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德国的教会是如何反抗纳粹政府的？ 第1页

简答。

支持纳粹政权者：

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 （德国福音教会）

Evangelical Nazis（纳粹福音基督教）

German Christians（德意志基督教）

1933 年，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 在选举中以极其悬殊的票数差距击败纳粹支持的德意志基督教领袖 Ludwig Müller，当选国家主教，纳粹政权即刻叫停，并在其严密监视下重新进行选举，Ludwig Müller 毫无疑问地当选。反对的神职人员被革职或逮捕。Ludwig Müller 当选后不久即禁止非雅利安血统者担任神职人员，宣称“耶稣是雅利安人的耶稣”。

Ludwig Müller 于 1945 年 7 月德国战败后自杀身亡。

反对者的出现：Karl Barth 与 Confessing Church（认信教会）

Karl Barth 为首的神职人员反对纳粹政权对教义的歪曲和宗教机构的干涉，成立 Confessing Church（认信教会）。并于 1934 年 Barmen Synod（巴门教会会议）公布 Barmen Declaration （《巴门宣言》），拒绝 Ludwig Müller 鼓吹的虚假教义，一针见血地指出德意志基督教等亲纳粹教会的谬误所在——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上帝给人类的唯一启示。虽然起初对反犹活动态度暧昧，但《巴门宣言》从理论上彻底深刻地质疑并动摇了亲纳粹教会的荒谬之处，并在德国激起了大量神职人员对纳粹的怀疑与反感。然而相比追随纳粹者人数依然甚少。

Dietrich Bonhoeffer 的两难处境

朋霍费尔，作为柏林大学神学院师生发起的 Young Reformation Movement（青年改革运动）的领袖之一，起初支持纳粹政权，尤其是德国教会系统的独立自决与年轻化运动，同时出于路德宗的信仰传统也持有反犹立场。但在信仰路德宗的同时，朋霍费尔坚信犹太人在受洗之后就应该与其他基督徒一视同仁，而不应因其种族身份遭到清除。教会有责任帮助遭遇迫害的族裔，并进而得出结论：为避免政府剥夺剥夺基督教证道与信仰，教会有责任质疑政府，帮助受害者——即使他们不是信仰基督教的人士——以及最重要的——“当政府不再符合上帝的旨意时，教会有责任阻止车轮继续碾压下去”。最终，朋霍费尔放弃了美国的居留权，参与反对纳粹政权的活动中，并最终因涉及密谋刺杀希特勒被捕，1945 年 4 月被执行绞刑。在狱中，他完善了自己的神学观点，最终以《基督论》与《伦理学》两部著作流传后世。

Confessing Church 的分裂

随着战争的扩大，纳粹政权对教会的干涉更进一步，要求教会不得在教堂之外进行宗教活动，教堂和教会学校撤去耶稣像，挂上纳粹旗帜和装饰物。Confessing Church 分裂为两派：

温和派：承认纳粹政权的合法地位，服从其要求，通过妥协在不与政府为敌的前提下贯彻自己的教义和主张。

激进派：反对纳粹政权，帮助受迫害者，公然与纳粹政权为敌。

激进派代表 Friedrich Gustav Emil Martin Niemöller 与温和派发生了激烈争执，后者的代表 August Friedrich Karl Marahrens、Hans Meiser、Theophil Wurm 随即与国家主教 Ludwig Müller 会面表示效忠国家。此举导致两派矛盾加剧。

Martin Niemöller 1937 年——1945 年先后被关押于萨克森豪森和达豪集中营，战争结束之际死里逃生，以《起初他们》一诗为世人所铭记：

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Kommunist.

Als sie die Sozialdemokraten einsperr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Sozialdemokrat.

Als sie die Gewerkschafter holten,

habe ich nicht protestiert;

ich war ja kein Gewerkschafter.

Als sie die Jud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Jude.

Als sie mich holten,

gab es keinen mehr, der protestieren konnte.

之后激进派牧师联名致希特勒的公开信一事引起秘密警察大肆调查，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遭到该群体悔罪，而温和派对此进行了批判。两派最终走向全面分裂。

教会的艰难岁月与沉默的多数人

Confessing Church 激进派成员遭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多名成员未经审判即被关入集中营。1937 年，Himmler Decree（希姆莱法令）正式将 Confessing Church 定义为非法组织，超过4000 名成员入狱，其活动陷入低谷。

万湖会议确定的“终极方案”通过后，种族灭绝政策正式成规模实施。针对残疾人和精神病人的安乐死行为多数在教会所属机构进行，Fritz von Bodelschwingh 的温和立场导致教会对政府没有任何影响力。虽然温和派多名重要人物均对此向政府表示了质疑与反对，但一概遭到冷视。只有像 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 和 Ernest Wilm 这些少数派敢于公开谴责纳粹政权的暴力残忍，而他们也最终被送往集中营。

