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发改委称「中国居民电价偏低」、「下一步将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 第3页

创作声明:

“本文绝无可靠消息来源，纯属虚构创作。涉及一定程度的理财内容及医疗建议，并严重剧透”

先是电，然后是水，接下来是天然气。再往后，就该公共服务了，医院、教育、交通等等。

毕竟这句话是通用的——

“长期以来我国试行较低的xx价格，xx价格较大幅度低于xx成本，是因为有工商用户承担了相应的交叉补贴。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居民xx价格偏低，工商业xx价格偏高”

要知道，基础设施、民生、公共服务的支出，一直是许多人眼里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也是许多人眼中，”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唯一体现。

你去跟普罗大众讲优越性，跟上班族打工人讲优越性，并不那么容易。教育学生可以简单一些，”国家民族未来”云云画个大饼就忽悠过去了。打工人可是要到生活中找找优越性的。

几块钱一度电，打工人就该跟你讲讲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了。

打工人很实在，你说社会主义好，那好在哪里？如果好的地方在虚无缥缈的未来，打工人是不接受的。

打工人可以吃社会主义的苦，享社会主义的福。当然也可以吃资本主义的苦，享资本主义的福。

但打工人不能吃社会主义的苦，遭资本主义的罪。吃二茬苦，遭二茬罪。两头的好处一点儿没捞着，打工人心里就得犯嘀咕——难不成这是封建社会？

换言之，廉价的公共服务和承诺的国民福利，是这么多年来宣传的重点。这是一张非常有份量的马恩牌，至少是Ace级别马恩牌。

现在如果把AKQJ都扔了，剩下一手赤条条的白丁，剩一手23333，扑克王拜登怎么输？

你告诉我。

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一个由国家提供的公共资源，能说它应该有商品属性吗？

如果发改委的同志觉得没问题，应该有商品属性，那我问一下，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在国家为公民提供安全保障的时候，也考虑一下商品属性？居民报警的时候，警局出警之前收个费啥的，是不是也挺合理的？同志？毕竟人工成本都摆在那的嘛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拿一个公共资源当成一个商品，去说它应该有一个商品属性

我觉得这不像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发言

支持，我支持。

垄断性的市场里给你讲市场是最坏的市场经济。

目前，国内的电价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上网电价+输配电价^[1]+线损折价+政府基金及附加 = 销售电价

从终端用户类别来看，则分为三类：居民用电、工业用电、商业用电，这三类的电价完全不同。

2019年，35个OECD国家的工业电价、居民电价分别平均为每千瓦时0.908元、1.352元（*折合人民币之后的价格，下同）；与之相比，国内则分别为0.635元、0.542元^[2]，分别相当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70%、40%。

用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舒印彪在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话说就是：

中国电价总体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输配电价全球最低。中国拥有极其复杂的电价体系，与国外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外通常是工业电价低于居民电价，中国则反之，一般工商业电价最高、大工业电价次之、居民电价最低。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的工商业用户承担了对居民和农业的交叉补贴。

事实上，这次发改委罕见点评居民电价过低，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交叉补贴”：

“长期以来，我国试行较低的居民用电价格，居民电价较大幅度低于供电成本，是因为工商用户承担了相应的交叉补贴。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电价偏低，工商业电价偏高。下一步要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逐步缓解电价交叉补贴，使电力价格更好地反映供电成本，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

发改委的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国内居民、农业用电长期享受大规模交叉补贴，但其资金来源近年逐渐下降，现行交叉补贴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2019年，全国居民、农业等保障类用户用电量比重约21%，交叉补贴规模超过2700亿元；同时，随着居民用电快速增长，补贴规模每年扩大100亿元。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则是：截至2021 Q1，全国外汇储备余额、外债余额分别为31700、25266亿美元，两者的差额（净外储）为6434亿美元。

也就是说，国内的净外储从2015年底2万亿美元、到2020年初跌破1万亿美元大关、再到目前的进一步下降至6434亿美元，在短短5年半的时间内，降幅已经高达67.8%。如果减去外资企业的投资与利润撤回（利润流回本土），那么国内实际能够动用的净外储将更少。

