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詹姆斯·C·斯科特？ 第2页

虽然这位写出《农民的道义经济学》《逃避统治的艺术》等巨著的学者被很多人认为是安那其主义者，但我想把“反对工具化管理”、“反对极端现代化意识”和无政府划等号还是草率武断的。

事实上在作者的著作《国家的视角》导言中其本人已经否定了这一“指控”.翻过这本书的恐怕并不会对其本人和CIA之间的事感到有多诧异.也不会对他的保守立场和转变趋势感到突兀.

指责我无政府主义。我已经清楚地阐释过了，国家是一个令人苦恼的机构，一方面保护我们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我们的自由。
我的观点是：一个受到乌托邦计划和独裁主义鼓舞的，无视其国民的价值、希望和目标的国家，事实上会对人类美好生活构成致命的威胁。一般情况下，国家并非如此残酷，但我们需要权衡国家干预带来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

他本人专门制造出“极端现代主义”这个词表达对乌托邦与国家联姻下激进社会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的忧虑.

我认为多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国家发展的悲剧都来源于三个因素致命的结合。第一个因素是建立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我们在科学林业的工作中已经看到了这种雄心，但这里它已经发展到非常广泛和疯狂的地步。“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可能是表述这种雄心的合适词语。作为信仰，它为许多不同的政治派别所接受。...他们设想了全面理性的社会工程，这些工程包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改善人类生活。作为一种信仰，极端现代主义并非为某种政治倾向所独有：我们将会看到，左翼和右翼都有极端现代主义。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欲望，现代国家提供了实现欲望的工具，无能的市民社会则为建筑（反）乌托邦提供了平整的基础。

简直可以说在反对乌托邦式的“对复杂性多样性的简单化”、极端的现代主义意识、美学信仰和乐观主义等方面上异常的积极.

所谓“极端现代主义”是一种什么理念呢.

构想过国家自上而下地重新设计，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变得更加简单高效从而使得国家能建立更为精细的税收和兵役制度、更加有效地对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行治理。但这只是实施那些社会工程的动力之一。另一个动力是，从19世纪起，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也越来越不仅仅被看作是强化国家能力的工具，而是被作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新奇的观念，在此之前，国家的中心目的主要在于扩大统治者财富和权力。

简言之，这就是斯科特对“为什么国家要积极地推行那些社会工程”这一问题的回答。“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将自己的治理对象`清晰化`和`简单化`来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这其实都算老生常谈了。

但这种谋福祉的理念之所以能旺盛发展，源头却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以及对自然甚至人类本性的控制能力的超强自信——此即极端现代主义。

这简直都快有哈耶克那味道了——“理性的僭妄”、“致命的自负”...不同之处在于斯科特并不是个站在原地不动的人

斯科特将这种信念称为“极端现代主义”（High-Modernist）的意识形态。而哈耶克则会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僭妄（哈耶克，2000），且在他看来，这些项目在其设计的一开始就因其“致命的自负”而注定要“走向奴役之路”，或者换句话说，社会工程因其根本的认识论错误本身就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可是，如果我们把社会工程的失败完全归结为设计这些项目的“理念”本身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接着解释，为什么同样是在极端现代主义指导下设计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工程”，有的就可以实现它的部分甚至全部目的，而有的缺完全失败了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历史上那些试图改善人类处境的项目中，至少成功的项目和失败的项目同样普遍。而且，即使是那些失败了的项目，也并非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效。比如，苏联的集体农业至少在建立有效的税收和控制制度上取得了成功，而在生产上，虽然生产诸如水果、蔬菜、奶制品这样的作物时是彻底失败了，但诸如小麦、大麦、玉米这样的作物时却是比较成功的。斯科特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一些具体的项目上，他试图从这些项目所针对的对象本身的性质来进行解释：例如，覆盆子浆果这样的“资产阶级”作物不仅娇嫩，而且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地方知识，所以只能采取家庭种植的方式，而小麦这样的“无产阶级”作物的要求则简单的多，它天生的就适合大规模的农业和机械化。然而，这样的解释虽然有道理，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适合这样的解释，而由此引发的问题甚至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比如，如果说某些事物与集体化制度或者计划经济具有天生的“制度亲和性”（这是斯科特自己使用的一个术语）的话，那么，在探讨那些失败的项目的原因时，是否就应该更为细致地划分出各个项目的不同类型并做逐一的解剖呢？

他怀疑的不是科学、专业化的现代化，而是怀疑打着现代化的名义去实施简单化的大型项目，而忽视本地化的经验。他不仅是对理念设计的简化加以批驳，更批判实践层面的简化——也就是（只）暴力.

指责我的观点是毫无原则地崇拜那些地方的、传统和习惯的知识。我想说的是，我的观点不是说实践知识是自然的、神秘的和平等状态下的产物，我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正式项目所忽视的那些实践知识的参与，正式的规划是无法立足的。

但结果就是这么深入下去他会意识到乌托邦本身并不是个问题，而是与国家还是市场联姻的问题，是照搬抄作业还是本土化实践的问题.而斯科特都支持后者.他更擅长看到那些革命中的不合理的代价——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非蠢即坏得过头.但如果真的了解其心态，应该容易意识到在今天他可能又会反对另一种相反的极端.

回到在东南亚的那段时间，我只能揣摩他那时候的学术心态和催动下的行为逻辑，或多或少也是一种本土化的、传统的、保守的执念，对简单粗暴的模板生产实验田般的革命的反感与质疑，对地方权力生态的内部逻辑的洞察产生的犹豫，而这种执念在今天左派看来却又似乎过于保守乃至迂腐了，虽然在我看来什么“背叛”也还是一厢情愿的成分更多。

事实上把这件事上升到安那其整个群体上是有点荒谬的——当然也是很喜闻乐见的。包括老爷子自爆的行为和动机，你说这是经典安图康也好，保守心态也罢——

当然更大概率是一个知识分子需要一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