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蒙古要建立中国式的王朝? 第1页

先说结论：因为非中国式蒙古汗国的压力。

忽必烈得位不正，蒙哥死后，蒙古库里台大会选出的是他弟弟阿里不哥，为了打败阿里不哥，忽必烈被迫整合中原的汉人势力，大规模任用汉官和汉军，主要就是当时的六大世侯：真定史氏 、顺天张氏、东平严氏 、益都李氏、西京刘氏、巩昌汪氏，李氏反叛被清除掉，其他五侯跟随忽必烈完成了从建立元朝到覆灭南宋的全过程，史天泽和张弘范甚至得到了封王的待遇。

打败阿里不哥之后，忽必烈尝到甜头，任用了更多的汉族官僚，同时也受到了这些官僚的巨大影响，比如灭宋的方略从头到尾都是汉人官僚主导并推进的，因为两次伐宋失败还折了一个大汗，忽必烈对攻宋是存在很大的心理阴影的，同时因为得位不正还受到了其他蒙古汗国的巨大威胁，如果没有汉人官僚的极力主张和汉人世侯的大力支持，当时忽必烈很难下决心发动灭宋战争。至于这些汉人为什么对灭宋这么来劲，我觉得是一种皈依者狂热加大一统思维的根深蒂固，从“混一四海”的角度他们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经过灭宋战争的胜利，汉官和汉军成为元朝的主体，忽必烈发现汉人的制度很好用，而蒙古传统的制度并不适合于统治汉人，最根本的还是其他蒙古汗国的压力，以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为首，都认为忽必烈是簒夺者，先后从西到东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一度攻下和林，夺走了成吉思汗的金帐，忽必烈调集灭宋的汉军才打退海都，双方在战争中各有胜负，忽必烈最后依赖中国的庞大资源熬死了海都，这才完成了元朝初期的稳定，迎来了一个富庶的上升期，也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这个阶段忽必烈是非常依赖汉人并热衷于施行汉法的，这也是他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源。

可是忽必烈并不完全相信汉人，蒙古内乱缓和之后，他大肆任用色目人掌管了元朝的财权，用喇嘛教来制衡儒释道三教，大幅削弱了汉人的军权而任以突厥将领，这给后来元朝的传承混乱埋下了隐患，元朝的兴起是忽必烈任用汉人、施行汉法的结果，元朝的衰落正是因为忽必烈压制汉人的结果。忽必烈晚年，汉人官僚和汉人将领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大都城成了蒙古勋贵和突厥将军们的跑马场，元朝爆发了一系列的内战，八十年换了十五个皇帝，元朝的灭亡正是因为施行汉法不够彻底，用色目人压制汉人失去了汉人的支持，清朝就做得比较好，完全继承了明朝的制度，保持了汉官和满官之间的基本平衡，这是清朝比元朝国祚更长的根本原因。

可能你不知道忽必烈是依靠汉军才打败自己对手，坐上蒙古大汗之位的。

所以他要在他的封地采用支持他的汉军门的政治模式，才能更好的获得汉军门的支持。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但是在他之外的，各蒙古王公如何管理自己国家，这就不是他的能力所及。

至于他父亲的管理模式，他哥哥已经用了，如果效果好，坐上蒙古大汗宝座的就不是他而是他哥哥了。

所以你纠结祖宗之法不可变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忽必烈并不是第一个实行“汉法”的蒙古大汗，而且元朝也很难说是彻底的“中国式王朝”。

以汉法中的编民齐户为例，元朝的户籍制度始建于窝阔台的“乙未括户”：

《元典章·户部·卷三》：
照得甲午年钦奉合罕皇帝圣旨：不论回回、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
《元史·卷一百零三·刑法志·户婚》：
诸蒙古、回回、契丹、女真、汉人军前所俘人口，留家者为奴婢，居外附籍者即为良民，已居外复认为奴婢者，没入家财。

当然这一阶段的蒙古还没有完全倒向汉法，也有“丙申投下”这种很符合“蒙法”的人口分封：

《元史·本纪二·太宗》：
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
拔都，平阳府；茶合带，太原府；古与，大名府；孛鲁带，邢州；果鲁干，河间府；孛鲁古带，广宁府；野苦，益都、济南二府户内拨赐；按赤带，滨、棣州；斡陈那颜，平、滦州；皇子阔端、驸马赤苦、公主阿剌海、公主果真、国王查剌温、茶合带、锻真、蒙古寒札、按赤那颜、圻那颜、火斜、术思，并于东平府户内拨赐有差。