简单来说就是，在财政赤字率突破3%、（央妈）净外储大幅下降的双重压力山大之下，财爸能够用来进行电价“交叉补贴”的钱，已经不够了。尤其是在国内发电机构中燃煤发电比重高达61%、欧盟从2023年起将征收碳关税的情况下。有关内容可以参考⬇️：

那么，国内的电价水平，是否真的就比国外低呢？

从绝对值来看，可以这么说。

通过2019年中美电价的对比可以看出，国内的居民、商业、工业用电价格的绝对值均低于美国。

然鹅，如果用“相对电价”（千度电价/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来衡量，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例如，2019年，美国居民千度电价为折合901元RMB、人均收入为3.77万美元，千度电价占人均收入的比例为0.34%；而国内的居民千度电价为542元、人均收入为3万元，千度电价占人均收入的比例为1.8%。

也就是说，国内的“相对电价”是美国的5.3倍。用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的话说就是：

中国的电价相对于中国的人均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价格是偏高的。

用中国青年报2011年5月25日发表的文章《上调电价解决电荒是扬汤止沸》来说则是：

将电价与居民人均收入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我国的相对电价在世界上是很高的，是德国的4倍多、是美国的10倍左右。这背后有些因素，令人深思。比如，我国的人力资源成本仅为发达国家一半，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比日本高出8.7倍，另外，我国60%的发电产能处于闲置状态。解决电荒的出路也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只有上涨电价一条路。不系统解决问题，无论电价如何上涨，电荒依然会与我们形影不离。

更加尴尬的是，2019年，国内居民用电价格是美国的60.2%、但工业用电价格却是美国的1.3倍。用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舒印彪的话说就是：

大家都说去美国设厂，美国的工业电价的确低于中国，但美国的工业用电在总用电量中占比不到30%，中国则达到70%左右。

国内单位产值能耗之高（=单位能耗的产值之低），可见一斑。

这也意味着，仅仅只是简单地通过降低“交叉补贴”的方式，既不能解决电荒问题，也无法解决工业用电成本过高的问题。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清洁能源。其中，争议最大的则是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上马之初，官宣的首要功能就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中下游的洪患问题，当年的口号是“三峡工程峻工之日，就是长江告别洪患之时”。然鹅，这个宣传口号在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反而越来越“低调”。

2003年6月，在国务院验收组的组织下，几十名专家在大量检查验收的基础上对完工后的三峡大坝进行了最终鉴定验收，结论是：已建成的三峡大坝质量满足了设计要求，大坝蓄水将是安全的。

按照设计标准，三峡大坝必须抵挡万年一遇的长江洪水。因此，当时的官宣口号是“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

2007年，“万年一遇”就变成了“千年一遇”。5月7日，XHS报道三峡工程防汛腾库工作已经启动，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负责人冯正鹏表示，三峡大坝今年可以满足千年一遇洪水的防洪度汛标准。

2008年，“千年一遇”又变成了“百年一遇”。5月18日，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在接受XHS专访时表示：

三峡大坝的建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可使三峡工程提前两年发挥防洪效益。三峡大坝今年汛期将有能力抵御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到了2010年，官宣（长江水利委的主任蔡其华）的口径则直接变成了“三峡蓄洪能力有限，今年抗洪还不能全都指望三峡大坝”。

那么，三峡工程“三大设计目标”之一的发电目标又是如何呢？

1998年，北京节能中心及能源研究所、华盛顿Batelle Memorial能源研究所联合发布了一份合作研究报告：

若不考虑输、配电成本的话，中国的水力发电成本约为每千瓦时6~7美分，比天然气发电（4美分）、新型燃煤发电厂（4~5美分）都高，仅与核电的成本（至少7美分）相当。实际上，三峡电站的发电成本将高达每千瓦时8.4美分，这还不是其最终成本，因为输电、配电成本还未包括在内。

尤其是在三峡电站发电量不稳定的情况下。水库管理人员为了发电而调控水库水位时会面临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要维持长江的正常通航就需要在库区内保持高水位、而为了蓄洪又必须把库区水位降低来接纳汛期的洪水。用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院长谈广鸣的话说就是：

