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随着欧美对于西方对于我国碳排放总量上升的指责越来越大,在互联网舆论中,“碳排放”似乎总是和一些负面印象相关,而且论起人均碳排放量,其实我国远远低于很多西方国家。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完全可以忽视“碳排放”问题,尤其是在这一问题背后还藏着更大的问题:2021年的实话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我国也在这一年的夏秋交替之际遇到了罕见的“北多雨、南高温”的天气状态,甚至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下,我国的国家气候中心表示,灾害应急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中指出,未来几十年里,所有地区的气候变化都将加剧,极端高温、降水事件等将越来越频繁。
而极端气候频发(并非指某次极端气候的个例)的元凶正是老生常谈甚至因为谈了太多年几乎要被人们忽视的“全球变暖”。
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气候变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议题,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以应对 气候变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尽管这些年来,美国和加拿大相继退出协议,但作为人口最多同时国土非常广袤的我国,在经济得以发展后的这几年来,也越来越肩负起了更多迎接“碳中和”挑战的责任。
今年,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
回到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
因为手机以及与手机相关的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消费和娱乐甚至手机本身的生产过程中,都在消耗电力,而我国目前电力主要来源是火电。如果所有人都减少使用手机的频率,的确可以减少一定的碳排放。
但哪怕所有人都不用手机,仍远远达不到对我国碳排放有明显遏制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国碳排放的大户按照排放量算的话,分别是能源部门、工业部门、交通部门、建筑部门、农业和土地利用部门。用户在手机上的使用与手机与其衍生产品的工业化批量制造在其中并不占有什么重要地位。
但是,这个问题并非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在其背后是潜藏着一种的确能对碳排放起到有效遏制的可能性:
一是普通人在碳排放上的认知变化,二是依托手机背后的移动互联网兴起的互联网企业在战略方向上的调整。
当一个普通人愿意为减少碳排放而有意识地思考手机与碳排放的关系的时候,至少他已经意识到了降低碳排放的重要性。
而互联网企业在战略方向上的调整就更值得说了。首先,互联网企业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本身承担着不小的社会责任,而与此同时,又掌握着一定的先进生产力,而在国家战略调整下,本就需要将自身发展进行新一轮的定位布局。也就是说,在我国提出碳中和步骤与目标后,互联网科技企业有配合的责任、有配合的能力、同时还有配合的需求。
我举一个例子:早在3g时代,就有科学家指出,3g观看视频的碳排放量是wifi的8倍,而如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指出5G总能耗可能是4G的4-9倍。
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通过诸如山东青岛所采用的智能电网手段(通过削峰填谷电源在用电低谷时段储存能源,在高峰时段使用储存的能源为5G基站供电,单基站将节省电耗20%)这样的手段,以及运营商持续创新技术手段和运行模式以外,其实最立竿见影的办法是通过4g和5g的商业化应用,达到帮助其他碳排放更高的行业比如工业建筑业等部门的节能减排,比如我们最熟知的物联网技术下的自动操作。
我再举一个例子,旧手机可是碳排放的大户,我国国内一度因为废旧手机回收业却急缺专业化和规模化的龙头企业而导致与手机报废所产生的碳排放量难以下降。
而在帮助其他行业节能减排与手机回收这样的环节中,互联网科技企业能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当然了,就像我国在不断加强对“碳中和”目标的重视过程中仍不断提及“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样,目前来看,“碳排放”不能一厢情愿地一减到底,也不能忽视不管,而是需在保增长和低排放并行的双重压力中进行平衡。
手机开一天产生的碳排放才多点。
请白人老爷们少吃牛排少养几头牛?来得更有效。
比尔·盖茨的新书《如何避免气候灾难——已有的解决方案和尚需的技术突破》,也关注了牛养殖给环境带来的压力。
在该书中,比尔·盖茨将碳排放主要来源分为五大类:电力(25%)、农业(24%)、制造业(21%)、交通(14%)和建筑(6%),其他各类来源占10%。书中称,如果全世界所有牛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碳排放水平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美国。
请白人大爷们少吃点牛排?难么?不会吧?不会吧?
暗合国人心态:能贪是一种能力,而清廉是一种迂腐。法治与规则则只是御下的工具——被其束缚之人自然比不上操弄规则的人。
至于说工作能力,一个格格不入的人能身居高位,能力上怎么可能反而不如行贿上去的贪官?但是舆论要这么去引导,只能说现在的社会,普遍认为贪污不可治,只能尽量“为我所用”,一厢情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