。而 Hoover 也在这场斗争中，吃到了通过非法手段为自己赢取政治筹码的好处，一跃成为了美国反共联盟的中坚力量，美国共产党最危险，最难对付的敌人。

结果，本来是在这场活动中作为配角出现，正在热身的美国共产党，刚一冒头，就遇到了政府无情的打击。这时候，美共，带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天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也是错误的战略决定：把党的关键活动转入地下。

美共本来是个由英语都不怎么会说的外来移民建立的组织，这已经让它很难发展美国本土的党员，现在，它还成了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的终极目的，还是建立一套与现行制度不同的社会制度。

而普通美国人，向来就有憎恨惧怕秘密组织的传统，史上的几个著名的草根第三党，反共济会党（anti-mason party），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人民党（populist party），都有反对密谋反对外来势力的主张支撑。也因为共产党转入地下，共产主义在美国，也就失去了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被他们所了解和吸纳的机会，不仅如此，还愈加容易成为政治斗争中被打击的对像。

在这种不利情况下，美共接着犯下一个后来致命的战略错误，就是加强了和苏联的依附关系。

对于美共来说，这个选择对它有直接的好处。有了苏联出钱，美国共产党在经济上有了回旋的余地，也可以组织活动，发展党员。而且，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内部的路线斗争特别多。有了苏联老大哥在那边裁决分岐，就可以大大消减内耗，快速培养出自己的一整套成熟的运作体系，高效执行党内的方针政策。

但是，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美共的政治纲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苏联，这让它在活动中缺乏灵活性。因为毕竟来自苏联的指示是出于苏联自身的需要，所以放在美国，难免有脱离实际的地方。本来美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外来移民组成的秘密组织，这样一来就成了是受外国政府指使的敌对势力，也就是隐藏在国家内部的外来敌人。而美国共产党里也的确有一部分人，成为了苏联的间谍。

这个战略选择为美共带来了可以立刻兑现的政治优势，但却埋下了最终会爆发的长期隐患。

1929 年，美国迎来大萧条，美共则借此迎来了转机，开始浮出水面。在大萧条中，很多美国人开始再思考像共产主义这样的另一种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共产主义，本来就擅长组织工会，于是美共大量进入由底层无技术工人组成的产业工人联合会（CIO），负责起了许多工会的发展和运营工作。大萧条让美共的影响力飞涨。

不欠，随着欧洲法西斯国家的兴起，美国又在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下，开始了联合阵线的建设。一方面，美共开始挑战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支持黑人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放弃了革命的主张，积极拥护 Roosevelt 开启的新政，把势力扩大到美国劳工联合会（AFL）这样的组织，为此，还把像 Thomas Jefferson 这样的美国先贤和马克思列宁等人并列。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在美共的大力推动下，许多美国人加入了林肯纵队奔赴西班牙战场。

但是，随着美共的蓬勃发展，反共势力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慢慢的找到组织，一个反共联合阵线在 30 年代逐渐成形，而主要的打击共产主义的政治手法，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由于新政的不断深化，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内部的保守势力开始放弃党派立场，在一些政治主张上协调一致，以抑制自由派的改革步伐。尤其是在 36-37 年间，美国经济又突然出现危机，于是，民主党保守派的实力大大加强，Roosevelt 在试图消弱保守派力量的企图受挫后，失去了对国会的实际控制权。

同时，在 1924 年转正的 Hoover 也在这时期，加强了联邦调查局（FBI）的权力。Hoover 很聪明的对外保持 FBI 中立爱国的政治形像，同时向 Roosevelt 等实权政治家提供内线情报（也对不配合的政治家施以丑闻勒索），以换取他们的支持，给予了 FBI 在必要情况下进行窃听，跟踪，和搜查的权力，并开始了秘密对他所不信赖的危险人士的监视调查。Hoover 对共产份子的不信任让他不惜用违法的手段早早开始秘密搜集情报。

