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民信仰为什么这么牢固？是什么因素制约呢？ 第1页

因为亚细亚的孤儿。

tungan是族群认同上的“无根浮萍”，真正的亚细亚的孤儿（一说台湾人是亚细亚的孤儿我不禁莞尔，福佬人客家人和外省人的故土尚在，海外华人社区尚在，台湾人远远够不上是孤儿，但是以这个为切入点深刻体会台湾人的心态，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共情的；还有人说香港人是亚细亚的孤儿的，这个真的有被笑到，我觉得和hker比pinky才是孤儿）。他们在东亚和内亚、甚至是广阔的ysl世界里的任何地方都是充满潜在危险的，会被作为“他者”的，被各路本土民族主义者（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汉人）拿来作为靶子的。

他们显然不是“汉人”，但也不是“非汉人”，可他们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乌玛的一员（在ysl世界里足够边缘化）——所以，他们不得不与他人抱团鸡蛋跳舞的，哪怕如青马这样的强力军阀；至于宁马已经直接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一样进可逐鹿中原，退可保境安民了。

于是，有人选择地域抱团如“爱我青海，大美青海；爱我甘肃；爱我宁夏，塞上江南”，有的人选择拥抱汉人做汉穆，有的选择拥抱宗教上的乌玛（这也就是题主问的“信仰为何如此坚定”，具体症状还有拥抱同样信仰ysl教的Turkish民族，多位有突厥或蒙古认同的哈萨克友人都表示过境内tungan是推动泛伊的主力），有人选择拥抱更广阔范围的“少民”（其中虽然包括前面他们的前东家蒙古人，但也包括别的少民比如说满洲人，虽然大清比朱明对他们不好的多），有人选择走上层路线，拥抱当前超民族的威权政权做“中华民族主义者”，有人选择拥抱境外白左的多元普世超国家体系……

和其他民族里主体性爆棚的民族主义fxs不一样之处在于，tungan民族主义者之所以作出一些看似逻辑完全无法自洽的左右互搏言论——“一会儿乾隆的大清压迫我；一会儿皇太极的满人入关入的好”，显然不是来自tungan具有主体性的民族主义，而是来自于他们缺乏主体性，作为客居民族祖源混乱且作为仆从军有“政治原罪”，而带来的在元以后的中国能立足的合法性诉求。

他们不得不，也必须选择，任何可以保护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的话术作为救命稻草。以至于清初苏菲教团编造出了“唐太宗做梦主动邀请回回来中国”（言下之意：你们皇帝请我来的，我不是仆从军，我有在此继续租住的合法性）“明朝皇帝信奉ysl教”（言下之意：反元的皇帝是也是tungan，租客反客为主做了房东，原住民有什么资格赶我走？）。这些言论不要以为是白寿彝想出来的，回明一谣传在tungan社区里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中期。这样的话术构建，并非他们不清楚自己色目人作为殖民者仆从军本来的族群来源，而是他们试图完成“从皇协军、移民到世居居民”，以获得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活下去的合法性。

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呢？信仰一个至少在中国境内是非普世的宗教（相对于元的景教、明朝的基督教的表现，并非说ysl本身非普世），是曾经的侵略者的仆从军，离桃花石甚至比西域的回鹘人、吐火罗人甚至是阿富汗来的普什图雇佣军还远，但是在异教徒的国度里迁越的比西班牙的摩尔人还远（tungan遍江南，你可以理解成中世纪的欧洲都柏林有一个巨大的异教徒聚居地）。但是出于朱明皇帝古典帝国执掌人的天可汗操作——导致他们最终从未面临如西班牙天主教双王驱逐摩尔人与犹太人一般的命运，而是从蒙古人的仆从军变成了客居、租住于这片土地的混血民族——此时，宗教成了维系他们的唯一纽带。这个宗教不能是普世的、对邻居怀仁的、试图救赎世人、满怀爱德和信德的基督教，哪怕是基督教异端（因为邻居都会变成基督徒，无法显示ethnic优越感）；也不能是过于封闭、小众的犹太教。

但是很遗憾的是，几百年历史里他们与自己的“东伊朗父汉母”均已经越行越远。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众所周知在各地都与本土世居民族（汉、藏、苗等）结下了血仇。但是倘若效仿另一个离散民族以色列回“东伊朗父亲”的故土复国，ysl世界已经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叫花剌子模了。不论是阿拉伯人或伊朗人，也断不会容忍第二个类似以色列的出现。本地居民里的库尔德斯坦已经够让他们头疼了。他们一旦过去，人数一多，只会被继续视作“中国人”，最典型的新闻莫过于哈萨克斯坦发生的东干人和哈萨克人的冲突了。

