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上有哪些不起眼的小发明改变了战争形态？ 第1页

呃，有不少知友问我

的回答《

》靠不靠谱，这里我就统一答复一下吧，顺便也简单说说美国造船业的兴衰史。

————

美国在二战期间流水线制造自由轮、货轮改建护航航母（护航航母与舰队航母之间的差别，就相当于解放牌卡车与59式坦克之间的差别）等都确有其事，也都对二战的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的算法与今天造船业的算法并不一致，导致有的知友产生了误解（比如问我「四天真能造好一条船？」「为什么现在造一条船却还要一两年？」）。——当然这也不能怪蒋校长，毕竟，现在网上关于自由轮的材料，大多没把当时与现在造船业时间节点的差异说清楚。——所以接下来我先梳理一下现代造船流程中的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再与自由轮的建造流程进行对比。

第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开工

要把钢铁厂生产的钢板变成船，首先就需要将其切割成需要的形状和尺寸；切割第一块钢板，就意味着某条船开工了。现代造船一般用热切割，所以开工又称「点火」，一条船（尤其是同一系列的首制船）的开工点火仪式是比较隆重的，一般会由船东方的某位大领导按下热切割机的开关。2014年底某厂为某重大型号首制船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因为请的庆典策划公司缺乏保密资质而引发了泄密事故，还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曾经的明德重工一条船的开工仪式，引自《http://www.shipol.com.cn/xw/cshq/208528.htm》

这里要强调的是，现在业内计算造船时间，都是从开工点火算起的。切割好的钢板经过种种处理工序后拼装焊接成小组立件，小组立件再拼装焊接成大组立件，大组立件再拼装焊接成分段或总段，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了。上述过程由钢材加工和分段制造部门完成，而这些部门一般都在有顶棚的厂房内，所以开工点火仪式基本上都是在室内的。

这里再解释一下总段和分段。将船体从头到尾切成几段，每段就是一个总段；再将每个总段切成左右两瓣或者上下两瓣或者上下左右四瓣或者再多切几瓣，每一瓣就是一个分段。组立件是拼装焊接成分段还是拼装焊接成总段，取决于船舶的尺寸重量和船厂的吊重能力。

第二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入坞/上船台

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首个分段或总段进入船坞/上船台常被误称作「铺设第一根龙骨」「铺设龙骨」，实际的造船现场已经看不到「龙骨」这一结构、自然也不存在「铺设龙骨」这道工序。

《 沪东中华埃克森美孚/商船三井第二艘LNG船入坞-船舶行业第一门户-中国船舶在线-船舶|中国船舶|船舶市场|船舶配套|配套产品|船东船厂|航运|船用物资|船舶系统》

由于船坞和船台一般都是露天的（当然也有少数壕厂的船坞是有顶棚的），所以入坞/上船台仪式一般都是露天的，这也是其与开工仪式的一个明显区别。

第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出坞/下水

船的主体结构在船坞内/船台上建造完成后就可以出坞/下水了：船台上建造对应，船坞里建造对应出坞——不过许多时候媒体也不作区分、统称为「下水」。

《 沪东中华建造的3.8万吨化学品船首制船下水－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第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完工

船舶出坞/下水后，拖到码头边上（有的还需要再进船坞）经过一段时间的舾装（可以理解为装修）就基本完工了，接下来还要试航（有的船还需要多次试航）并针对试航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全部改好并得到船东船检认可之后才能正式宣告完工。船舶建造工作到此为止，再往后的交船什么的就不算在建造里面了。

上面就是现代造船业一般的造船流程。在整个流程中，从入坞/上船台到出坞/下水所需时间并不算很长。比如我经历过的一条82000载重吨散货船的首制船，从开工到上船台四个多月，从上船台到下水两个多月，从下水到完工三个月，总共十个月，船台周期只占大概四分之一。

————

看完现代造船的四个重要时间节点，再回过头去看自由轮的建造，就可以发现：各种宣传自由轮建造之神速的材料中，所统计的建造时间大多是从铺设龙骨算起、到下水为止。（那时还真是「铺设龙骨」。）

而且，与上面提到的现代造船业通行做法不同，自由轮并不是试航-彻底修改之后才完工交船，而是大差不差就交船了，直到现在美国海军接收舰船仍然是这样，比如DDG-1000「朱姆沃尔特」号，在美国东海岸入列服役后还得跑到西海岸的圣地亚哥去安装金坷垃，啊不，是安装设备，中途还在巴拿马运河断腿了2333——这是「去尾」。

另一方面，自由轮结构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个直来直去的铁盒子，不用搞什么分段/总段建造法，也不用什么预舾装技术，直接把组立件甚至钢板往船台的脚手架上扔也不嫌浪费时间——这是「掐头」。

