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五个儿子是什么体验？ 第1页

我参加过三年解放战争、五年抗美援朝，是少尉军官，立过四次战功，58年26岁的我，通过审查，让我到军校学习深造。到军校报到后, 让我们先回家看看。半月后回来再开学。我在家看到的,听到的关于农村大跃进的事很多，返校后班里开会，班长先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军队干部，说班务会好，党小组会也好，上级领导要求我们给党整风。同学们，你回家里看到的，听到的，都可以说说 。要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第一个发言，把我听到的看到的都说了。并做了记录，给我念一遍，让我签字。半月之后学校给我写了一百多张大字报被打成右派。最后定案，因为我的家庭成分好处理轻，改成右倾分子，写进了个人档案，政治上被判处死刑。学，没有上好，深造的梦破灭了。59年被军队淘汰，转到北京邮局当邮车搬运工30年。

六零年，别人家三年自然灾害我家三十年

原因，一是、因为我是右派分子转右倾分子，我的 政治身份受到歧视。二是，我老婆没有工作，六零年之后，每隔二年连续生了五个男孩，定量低，吃得多穿的费，我的工资每月68元3毛1分，每月还得给农村的父母寄去十元，造成雪上加霜。

要问：我怎样把五个男孩养大结婚的，具体请看下面。我是怎样自救的

在叫爹爹不答 叫娘娘不应之际，61年12月，我由机械厂学习班，回到本单位中心局。因为我在机械厂和在永定门干营业 这两单位挨饿挨怕了，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干什么都行，不让我和老婆、孩子挨饿就行。最后我选择还是继续押运火车。因为押车是重体力劳动，每月能给49斤定粮，还能在火车上用三两粮票管吃饱，在外地还能买点便宜货，我决定，克服晕车继续押运火车。管我的韩九如，开始让我到转运，装卸火车，我不同意。所以我要求继续押运火车，领导同意了。

我突破了四关。

第一，晕车关，在车上吃了吐，开始连胃里的苦水都吐出来甭说工作站都站立不起来；同事劝我不要押运火车了，去干别的工作吧，我想，为了老婆孩子吃饱饭，死也死在火车上；通过三个月的锻炼总如好了

第二，炎热关。我与王允启一班，押运45次车北京到福州的火车，每十天一趟，杭州到金华白天气温42度，门、窗、电扇不敢开，怕刮跑信件。太阳光直射在火车的铁皮上，车厢内温度在50度以上，身上根本看不到汗，有汗立即被蒸发，坚持了多年。

第三，寒冷关。我与马家鹏一班，每七天一趟牡丹江，气温零下30多度，办公间的暖气管经常被冻坏，喝水杯里的水都被冻实，门把手粘手，在寒冷的车舱里搬邮袋，每一个往返要搬上万次。

第四，劳累关。在火车上不分昼夜，除了抓紧时间吃饭、轮流睡觉之外，就是干活。北京都要装五、六千个邮袋和报纸捆，每件都在10-15公斤左右，有的超过15公斤。开车之后，脑力劳者登单。我在前后两仓搬动邮袋分拣，第一遍，初分各个站应缷的邮件，做好与来单核对的准备，第二遍搬动邮件逐个核对有无缺少；一袋邮件在火车上只少要搬动2-3遍，甚至还要多。两仓邮袋搬完后，由于邮袋在地下拖拉，再装到火车上，车内的灰土呛到我的鼻子嘴里，鼻孔、牙缝全是黑的。然后再拆袋分拣信件，从北京开车 到唐山，一干就是4-5个小时。

我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每天1.05元的出班费，让老婆孩子吃饱饭，又为了与同事搞好关系，不管天冷、炎热，我总是捡重活干，一直干了30年。

1960年别人家三年自然灾害，我家三十年自然灾害。

因为我家五个男孩每天比女孩多吃二两不算多，长期下去不得了；我老婆再没有工作每月28斤定粮，我家每月至要缺少30多斤粮。我这个被军队淘汰的右倾分子被推到邮局，我只能自救。

