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对政治生态有什么影响？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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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我比较熟悉的某国和美国谈一谈舆论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美国的政府和体制在政治上具有高度分离性。前者权威性很低，后者则很高。舆论对前者冲击力很强，对后者冲击力很弱（哪怕看起来厉害但实际上落不了地）。

站在前台的政客作为政府的代表要花很大精力和舆论打交道。 这里舆论冲击最主要的针对对象是具体的人，本质上是夺权工具。

而这种针对性难以实施于能在后台长期稳定控制大局的精英（核心是经济精英和deep state）。于是他们可以安心搞很多舆论上的长线布局（比如分化群众和愚民）。他们对舆论有所顾忌但也不是受到很大压力，因此对舆论的利用与政客不同。利用舆论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节制前台政客，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对群众的软性的美丽新世界式的思想管制工具。

上面是总的原则。从技术层面看，在报纸电视时代美国人水平很高，打造了兼具刚性和弹性的舆论体系。但网络时代的的来临与冷战胜利时间重合，美国人被胜利冲昏头脑并低估了这一革命性技术的政治破坏力，没有处理好事情。结果就是多输局面。 前台政治人物为应对舆论疲于奔命压力过大，而后台精英的间接控制力则大打折扣。不仅如此，网络的国际渗透力太强，导致美国的整个西方盟友体系都被网络舆论的失控波及，呈现出火烧联舟之势。

某国的政府和体制在政治上结合比较紧密（虽然没有完全融为一体），大体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紧密性导致政府合法性权威性很高，因为其与体制捆绑而体制又和历史捆绑。比如美国现任总统的权威和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先贤毫无关系而某国则不是这样。结果就是政府受舆论的冲击力比较小，特别是顶层政府。主要表现就是前台人物受舆情压力较小。

然而这种政治上的紧密结合要求群众不能参与政府更替，否则会导致政府与体制的政治性脱钩。这件事值得专门写文论述，但这里不做了。于是人们不容易进行常态化的体制合法性权威性的测试。其实这种体制的合法性权威性也可能是极高的（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但缺乏测试时心理不自信的人会比较多。

不好估计舆论对体制的冲击力上限这一事实导致有一部分政治力量要求坚决控制舆论冲击力。 控制舆论最主要不是为了维护政府中的具体的人而是为了维护体制本身。当然不同层级情况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越是基层，维护具体人的成分就会越多一些；而越是往上，维护体制的成分就会越多。

同时也有一部分政治力量认为针对人物的舆论攻击在常态下本身是无伤大局的，因为捆绑后的体制自会吸收冲击力。其实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舆情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政治力量也会管控舆情，但会较为宽松。

不同人物有不同执政风格，于是常态下舆情管控的周期性张弛相间就是某国舆论界的一个特点。一些观察者看不到这种周期性的舆论宏观调控就容易大惊小怪。

某国的舆论在政治大局层面被控制后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群众看法，协助上级监督下级以及制定政策，也就是说此时的舆论体系主要是技术官僚的社会测量和治理工具。作为测量和治理工具的舆论其实不是以管控为主而是以放开为主。简单地说，这叫“抓政放器，严肃活泼”。

当然上面说的是“恒纪元”（常态）时的情况。某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按照准备乱纪元的标准搭建治理恒纪元的框架。一旦出现乱纪元，可在极短时间内冷启动立刻转入军事化或者半军事化，可以局部动员也可以全国动员。相应地，舆论就会成为一条战线，从防守状态变为进攻态势，变成军事化动员的工具。乱纪元时某国舆论体系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冲击力远超美国的舆论体系在美国势力范围的冲击力。今年就是很显然的一个例子。之前还有多次。

治理之道刚不可久柔不可守。 常态下保持舆论的军事化进攻态势代价过高效果不好，也不利于蓄势至乱纪元时再爆发。事实上某国政治舆论治理的积极性在恒纪元时会明显低于美国，毕竟后者始终有作为夺权工具的那股子刺激劲儿。 常态下的某国舆情工作，较严时表现得好像缺乏自信，趋宽时表现得似乎浑浑噩噩，容易导致观察者误判。很多人认为某国舆论“洗脑”能力不及美国，这就是一种误判。某国无非是杀鸡用鸡刀杀牛用牛刀而已。鸡刀牛刀是互补的，没有耍鸡刀的消极性，可能就没有挥牛刀的干练性。

总之，存在两个周期性舆论调控。一个是恒乱纪元交替周期，一个是恒纪元内部的管控宽严变化周期。两个周期会交叠互动。此外又有“抓政放器，严肃活泼”的区别化政策。还有从地方到顶层由偏向护人到偏向护制的渐变。是的，比较复杂。

上面是总体原则。从技术层面看，在报纸电视时代某国舆论体系本来有逐渐陷入“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之窘境的可能，但成功地在网络时代依靠技术与群众力量的结合而大翻身。这里最重要的是90年代网络兴起之时高瞻远瞩之士便坚持顶层设计，冒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骂名坚决做好了网络管控的基础工作。之后经过多年收放的探索，以慢热方式激发出群众中深藏的意识形态伟力，现在舆论体系的局面已经远好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