在工会方面，AFL 虽然也开始有共产人士加入，但是，以白人和技术工种为主的 AFL 还是能保持一种相对保守的立场，在文化上形成和 CIO 抗衡的局面。尤其是天主教在西班牙内战后，出于对共产主义无神论宣传的担心，开始选择了一种积极反共的姿态。天主教牧师开始在工会中刻意模仿美共的组织形式来建立自己的教会组织，为从共产主义阵营叛逃的人提供了精神支持和经济援助。

与此同时，美共永运跟着苏联走的战略选择也开始为它带来意想不同的敌人。

由于共产党对内部的路线斗争经常带来党内的分裂，而失败者往往遭到残酷清洗，这让很多被清除出党的人对共产主义绝望，转而投入反共联盟。同时，苏联大清洗的消息也在 30 年代后前逐渐传了过来。坚持和苏联一些走斯大林路线的美共对这些事件都一口否认，坚决维护斯大林永远正确的光辉形像，这也让不少党员和支持者开始心生怀疑，逐渐远离党组织（Whittaker Chambers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决定悄悄消失，远走高飞的）。这些叛党者由于是党内人士，对美共的内部运作有着第一手资料，对共产党的理念主张了如指掌，一旦成为坚定的反共份子，就成为反共阵营的智库，为反共言论提供深度的理论支持。

对美共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来自 1939 年苏德协议的签属。

一向支持反纳粹的美共在协约签属后，马上和苏联步调一致的开始宣传和平主义，并在苏联呑并波罗的海三国后开始攻击 Roosevelt。美共的这种没有原则的行为激怒了无数因为反纳粹而和共同战斗的自由派人士，大量党员退党。美国的保守力量利用这个机会出击，在 1940 年通过了《史密斯法（Smith Act）》。

Smith Act 本名叫《外国人注册法（Alien Registration Act）》。顾名思意，是要求所有非美国公民的成年人在政府注册。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认定任何出版发布或公开主张用武力推翻现行政府的作法，都是非法的。这项法律的核心，无论是文字出版还是口头主张，都显然直指宪法第一修正案下的言论自由问题：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口头支持，是否受言论自由的保护。

但是，随着苏德开战，珍珠港事件爆发，美苏成了战争盟友，美共又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以两百分的热情开始支持反法西斯战争，Smith Act 的大刀就没有在美共上亮出来，而是砍在了另外两拨人身上：由托派份子控制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和支持纳粹的白衫十字军（Crusader White Shirts）。美共自然是全力支持政府的这两次行动，似乎全然没想过，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了。

1945 年，二战结束，冷战开启。

美共跟随苏联左转，美国国内的反共联盟也随之开始行动。事实上，因为美共所采取的立场，在美国上下，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政治家，都是普遍反对美共的。问题的焦点，当然在于，这么一个令人厌恶的政党，是否应该因此而被取缔，被围剿，其正当活动是否还受法律保护。反共联盟当然也知道这个，所以他们选择从国家安全这样令人不得不支持的角度出发，达到政治目的。

1946 年，共和党重新夺回了国会。他们的对手，是接替 Roosevelt 半路登场的总统 Truman。而 Truman 显然还不习惯 Roosevelt 给他留下的那套行头。

第一个战场，是工会。工会是美共的重要根据地。反共联盟担心的，是所谓的颠覆势力。这并非是武装推翻美国政府，而是在危机时刻，工会可能被共产党策动，对主要的经济领域造成破坏。

而就如在一战结束后一样，美国的劳资问题在二战后，随之爆发。有超过 500 万工人参加大规模罢工严重的影响到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于是美国国会在 1947 年通过了 Taft–Hartley Act。这项法律让政府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强行推迟罢工时间，给予罢工双方一个冷却期。同时，它也规定，工人有权利不加入工会：工会可以争取工人加入，公司也可以向工人宣传不加入工会的好处。最重要的是，这法规定，工会领袖要宣誓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支持共产党。