这么一番掐头去尾、调整统计口径下来，中间剩下的自然就短了；更何况那还是在战时，船东船检的人估计也不会来找茬，船厂更是飙得飞起。——代价就是质量不咋地，两千多条自由轮里面，有将近十分之一发生了船板开裂甚至船体折断的事故。不过反正设计寿命只有五年，质量差点也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虽然设计和施工都很捉急，但好在战时不计成本，所以可以直接用增大船板厚度这种简单粗暴、不影响建造速度的方法来补强，以至于后期建造的自由轮的船板耐腐蚀余量很充足，只要没开裂，再加上充足的保养经费，就可以撑个几十年到现在。

————

在很多人心目中，二战中「下饺子」是美国造船业的巅峰、是其无可匹敌的工业实力的象征，我一度也这样认为；但在不久前，我才知道，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来看，二战中的辉煌实际上是美国造船业的回光返照。

这里我也懒得打字了，直接把之前发表的文字摘引过来：

早在二十多年前的1993年，美国知名航运企业家、上海交通大学校友赵锡成，就曾向当时的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赴美考察人员介绍过美国造船业的兴衰史。（曾任美国交通部副部长、劳工部部长、11月29日刚刚被特朗普提名为下任交通部长的赵小兰，就是赵锡成的女儿之一。）笔者最近拜读了赵学长当年的讲稿，发现了一些略带颠覆意味的有趣信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下饺子般流水线制造“自由轮”“胜利轮”和各式军舰的历史，很容易给人带来“几十年前美国造船业曾经很发达”的印象，但这只是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如果排除二战这一段时间，从19世纪60年代起至今，美国造船业已经经历了150年左右的漫长衰退！

美国造船业曾经雄踞世界第一，但那是在木船时代。1785年至1855年，依托北美洲丰富的木材资源，美国的造船业生产了一系列强度高、航速快的木船。在这段时期内，虽然美国工人的工资较英国高25~50%，但船的造价却比英国低30~50%。从1845年到1857年这十余年间，美国下水的船舶总吨位为340万吨，而英国只有180万吨。

但是，随着19世纪70年代平护炼钢等新工艺的发明，钢质海船成本骤降、得以普及，英国造船业迅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和造船强国，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平均造船成本比美国低60美元/吨，压得美国造船业完全抬不起头。

20世界下半叶，世界造船业的重心开始从欧美向东亚转移，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造船业的建造成本平均已是日韩等国的两倍，而且交船期要迟3~18个月。

也就是说，美国造船业从工业革命开始就逐渐失去竞争力了！

——《杨爱红：美国“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为何断腿？根子在美国造船业》

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讲，自由轮就是典型的大干快上、粗放经营的产物（当然这在战时是合理的），是我们在和平时期应当摒弃的生产模式——事实上，只要到了和平时期，美国造船业的这一套搞法自然就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

从上图中就可以看到，除了一战和二战两个高峰，美国造船业的市场份额实际上是一路萎缩。只要战争结束，美国造船业就迅速被欧洲（尤其是英国）造船业夺走市场（当然后者后来又被东亚三国夺走了大部分市场）。

美国造船业到了今天已经萎缩成几乎只有造舰业，蒋校长最后的那张配图似乎也是为此作注脚（如果不是认错船、贴错图了的话）：

T-AKE-5这艘干货补给船虽然也名叫「罗伯特·皮尔里」号，但与几十年前的那艘自由轮不同，几十年后的这条同名船从上船台到下水用了足足十个月……

————

最后还是答一下题主的问题吧：战争史上有哪些不起眼的小发明改变了战争形态？

我推荐潜艇。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最早的实战潜艇诞生。而在诞生之初，相比于南北两军五花八门的新式武器、尤其是相对于炮房铁甲舰和炮塔铁甲舰，潜艇确确实实就是个不起眼的小发明。此后的几十年间，潜艇也一直是不怎么起眼的小玩具。

直到一战爆发，世界各国才终于被潜艇教做人。

一块不起眼的小小钢板，帮助美军打赢了太平洋战争

尽管技术含量不高，但使用至今的马斯顿垫是二战中最重要的发明。马斯顿垫的名字来源于最初生产的地方，北卡罗莱纳州的马斯顿小镇。马斯顿垫是一种穿孔的标准化钢板，专门用来快速修建临时机场和登陆场。作为美国陆军的承包商，卡内基伊利诺伊钢铁公司最早设计这种建筑材料的目的是为了在高速公司旁边修建临时着陆场。马斯顿垫简单实用，直接放在任何铺装或者没有铺装的地面上，就可以快速建成一条可供飞机降落的跑道，特别适合太平洋上各个遥远的无人岛屿。

一块典型的马斯顿垫长度为10英尺（3米），宽15英寸（38厘米）。87个开孔使马斯顿垫的重量减少到66磅，两端都有沟槽可以互锁，安装非常方便，一个人使用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完成。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海军的海蜂部队广泛使用马斯顿垫修建了大量临时机场。一小队工程兵在两天内就可以完成一个1500米长、200英尺宽的简易机场。士兵们通常把当地的植物铺设在马斯顿垫上，包括稻草杆和棕榈树叶子。这种三明治一样的结构既可以吸收水分，又可以减少重型飞机起降时激起的大量灰尘。