2009年三峡原来准备蓄到175米（设计目标），后来因为来水实在很少、下游缺水也严重，水利部门就通知三峡不再往上蓄了，蓄到172米就可以了，让大坝少发点电，减少对下游不利影响；“只是这种机制还不够完善、不够系统。”

另一个问题，就是高昂的成本问题。当时，一份国际能源调查报告指出：

如果三峡建设总公司试图把三峡工程的全部成本都摊到用户头上，那么三峡电站就不可避免地因“致命的螺旋式下降”而破产。若要避免这样的结局，管理层只有两种方案：a、禁止竞争，强迫用户购买三峡电站的电力，把三峡工程过高的成本强行转嫁给用户；b、政府用各种办法补贴三峡电站的电价，比如将三峡工程所欠的巨额债务勾消一部份，改为由其他国有机构或银行来承担。无论由谁（电力用户或纳税人）来承担三峡工程的巨额开支，CN的经济都将因此而承受严重损失，CN纳税人最终仍要为管理层的投资决策错误付出代价。

后来的事实证明，管理层的选择是方案a。

1992年，当全国人大以国内史上最低得票率（61.1%）^[3]通过三峡工程议案后，国务院决定全国（西藏等贫困地区除外）每度电加价0.003元。1994年，国务院调整了三峡基金的征收标准，每度电加价0.004元。到了2009年三峡工程完工时，这笔“每度电加价”的建设基金征收却依然没有结束，而是换了一个“马甲”继续征收。

2009年12月31日，财爸印发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向重大水利基金平稳过渡，保持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现行征收政策基本不变”。也就是说，继续以“新设立”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名义征收，征收期为10年。

对此，尽管官宣的解释则是，其用途包括“解决三峡工程后续问题”。但对于这个“换马甲”改名继续征收的资金、以及该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却一直争议不断。2009年起，曾有人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多次向财政部、国资委、国家电网、三峡集团等单位提交“公开有关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的相关信息”的申请书，得到的回复却均是“不予受理”。

没人知道，这些钱到底是不是用于三峡工程建设。直到2010年6月，国家审计署首度公开了三峡基金的使用情况：三峡基金1.2亿元被违规使用，主要用在三峡办稽查组的工作经费、会议费、调研费、培训费，而非三峡工程建设上。

至此，三峡工程的发电目标和实际效益问题，就成了一个深邃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占三峡工程总成本37.5%的库区移民工程资金，更是一个无人敢问的黑洞。

用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院长丁学良（*哈佛大学博士，曾任香港科技大学终身教授，现为深圳大学特聘教授）的话说就是：

“当年（三峡工程）在论证阶段一些水利专家提出，通过小水坝也可以满足发电的需要且成本更低，但三峡大坝还是建起来了。那么，它的发电功能如何？哪些人获利了？”

事实上，同样的操作（*补贴资金通过不断上调全国电价来抽取），也出现在其他清洁能源项目上。

2006年，管理层发布了《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电网企业按照中标价格收购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源，超出常规火电上网标杆价格的部分则附加在销售电价中分摊。最初，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征收标准为每度电加价0.002元，2009年上调为0.004元，2012年又上调为0.008元。

很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贴金）的长期入不敷出，就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压力。

目前，国内的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已高达2000亿元，相当于三峡工程成本的1.1倍^[4]。而且，仅仅存量项目每年的缺口就高达400亿元，并将在2033年前后出现缺口峰值（约8000亿元）。

那么，发改委这次在表示居民电价过低时说的“使电力价格更好地反映供电成本，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国内的电价构成中，“政府性基金”（占电价构成约10%）的收费依据、使用情况等不仅从未公布，而且还成为国内各大部门、机构、地方政府的“唐僧肉”。早在1998年，发改委清理电价行动中就曾查明560项违纪加价（*擅自在电价外加收各种不合理的基金和费用）的情况，电价加价项目总金额超过210亿元。

于是，这个哲学问题就变成了一个简单数学问题：1998年的210亿元，相当于2021年的多少亿？

如今，虽然征收名目有所减少，但各部门、各领域企图在电价“唐僧肉”中分一杯羹的冲动却不减反增。尤其是以“补贴”、“补偿”、“支援”等名义，以及政府条例、部委通知的形式，甚至到期了还可以延长。

