泻药。
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在其执政时期(大约是1920—1935年)提出和实践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凯末尔本人的思想和行动就很复杂,带有实用主义色彩,因此这套体系很难说是完备的。今天的凯末尔主义,更多的是一部分当代土耳其政治势力的自我标榜。
凯末尔主义的主要内容有:
1、政教分离而政高于教。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政府就废除了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宣布信仰自由,不再支持泛伊斯兰主义。但是,即便是在凯末尔时期,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也通过国家宗教事务局牢牢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人口信奉的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宗教机构(这是延续了奥斯曼时期的政策),对土耳其国内逊尼派的宗教组织乃至教义大力干涉。因此倒不如说,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教分离事实上是排斥伊斯兰教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影响来得更合适些。
2、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凯末尔本人作为一个青年土耳其党高层人士,实际上也是一个泛突厥主义信徒,在其当政时期也曾鼓吹图兰主义。不过,凯末尔本人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失败,坚决反对利用泛突厥主义指导外交政策、反对土耳其干涉其他突厥民族的内部事务,主张将民族主义限制于国境之内,大力制造土耳其国族的概念。因此,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共和国对外实施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如在二战前后的20年间游走于苏联、德国、英法、美国四大阵营之间),对内则对库尔德人、拉兹人、阿塞拜疆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大搞强制同化。
3、国家主导的强力现代化。这一点是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因此凯末尔主义除了强调文化领域的西化之外,还特别强调国家机器对土耳其社会的控制和国家资本对土耳其经济的领导作用。凯末尔主义特别强调少数精英通过国家机器来改造社会,进而实施赶超战略,完成国家复兴。
事实上这一套凯末尔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逐渐被土耳其所抛弃。
二战后从共和人民党里分裂出来的民主党强调“自由”,反对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垄断,在1950年通过多党选举上台,开启了土耳其的自由化时代。而民主党自由化政策的矛头就对准了凯末尔主义的核心也即国家主义。通过放宽国家对社会和宗教的全面控制、通过一系列的私有化,民主党政府在1950年代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凯末尔主义的基础。
然而此时凯末尔时代的国家资本已经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以军官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其中因私有化而利益受损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亦不容小觑。在私有化中获益最少的军官团,成了民主党政府最大的敌人。1957年以后,民主党政府和它所代表的私营企业主们面临一系列的经济困难和激化的阶级矛盾,试图重新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此举引起业已多元化的社会强烈反弹,结果土耳其社会陷入混乱。军官团看准时机在1960年发动了第一次军事政变,抬出凯末尔主义为神主牌,推翻了民主党政府。在此以后,军官团又在1971年和1980年如法炮制,发动了第二和第三次政变,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一时期,凯末尔主义已经成为【秩序】的代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与军部对立的民主党和正义党也是打着凯末尔主义旗号的,实际上其最初的领导人曼德列斯、拜亚尔等也都是凯末尔时期的革命元勋。只不过双方各自从凯末尔的教导里引用一些不同的话,互相打嘴仗而已。比方说土耳其军方当时打着凯末尔主义保护官僚资本,可它同时又加入北约、出兵塞浦路斯(援助当地土耳其族搞分裂)、在义务教育中加入宗教课,作出如此种种与凯末尔教导背道而驰的事情,可见此时凯末尔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大杂烩和神主牌,逐渐地丧失了它原本所具有的内容。
1980年政变推翻正义党(民主党的后身)政府以后,军政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在当时人口仅4500万的土耳其拉黑180万人、逮捕65万人、判刑23万人、杀害上万人。在此之后,军政府一反过去“尊重民主”的表象,公开执政三年多,而且开始思考确保军官团利益永久不受损害的一劳永逸之策。最终军官团想出的万全之策是解散所有既成政党,组织几个效忠于军政府的傀儡政党左右互搏,以便在幕后永远操纵土耳其政局。
然而军官团的美梦完全破碎了。既成政党的瓦解和军部的暴政,反而导致伊斯兰主义政党依托宗教组织的快速崛起。他们捡起了过去民主党对民间资本的自由化口号和泛左翼势力对底层群众的福利承诺,很快成为土耳其政坛上最强大的势力和土耳其军官团最大的威胁。1993年、1997年和2001年,土耳其军队先后发动三次政变和准政变,力图阻止伊斯兰主义政党上台。由于此时伊斯兰政党成了最大敌人,因此土耳其军队嘴巴里的“凯末尔主义”的重心也从【秩序】变成了【世俗】,其核心思想在于维护政教分离、维持国家对宗教的全面控制、保护少数教派不受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的迫害,拉拢的对象主要是阿列维派和信仰淡泊的西部沿海市民。
但是丧失人心的军部最后还是无力回天,埃尔多安领导他那伊斯兰主义色彩浓厚的正义与发展党最后还是成了长期执政党。其实,埃尔多安也打着凯末尔主义的旗号,毕竟这个东西是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正确了(“侮辱凯末尔”在《土耳其刑法》里是一条罪名,近乎“大不敬罪”),除了少数极左翼政党谁也不敢碰。不过,他的凯末尔主义就比军部的更加空虚了,几乎完全是同凯末尔反其道而行之:
1、凯末尔主张政教分离,同时国家保持对宗教的优势地位;而埃尔多安则提倡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宗教组织作为自己的政治基础。
2、凯末尔主张对内民族主义,对外孤立主义;而埃尔多安则对内尝试与库尔德人和解(失败),对外提出新奥斯曼主义积极谋求充当中东伊斯兰世界乃至中亚突厥世界的霸主(失败)。
3、凯末尔提倡国家资本主义,而埃尔多安则大搞经济自由化。至于国家对社会的管控,埃尔多安倒是不反对(比如埃尔多安在台上大搞封网、控制媒体等),但管控的内容和管控措施维护所维护的利益已经是大不相同了。
这样看来,埃尔多安确实是抛弃凯末尔主义了。可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军部的所谓凯末尔主义本身也是距离凯末尔十万八千里了。这样看来,凯末尔主义早已被当代土耳其人所抛弃,徒具一些形骸被不同的人窃用来装点自己的旗帜罢了。
至于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题主是想多了。从近代以来,土耳其的各种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等突厥语民族的知识界具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这里不展开讨论。但是土耳其从来也没有能够直接干预和影响新疆政治和社会形态的走向,这是她的国力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