教会在战争期间面对大屠杀和暴力行为，整体态度是中立、沉默，不明确表示立场，而将责任推诿于下级教会，这也是地区教会往往是敢于直面和反抗纳粹暴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柏林教区在整个战争期间协助犹太人等群体离开德占区、为其提供粮食、药品、证件，多数组织成员也难逃被送往集中营的命运。而 Confessing Church 也最终于 1943 年公开指责纳粹对其他族裔的暴行。

总而言之，德国教会系统总体上对纳粹政权的暴行采取了妥协、回避、沉默的立场，只有极少数人基于信仰与人道主义精神反抗纳粹政权的暴行。而战时德国入伍者中基督教徒更处于矛盾的境地：是信仰耶稣还是希特勒。多数人的立场是“为国家，而不是为希特勒而战”。对于纳粹的暴行，德国教会系统“沉默的大多数”毫无例外要为因他们冷眼旁观造成的无辜者罹难承担应有的责任。

参考资料及建议参阅文献：

Eric Metaxas,Bonhoeffer,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

Victoria J.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92)

Klaus 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London: SCM Press/ 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89)

James H. Nichols,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1650－1950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6)

Kenneth C. Barnes, “Protestant Social Thought and the Nazi State, 1933－1937,”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29 (1987)

Helmreich, Ernst C. The German Churches under Hitler: Background, Struggle and Epilogu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Peter Matheso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Edinburgh: T&T Clark, 1981)

郭燕欢，纳粹德国下的「认信教会」(1933-1945)

冯小茫，纳粹时期德国新教中的教会斗争

另外音乐剧业内人士那位，没必要在不想回答的问题下徒添文字，您的这种行为才是导致知乎回答质量每况愈下的典型，或者说您还没想好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亮屁股。倒是好奇真的有几个人@您，自嗨需有度。

珠玉在前，献丑一翻。

1 新教

德国福音教会起初被认为是统一德国人民最理想的工具，在19世纪统一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并不像天主教一样服从一个权威。在一战时认为一战是一场针对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战，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互为表里。

典型代表是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视马克思主义为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去基督教化。在一战中参军，信仰爱国主义。早期4000万德国新教徒为纳粹的胜选立下汗马功劳。而纳粹和新教关系非常密切，参与教会活动，比如穿着制服布道，用一种极端的形象象征德国新教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之间的互相认同已经到达了极点。

1933年底，开始出现变化。虽然新教徒都是保守派，但大部分人相信是宗教而不是种族决定人的信仰归属，担心教会的纳粹化会失去他们的自主权。

反抗运动由具有学术背景的中产阶级牧师家庭发起，迪特里希·邦赫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为犹太人辩护。上文提到的马丁尼莫拉开始跳反，虽然欣赏纳粹，但认为教会的种族主义政治化威胁了新教传统。反抗运动从圣经学习小组开始，女性占了大多数，和德意志基督教徒的男性占据多数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信念来自圣经原教旨主义，从而和自由派与社民牧师划清界限。

帝国主教米勒（Ludwig Muller）开始清除宗教分子，但无济于事。1934年5月的巴冕会议上人心教会公开了教会准则，基于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的学说。

内部纷争持续一年多，1934年11月22日认信教会建立了德国福音教会临时管理会这样一个中央机构，米勒的地位变得无足轻重。

但总体而言，认信教会没有成为反对力量的中心，希特勒等人认为宗教事务过于敏感，容易惹怒群众，最后放弃从内部整合福音教会，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失败。但他们始终不反对纳粹的政治地位，只是反对他们干涉宗教事务。同时认信教会内部矛盾严重，大多数沉默者既不喜欢圣经原教旨主义也不喜欢基督教纳粹化。内斗的主要原因是一部分人要求驱逐非雅利安认，一部分反对。反对的理由是犹太人会受到永远的诅咒，因为他们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既然上帝已经惩罚他们了，那么人类就不能干涉。

虽然他们反对反犹运动，但他们始终优柔寡断，普遍认为怪谁也不能怪希特勒。有人认为上帝已经赐给他们一位帝国元首的，为麻烦负责的人应该是帝国主教而不是希特勒。他们反对反犹，但不反对纳粹。

2 天主教

纳粹认为天主教是国际组织，会影响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和精神团结。同时天主教还拥有自己的党派：中央党。他的多数党员忠于天主教而不是转投纳粹，因为天主教神父强烈反对纳粹党。

1933年7月，纳粹和教宗签署协定：德国政府会保护天主教世俗组织，作为交换天主教会承诺绝对不参与政治。但实际上纳粹一直在侵犯天主教的世俗组织。7月20日开始，所有报纸不得自称天主教报纸。希姆莱的巴伐利亚政治警察查封了“天主教机构的一切活动”。布雷劳斯的枢机贝尔特拉姆非常担心，向教宗庇护十一世报告。德国天主教认为表忠心可能会有助于遏制反天主教浪潮，在1933年10月10日宣布鉴定站在新政府和新德国一边。