1941年，在北卡罗莱纳州的演习中，美国陆军航空队首次使用了马斯顿垫。二战期间，从阿留申群岛到意大利，从格陵兰岛到法国诺曼底，到处都有马斯顿垫留下的足迹。太平洋战争中，总共有200万吨马斯顿垫用来修建临时机场，按照1940年的价格计算成本为2亿美元。战后，大量剩余的马斯顿垫被用于当地各种民用工程建设，修建道路和桥梁。由于钢板中的锰含量高，马斯顿垫的抗腐蚀性能非常好。从菲律宾到新几内亚，处处可见马斯顿垫的身影。

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马斯顿垫仍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越南，当地的气候条件使植物生长迅速，经常钻出马斯顿垫。这些松散的植物可能被吸入飞机发动机，必须定时修剪或者使用除草剂。因此，美军使用一种不穿孔的马斯顿垫，带有沟槽保持排水。

还有一种用金属铝制作的马斯顿垫，重量减轻了三分之一。由于二战中金属铝是一种受控的战略物资，这种铝制马斯顿垫生产的很少。1990年代，还出现了用玻璃纤维制作的马斯顿垫，特别适合于现代的重型飞机起降。但是需要高强度的螺栓和大功率的电钻来安装，并使用吊车来移动。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史海挖掘者”。

作为一种单兵手抛式弹药，手榴弹（手雷）在中国战争文学和影视剧中频频出镜。

令人奇怪的是，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军民自制的手榴弹威力，似乎备受争议。有不少自媒体撰文声称，八路军的手榴弹是用来吓人的：

著名抗战小说《亮剑》的开头，也描写了早期“边区造”手榴弹“一炸两半”、威力不佳的情况：

然而，在许多八路军、新四军老兵回忆里，我军自制手榴弹的威力不小，鬼子和伪军时常被炸得人仰马翻。

而到了抗日神剧里，八路军手榴弹的威力甚至被无限放大。比如，抗战剧《永不XX的番号》里，强行安排“扔手榴弹半空炸飞机”等雷人镜头，雷得一众军迷外焦里嫩，纷纷强烈质疑该剧导演的数理化常识——这厮当年的中学物理课，怕是和体育老师学的：

同样是我军根据地自制手榴弹、这爆炸威力怎么会忽大忽小呢

？难不成是薛定谔的手榴弹——量子力学叠加？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个问题。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史上，手榴弹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弹药补给不足，八路军、新四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弹射击训练赶不上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手榴弹就成了我抗日军民消灭敌人最有力的武器。

在一次次伏击战中，八路军时常先投出大量手榴弹，当日军被手榴弹炸得人仰马翻、六神无主的时候，八路军战士们已经挺着刺刀杀到面前……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使用了近800万枚手榴弹，给予日伪军巨大杀伤。八路军的这么多手榴弹，到底是哪儿来的呢？

据历史记载，八路军的手榴弹在不同时期，来源各不相同。抗战前几年，主要靠国民政府给予的补给以及缴获的日军装备。比如，1937年，国共抗战配合较好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就曾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

而1940年百团大战后，国民党政府全部停止了对我军粮饷、装备和弹药的供给。从此以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手榴弹，就主要靠根据地的军工厂土法制造了。这种自制的手榴弹，抗日军民俗称为“边区造”木柄手榴弹。

八路军“边区造”的原型，是国民党巩县军工厂制造的巩式小型木柄手榴弹。曾在八路军军工部担任火工技师的石成玉回忆，1937年他在河北邢台的七里河里捞出了不少国民党溃兵丢弃的木柄手榴弹。通过自行拆解，详细了解巩造手榴弹的结构。然后用巩式手榴弹的弹体装上新的黑火药、引信和木柄，就制造出了简易的自制手榴弹。后来他带着兄弟、老婆、孩子全家参加了八路军柳沟炸弹厂。按他的计算，不算铸铁弹体，每枚自制手榴弹的成本是5毛钱。

从抗战初期到1942年前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工部门召集了一批过去从事过花炮制造的民间工匠来处理各种火工品，这些人员凭借较为丰富的经验，基本能保证生产的安全。然而，由于缺乏原材料和技术人员，根据地早期制造的手榴弹，质量并不过关，不仅防潮水平低、哑火率高，而且爆炸后产生弹片很少。

“边区造”威力不佳，甚至影响到了八路军对日作战。例如，1939年9月，在八路军120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围歼日军田中大队的陈庄歼灭战中，日军指挥官水原义重在坡门口、高阳庄、冯沟里三村构筑工事，形成犄角之势组织防御。当晚八路军发起总攻，7点钟攻占高阳庄，另外2个团的八路军也攻入了坡门口和冯沟里两村。

