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题主所指,应该是“白话小说”,所以这里只讲白话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不涉及文言小说。
另外,明、清两代的情况非常不同,难以全面概述,本文谈论的下限截止到明末。
1.结论
对大部分白话小说写作者来讲,版权固然没有,收入还是有的。
2.创作收入主要来自两方面
早期,是加入“书会”,成为书会文人,编写评话脚本和唱词,获得演出票房分成,也就是瓦舍(戏院)收到的打赏金;
后期,是与出版社(书坊)合作,成为图书编辑或写手,拿酬劳、工资。
两者的分界线,大致在明嘉靖年间。
3.没有版权是因为不署名,或不署真名
最主要的原因,是早期白话小说的故事本来就不是某个人原创的,写手无非是把各种史料、传说、网红段子拿过来整合、改写。
最多也只能署“编撰”、“编次”、“编集”,即只有改编权。
真正独立原创的小说,要到明代晚期才出现。
次要的原因,是白话小说的主题大多诲淫诲盗,拳头加枕头的故事难登大雅之堂,写了也不好意思署名~
4.古代识字率确实不高,但小说的受众并不少
主要是市井百姓、下里巴人。
事实上,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动力正是源于市民阶层旺盛的娱乐需求。
大众是以“听书”、“看唱”的方式来了解故事,而不是用“阅读”。
识字的书生反而精力都放在读圣贤书、博取功名上。
不过,少数文人一旦介入了小说的创作、点评和出版,就对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5.“小说往往是卖给说书人的工具书”,这句话说反了
白话小说最初恰恰是来源于说书人的底稿,叫“话本”。
后来,优秀的话本被写手选中,经过加工、改编,雅化成小说之后,故事又重新回到说话人的嘴里。
整个过程是“口头到书面,再到口头”。
从宋代起,“说话”(说书、说评话)成为了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诞生了职业的“说话人”。
去瓦舍(瓦子)听书、听唱,就像今天去影院看电影一样,是宋元明时期流行的娱乐方式。
为此还产生了各种“类型片”:
有讲史、讲经的,有说公案、铁骑儿的,有说烟粉、灵怪、传奇的……
按现在来看,就是有战争片、史诗片、武打片、爱情片、侦探片、鬼片、玄幻片……
在这个行业里,负责编写故事脚本和唱词的文人被称为“书会才人”,或“书会先生”,他们的同业组织就叫“书会”,类似于老美的编剧工会。
编写剧本是有收入的。
那时候进剧场听书、看戏,先不用买票,全靠演出过程中,观众给的打赏。
《水浒传》里,女明星白秀英和她爹,就因为来听书的雷横没带钱,双方发生了冲突。
由此可见,坐在VIP席上的贵宾一般都要给赏钱,这属于业内行规。
至于赏钱给多少,取决于表演水平的高低,以及演出的内容是否吸晴。和如今在抖音发短视频差不多。
由于是风口行业,竞争很激烈,书会才人和说书艺人需要拼命搜罗社会热点,挖空心思编成段子,搏取眼球,赚流量。
《水浒》里,和尚裴如海和杨雄之妻潘巧云私通,被石秀杀死,赤身裸体弃尸当街。
蓟州城里的书会先生们立刻抓住这个花边新闻,编了个《临江仙》段子:
破戒沙门情最恶,终朝女色昏迷。睡来同衾枕,死去不分离。
潘巧云的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很可能也有现实的来源,这里提供另一个例子。
明代《宝文堂书目》里记录过一篇《合色鞋儿》,就是来源于天顺年间江西南昌发生过的真实案件。
原话本已经失传,后来小说家又捏进入了其它的公案,最终变成了《醒世恒言》里的《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故事讲弘历年间,浙江杭州有个叫潘寿儿的少女,以绣鞋为信物,与浮浪子弟张荩勾搭。
不料充当马泊六的陆婆遗失了鞋子,被做屠夫的儿子陆五汉拣到,半夜冒名来到寿儿房中幽会。
潘氏夫妇察觉女儿有私情,为了捉奸,便和她换了房间。陆五汉深夜摸进闺房,发现床上有两个人,误以为寿儿又有新欢,一怒之下将老俩口儿杀死。
而寿儿不知真相,仍然指认张荩为奸夫。
张荩被屈打成招,在狱中买通了牢子,找到寿儿当面对质,这才发现幽会的对象居然另有其人。
最后太守英明,水落石出。潘寿儿羞愤交加,触阶而死,陆五汉问斩,张荩经此一难,大彻大悟,从此吃斋戒色,活到七十高寿。
整个故事曲折离奇,集情色、凶杀、悬疑元素于一身,还包含了主旋律、正能量,火爆卖点样样不少。
总而言之,在没有热搜的年代,社会新闻的传播力度并不亚于今天。书会先生们个个有才,只要一点蛛丝马迹,就能添油加醋,敷演出一篇传奇故事来。
不过,这些先生们却没有留下名字。
在《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笔记里,记载了很多当时明星艺人的姓名(有些一望而知是艺名),其中有男有女,有和尚,有瞎子,然而,书会先生的名字却一个也没有。
一来,他们写的东西基本上只是粗略的故事概要和一些用于说唱的韵文,大量细节仍然要靠说话艺人的三寸不烂之舌临场发挥。
二来,观众主要还是冲着艺人的名气和故事IP才走进剧场,如果是像白秀英那样色艺双绝、能歌擅舞的流量女明星,就更有票房号召力了。
幕后编剧的名字实在无足轻重。
好在文人们也不介意。
对他们来说,寄身娱乐圈混饭吃,只是功名不就时的权宜之计,他们的人生目标仍然是努力考公,最终进入体制内,当个汗涝保收的公务员。