另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则是国内电价的市场机制问题。

2009年，在“李庄聚众事件”中打赢了国电的魏桥集团^[5]，通过民间自办电厂、自建电网，打破垄断，让当地企业和居民用上价格更低的电，不仅让魏桥镇在国内电力市场蹚出来一条新路（*国内许多大型生产企业都开始模仿山东首富，纷纷兴建自备电厂），而且还使得“魏桥模式”在山东发展壮大。

实际上，正是因为自建电厂的优势，山东省才能够后来居上、击败国内老牌铝业大省河南。2012年，魏桥集团成为山东第一家世界500强企业；2014年，又成为全球最大的铝生产商，电解铝产能占全国电解铝总产能的1/6；当时，全球90%以上的iPhone手机壳铝材都出自魏桥集团。

当时，山东的民间电厂装机容量已达1000万千瓦。随后，魏桥集团又开始了更 的操作：其自备电厂不仅为本集团旗下企业供电，而且还通过自建电网向其他企业供电，电价则比国电的价格至少低30%以上。

但对于国家电网公司来说，魏桥集团却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2009~2012年，魏桥集团与国电下属的山东电力公司发生过多次激烈冲突，这其中既有在政府层面的“文斗”、也有在田野间的“武斗”。

另一方面，魏桥模式也给了“涨电价鼓吹者”一记响亮的耳光。对此，国内许多媒体（*当时国内的媒体舆论环境和良心与今天存在着肉眼可见的差异）纷纷表示：

魏桥模式让我们看到的是市场的力量。它说明，即便烧着一样贵的煤炭、用着低效率的机组，市场可以为我们提供比国有企业更低的电价，我们本可以支出更少的电费。无论国家发改委拿出多少涨电价的理由和方式，魏桥镇的低电价都是给了“涨电价鼓吹者”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但很快，有形之手就出现了。

2012年5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欧阳昌裕表示：

作为企业的自备电厂，魏桥集团向超越其供电范畴的社会用户供电是一种违法行为。由于我国电力市场还没有实现充分竞争，电价成本不透明、电力价格与大家的期望值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像魏桥电厂这样的环保设施不完善、运行安全无保障的低成本运营模式，不能成为我们改革的样板。首先要搞清楚，哪个环节是可以竞争的、哪些是垄断的。发电环节是可以竞争的，而电网无论是输电也好、配电也好，一定是自然垄断的，一个地区只能有一个电网。

实际上，面对山东民间电力的迅速发展壮大，由于担心越来越多的小电网与国家电网断开连接，国家电网也做出了妥协。当时，国家电网与魏桥集团甚至还达成了“平起平坐”的合作共识：重新联网，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然鹅，尽管魏桥模式在山东取得了成功，但由于需要多个前提条件，因此魏桥模式也被业内认为只是局部的个例、难以在全国推广。对此，当时国内某著名媒体则发出了面向全国的“呐喊”：

国有企业之低效已近常识、路人皆知，市场配置之高效亦然。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启动十载，以市场化为方向，本应予民公平透明之电价，却为利益集团所累，举步维艰。时至今日，当面临抉择之时，政策制定者们只知涨价，而不知改革；只知百姓可少吃一盘菜，不知政府还可让利于民。中国的电价犹如深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想从这深潭中“取水”，其手法名为“交叉补贴”，并以此之名在电价中附加各种收费。去年（2011年）全国用电量近47万亿度，每度电附加1厘的费用就要多收470亿元。如果将电价透明公开，则这种“交叉补贴”绝不会像今日这般容易。在如此巨大的利益面前，难怪主管部门没有推动电力体制改革的积极性。毕竟电价构成越是糊涂，越是容易从中获利。因此，凡有利于电价透明的改革无不受到阻挠。

时间倒回24年前。

1997年，【此处删除413字】。

2014年5月21日、23日，【此处删除100字】。

当时，自从刘铁男落马之后，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内就有19名能源系统的官员及企业高管被带走调查。国内广大瓜众突然发现，原来国内的能源系统早已成为贪腐的重灾区。