不料，在胜利在望的紧要关口，这2个团的八路军的手榴弹突然出了问题——他们是顶着倾盆大雨赶到三分区的，路上经过了洪水泛滥区，手榴弹多半受潮——在村庄内近战时，我军手榴弹扔出去十发九不响，无法压制村内鬼子，反而被敌人的破片手榴弹击退，只能被迫撤出。第二天，日军飞机前来空投，让村内日军又撑了一天多。

“边区造”手榴弹质量差，一是因为炸药质量较差，弹体内大量填充的是黑火药，虽有部分使用氯酸钾的炸药，但由于配比不佳，威力和黑火药相差不大。二是制造工艺差。弹体大多是铸铁，工艺水平也是残次不齐。据石成玉回忆，他们第一次浇铸的弹体“像长着翅膀一样”，毛刺甚至能磨破衣服。

1939年底，八路军总部一方面表扬柳沟铁厂等单位已经能批量生产手榴弹，但也提出手榴弹瞎火事故频发、爆炸威力弱的问题。甚至有部队抱怨，我军的土造手榴弹扔出去可能只能炸成两半——这，大概就是八路军自制手雷“一炸两半”的历史原型。

八路军不可能无视自制手榴弹质量差、威力弱的问题。1940年5月，八路军军工部组织技术力量，开始对自制木柄手榴弹的各种问题进行攻关。在石成玉、教逢春等土专家的努力下，先后采取了多项改进措施：

①弹体由圆柱体改为卵形，表面预制破片刻槽，药室改小但增加一道压紧装药的工序，增加爆炸破片，提高杀伤力。

②在摩擦火帽外增加防潮帽，降低因雨水和受潮导致故障的概率。

③学习日军九一式手榴弹的设计，在延时引火管上增加泄烟导气孔，严格控制缓燃导火索的长度，保证将延时控制在4秒，将引火管直接引燃装药，改为引燃雷管，由雷管引爆装药。

④手榴弹拉火帽内的点火药，由磷造的火柴头药改为雄黄氯酸钾为主，并外加蜡皮，从而保证了拉发火的可靠性，提高了手榴弹爆炸率。

⑤改变黑炸药的配方比例和方法，增强爆破力。

⑥优化工艺流程，加强质量控制。

……

在这些改进过程中，八路军军工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比如，在拆卸、解剖手榴弹时，为保证安全，工人拿到野外进行，就地挖一个深坑，一旦发现有爆炸危险就迅速将手榴弹扔入坑内，这样虽然略微减少了事故，但伤亡仍时有发生。教逢春的叔父和妻子，石成玉的妻子和二弟，都在手榴弹和火工品的试验爆炸事故中牺牲。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为抗日军民赢得了充足而稳定的弹药供应。

制造工艺的改进，有效提升了我军自制木柄手榴弹的可靠性，平均有效弹片数也从10余片增加到50余片。根据八路军军工部的报告显示，改进后的“边区造”手榴弹很受部队欢迎，从1940年6月开始，到该年年底，就生产了71955枚手榴弹。

八路军军工部的柳沟铁厂在保证生产的同时，开始向分区手榴弹厂派出技术熟练的技师担任顾问。对于无力自行制造雷管的分区，由军工部负责供应，这些举措极大的促进了各分区的军工生产。据统计，在1940年，晋察冀一分区生产了2万枚手榴弹、二分区为6千枚，三分区和四分区均为3万枚。到1942年，八路军各根据地基本都建立了能批量生产手榴弹的炸弹厂。

威力增大的手榴弹，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武器。除主力部队以外，地方部队和民兵在作战中，主要依靠手榴弹作为火力支援和压制的武器。1942年5月冀中反扫荡作战中，赵户村的民兵李三子在一天作战中掷出180余枚手榴弹，单枪匹马守住一处街口，杀伤敌伪军80余人。这是过去边区造“一炸两半”时难以想象的场景。

威力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1942年以后，“边区造”手榴弹延时不稳定、投掷后哑火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爆炸延时仅有一两秒。战士们私下称之为“张手雷”，意思是一松手就爆炸。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了一些部队的投弹工作和操课训练。

石成玉回忆，黄崖洞和柳沟铁厂生产的自造木柄手榴弹质量，在1942年就已经较为稳定。但各根据地基层手榴弹厂经常会出现早炸或者瞎火的问题。他的二弟石成尧，就是在拆解哑弹、排除故障时牺牲的。

针对延时不稳定的问题，八路军军工部和晋察冀军区军工部都曾派出技术人员到基层调查，并提出技术解决办法。例如，晋察冀技术研究部派张奎元到炸弹厂和前线部队调查后，初步判断是引火管质量问题。

