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希望能多挣钱,早日实现经济自由,获得更好的生活档次,这是“太现实”、“太物质”;马云老师“不在乎钱”,曾与王林大师探讨精神境界,这是更高层次的追求。哈哈。
讲一个我本科时最好的哥们的事。老潘,出生于皖北亳州(“古井贡酒”的产地)一个贫穷的村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文盲,在那个整体贫穷的村庄里,都是最底层的存在。老潘爱文学、爱诗歌,读大学后,写了不少不错的作品。当然,诗歌换不来钱,何况,年轻人的诗,也很难在一流刊物上发表。后来,在顶级诗歌刊物《诗刊》的某一期上,他惊讶地看到了“古井贡酒”集团老板的作品,一堆打油诗,配上该老板的介绍——尊为“儒商”,老潘气得直骂娘。
老潘后来去了全国顶级高校z大读研究生,心情一度十分昂扬。老潘爱书,爱装帧典雅的精装书,那时他边做兼职边上学,挣钱买书,从上大一开始,就没花过家里一分钱。他自称要永远做个理想主义者。后来,几件事情让他的世界观彻底改变了。
一是原本他非常敬佩的s教授,一次在课堂上,津津乐道于自己和某大房地产商的交流,说对方多么给面子。这令他惊讶于学界大佬竟然如此“势利”,在有钱人面前不由自主地矮化了自己。二是他在某报社当兼职记者时,一个师姐给某老板当实习秘书,报社要做一个该老板的访谈,他通过师姐的关系,联系上了该老板。该老板不知出于何种心态,故意当着他的面,拍拍他师姐的肩膀说:“晚上别忘了到我房间来。”他后来对我说:当时真有冲上去揍该老板的冲动。但是,他没有。恐怕根源还是面对有钱有势者时不自觉的胆怯。他感到很屈辱,感觉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名校硕士(当时还很少)身份瞬间一文不值。再想想s教授的话,他对曾经的“理想”不再感兴趣,只想努力当个有钱有势者。
他开始拼命挣钱,基本放弃了学业。几年后,挣了几套房子,生活算是小康了。不仅他,他那届的几个硕士同学,后来也都放弃了做学术的理想,一心去挣钱或当公务员去了。
这些年常看到一些学者、前辈抨击年轻人,一会儿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太“佛系”,这不对;一会儿说很多年轻人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这也不对;这两年尤其严重,连那些小地方穷地方的年轻人竭尽全力想通过高考改变一下人生轨迹,也被扣上个“小镇做题家”的帽子,被批评说不及丁真笑得纯真,能感动中国。没错,这些批评者,自己基本都是生活无忧,相对富足,不然,哪有这么博大的胸怀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对年轻人开炮呢?
“笑贫不笑娼”,这句话在多年前,还是一种辛辣的批判,如今呢?只是对社会现实的无奈描述罢了。在好猫主义引领下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者们,酒足饭饱,享受着尊重和谄媚,然后打着饱嗝批评年轻人太物质,太金钱。这真是《儒林外史》作者都想不出来的讽刺剧。
时至今日,有谁鼓励年轻人努力多挣钱,改善生活,我绝对敬重他。反之,有谁拿空泛的理想、奉献、精神给年轻人画大饼,这人要么是蠢,是脱离了现实;要么就是坏,韭菜宴席边的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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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人,特别是喜欢熬鸡汤的文人,喜欢强调精神带力量对人的成就,什么苦难成就天才之类。例如周国平,他特爱举梵高为例,说贫穷怎么成就了梵高的伟大。他忘了,跟梵高齐名的塞尚,为何后来能住在山间别墅潜心研究绘画?——因为拿到了他那身为银行家的父亲的遗产啊。
如果从小信了文人笔下的那些鬼东西,跟现实一接触,肯定会有各种失落感,脆弱的理想一碰即碎,随即转入到对金钱的追求中。金钱是被子,是暖炉,是寒冬里能给人以安全感的小房间。
总体上说,当今年轻人“只认钱”的程度,远远不及中老年人。而“金钱社会”,恰恰就是现在的中老年人创造出来的。
我还年轻那会儿,读大学时,还好,大学毕业后再读硕士、博士,就麻烦了。节假日回老家,亲戚长辈们一开口,基本就是问:工作了吗?一个月挣多少钱?什么,还在上学,要上多少年啊?出来后能挣多少?
我想,有这样感受的,不止我一个人。
好猫主义实行三十年来,先富起来的门户,尊严存焉,优越感存焉,仰慕存焉,正确存焉。社会对有产者,近乎无限宽容。即使有过为富不仁,有过劣迹,甚至有过坐牢经历的,照样会有很多人自发或自觉地来帮你洗白。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人生都需要获得认可,当其他的道路都不如有钱能带来认可度时,谁有资格批判年轻人“爱钱”呢?
而且,如果真说“要有物质以外的追求”,以我看,现在的少年一代,和未来的少年,还是最有希望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不少仓廪实的家庭,已经开始知礼节了。我在不少青少年中,又看到似曾相识的精神追求了,如果社会不出乱子,经济不要崩溃,情况终究是会改变的。只求大人老爷们先别急着批评年轻人或空谈奉献,趁自己还有能力,为年轻人创造点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和氛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