2014年，【由于涉及highly sensitive，此处删除141字】。

2017年10月，一直在调查这起收购案件存在向马耳他政客行贿问题的马耳他女记者卡鲁阿纳·加利齐亚被谋杀。很快，这起丑闻就撼动了整个马耳他政府。2019年11月，马耳他抗议者聚集在首都瓦莱塔的广场，高举遇害女记者的照片，要求时任总理约瑟夫⋅穆斯卡特辞职。2020年，马耳他总理下台。

没人知道，这些神秘消失的钱，究竟和交叉补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更加没人知道，国内电力电力体制改革的真正阻力，到底来源于who和what。

2017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针对国家电网参与竞争性售电是否属于“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有碍电力交易公平的问题，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舒印彪的回答是：

对于社会资本组建的售电市场主体，国网很支持，“在售电环节，目前我们参与得比较少，下一步好多还在研究，因为都涉及政策性问题。”

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在目前最需要空调续命的季节，国内广大瓜众，包括住宅（居民电价）和公寓（商业电价），每个月的电费又会是什么样的画面？

⚠️以上内容节选自《哥斯拉发电指南》（原稿为《幻痛》DLC-30），感兴趣的童鞋可以在公众号或new base中查看。

参考

1. ^ “输配电价”指的是销售电价中所含的输配电成本，相当于电力在抵达终端用户之前的“过网费”或“运费”。
2. ^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居民生活用电平均价格约为0.5133元人民币/千瓦时”。但具体到各个省份、城市却不尽相同。例如，上海市居民用电价格为0.617元人民币/千瓦时，而新疆、青海则低于0.4元人民币/千瓦时。主要原因是因为各地发电成本、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所导致。
3. ^ 在1992年4月3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对此，李锐表示，“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不投票，人代会上通过的决议，没有这样的历史。”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上确实有与会代表提出动议：“由于涉及领域宽广，未知因素太多，疑问不少，审议讨论时间太短，反面资料与意见的发表不充分、对工程建设的利弊尚难有深入、正确、统一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议案，应特别慎重，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通过。”1993~1994年，李锐三次单独或领衔上书最高层：“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建议暂缓上马”；但最终，他被要求“服从大局”。
4. ^ 2009年6月底，三峡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849亿元，其中枢纽工程798亿元，输变电工程358亿元，库区移民工程693亿元。
5. ^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魏桥镇是中国百强名镇之一，能取得这一称号的主要原因则是镇上的魏桥集团。该集团总资产650亿元、员工16万人，是集棉业、棉纺、织造、染整、服装、家纺、热电、铝业、盐化于一体的特大型企业。在2011年胡润富豪榜中，魏桥集团董事长张士平以300亿的资产被评为“山东首富”。

全文大概意思是，

1，2012年起就部分地区实施的《居民阶梯电价政策》会扩展更大的行政区划。

2，高收入地区电价会提升，低收入地区电价会下降，更进一步鼓励错峰用电，一户多人和困难户会有补贴减免。

3，会有限度的降低工业用电价格。

上面三点都是“可能”，究竟会不会实施，实施多少，覆盖多大区域，有多大力度，都还是未知数。

总体来说，这回应并不是电费全面涨价的前兆，想要批判也别那么着急。

江苏峰时电价0.55，谷时电价0.35

江苏的阶梯电价：一档不加价，二档＋0.05，三档加0.3。

以上单位是元。

就这个电价水平，对于个人来说，必须买几张显卡在家挖矿。

今年火电发电变动成本中的煤炭成本接近0.36，再加上维护材料、脱硫脱硝和化学制水成本，度电成本超过0.4。再加上输配电成本，给居民供电成本是大于电价的。以上还未考虑折旧。

所以说居民用电比自己家开电厂还便宜。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户均8kW功率吃满，用电赚钱。

黄宗羲定律：

【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与之相配套的大约便是黄炎培周期律。

关于属性的问题，倒不如研究清算一下市场煤、计划电，“煤电价格倒挂”的荒唐公案，看看这么多年肥了多少硕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