当时根据地军工厂生产的木柄手榴弹引火管，实际上是一条缓慢燃烧的导火索。理论上讲，从拉火摩擦火帽引燃导火索，到导火索全部燃尽引燃雷管和装药，应该花费4-5秒，这个时间刚好是手榴弹投掷、爆炸的正常延时。

但是，当时基层制造的手榴弹导火索，原材料是1-3根花炮上的药捻、外包多层厚纸再压紧后制成的。在制造过程中，导火索内部常有空隙，许多情况下，摩擦火帽喷出的火星，直接通过空隙喷到药捻中部，有时甚至是直接喷到雷管上——这就造成了基层的手榴弹延时时间不稳定。

找到了具体原因，八路军军工人员很快想出了解决办法：将药捻导火索改为纸质引火管。用硬纸制成中空的纸筒，然后将纸筒装入自制的手动装药机内，一边装入火药、一边手动压紧，这样就保证了引火管中不会有空隙。同时，他们还对摩擦火帽和引火管的连接部等细节进行了优化，提高了手榴弹发火、延时的可靠性，基本杜绝了“张手雷”故障。

解决了手榴弹工艺问题的八路军军工部门，并没有停止攀爬科技树的脚步——由于当时军工单位获得的硝石、硝酸钾、硫磺等火炸药原料来源五花八门，有时要靠从敌占区采购、从敌矿山盗取，有时甚至要从缴获的炮弹、航空炸弹内掏取炸药，这些原料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生产事故时有发生，爆炸威力也无法保证——如何立足根据地条件，用简易手段研制高级火炸药，一直是我军工部门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

土八路虽土，但基本的数理化知识还是掌握的：硫酸是制造火炸药的基本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问题是，在当时敌后根据地，一无白金粉做媒介、二无铅板做铅室，按照传统的接触法、铅室法制造硫酸，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军工部的技术人员与工人师傅，只能立足于根据地现有的物资条件，土法上马、就地取材，探索新的硫酸制造工艺。

1940年3月，晋察冀根据地工业技术研究部的燕京大学研究生张方等人，以当地盛产的陶土缸为容器，用“缸塔法“制造出了硫酸、硝酸。1941年又生产出乙醚、硝化棉和单基无烟药，这是根据地兵器工业火炸药生产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1943年，又用钙皂法制取甘油，用“盆式硝化法“生产出了硝化甘油，随后制造出双基无烟火药和硝化甘油炸药等。晋冀鲁豫根据地、山东根据地也先后于1941年、1943年摸索出了自制硫酸办法。

自制土硫酸、土炸药，对提升手榴弹威力有多重要呢？时任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副部长张珍回忆：“1942年前，我们每月生产手榴弹8-10万个，用的是黑色火药，但手榴弹的威力很小，爆炸时只能将外壳炸到八九片，有时甚至只有2片，非要掷到身边才能把敌人炸伤。每次战斗战士带了十几个还解决不了战斗。1942年开始改用烈性炸药，手榴弹生产数量下降了，当时每月产量减为2-3万个。但是手榴弹的威力大大提高，爆炸范围扩大达10-15米、破片一般在150片左右，每个战士带上6至10个在战斗中就增强了信心。因此，手榴弹产量虽然减少了，但其威力却较生产上述8-10万个手榴弹大了好几倍。而且，在节约生铁、焦炭和劳动力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硫酸、无烟药和硝化甘油炸药的研制成功，将根据地的火炸药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填装大威力手榴弹提供了有力保障。随着弹体内装上我军民自制的烈性炸药，八路军手榴弹的威力开始成倍递增，在空炸时能够对十几米甚至几十米范围内的敌人产生巨大杀伤，发展成为一种山地作战的的利器。

1943年之后，根据地自行制造的手榴弹质量，已经达到相当水平，而且产能可以保证我军民作战使用。据张方回忆，当时的军工人员缺乏枪支自卫，出门时一定会在腰里塞上几枚手榴弹。而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经过大练兵后，手榴弹的平均投弹距离提升到40米左右，我军猛烈而准确的手榴弹，经常让日军误以为遭遇了炮击——这时的根据地自制手榴弹威力暴增，可真是要鬼子命喽。

由于手榴弹制造容易、工艺可靠、便于使用，直到解放战争时，木柄手榴弹仍然是人民军队的主战兵器之一。

据不完全记载，八年全面抗战中，各抗日根据地军工部门直属军工厂生产手榴弹450万枚，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民兵对日作战。

看到这里，相信读者不难看出，我军根据地手榴弹爆炸威力的提升，都是抗日军民一点一滴摸索出来的，是遵循科学原理、立足敌后根据地简陋条件、通过土法上马简易技术手段实现的。

自制手榴弹，只是人民军队红色军工传奇的一个缩影。《游击队》有一句“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反映了人民军队通过战场缴获改善武器装备的史实。但是，到抗日战争中后期，八路军、新四军相当一部分武器装备，都是通过根据地兵工厂简易自制。八路军总司令、后来的共和国元帅朱德曾称赞：军工工业是工人阶级贡献革命战争的伟大事业。