如果被人知道自己过去是个抖音段子手,履历上就有了污点,金榜题名时需不好看。
太阳底下本来没有小说,段子讲得长了,就成了小说。
书会才人,是白话小说职业写作者的前身,说是“祖师爷”也行。
南宋末年,罗烨编的《醉翁谈录》里,记录了宋元时期流行的8大类共107个网红故事的名目,只不过这些话本现在大多失传了。
好在明代洪楩编选的《清平山堂话本》当中,还保留了一部分宋元时期的作品,多少让我们窥见早年书会才人们编写的脚本是啥样子。
大量的故事则以另一种方式流传下来。
今天我们读到的众多明代白话小说,无论是长篇的《水浒传》、《封神演义》、《禅真逸史》,还是短篇的“三言、二拍、一型”,其中的很多情节素材,就是攫取自宋、元、明的流行段子。
毕竟,这些都是经过时间和市场双重检验的精品~
从明初到嘉靖,白话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长达180多年的萧条期,倒是《剪灯新话》之类的文言小说大行其道。
说书艺人们弹唱、讲说的古今小说,主要还是宋元时期的遗存,只有少量是根据明代社会热点改编的故事,如前文提到的《合色鞋》。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嘉靖元年(1522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版。
以此为标志,白话小说在沉寂了近两个世纪之后,重新复活,且一跃成为出版界的宠儿,迎来了创作和出版的新高峰。
这时候,文人们不再和戏院合作了,改为与出版商(书坊主)合作,他们甚至直接入职各大书坊,实现了从段子手、短视频编剧,到图书编辑、网文写手的华丽转身。
在明代,刻书有三种途径:官刻、家刻、坊刻。
前两者一般只刻经史子集,看不上稗官小说,真正承担通俗小说出版任务的,是走商业道路的坊间。
明代的出版社叫书坊,集中在吴(南京、苏州)、越(杭州)、闽(建阳)三地。
吴版走高端精品路线,闽版走低端跑量路线,越版居中。
书坊主创业是为了赚钱,当然是什么好卖就刻什么。
最赚钱的书有两种:
一种是时文,就是科举考试的参考书。
书贾们到各地私塾,把秀才、童生写的优秀时文挑选出来,支付二文或三文的稿费,汇编出版,再找名家点评一下,不愁销路。
于是《科考升学指南》、《八股文写作秘籍》、《学霸范文选》等等纷纷出炉。
成化年间,杭州有个通判叫沈澄,编了一部大卖的教辅《十年科举,八年模拟》,“甚获重利”。
《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就是个帮书商选编时文的图书编辑。
另一种便是白话小说。
嘉靖中期,福建建阳人杨涌泉经营着一家“清白堂”出版社。
那时候,《三国》、《水浒》两部巨著都已经刊行,风靡全国,杨涌泉看到了商机,却苦于手上没有好的作品。
于是他决定原创一部小说出来,选中的题材是“岳飞的故事”。
虽然是文化商人,但杨涌泉自己写作水平不高,考虑再三,他想到了一个人,自己的姻亲、“忠正堂”出版社的老板熊大木。
熊家祖上当过官,有点家学渊源,熊钟谷在商人里算是文笔好的。
1551年的某一天,杨涌泉带着一本越版的《精忠录》拜访了熊大木,对他说:“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
被当作参考资料的《精忠录》,是一本关于革命先烈岳武穆事迹的普及读物,史料为主,可读性太差,需要全面改写。
本着商人的敏感,杨涌泉连目标读者都找好了,就是世上的“愚夫愚妇”,具体的说,是那些“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
市场定位越低端,销量就会越多,古今同理。
熊大木谦虚了一番以后,接下了这个项目。
第二年,由熊大木编辑,清白堂刊行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正式付梓。
版权页上只署“编辑”而不是“著”,是因为这本书主要还是他整合、杂糅了各种史料、戏曲、传说,再努力模仿《三国》、《水浒》的体例改写而成的。
总共十八万字的小说里,不少章节中引用的诏书、檄文、书信、奏章,比例都超过了40%,最多的一节,引用部分高达80%,和史书几乎没什么区别。
既然主打底端市场,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水平,熊大木还参照《三国演义》壬午本的方式,给小说添加了150多条注释。
比如注“六朝”,“六朝,谓吴、东晋、宋、齐、梁、陈也”;注“康王”,“名构,乃徽宗第九子,韦贤妃所生”,连就“杭州”两个字下面,都注云“时升为临安府”。
连这么简单的史实都要加注解,目标群体的文化程度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由杨、熊两人策划的这本小说还是大获成功,在明代就至少被七家书坊翻刻过,抄本甚至都传进了皇宫。
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让熊大木颇受鼓舞,第二年马上又推出了《唐书志传》,随后又接连发行了《全汉志传》、《北宋志传》(杨家将)这些小说,全都大卖。
继他之后,另一位建阳书商,“双峰堂”出版社老板余象斗步其后尘,一口气出版了《南游记》、《北游记》、《皇明诸司公案传》等五六部作品,俨然成了高产作家。
现在,问题来了。
这些小说,动辄几十万字,余象斗的作品还横跨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公案小说多个大类,短短数年之间,仅凭一人之力是怎么完成的呢?