这样，在失去了自由派这顶保护伞后，美国又面临失去工会这一关键力量。

Truman 遇到这种场面，有点慌神。他意识这股力量是以反共为切入点，要一步步剥弱新政的成果，夺回白宫。他知道，反共的思路有两条，一个是所谓的防反，就是打击工会这样的潜在颠覆力量，一个是所谓的抓内鬼，就是隐藏在政府中的间谍。于是，他反客为主，壮士断腕，主动在政府机构中搞出了所谓的“效忠令（loyalty order）”，要求所有政府雇员对自己下属负责，也由此要求对所有联邦雇员进行背景调查，找出并清除潜在的，危及国家安全的反政府雇员，共产党当然也在此列。Truman 觉得，自己这样就划出了一条界限，算是退了一步，但保守派人士有这条线在前，也不能再得寸进尺了。这种作法并非 Truman 首创，在 30 年代，早就在部分地方高校中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到 1940 年，已经有 21 个州对本州教师有效忠宣誓的要求，直接危胁到了高校的学术自由。

但是 Truman 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纸行政令，其实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史学家们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麦卡锡主义，可以从 Truman 的这张行政令开始。

这是因为，美国共产党是个地下组织，它的成员身份是秘密而非公开，要找到哪个政府雇员是共产党员，谈何容易。于是，党员身份没法问出来，只好去从旁的方法去查。这就是从所谓的由美共支持，有大量美共党员参加的各种所谓的前线组织（front organization），它们的成员来查。但这些组织都是些社会活动团体，大部分跟政治并不直接无关，是美共用来发动和联合群众的方法。比如文学杂志，音乐社团，体育运动队，舞蹈队。而很多人参加这些活动，也并非出于政治动机。就算是由美共直接组织的工会，也有不少人纯粹是为了买便宜的人身保险而参加。但是因为缺乏第一手信息，只有让 FBI 这样的机构来进行。这一下，当然正中 Hoover 的下怀。不仅是参加这些组织的人受到牵连，而且，很多时候，参加者的直系亲属，和其他关系过密的人也会受到牵连。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可想而知。而且很多这种组织是当事人在多年前参加的，他们当下的立场可能早已改变，于是，也让这场调查充满了秋后算账的气味。

除了公开信息，Hoover 手下的 FBI，还通过大量的秘密行动，收集了大量非法信息，这些信息很多是通过非法搜查，窃听，或者告密者的报告获得的，不少是同名或误传。这样一来，这些证据本身不据有法律效力，往往是通过一个电话，一张没有题头和属名的纸条，这样没有任何源头可以追溯的匿名方法传达的。结果就是，当雇员因为这些指证而被解雇时，他没有人可以公开置证，唯一的方法就是打漫长而费时费钱的官司。结果就是，虽然少部分人去打了官司，而且大多赢下了官司，大部分人只能闷声认了。

到 50 年代后，效忠令活动越来越离谱，已经不是针对共产份子，而扩大到任何有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为。比如，同性恋，赌徒等也都被划进了问题份子，理由是这些人行为不端，很有可能会被外人敲诈勒索，结果被迫出卖国家机密。

更糟糕的是，联邦政府的这张行政令一出，很多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纷纷效仿。于是他们要求总检察长列出涉嫌共产党参与的社会组织和参与者名单，帮助他们做背景调查。FBI 当然很乐意的把这个任务接了下来，于是，让麦卡锡主义臭名昭著的黑名单，就这样诞生了。

在美国的反共史上，黑名单是非常美国特色的现像：它利用了美国人对秘密组织的本能恐惧，反而秘密制造出这么一个名单，以非公开的方式去打击反政府的秘密组织。它不直接抓人，只是让人失去工作，但这种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所造成的政治迫害，完全不亚于直接的政治攻击。因为黑名单本身的不透明性，它可以肆意攻击一切反对的声音，不仅是共产党人，或支持共产党的人，甚至可以是任何对黑名单，或开列黑名单这种行为发出公开置疑的人：只要你对黑名单有所怀疑，你就也会登上黑名单。这样，它就用一种非理性方式，全面抑制了任何普通人的反抗声音。以至于，所有人都对此讳莫如深。雇主在开除雇员时，怕影响自己的对外形像，不敢公开说明原因，而是会找其它理由，而被免职的人，为了找工作，也不会去说自己被免职的真实原因。就连家人和朋友，因为怕招惹上意外的祸端，也会主动和上了黑名单的人断绝关系。