更新一个，战术战法也是一个发明嘛

拜近年来粗制滥造的战争影视剧所赐，人们对“狙击”可谓耳熟能详。但事实上，直到改革开放前，“狙击”这个外来词汇压根就不是军语。历史上我军从来就没有“狙击手”这种编制，更谈不上类似于外军那样的高度专业化的狙击训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军历史上没有狙击行动，而且我军的狙击行动极富中国特色。

在战乱频仍的旧中国，各派军队乃至土匪中都涌现出不少虽未经过系统化专业训练，但却在实战中摸索成长起来的神枪手。这些人往往都会被所在部队高看一眼。在人民军队中，一般会将神枪手们评定为特等射手。这些特等射手都分散编制在部队中，装备训练均与其他战士无异，只是战场上经常指定他们执行对敌方指挥员、通讯兵、机枪射手的“定点清除”任务。

如果机械套用西方标准，我军的特等射手们不仅不是“狙击手”，连“精确射手”的标准都达不到。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创造出远超西方“狙击手”更加辉煌的战果。

抗美援朝运动战阶段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伪军先后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虽付出极大代价才占去我方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内部评估都认为是“得不偿失”，但不可否认的是，1951年夏秋时节敌我双方虽在战略层面上僵持不下，势均力敌，但在战术层面上我方正苦苦寻找在劣势火力下保存自我、消灭敌人、稳定阵地的良策，美伪军保持着战术上的主动权，可随时向我军阵地发起规模不等的进攻。

这样的局面从1951年夏季一直持续到1952年春天。因为保持着战术上的主动，所以对我对峙的美军根本就不做工事。战斗力弱于美军的李伪军虽然做工事，但那工事也只是象征性，挖得极为马虎。肆无忌惮的美军不仅频频挤占敌我阵地间的中间地带，把力量前伸到我军鼻子底下，而且还将战场变成了休闲场所，公然在已方阵地上晒太阳、抱着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开舞会，甚至公然朝我阵地方向撒尿，其气焰极为嚣张。

战争比拼的不是双方的综合国力、敌我战略谋划、战役指挥的高下、基层官兵战斗素质的高低，士气亦是影响双方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对面的敌人如此猖狂，志愿军指战员们自然极为愤慨。但是，1952年春志愿军刚开始尝试挖坑道，全线都在进行大规模筑城，在战役层面上处于全面防守态势，实施战术反击的时机亦不成熟。在已方阵地未得到巩固，彻底解决“守得住”这个根本问题之前，贸然反击只能招致不应有的损失。

这个理，志愿军基层战士们自然懂。但是，他们也觉得绝不能让敌人就这么一直嚣张下去。于是，1952年1月初，驻守在中部战线的志愿军26军77师230团的战士们率先发难，以29发子弹打死打伤对面的美军14人。结果发现别看平日里美伪军骄狂得不可一世，但你一枪过去撂倒一下，其他人立刻吓得屁滚尿流，四处躲藏，甚至几天后都没人敢在阵面上露面。这一幕，可别提多解气了。

非但如此，由于打冷枪是个体活动，隐蔽性极好，就算美军仗着自己火力超群、步炮沟通顺畅而立即施以火力报复，也只是漫无具体目标地乱打一气。虽说1952年年初，志愿军阵地上以坑道为核心的防御体系尚在形成中，但已有的坑道结合野战工事已能为志愿军指战员提供比1951年夏秋季好得多的防护能力了。

解决了阵地防护问题后，美军报复的炮火非但不能对我构成大的威胁，而且由于每发炮弹都得横穿太平洋从西半球运来，纵使美军海运、空运能力独步全球，但采购加运输的综合成本摆在那里，时间一长，对美军的消耗是巨大的。

这么算下来，打冷战是一种以极小代价最大限度消耗敌方人员及物资的战法。于是，志愿军总部于1952年1月29日对全军发出指示：“在与敌对峙状态中，对敌之小群目标及一般目标，每日指定值班的轻重机枪不失时机地寻求射击，对于单个目标也应组织值班的特等射（狙击）手专门寻求射击目标，这将给敌人甚大杀伤。……我们坚决反对认为步枪在近代战争中已是落伍兵器的说法。”从这天起，一场规模宏大到史无前例的“打活靶”运动，地敌我对峙前线几乎无死角地全面开展起来。

之所以称其为一场运动，是因为打冷枪并非少数志愿军特等射手的专利。任何一位处于敌我对峙前沿的指战员，甚至包括挑着饭菜送上阵地的炊事员，都可以参与其中。志愿军68军炊事员庞子龙经常去前沿给特等射手们送饭。日子长了，他居然也通过学习他人经验结合自己动脑筋琢磨，成了1名狙击手。在3个月的时间里，庞子龙冷枪毙敌54名，跻身战斗英雄之列。