他们已经没有蒙古大汗可以为虎作伥了，当然也没有带清满洲皇帝骑在他们脖子上作威作福了，可他们依然是那么的特殊——

因此，世俗上，唯一能庇佑他们的，在中国只有超民族普世帝国威权政权（威权可保无民粹选举之凶险）下的“少民共同体”，以至于他们必须捏着鼻子忍受这些他们在同光年间无法忍受的非穆少民，也必须捏着鼻子无视tungan本身在清初和同治抗清的真实历史，为满洲大汗的入关洗地了——仿佛此时，自己就不是受害者一样。丁国栋、米喇印被他们自动无视了。

而宗教上，自然能庇护他们的是超国家的伊斯兰乌玛，而绝不可能是某个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或伊朗人的伊斯兰民族国家。这可以和马来人的islamism做对比，显然，在与华人印度人的冲突里，马来人民族主义政党的islamism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充满了“我是马来西亚本地人”的主体性，而且更巧的是，马来西亚也是有回回的（即华人穆斯林），看看马来民族主义者对他们的态度即可。这就能解释答主的问题了——为何tungan的信仰如此坚定？

对此，我认为《熟悉的陌生人》一书里有非常精确的类比：美国黑人。他们很像被“白人殖民者”（蒙古人）贩卖到美洲大陆（中国）的，来自非洲各个国家与部落的，被抹去了非洲大陆差异的痕迹的，重新在新大陆塑造的成的黑人。继而与原住民印第安人（汉藏苗羌）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无独有偶，在白人与印第安人冲突的过程里，确实有大量的黑奴或北方自由黑人也参与到了与印第安人的作战中。

——他们没有故土，他们没有姓名。他们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人，而不是非洲人。被林肯送回去了利比里亚，造成的是不被非洲黑人信任与怀疑的悲剧；黑人事务是美国的特色议题，而不是非洲国家的议题。

而在美国，他们与白人的矛盾无止无休。能凝聚美国黑人的，除了白人的“一滴血”政策和白垃圾的口嗨“go back to Africa”，就只剩下了——黑，这个肤色（即使大部分美国黑人都是混血）。tungan于是，也就剩下了islamism这个区别度不亚于肤色的特征。

而中美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的“白人殖民者”很快失势，而原住民们并不是弱势的印第安人。而温吞的中华古典帝国不是19世纪追求坚壁清野的现代国家，天可汗朱元璋也不是总统林肯，绝对不会，也没有移民公司把这些被蒙古人裹挟来的仆从军送回花剌子模。中国的多信仰“印第安人”们也远比“一滴血原则”“圣经与来福枪”的盎撒誓反教徒来得宽容，或者说矇昧、愚蠢得多。

相比tungan这个西洋镜和古典帝国味儿十足的称呼，模仿African Americans，可以称呼他们为Muslin Chinese。

但是，甚至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我对他们的命运将要比美国黑人悲观得多得多。

毕竟皇协军和奴隶还是不一样的，毕竟遍地都是原住民的中国和一张白纸一般的新大陆移民国家还是不一样的。而黑人的黑色皮肤只是生来如此，无法选择的体征，他不会主动指导人作恶，不会把人的灵魂也染黑。

他们不是东亚与中亚的原住民，是皇协军演变来的租客，这一时间点非常晚近尚可以追溯（撒拉尔更是如此），因此不能提出任何领土诉求，他们只是住在这里，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汉人藏人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随时可以下逐客令，重演西班牙双王驱逐摩尔人的戏码；

他们若是要回到他们自己已经不存在的原住地，依然会被本地的阿拉伯或印欧民族主义者视作外来者，视作来自东方的异端，视作第二个以色列，被群起而攻之，重演摩尔人被北非msl视作“西班牙人”的戏码。

这就是旧大陆两端的亚细亚与欧罗巴的孤儿的命运。毕竟——“矇昧的满洲皇帝弹压甘肃的叛乱与弹压余姚的没什么两样，天主教双王并非不想做天可汗，西班牙的神父也不是不想广布福音，文盲天主教或儒教peasants更不一定更厌恶他们的异教徒邻居。甚至西哥特以来的数百年屈辱记忆都可以变成谈判桌上新生帝国博弈的筹码，他们仇恨的“敌人”无知的无知，宽容的宽容，其心各异的其心各异——但是导致一切悲剧发生的主动权开关——也并不在基督徒与多神教徒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