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易中天在历史界没有地位，那么他写的历史书怎么卖那么多，远比历史专业的人写的书卖的多？ 第1页

事先声明：以下内容只是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帮各位梳理下思路。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先排列个表：

1. 西汉中期：汉武帝晚年的真实情况
2. 东汉初年：班固：《汉书》
3. 三国时期：荀悦：《汉纪》
4. 东晋南朝：王俭：《汉武故事》；葛洪《西京杂记》、《赵飞燕外传》；
5. 北宋中期：司马光：《资治通鉴》
6. 南宋初年：王益之：《西汉纪年》；朱子：《通鉴纲目》；吕祖谦：《大事记》
7. 改开之初：田余庆：《论轮台诏》
8. 最近以来：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及其引发的商榷

排完表后，我们需要确定看这个表的角度。

第一种是以认识汉武帝晚年的真实情况为目的来看。采用这一角度，《汉书》、《汉武故事》、《通鉴》等书就转换为研究汉武帝晚年的史料了。既然成了史料，那么，就有价值高低的差别，而判断史料价值高低，则是以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汉武帝时代为标准。其次，是考察各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史源学追溯，例如《汉纪》是《汉书》的改编，没有独立的史料价值，即在《汉书》存世的情况下，《汉纪》没有史料学价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史书成书年代与史书包含内容的时代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这样的思路下，辛著的若干观点是：

1. 《汉书》的史料价值大于《通鉴》，不能用《通鉴》来研究西汉历史。
2. 《汉武故事》的史料价值低，《通鉴》采用《汉武故事》的部分不可信。
3. 《赵飞燕外传》的史料价值低，《通鉴》采用《赵飞燕外传》的部分不可信。
4. 王益之、吕祖谦等人指出司马光采用《汉武故事》和《赵飞燕外传》的部分不可信。
5. 田余庆《论轮台诏》据《通鉴》立论，结论不可信。

这5点层层递进，首先在研究汉武帝晚期的历史真相时，《汉书》的史料价值大于《通鉴》，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对《通鉴》涉及汉武帝晚期历史的叙述进行史源学分析，指出除了《汉书》等基本史料之外，还采用了《汉武故事》和《赵飞燕外传》，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最后指出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据《通鉴》立论。问题在于可信还是不可信。

1. 《汉书》是否认为武帝晚年有悔悟？辛认为没有，林认为有。
2. 《汉武故事》的史料价值低，但有没有一定的依据？辛认为没有，李峰认为有。
3. 王益之是否认为司马光采录的部分不可信？辛认为是，林认为否。

如果找出班固认为汉武帝晚年有悔，那么《通鉴》采录《汉武故事》进而说明汉武帝晚年有悔，就有了历史来源，于是田余庆采用通鉴说明汉武帝晚年有悔，在文献学上就有了支撑。但是，支撑不等于结论成立。

参： 如何评价辛德勇的《制造汉武帝》？

第二种是以汉武帝历史形象的建构为目的来看。采用这一角度，也就进入了历史书写层面，即要考察作者思想及其所处时代的关系：

1. 班固在什么样的思想下来写《汉书》，即制造班固
2. 王俭在什么样的思想下编辑《汉武故事》，即制造王俭
3. 司马光在什么样的思想下写《资治通鉴》，即制造司马光
4. 田余庆在什么样的思想下写《论轮台诏》，即制造田余庆
5. 辛德勇在什么样的思想下写《制造汉武帝》，即制造辛德勇
6. 其他人在什么样的思想下与辛商榷，即制造其他人

在这一视角下，王俭为什么编辑《汉武故事呢》？辛著认为与刘宋时期的政治有关。司马光为什么这样做呢？辛著认为与他的政治思想有关。现在，林文认为：班固也认为汉武帝晚年有悔，不但班固认为，唐宋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不但司马光这么认为，王益之也这么认为。因此，这不是司马光个人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首先，对于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书写，都可以视为对汉武帝形象的构建。其次，即便是班固认为汉武帝晚年有悔，那也是班固的看法，其看法是否符合真实情况，需要考察。第三，为什么班固、司马光或者唐宋人会这样认为呢？与他们的儒家思想有关，在儒家思想的伦理取向评价中，汉武帝大多是负面形象。第四，这一评价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个很难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还有从功利主义取向评价的声音，如刘歆《毁武帝庙议》。因此，辛著认为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进行构建，没有问题，认为这一构建与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有关，也没有问题。

综上，林文对辛著的商榷，主要在细枝末节的点上，而且这些点的商榷即使成立，也没有撼动辛著的整体观点。提醒一下，我说的是辛著，不是辛本人的其他言论，而且辛著应以最新版本为准，即在增订本、初版本和论文之间，选择增订本。同其他商榷者相比，林文的新意在指出班固也认为汉武帝晚年有悔。

南京大屠杀前夕蒋介石竟然派专车将南京日本侨民护送离开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南京大屠杀是亿万中国人记忆中难以弥合的一个伤痕。从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2月，日本军队在南京进行了持续六周的野蛮屠杀。
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
日本军队在攻占南京时，曾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在这宝贵的一段时间里，如果能够动员一切手段将南京城的中国居民转移离开，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同胞无辜死于日本军人的屠刀之下。
但是，以蒋介石为总裁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没有负责任地护送南京城的中国居民转移，还动用宝贵的运力，将南京日本侨民护送离开。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南京保卫战打响之时，尚有一部分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留在南京。为了让这部分日本侨民安全离开南京，国民党当局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专门的列车。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国民党当局还派了两名外交官和40名宪兵一路护卫。
日本驻华使馆参事庄司得二也在那一批撤离的日本侨民里面。他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南京日本侨民志》里，记述了撤离的情景：“列车附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可见警戒之严密。开车后每次停车，我都注意观察，连一些小站都一样，真是非常周全。”
轰炸南京的日本飞机是12月15日上午9点10分起飞的。当这些日本侨民被国民党当局“非常周全”的护送走之后，这天下午两点50分到3点30分，日军第一批轰炸机抵达南京上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
这些被安全护送离开的日本侨民是怎么对待中国政府的好意呢？庄司得二也进行了忠实记载，他说，当这些日本侨民得知他们自己国家的飞机越洋轰炸南京的消息时，车厢里不由地发出了庆幸的欢呼声。
没有一个人，为南京居民正在承受的巨大灾难感到哪怕一丝的难过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