事实上纳粹领导人知道攻击天主教会和传统有很大风险，所以推进很慢。一直到1934年的长刀之夜中才进行巨大的打击，屠杀天主教会的知名人士。但天主教会不但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反而和福音教会一起庆幸罗姆等褐衫军暴徒被杀。政府解释称遇害的天主教人士要么是自杀的，要么被击毙了。天主教居然非常满意。

不久，象征着保守派、基督信仰的兴登堡去世，纳粹的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失败。这两件事同时刺激了纳粹，他们加紧反天主教会运动。纳粹的意识形态鼓手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发表反基督教作品，否认灵魂不死等基督教核心教义，引来批判。这些批判被被纳粹认为非常危险。在1935年7月初，罗格森博在明斯特集会上批判天主教，引来1.9万名天主教徒上街抗议。

妥协已经成为不可能，盖世太保和希姆莱开始采取严厉措施限制天主教。限制集会、出版审查、制空财政腐败等用在1933年指控工会的手段原封不动地施加在天主教身上。在面临纳粹的迫害，天主教群体并没有放弃信仰。他们在去教堂和家访的时候进行自我辩解，老百姓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百姓相信他们，认为报纸上都是假的。纳粹本来希望把年轻人招进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生联盟，却被天主教神父强烈抵制。1937年，上巴伐利亚区政府表示天主教正在成为国中国，传播反抗思想。

而在奥尔登堡南部，冲突变成了公开对抗。教育局下令清除宗教建筑，而地方居民进行请愿抗议。当地居民在住宅和学校的十字架上进行装饰，在教堂塔顶装上大十字架，夜间可以被点亮。教区群众退出纳粹党。当地纳粹党领导人被迫撤销命令，在1938年国会选举中只得到了当地92%的选票，不如1936年的99%

在罗马教廷和纳粹的协议之前，梵蒂冈的国务卿、枢机帕切利就已经不断抗议德国政府。德国政府持续镇压天主教机构。1935年禁止教会赞助的音乐和戏剧上映，1937年禁止演出基督降生等等。在许多地区，当地政府想要整合教会学校和天主教青年组织，天主教神父都会在不经意间在言语上和他们发生冲突，这是30年代中期德国引起公开政治异议的唯一原因。

1937年在教宗的支持下，高级主教福尔哈贝尔起草了一份教宗通谕，列举了梵蒂冈对德国的抗议，偷运进德国进行分发，引起希特勒勃然大怒。这让他意识到天主教会可以在不引起盖世太保怀疑的前提下组织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于是下令没收通谕，逮捕保存通谕文本的人。到了1938年，绝大多数天主教青年团体都被解散了，逮捕政治牧师的案件大幅度增长。德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天主神父都收到过来自纳粹的惩罚。教宗的通谕反而恶化了教会和政府的关系。

除了惩罚，戈培尔加强了宣传力度，炮制天主教神父性丑闻，丑化天主教徒。戈培尔的目的是让普通教徒相信天主教会腐烂透顶，道德堕落。他的宣传见效了。1934年慕尼黑有84%的小学在宗教学校入学，到了1937年降到了5%。到了1939年夏天，所有的宗教学校都变成了社区学校，天主教的权力和影响力被严重削弱。明面上希特勒没有否决和教宗的协定，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废纸一张。

和新教教徒类似，天主教反对纳粹，但不反对希特勒。因为从俾斯麦开始天主教就渴望融入德意志民族，这冲淡了他们对纳粹的敌意。很多人幻想这些政策是高层在希特勒不知道的情况下实行的。

一直到战争前，纳粹的教会政策实际上都比较混乱无序。他们始终没有想好是走德意志基督徒式的强修正主义路线还是走彻头彻尾的异教路线，但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削弱教会这个意识形态的竞争者。在所有宗教运动中，唯一坚持抵抗的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叫“最热忱的圣经研习者”，又叫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只遵守耶和华的教诲，拒绝忠于希特勒、行纳粹礼、参加政治集会、参加选举。他们大多来自中下层群众，和德共与社民关系密切。他们在监狱里坚持信仰拒绝妥协。一共大约有3万人不到，1万人在监狱服刑，2000人在集中营里，其中950人死亡。

除此之外，福音教会和天主教会都在所有事情上保持沉默。他们一直是保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革命，西班牙内战初期革命派屠杀牧师和神父让他们相信纳粹垮台他们会更糟。而两大教会之间的隔阂也让他们不能团结起来一起抗衡纳粹。天主教会一直被俾斯麦怀疑，他们一直急于证明自己。而新教一直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