虽然是东拼西凑、四处抄袭(熊大木婉转地说,这叫“收集”),可写作速度未免也太惊人了,就是五百年后的今天,都很难做到。
答案是:他们不是一个人。
今天有据可查的明代图书编辑不多,生平大多不可考,大致有下面几位:
朱鼎臣,广州人(一说江西临川人),生平不详,据说编过《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三国志史传》、《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等书。
邓志谟,江西饶州人,号百拙生,极瘦,读书万卷,人称“细脚伶仃的书厨”(两脚书厨),余象斗家的塾师,喜欢写怪诞小说。
纪振伦,江苏南京人,生平不详,写过一些曲本,编辑过《杨家府演义》和曲集《乐府红珊》等等。
与其说他们是书坊的雇员,倒不如说是“余象斗工作室”的写手,只不过最后出版的小说上,挂着老板的名字。
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些文人的创作活动,和早期的书会才人一样,尽管无名,却是有收益的。
毕竟书坊出书,就是为了盈利。
再补充两个细节。
其一
明末,知名出版商陆云龙的“峥霄馆”发行过一套《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其中附有征文启事两页,里面写着“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內异闻”,并提供了金陵、杭州两处收稿的地址。
这是在说,书坊准备出两本小说集,名字都取好了,叫《型世言》,欢迎大家积极投稿。
虽然启事上没有明写酬劳多少,但既然是“征求”,必然是有报酬的。
对书坊来说,这种新型的操作模式,比过去雇佣一个全职编辑来得更加划算,宁、杭两地的小说写手们也多了一种赚钱的新渠道:通过投稿赚取稿费。
其二
明代的书商为了赚钱,拼命增加图书的“卖点”。
万历年间,苏州书坊主龚绍山翻刻了《春秋列国志传批评》,还在封面扉页上加盖了一个长方红木戳,里面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大段广告:
本坊新镌春秋列国志传批评,皆出自陈眉公手阅,删繁补缺,而正讹谬。精工绘像,灿烂可观,是刻与京阁旧版不同,有玉石之分,口口之口,下顾君子幸鉴焉。
这段广告里透露了三大卖点:
1、名人推荐、作序,并校正。陈眉公,就是晚明著名隐士陈继儒,但现在都认为这本是托名之作,属于公然造假。
2、名家点评、导读。同上,陈继儒没写过序,也没做过这本书的点评。
3、有插图。这话倒不假,全书附带了60幅绣像,确实“灿烂可观”。
从中,我们倒是能看出当时小说写手的另一收入来源,就是“托名造假”。
其实书籍造假的行为,古以有之,只不过明代以前主要是仿古,顶着某个先贤圣人之名,伪造古书。
到了明代,风气变了,由于“名人效应”能够带来商业利益,于是改为假冒当代的社会名流。
造假的内容也有三种,一是冒名写序言,二是冒名点评、做批注,三是干脆全书造假,直接署上某个知名学者、杰出作家的大名。
徐渭、汤显祖、陈继儒、袁宏道、钟惺、李贽、冯梦龙,这几位有点离经叛道,且和通俗小说又走得比较近的文人是被托名的重灾区。
其中,又以李贽为最,假冒其名“编撰、批评”的小说,至少在16种以上。
所有参与造假的底层写手当中,只有一个人在史上留下了大名,他叫叶昼。
目前只知道叶昼是无锡人,字文通,顶着李卓吾的大名,评点了《水浒传》、《西游记》、《琵琶记》等等。关于他的生平,史书里只有“昼,落魄,不羁人也。家故贫,素嗜酒”等寥寥数语。
可话说回来,叶昼穷困潦倒,却拼命批书、写作是为了什么呢?
肯定不是“用爱发电”啊!
就是为了两个字,“赚钱”!
最后说一下写字速度。
其实古人用毛笔,未必比现代人用钢笔、水笔写得慢。
唯一的问题是笔墨纸砚的成本可能有点高,费钱。
至于电脑输入,这种方式诞生了二三十年,文字的输出量确实因为打字的便利而大大增加了,但是,量大和质高不一定能划等号。
对小说而言,最大的难度恐怕还是提升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高度,而不是打字的速度。
毕竟在长达数千年的手写时代,人类照样创作出了伟大的文艺作品。
参考书目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
陈文新:《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
程毅中:《宋元话本》
张舰戈:《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及启示》
2022.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