最后，让这黑名单真正在社会上产生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慌感的，则是来自国会的几个特别委员会。这就是众议院的 HUAC（非美行为委员会），和后来参议院的内部安全分委员会（Senat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又称 McCarran 委员会）及由 McCarthy 负责的调查常务分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议会本身不是执法机构，议员本身也不是什么专业的反间谍调查员。这些委员会，是美国囯会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一种权力调控机制。因为议员作为一党成员当选，就要为党派的共同政治目标而服务，但同时，美国的议员又是由地方选举产生，所以议员的政治生命，又是和他是否能为地方事务带来实际的好处相挂钩的。所以，让议员参加负责和本州事务密切相关的某一专项问题的委员会，就能把这两个目标协同起来。

而在 1945 年，刚刚成为永久委员会的 HUAC，就属于比较鸡肋的委员会，大部分议员都认为它对自己的政治资本没啥用处。

于是，HUAC 就要努力寻找能让自己获得足够的媒体关注度，让人感到我们议员是在干正事干大事的问题来研究。这就让 HUAC 要集中力量在一些关键行业。这些行业必须是共产党员或其信徒相对集中的行业，比如工会，比如大学（因为学术理论没有国界，学术研究受到外来的影响很强，也就让学术圈里接触并对共产主义有好感的人特别多）。

另一方面，HUAC 也要选择对自己最有政治价值的。比如媒体宣传的价值，就让万众注目的电影圈，德高望重的高校成为首选。而为了能产生连带效应，公立学校和政府这样政府有直接控制权，可以有实质性影响的地方成为好靶子。最后，为了出成果，也要选择软柿子捏，比如好莱坞，学校，或者联邦政府这种对自己形像特别在意，一捏就会大叫的地方。

事实上，在麦卡锡时代，主要的政治迫害都集中在几个主要行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些政治上的考量，比如，同样是演艺圈，百老汇就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于是，就不难理解 HUAC 会积极主持和国务院潜在间谍案有关的 Hiss 听证，而在权衡之后，也会选择首先对好莱坞和相关媒体行业发难。

这时候，美共在失去了民间左冀团体，工会和国会的支持后，Truman 的效忠令又让政府这把保护伞被折去。好莱坞的共产党员面对 HUAC 的听证会，意识到自己只有高院这最后一道屏障可用。

于是，他们选择了对抗性的方式，试图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来保护自己。最终，好莱坞十君子以蔑视国会罪被起诉。

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高院没有受理这个案子。

但是，高院受理了另一起重要案件，就是 Dennis v. United States。1948 年，司法部在 Hoover 的授意下，起诉了以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 Eugene Dennis 为首的十二名美国共产党重要成员，罪名是依《Smith act》，美共宣传要用武力推翻美国政权是非法行为。而 Dennis 等人也是以第一修正案为由为自己辩护。的确，虽然美共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府，但因为美国政府大受群众欢迎，所以美国共产党至此从来就没有试图采用过任何实际的行动去推翻美国政府。美共的“反政府”，都只是停留在其宣传上，而这在他们看来，只是言论而已。

最终，高院在 51 年的判决中认为，言论自由要在可能性和严重性上平衡，看它是否真的在当下会带来推翻政府的行为。虽然高院认为，美共在当时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实质性颠覆活动，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冷战进入高峰的时刻，高院认为国家安全比保护言论自由更重要。

于是，最后一道防线，高院，也失去了。

这时候，HUAC 在成功挖出了 Alger Hiss 后，声名大振，反共成为了积累政治资本的快捷通道，在新国会开启时，HUAC 成为大家挣相要进入的委员会。同时，随着 McCarthy 的窜红，参议院也有了自己的两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里的议员会把这些听证会选在自己所在的选区，变成一个证明自己是个好议员的最佳展示会。听证会也从好莱坞，扩大到了其它行业。而这些行业在听证会的压力下，也开始在内部使用黑名单。于是，就形成了听证会公开指认和黑名单内部清洗这样一个两步走的打击方式，这也是麦卡锡主义在全盛时期的经典模式。

