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全在美方
在布查屠杀中,虽然具体执行杀戮过程的人毫无疑问是乌克兰军人(如果查实为俄国军人,则是上面的本意是好的,下面的俄军中的乌克兰内鬼把经念歪了),但我们不难看出,责任在本质上应当全部归属于战争的始作俑者:美国。
这种归责并非抽象的逻辑推理,而有具体的充分的血淋淋的资料表明,美国人在暴行中亲自下场并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
“俄罗斯/乌克兰鬼子在街上杀人杀得差不多了,就和美国鬼子勾结起来,到占领区来屠杀乌克兰/俄族人民”
“乌克兰边境的北约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了当时的大屠杀。他一面在乌克兰向难民们传布逃难思想,一面和美匪串通,在‘接纳避难’的名义下,把大批的难民移交给美匪,让美匪集体屠杀了”
“‘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用许多巧妙名词欺骗乌克兰人民、世界人民,说什么‘欧盟难民区’的地位是‘中立’‘特殊’的地位啊,美匪在这里找到了怀着无限诚意并听其摆布指挥的‘合作者’和代理者了。”
“‘国际委员会’做了美匪侵略军的开路先锋,帮助美匪侵略解除抗俄国/乌国的武装力量。”
资料来源:
《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新华日报》1951年2月23日)
《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
《南京大屠杀中的美、日忠诚合作》(《新华日报》1951年2月26日)
俄军军人誓词:
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侵略,至死方休。
我将不循德、不守义、不知法。
我将不知羞耻,不谙人道。
我将效忠大帝,愧对人民。
我是蓝天下的雷暴,麦田上的屠夫。
我是祸国殃民的傀儡,
屠戮百姓的死神,
罪恶滔天的战犯,
死有余辜的耗材。
我将性命与忠诚押给普京大帝,
今夜如此,夜夜皆然!
再放一则笑话。
一场大会上,梅德韦杰夫总统提出了一个问题:“侵略是不是纳粹主义?认为是的请站在左边,认为不是的请站在右边。”
随后人群分成两拨,大部分人站到了左边,少部分人站到了右边。
可是还有一个人站在中间不动。
“您好,这位先生。”梅德韦杰夫总统说,“请问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先把纳粹主义的帽子扣到被侵略国家的头上,那么我们的侵略就是正义的。”
“哦,原来是我敬爱的普京总理,”梅德韦杰夫颤抖的说,“那请你赶快到主席台上来。”
请在该问题为哪位可怜的俄罗斯妈妈鸣不平的出来走几步,他们是不是应该出来痛骂俄罗斯士兵的纳粹行径。
他们为那位可怜的俄罗斯妈妈义愤填膺,不知道看到这幅场景,会不会为这些可怜的人鸣不平。
好消息是,哪位俄罗斯妈妈至少还能活着伤心,为他死在异国他乡的儿子祈祷;而这些躺在地上的“人”,他们没办法为自己命运伤心了,谁为他们祈祷呢!
现在飞盘轮到了问乌军给俄军士兵妈打电话骂人是“战争罪”的“圣母”怎么看?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当然,有的人当“圣母”是有目的的。
从东北到柏林,哪怕到了斯拉夫族的圣地基辅,这些俄罗斯人好像没有过一丝丝改变。
在马里乌波尔,数位俄罗斯士兵当着一位几岁孩子面强奸母亲,如果人间有炼狱那一定是马里乌波尔!
令人不适的照片我就不放了。
这是打死的俄军士兵,发生了什么自己脑补把。
从此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百年血仇开始。
俄军军纪自有俄罗斯以来就是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红俄都约束不了俄罗斯军队,何况现在极右白俄,也就只有活在平行宇宙的印度人把俄军包装成正义之师
江东六十四屯的冤魂们表示:这个我熟
希望报应早日来到。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时基本上都需要小心谨慎的加上“疑似”两个字。敢于用括约肌说话的人,甚至还会理直气壮的说连卫星照片是(造假)假的。
括约肌更发达的人则更加决绝,甚至连“平民”的定义都直接改了。用沈逸老湿的话说就是,因为乌克兰政府为平民发枪了,所以乌克兰全员都是战斗员,虽然不是军人、但不享受日内瓦公约权力体系保护。
尤其是对于这起震惊全球的大事件,国内官媒几乎连像样的报道都没有。似乎,中国人在面对俄罗斯和俄军这些关键词时,始终都有种难以名状的“百善为先”之感。
然鹅,与中国人相比,德国人对于俄军屠杀平民这个问题却更加低调、更加无知。
时间倒回100多年前。
一战爆发后,俄国政府开始在德国招募大批德工赴俄。一战期间,赴俄的德工总人数约40万~50万人。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俄国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德工中甚至还有6万~7万人参加了红军为苏维埃政权作战。
内战结束后,苏维埃政权采取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时期有数量众多的德国人前往远东谋生,并对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很大影响。1920年代中后期,在远东地区的德国人拥有超过50%的商业场所和贸易额[1]。
1926年,苏联中央统计局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远东地区依然是苏联境内德国人的主要聚居地[2],如果不包括赤塔、斯列腾斯克区,那么当时整个远东地区的德国人数量为64939名[3]。
