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借钱给人,因为我没钱。我借出去的钱,也从来没要回来过,所以我也就没要了。这是不是属于克服了公认的人性上最困难的事件?
因为我是正月初五生的,真正的财神爷化身。大家都可以从我身上薅羊毛,还觉得不需要给我相应的回报是一种心安理得的行为。
2003年,我帮朋友以六块钱左右的价格买了四万股600109,这股当时叫成都建投,后来被涌金借壳,改名为现在的国金证券。涨到六十多的时候,朋友终于给我打电话了,但不是提分点钱的事,而是邀我去芳村敬老院做义工。
我忍了。
2005年的时候,我在均价三十多块钱帮另一个朋友买了一万多股贵州茅台。2008年,她说要买房子,全部卖了还差点钱,要我想办法再给借点。
我忍了。
还是2008年,我妈生病,我回家照看她,她把我们平时给她的钱都攒了去参会。那是一种民间盛行的集资行为。她总共参加了三会,每会五六十个人,每月五百,都已渐届尾声,但快到我们收会时烂尾了,我们每月都是真金白银的付出,到了自己却收获一纸数字欠条,大家都是邻里亲戚的,不好撕破脸,撕破脸也没用。
我忍了。
2010年,电商火热,移动互联网火热。我和朋友刚好掐住了这两头怪兽的七寸,谈下了一个大银行的项目和一个头部潮鞋品牌的合约。眼见着业务进入正轨,开始引入风投,那时的龙华,还没有深圳北站,只有富士康和三和大神的传说,于是我们迁入罗湖,觉得唯那里的繁华才配段位,然后,就有了狗血的股权纷争。为了做大蛋糕,我放弃了不小利益,可惜,事后证明,任何所谓的自我安慰式的精神麻醉皆为无效毒药,它不能把你淬炼成绿巨人,只会毫无意外的要你命。面对暗算与残杀。
我忍了。
2015年,k12概念火热。老板因为牵扯到一些案子,被请去喝茶,在宾馆里监视居住,等候调查结果,处于失联状态,外界无法联系到他,都来我这里打探情况,我只能尽力替他圆场。他一有机会就给我打电话,要我赶紧把商业计划书做好,然后好融资。我一边替他给省厅画饼稳住局面,一边静待事件转机,果然经过几个月折腾,他重获自由,出来后趁着热气东风,拿到了一家上市公司的入股,各取所需配合了一波概念炒作,到了分果实时,又被爽约了,之前,他在接受调查时,绞尽脑汁想让他脱罪,现在,是多么的想他把牢底坐穿或者被自杀啊!这就是一个人对同一件事在不同时间的两种完全不同心态的一个心理历程。你有多想让一个人好,就有可能多想让他死。
人生多的是让人无法克服的人性困境,多少让你暴怒抓狂之事总会一如预期的那样出现。当你习惯了一种路径时,你就会相信这是宿命的安排,然后安于接受这种常规性的结果。只有反差太大的逆转性结果,容易让人崩溃,比如,你每次都是占便宜的一方,却在某回第一次吃了亏,那么你的反应就会非常之激烈,因为这不符合你之前的习惯结果,你就会受不了,需要做出应激反应,而对于总在重复悲剧的人来说,痛多了,也就没那么强烈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