对于受到听证通知的人来说，这下子，失去了社会的大保护伞，战斗变成了个人的战斗：每个受指控的人要单独对决整个反共同盟。

留在每个人手里的，只有一张牌，就是宪法第五修正案，就是每个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比如，美共就指示，要求所有接受听证的党员都选择第五修正案，这些人也就被称为“第五修正案共产党人”。

但是，对于这个，HUAC 们也有对策。

听证会分成两步，一步是非公开的，那些承认自己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并对其他人进行指认的人，就成为了“友好证人（friendly witness）”。指认的过程，大部分时候比我们想像的简单，就是由委员会拿出一个他们已经收集好的名单来，让你对着名字说是还是不是。

因为 HUAC 这些委员会不是专业反间谋组织，也无意于去调研某人是不是共产党员。比如他们之所以找到好莱坞十君子，是因为 FBI 已经给了他们充足的证据，比如非法获得的这些人的党员证，知道他们就是共产党员。听证会的目的，只是要把好莱坞存在共产党这一事实公之于天下，向社会制造一个问题很严重的感觉：你看，共产党已经渗透到了代表美国文化的好莱坞了。

所以他们找这些人去，是要从里面找到有宣传效果的人来。最典型的，就是那些不配合的“不友好证人（unfriendly witness）”。这些人，就往往要送到下一步，公开的听证会上去，其目的，无非是要向大众说：你看，我们又找到一个共产份子。

对于大部人来说，承认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不是共产党员，或者亲共，其实并无所谓，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或者道德上受到挑战的，是指认其他人（naming names）这个过程，即使指认是如上面所说的，对一个已有的单子点头，也是违背大部人的道德理念的。

但是，HUAC 们利用了一个所谓的豁免条款（waver doctrine）。这不是法律，而是一个执法传统，意思是，如果你想要用第五修正案保护自己，你就什么都不能说。一旦你选择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或开始为自己辩解，就不能再引用第五修正案来保护自己不指认他人了。这样就让这些参加听证会的人陷入了道德困境。因为 HUAC 会利用这个条款，向接受听证的人发出不实的指控。

比如理论上，HUAC 可以无厘头的问一个好莱坞编剧，“你是否向苏联递送了机密核资料？”但是，回答者面对这种完全不靠谱的提问，却无法回答说“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一旦为自己辩解了，就无法再引用第五修正案了。但如果他回答“不愿说任何对我自己不利的话”，在外来人看来，他自然大有问题。现实中 HUAC 当然不会问这种让外人一眼就知道它有如此明显恶意的问法，把自己搞臭。但是，这些精于事故的议员会，自然会利用这个条款，发出一些让外人看来靠谱而有深意的问题，让回答者陷入尴尬境地，要么成为友好证人，要么用第五修正案来拒绝回答，这样 HUAC 就可以向世人宣布：又找到一个第五修正案共产党人。对于 McCarthy 们来说，联邦政府辞退的三千公务员，和五千主动辞职的人，就是八千被清除的共产份子，至于这些人每个人道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离开的，他们不关心，也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这个不停增长的数字，因为它可以做为武器，掀起下一轮攻击。

大部分接受听证的人，都没有搞明白调查委员会的目的和技俩。这自然让他们陷入被动。只有少数人，冒着违宪的危险，宣布自己的亲共立场，却拒绝指认他人。比如 Lillian Hellman 就写了长文来解释自己和美共的关系，自己的立场。这其实是 HUAC 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些具体的，关于自己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的故事，会模糊正义和邪恶的边界。一个人不是无缘无故去支持共产主义的，当这些亲身经历，被人倾心坦露时，自然会在社会上引发讨论，产生共鸣，共产主义让人反感的秘密社团特质就会消减，反共就不再是一件黑白分明的事，反过来会让这些政客的投机行为蒙上阴影。于是，对于 Hellman 这样放弃第五修正案却不配合的证人，最终 HUAC 也没有把他们怎么样。