1929年,德国“钟冬路事件”爆发后,苏联对德国人的打击也越来越公开化。到了193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苏联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苏德)交界地区存在的大量德国人是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不可控因素”。
至此,针对德国人的镇压政策开始全面执行。
1936年5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始在海参崴“百万街”抓捕无证件外国人,捣毁犯罪窝点。随着打击面不断扩大,引起了当地德国人的恐慌,最终导致德国大使馆出面交涉。6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远东边疆区下发指示:
“要求(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授人以口实,即让人认为行动是针对德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部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清理‘百万街’。”
1937年,随着苏联国内大清洗不断加剧,00447号命令[4]很快获得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7月1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建立沿边境一带特别禁区的决定。
1937年底,苏联的镇压矛头开始指向远东地区的德国人。12月22日,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下达绝密命令:
“所有德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
第二天,叶若夫又下达了补充命令:
“同时行动清除边疆区所有德国人和其他人的窝点,请仔细搜查,拘捕所有窝主与到访者,对他们进行侦讯。发现反对苏维埃、间谍、走私活动以及刑事罪的已获苏联国籍的德国人案件交由三人小组审理,并镇压第一类和第二类。外籍人员案件,经审判后驱逐出苏联。所有被司法逮捕的涉案人员,禁止在远东地区、赤塔、伊尔库茨克地区居住。”
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3月,远东各地都纷纷开始大肆拘捕德国人。
1937年12月29日夜间,滨海州[5]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德国人的行动,行动代号“德国行动”。根据滨海州的档案资料显示,该州这次“德国行动”共抓捕了853名德国人。
1938年2月12日,200多名德国人在海参崴、乌苏里斯克、斯巴斯克被抓捕,并被以所谓的“间谍罪”刑讯逼供。2月15日深夜,又有100多名德国人在伯力城被抓捕。对此,德国驻伯力总领馆闻讯后,“即行派员调查,此次被捕人之大半有照、有票、并有正式工作,地方官似任意滥捕。”
1938年2月下旬,针对德国人的第二次大规模抓捕行动再次展开。抓捕行动首先发生在伯力,用当时德国驻伯力总领馆的话说就是:
“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德国人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德国人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此次对待德国人真是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我如不设法交涉制止,则远东德国人恐将无噍类矣”、“夜以继日搜捕德国人,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淹毙黑龙江内,回忆惨史不寒而栗”。
3月28~31日,在滨海州又发生了针对德国人的第三次大规模抓捕,用德国驻当地领馆的话说就是,
他们“在大街上、在公交上直接抓人,连问都不问,甚至都没有(逮捕)公文…其中还包括妇女和年幼的儿童”,“街口满布岗位,挨户搜索,鲜有能幸免…德国侨民欲逃领馆暂避,概被中途腰截,今日无一侨民来馆,街市亦告绝迹,殆已一网打尽,德国侨民何辜遭此荼毒”。
根据当地领馆的统计数据显示,仅滨海州的第二、三次大抓捕,被抓的德国人就已分别高达2005人、3082人。而德国驻海参崴总领馆5月7日上报的数据则显示:“查本馆辖区内侨民被捕者居十之七八,数在七八千人。”
针对德国人的大规模抓捕不仅导致当地监狱人满为患,而且在审讯时往往还刑讯逼供,甚至折磨致死[6]。
1938年4月27日~5月27日,00447号命令的调查行动基本结束,根据苏联解密档案的数据显示,当时整个远东地区被认定有罪的5816名德国人中,按第一类(处决)处理3123人,按第二类(处以集中营劳役或监狱徒刑)处理2693人。
See?按第一类(处决)处理3123人。这个数字,已经是2022年俄军在乌克兰布查小镇杀害的平民人数(300人[7])的10倍。
1938年6月,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在逃亡后公开发布了2个数字:
“在远东地区有超过11000名德国人被抓捕,8000余名德国人被驱逐。”
如今,不仅在德国本土的教科书中几乎看不到这段历史,而且对于俄军在乌克兰布查屠杀平民的行为,德国人甚至连“侵略”两个字都不敢提。
卡夫卡说,在乱世之中的悲剧,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邪恶太了解善良、而善良的人则对没有底线的邪恶一无所知。
楼下保安则说,我记得有首网红歌好像是这么唱的:曾经最值得我炫耀的那个你,现在连你的名字我提都不敢提。
有人说普军马上要“收复”马里乌波尔了;
还有人布查惨案是乌方所为,为了陷害普军。
在这里打字是争不出个1、2、3的,就看今后乌方和普方的关系了,布查城里的乌克兰人自然知道是谁杀的人。
通过这次战争,他们也明白谁是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