办法一，押运一趟福州往返五个昼夜，在火车上每日两餐，每餐三两粮票管吃饱，我在家为了给老婆孩子省点粮食，少吃点，经常饿着半拉肚子上火车吃，结果在火车上吃的很多，同事警告我说，老尹饭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因为在火车上每人每日限制只能吃两餐，我从福州返回北京时，在车上吃第一餐时，我用大饭盒承回来分两次吃，吃一半留一半，天热怕坏，经常用开水烫烫留着下午吃。剩下下午这一餐，再用饭盒承回来带回家（足有一斤半米、一个荤菜）老婆孩子吃一顿。

我饿怕了，五个男孩心中无底，还不知到今后还能遇上什么困难，所以我特别简朴。我们到上海休息一天，别人在食堂吃半斤饭，买个甲级菜，我只吃五分钱二两粮票一碗的‘养成面’，空着肚子第二天到火车上再去吃。因为我经常这样做，有人就挖苦我。我们到福州邮局宿舍，吴宏泰对李清亮刺笑我说：‘老尹看到地下有一份钱他去捡，捡了一手痰’；真是他们不知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得饥。

二是，靠靠亲戚、邻居帮助，在和平二村卖菜的王惠珍她家五个姑娘 知道我家吃粮困难，每月给我家10斤粮票，我姐姐和妹妹家，她们每月也给我点粮票，就这样凑扶着生活。

以后押运科让我押运北京至承德邮车，那里没有餐车家中的吃粮就更紧张了。我每月拿凭票供给的20%的面粉到承德，一斤换一斤半的玉米面回家维持生活。以后我又看到市场上有买0.38元一斤的小带鱼，没有油煮着无法吃，那时我押运沈阳，邮政车与行李车挂在一起，行李车经常运送牛、马。到了沈阳我看到行李车地下的木槽沟里，有很多运输中漏撒的黄油与牛、马粪凝固在一起，不知道能吃不能吃，没有人要了。我到市场买了两个大塑料袋子，装了十多公斤带回家，把黄油加温，把粪末烧成灰烬再沉淀，炸三毛八分一斤的带鱼，吃了一冬天也没有药死。为了老婆孩子吃饱饭我什么招都用了，就这样度过了33年，1993年取消粮票我家才过了粮食关。

再看我的住房. 可把我惹急了‘造反’

我感觉领导总是把我当成政治劳改犯对待。1973年我家五个男孩七口人，宋玉符家三个男孩5口人，住在我隔壁同样大的七米长，2.75宽营业厅改的房间，单位给他两居室的楼房住上了。我问付科长窦国堂：“宋玉符家五口人，我家七口人，为什么不给我？”他的回答：‘你那是干着急！’可把我惹急了，我说看着谁着急！

回家我把宋玉符家搬走的门锁一撬我占上了。因为是我抢占的房，房管局不管改修，我自己从隔壁打门住进去了，一年之后这间房子终于批给我了。

1980年之后，我家七口人住着两间7米长、2.7米宽的长筒房，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的要结婚了，钱，我用的出班费准备好了，做家具的木头也准备好了，没有房怎么办？，我向管房子的郭俊英要房，他说，已经给你房子了，你的孩子结婚我们不管，让他到自己的单位要。我说，单位规定职工要够10年工龄以上才给，那么我怎么办？他回答，谁让你要那么多的孩子来！。我又问，你们让房管局给我把七米长的房子打隔断行吗？回答，你去找房管局去吧？我知道我抢占了房子他们对我不满，不会给我打隔断，我只好自力更生，自己打隔断，自己做门，把长条的两间房子改为四间，一、二、三子结婚各占去一间，四、五子和我们两口共四人住在九平方米的一间。以后我实在无法住，只好自己捡砖在院门口盖了一间三平方米的小房，住了六年；我盖小房和给儿子盖厨房，我总共做了六个门。

1992年单位又分房还是不给我，我坐在党委办公室不走，要求党委书记刘兆英到我这个九死一生的老兵住处去看看。我便质问他，你们让我住在三平方米，高1.8米的小房、下雨漏，冬天有煤气，夏天的然热你们忍心吗？。以后给了我沙子口一间12平米的南房；终于有房住了。