但是大部人没有看出来国会议员们的意图，也因而没有胆儿去公然挑战。于是，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美共阵营分崩离析。

工会在意识到高院不准备用第一修正案保护它们后，接受了 Taft–Hartley Act 的宣誓要求，开始在内部清除和美共有紧密联系的分支。到 1955 年，两大工会，CIO 和 AFL 宣布合并。这时期，主要的大公司，比如汽车公司，也选择与工会合解，签下了大方的劳资合同，要一起为冷战出力。工会成员也从高峰时占全国劳动力的 35% 降至 15%。从此，工会不再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而那些没能被现有工会纳入进来的底层边缘工种，有特殊需要的人群，这些社会下层人群的经济诉求就被隔置了。

对于美国政府，自从战后反间谍的打击活动开始后，那些由共产主义信仰支持的志愿间谍急速减少，到 1950 年，苏联在美国国务院已经无人可用，只能靠读《纽约时报》了解信息。从此，苏联放弃了用美共搭建网络的路线，转而培养拿钱办事的职业间谍。而美国政府则在外交上越加强硬，生怕留下了第二个红色中国的口实。

美共自己，则在这次重大打击后进行了内部整肃，大量人员遭到内部清洗，并再次转入地下，认定美国即将成为下一个纳粹专制国家，人民起义在即。但是到赫鲁晓夫上台后，斯大林的旧账被拉了出来批斗，美共终于要吃下自己当年战略错误的最后一颗苦果，转眼间，它所坚持的斯大林同志永远正确的观点，和以前为此作出的保证，让它名誉扫地，被彻底击溃。

但是到这一步时，麦卡锡主义自己，也到了强弩之末。

因为不管是左翼的自由派，还是右翼的保守派，都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不安的事实：当美国在对抗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它们称为秘密的专制力量时，它自己却也不由自主的变得越来越像对方了。像 FBI，在搞定了共产党以后，已经开始把自己在对付美共上所得到的经验用在其它从人权组织到 KKK 党的社会团体上，窃听，告密，反间，无所不用。

保守派一心反对政府对个人的过度约束，但是不仅经济上的自由没拿回来，政治上的自由也收紧了。全国上下统一一心，口径一致的抗冷战，从经济到文化，从政府，高校，到私企，都呈现出一片和谐之音，听不到异己意见，这和美国保守派信仰的个人自由是背道而驰的。

自由派意识到，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整体，属于社会所有人，你不可能牺牲部分，而保全其它。即使这意味着，要容忍与自己相左的思想异见，即使这意味着，要保护自己所憎恨的人，即使这意味着，开放的政府内可能更易混入敌人的间谍。而这种对普遍人权的保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执行。

于是，双方都开始，努力改变。由于工会和它所代表的底层人群退出了主战场，变革的主导权移到了中产阶级手里。他们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精英律师；是 Martin Luther King Jr 所率领的每周去教会礼拜的信众；是家境宽裕没有家庭和工作后顾之忧的大学生们。他们是经济稳定，又受过一定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所关心的，也不是最基本的经济权利，而是更抽像的政治权利，和社会议题。

而 HUAC 这样的调查委员会呢。由于美共已经崩溃，新兴的一代，并非共产份子，而是坚定的反对强权，反对冷战高压，反对核战争的民权份子。而他们也开始明晰 HUAC 的政治技俩。于是对于他们来说，接受 HUAC 的听证，已经不是什么让人畏惧的事，恰恰相反，是一件光荣的事，是一件可以大肆宣传的事。结果，当这些接受听证的人兴高采烈的去国会接受支持者的献花时，这回轮到这些国会议员面对如此非常规的政治手法手足无措了。这样一来，听证会作为这些国会议员为自己作政治宣传，添加政治资本的工具已经丧失了价值，反而成就了对手。终于它显露出自己纸老虎的本来面目，也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走入历史了。

就这样，冷战的美国国内战场，开始从冷战的第一阶段，反共狂潮，进入到第二阶段，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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