刚开始，是步兵们拿对面阵地上的敌人练枪法，后来轻机枪手、重机枪手们也技痒参与其中。火箭筒手、迫击炮手一看，不行，你们能打敌人，我们也能，而且我们还比你们打得远呢。再后来，配属步兵作战的坦克部队、位于二线浅近纵深内的中大口径炮兵部队也强烈要求参与其中，于是“打活靶”运动又从“打冷枪”拓展到“打冷炮”，后被统称为“冷枪冷炮运动”。

和枪械相比，各种火炮性能差异极大。若是无组织地乱打一气，效果肯定不佳。为最大限度发挥各种火炮的优长，志愿军打冷战时是有严格任务区分的。中小口径迫击炮、山炮负责在前沿打敌军班以下建制步兵。野炮对敌公路运输线实施冷炮射击。榴弹炮和大口径迫击炮负责打敌坦克。坦克则负责对直瞄方式摧毁敌前沿固定目标。炮手们事先对任务区段各地域实施编号并提前测量好距离及高度，提前计算好射击诸元。步兵或炮兵观测员一旦发现目标，只要报出地域编号，炮兵们就能以最快速度将炮弹精准地砸到敌军头上。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冷枪冷炮运动”中，志愿军指战员们不断总结经验，越打越精。15军战士邹习祥在实战中中总结出“跑步瞄前、上山瞄头、下山瞄脚”的射击要领和三（瞄准快、击发快、转移隐蔽快一准（打得准）的经验，很快便在全军范围内推广。

除了打准，如何打得巧妙，让已有防范之心的敌人逃不脱正义的惩罚，也是志愿军指战员们探讨的重点课题。最后他们总结出对付不同状态敌人的不同打法。例如，对乘汽车的敌人，要先瞄准其停车点，等车停下来，第一个刚站起身时开枪，这样可以连续射击，击杀数人；对早晨外出解手的敌人，要等其蹲下时再开枪，这样一枪不中还有机会打第二枪；对洗澡的敌人，要在其脱下一条裤腿时开枪，这样即使打不中，敌人也跑不掉，可以补中；对挑水的敌军，要等其刚刚灌好第二桶水时开枪，这时敌人动作最慢，不易跑掉；对于上山、下山、前行、倒行和侧行运动之敌，则要根据不同地形，选择好提前量，瞄准不同部位射击。

步兵们总结出如此之多的妙招，炮兵们也不遑多让。他们总结出对敌步兵射击时，若对方在3人以下，则交由步兵们解决。4人以上目标在任务地段出现后，先进行3～5发的急促射，如敌卧倒，则再打一次急促射，增加杀伤效果。狙击公路上的敌运输车辆时，选择公路上坡或转弯处作为两个瞄准基点，待敌车辆进入这两个瞄准基点之间后，先炮击两头，再打中间，基本能保证击毁。针对美军坦克不处在战备状态时，敌坦克手往往躲在附近掩体里这一情况，炮兵们往往不直接射击敌坦克，而是先朝敌坦克附近打一轮3至4发的急促射，迫使敌坦克手远远逃遁，我炮兵再从容地对敌坦克实施精确摧毁。对于处在运动中的敌坦克，我炮兵往往选择有明显地标的敌坦克必经之地提前测量好射击诸元，待敌坦克进至我炮火标定区域后再以炮群实施集火射击，保证让对方有来无回。

为提高冷炮狙击效率，炮兵还总结出“六快”“四不打”：“观察报告快，架炮快，瞄准快，修正快，发射快，撤炮快。没把握不打，远不打，计算不好不打，瞄不准不打。”为了对付敌人报复，他们构设伪装工事，做草人，消耗敌人，用真工事打炮，伪装工事用绳拉手榴弹炸柴灰冒烟，敌误认为是我炮阵地，疯狂射击，消耗大量弹药。

在狙击过程中，志愿军炮兵还千方百计给敌人“下套”。47军141师当面的夜月山上，美军被志愿军的冷枪打怕了，只好等到天黑后再走出工事放风，而且还不敢离开工事入口太远，生怕有情况时来不及钻回去。141师的迫击炮手们开了个“诸葛亮会”。会后，他们动手做了个稻草人，套上志愿军军装，然后趁黄昏时分，偷偷派人携带稻草人潜入敌我阵地的中间地带，把其树在一个敌人能看得见的地方。迫击炮手们以稻草人为目标，精确测距，反复核准射击诸元。

当天晚上，钻出工事放风的美军很快便注意到离他们不远处，居然有个“志愿军”。在短暂的慌乱后，美军觉得这可能是落单的志愿军侦察兵，于是便呈扇形围了上去，打算抓俘虏。等他们凑近了，终于发现那只是个假人时，1枚迫击炮弹已准确地落在他们中间，将美军悉数炸倒。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总结、提高、再推广，这些都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对于这场“冷枪冷炮运动”，志愿军各级指挥机关一方面鼓励大家全员参与、广泛开展，一方面也非常注重发掘在此运动中涌现出的好苗子，对他们进行短期集中培训，以进一步提高其战斗技能，回到部队后起到骨干带头作用。