有一次把我气急了 真想把副科长窦国堂的腿砸断

77 年我押运北京至牡丹江的邮车，北京缺木头王振明等人在牡丹江有熟人，给他很多的像铁道枕木一样的木头，用邮车带到北京。按着铁路规定是不准带。我看到别人带我也想带，但是没有门路。这时哈尔滨我有个哥哥，我对他说，我的五个孩子没有床铺板睡觉，你能否给我找几块。他给我了八块两米长的木板，捆了两捆送上邮政车让我带到北京。没想到窦国堂半路从锦州上邮车，被他发现，他当时不说，被他跟踪。到北京站他坐在站台上看我怎样拿走。邮件卸完后，我从车后门将两捆木头卸下，扛着就走，窦国堂下了站台就跟踪我了。我停下，想对他说说木头的来由，承认错误让他放过，结果他离我十多米也停下来。我生气了，扛起两捆木头继续走，我在想你要从我肩上拉木头，我就借你的力量倒在你身上，砸断你的腿，把事情闹大，进法院解决。结果窦国堂没敢动我。我没进值班室交班，扛着两捆木头（由北京站后门到和平二村有两公里）回家了。以后窦国堂快速的进了值班室，对值班员霍安远下命令说：‘老尹扛着两大捆木头走了，你们快去追！’值班员霍安远急速出动追，没有追上又返回了。第二天我应该到科里去学习，我知道一定要点名批评我，结果我没去。第三天下午又让尹传霞到家传我，让我到单位，我还没去，我知道我惹事了。

第四天该我出班了，我到值班室就把我扣下了，借此机会 我准备以守为攻。

工会主席甄西汉 提前把一间房子摆上三张桌子，铺着白布，上面放着暖壶和茶杯，让我进去受审。我进门一看，科长王丰年坐在当中，右边是科员，左边是工会主席，摆设很严肃，真像个审判室，我站在桌前科长审问开始了。

问：你为什么前天不来学习？

答 : 天气结冰了，我的五个孩子还没有棉鞋，到大红门我姐姐家借钱去了。

问，你的两捆木板从哪里来的？

答：我家五个孩子没有床铺板睡觉，我哥哥在哈尔滨他知道后给我的，你们要罚我，我可以拿运费。但是，我不承认错误，你们拿我当右派不管我，我还不能自救吗？

科长王丰年与甄西汉工会主席点点头说：‘给他补助点’。 1977 年，我这是第一次得到 40 元得补助，给五个孩子每人买了一双棉鞋，又渡过一个冬天。

我的孩子就业难

我总是认为，他们把我当成劳动改造政治犯对待。比如说： 92年邮局大楼盖好了，缺空调制冷人员，我的五儿子，正式制冷学校毕业。我找管人事的刘小明问：咱们要不要制冷工人，他说要。我又问需要几个，回答要三个。结果连我儿子来了三个。由五月一日实习到七月一日，他带来的那两个人被留下，把我得儿子哄回家了。管人事的换了一位姓王的，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我儿子了？他回答：‘用人的单位要我们就要，用人的单位不要我们就不要’没有什么原因。

第二期北京西站建起，邮政中心局需要60名司机。这时我四儿子在内燃机总厂下岗，（他有大小汽车司机本子）。我找姓段的人事，他开始说：‘人数够了’，我说我在本局干了30年连个接班的人都没有，您看看插进一个去吧；他一拍屁股说：行。结果无影无踪了。

小结，我到邮局三十年的生活背了30年的政治抱负，使我的孩子吃饭、住房、孩子就业，产生了很大的困难，直到退休我的思想包袱才慢慢地放下。

要问我是怎么放下包袱的？我找到原因，主要是国家穷，毛、刘分歧政局不稳，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狼多肉少。干部先上楼台先得月，吃到肉的高兴，吃不到的骂大街，这些都一些自然规律，不愿毛泽东共产党。

要问为什么贫穷？建国时毛泽东就说中国一穷二白，我说一点不假，把几代老祖宗储存的金银财宝全被国民党转到台湾，再加上国家三年半抗美援朝战争，中国能不穷吗？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还要国防建设、还国家的基础建设，哪里有那么多的钱？中国的老兵太多了，照管不过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