不过蒙法本身就是对“金法”的学习，例如千户百户制很明显受到了猛安谋克制的影响。

但金人自己都大多倒向汉法了，例如说耶律楚材（我是辽人！），他是汉法派的代表人物：

《元史·卷三十三·耶律楚材传》：
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帝(窝阔台)悉从之，唯贡献一事不允。
帝然之，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时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
若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帝然其计，遂定天下赋税。
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皆切于时务，悉施行之。

而且蒙法实在太糙，例如汉军世侯就是把蒙法的万户制照搬到汉地，给了汉军世侯很大的权力；而缺少蒙古贵族支持的忽必烈能够夺取大汗之位，与汉军世侯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例如说忽必烈因为手下的蒙古军士太少、组建不起成规模的怯薛，不得不从汉军抽调精锐组建武卫军来替代怯薛（蒙哥的怯薛护送蒙哥尸体回到草原，被阿里不哥收编了），后来又把武卫军扩充为侍卫亲军充当禁军。

但是汉法派并非一家独大，虽然蒙法不太行，但是还有“回法”可用，即蒙古从伊斯兰文明招来的“士人”和学到的“文治”。

回法派的兴起是窝阔台统治后期的事，主要是被任命为“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的牙老瓦赤、被任命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的奥都剌合蛮，窝阔台死后乃马真后摄政，重用回法派、打压汉法派。

猎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鲁剌合蛮以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争，言人所难言，人皆危之。
后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使自书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诏。事遂止。
又有旨：凡奥都剌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楚材曰：国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与焉？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悦。楚材辨论不已，因大声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余年，无负于国，皇后亦岂能无罪杀臣也！

乃马真后病死后，贵由亲政不到两年也病死了，海迷失后摄政。

海迷失后与两个亲生儿子内斗，导致蒙古一国三主，被拖雷一系的蒙哥趁机夺取了大汗之位，蒙哥让弟弟忽必烈总领汉地。

忽必烈比较倾向于汉法，在夺取大汗之位前就已经按照汉法来行事，手下有很多汉法派，以刘秉忠等金莲川幕府士人为主：

《元史·卷四·本纪第四》：
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岁辛亥，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瓜忽都之地。
岁壬子，帝驻桓、抚间。宪宗令断事官牙鲁瓦赤与不只儿等总天下财赋于燕，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一人盗马者，杖而释之矣，偶有献环刀者，遂追还所杖者，手试刀斩之。帝责之曰：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不只儿错愕不能对。
帝请于宪宗，设官筑五仓于河上，始令民入粟。宋遣兵攻虢之卢氏、河南之永宁、卫之八柳渡，帝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仍置屯田万户于邓，完城以备之。
岁丁巳，春，宪宗命阿蓝答儿、刘太平会计京兆、河南财赋，大加钩考，其贫不能输者，帝为代偿之。

忽必烈上位后如何重用汉法派、施行汉法就不多说了，这里说一下忽必烈重用回法派的情况，当时回法派以阿合马、桑哥为主：

《元史·卷十二·本纪第九》：
有旨降民还之有司，征讨所得，籍其数量，赐臣下有功者。以兴兵问罪海外，天下供给繁重，诏慰谕军民，应有逋欠钱粮及官吏侵盗并权停罢。设怀孟路管河渠使、副各一员。拘括江南官豪隐匿逃军。壬子，罢江南诸司自给驿券。丙辰，敕以妻女姊妹献阿合马得仕者，黜之。核阿合马占据民田，给还其主；庇富强户输赋其家者，仍输之官。
沙汰省部官，阿合马党人七百十四人，已革者三十三人，余五百八十一人并黜之。
《元史·卷十七·本纪十四》：
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楮币、铨选、盐课、酒税，无不更张变乱之。衔命江南理算者，皆严急输期，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维杨、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陨其生五百余人。其初士民犹疑事出国家，今乃知天子仁爱元元，而使民至此极者，实桑哥及其凶党之为，莫不愿食其肉。
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三十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极，而其余党公取回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

此后汉法与回法仍然是交替使用，总的来说汉法派和汉法更占上风，毕竟回法派根基不足、回法在汉地也有些水土不服，但是蒙古贵族是有很多支持回法派的、元朝诸帝也有保留回法派制衡汉法派的需要。

至于大蒙古国的其它兀鲁思，蒙法基本上都被当地的各种“法”和“法派”取代了，元朝并非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