这些骨干中，最为著名的非志愿军24军72师214团的新兵张桃芳莫属。但实际上，志愿军中类似张桃芳这样的打冷枪高手层出不穷。74师221团4连3班长陈柏金，以375发子弹毙伤敌120人，平均3.125发子弹毙伤敌1人。志愿军12军34师3连潘汉松小组以498发子弹歼敌276名，平均耗费1.8发子弹打倒1个敌军。志愿军15军战士陈风楼，甚至创下了以10发子弹击倒10个敌军的惊人记录。15军迫击炮手唐章洪，曾在65天时间内“单炮游动”作战40余次，耗弹73发毙敌百人。据不完全统计，他最后的记录是发射炮弹9000多发、歼敌400余人。

由于当年志愿军装备颇为简陋，几乎没有装备真正意义上带有光学瞄准具的狙击步枪。而且指战员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就算缴到了美军最新型带有红外瞄准具的M1卡宾枪，也不知道该如何摆弄，往往弃之不用，因此前些年颇有些人据此质疑志愿军中涌现出的诸多“冷枪王”的战果。

这种质疑是站不住脚的。光学瞄准具看似“高大上”，但它也非常骄贵，平日里得悉心保养，使用前得精心校正，这显然已超出了志愿军的保障条件。最为关键的是，光学瞄准具得在中远距离上才能发挥优势。而志愿军距离最近的狙击记录，发生在1952年7月20日。当天，12军34师100团1营3连副班长潘松站发现距自己50米处有2名敌军，立即开枪毙其中1人。而志愿军步枪狙击最远的记录，也不过是5、600米，其中以发生的100至200米距离上的冷枪歼敌最为常见。在这种中近距离上，光学瞄准具视野窄，对临时冒出来的目标反应慢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所以，它在当年朝鲜战场环境下，未必比机械瞄准具更好用。

其次，进入1952年，志愿军一线部队已基本实现步兵轻武器苏械化，步兵手中主要是各种型号的莫辛纳干步枪（以M1944型数量最多），但缴获的M1伽兰德步枪、M1卡宾枪，以及换下来的三八大盖仍有留用。这些枪械在1、200米距离上的射击精度都不差。尤其是在百战老兵手中，能打出不次于正宗狙击步枪的高精度。更何况，志愿军们会有意识地在现有枪械中挑出一些枪况好、精度高的枪支集中到特等射手们手中。因此，志愿军的各种装备虽然在总体上逊于对手，但枪械已能保证中近距离上以较高的命中精度打冷枪的需要。

第三，杀良冒功，慌报战果历来与我军无缘。“冷枪冷炮运动”全面铺开后，志愿军实际上已经将单兵狙击发展成了小组狙击。对人员、车辆、坦克、地堡射击效果评定，都有一套严格标准。例如，对毙伤人员识别，被我打倒后有人抬去或拖走者判定为击毙或重伤，背走或挟走者判断为重伤，被打倒后又自己爬起来逃跑者不计入战果。最为重要的是，对战果的认定是由几个观察员共同评定的，射手本人无权参与其中，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人为虚报战果的可能性。

仅1952年5月至8月这4个月，志愿军就用冷枪冷炮毙伤敌军1.3万余人。志愿军15军于1952年4月20日接防上甘岭阵地后，其45师135团在上甘岭战役爆发前即以冷枪冷炮歼敌2000余人。该团2营6连所防守的537.7高地北山，被美军满怀恐惧地称之为“狙击兵岭”。

实际上，类似这样的“狙击兵岭”在整条战线上比比皆是。1952年12月，驻守在100高地的志愿军65军193师577团2营4连，与占据鱼龙里北山的敌人相距不足千米。12月上旬的某天晚上，该连3排在我方纵深炮火掩护下，秘密前出至敌阵地侧翼约200米处潜伏起来，建起几个巧妙伪装的掩蔽部。他们夜潜昼袭，前沿之敌常常被我突如其来的子弹打死，山头上的敌人吓得换不成岗、吃不上饭。近半个月的时间里，该排消灭不少敌人，仅7班狙击小组就歼敌近100名。

志愿军这场群众性大规模的“冷枪冷炮运动”，将狙击这种战术行为上升为战役层面，打得对手苦不堪言。昔日美伪军官兵在前沿阵地上的嚣张自此成为历史，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成天龟缩在地堡和掩蔽部中不敢露头。连解手也只能用罐头盒接着，然后随手向外一扔，搞得其阵地上臭气熏天。志愿军“冷枪冷炮运动”的威力尽显无遗，我方也由此逐渐夺回了前沿阵地战术层面上的主动权。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