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红色摄影史上,沙飞是最富传奇色彩,也是最具争议的人物。
他拍过鲁迅的遗照、白求恩的裸照以及党内多位领导人的工作生活照。
他一手创建的《晋察冀画报》是敌后战场的著名宣传刊物,为抗日战争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
抗战八年,沙飞没有死于战火,却在新中国成立五个月后被人民政府处决。因为精神病发作,他枪杀了一名无辜的日本医生。
审判现场,沙飞满不在乎。他认为,小日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我杀一个日本人算什么。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出生在广州一户商人家庭。
14岁那年,沙飞从广东省无线电学校毕业。他去黄埔军校拜访族叔司徒璋,看见学校大门口写着“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升官发财请往他处”的对联,决定投身北伐战争,成为国民革命军中年龄最小的电台报务员。
五年后,沙飞接受已升任汕头电台台长的司徒璋的邀请,当上特级报务员。
汕头电台是军、商两用,工资开得很高。沙飞月薪150块大洋,那时1个大洋可以买5斤猪肉。
配合沙飞发报的登记员叫王辉,是一位大眼睛、瘦高个的本地姑娘。王辉与沙飞志趣相投,关心时政、爱读鲁迅。频繁接触之下,沙飞动了心思,经常在电报纸上写满王辉的名字。
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两人带头为上海捐钱。沙飞在办公室呐喊:
“日寇如此欺负我们,有血性的中国人不会答应,必要时我会重新穿上军装!”
王辉被沙飞的爱国热情感动,但她隐约觉得,这个男人渴望成功,决不甘心过平庸的生活。
33年3月30日,沙飞与王辉登记结婚。他们没有举办婚宴,而是带着新买的相机去各地旅行。蜜月中,王辉怀孕。
尽管家里雇着保姆,但沙飞仍然亲自下厨。他会为妻子买没筋的牛肉,再切成薄薄的肉片,炒得恰到火候。
闲暇时间,沙飞对摄影产生兴趣。他经常摆弄那架为蜜月旅行购置的相机,但镜头逐渐从家人转向劳苦大众。
起初,王辉很支持丈夫,专门拿出500元钱让他买摄影器材。沙飞在家里弄暗房冲印照片,花了很多电费,王辉也不阻拦。
36年初的一天,沙飞拿给王辉一本外国画报。他指着上面的照片说,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导致一战爆发。当时有个记者因为拍下这珍贵的一幕,出了名。沙飞越说越激动:
“我要当摄影记者,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同年8月,沙飞不顾父母妻子反对,独自跑去上海搞摄影。他考取了上海美专西洋画系,一边上学,一边兼职拍照。
10月8日,在一批美专左翼木刻家介绍下,沙飞见到了他敬仰的鲁迅先生。
那天,鲁迅抱病参加全国木刻展览会,与他长久以来关心的青年木刻家们亲切交谈。沙飞为他们拍照时,鲁迅关心地问他:
“你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吗?基础打好才能产生好作品啊。”
11天后,鲁迅病逝。在先生遗体面前,沙飞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按下相机快门。
为发表鲁迅的照片,他第一次使用了“沙飞”这个笔名,“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
11月中旬,沙飞回到汕头。他拿出鲁迅照片,给王辉讲自己在上海的经历。王辉被丈夫的成就打动,但沙飞告诉妻子,他要去广州办个人影展,办完就回家。王辉再一次选择了让步。
二弟司徒铃看完展览问沙飞,人家都拍美人,你为什么喜欢拍乞丐呢?沙飞回答,你是中医,靠医活人的生命“济世”;我是摄影师,把受压迫的人拍出来,启发大家找出路。
影展结束,沙飞仍然滞留广州。王辉带着三岁的儿子来找他,才勉强把人劝回家。
但沙飞已经无法忍受平凡的生活,选择了离家出走。37年初,正在桂林筹办第二场个展的沙飞收到王辉的来信:
“希望你能尽快回到汕头,否则我提出离婚。当初你我无条件结婚,现在也无条件离婚。”
沙飞大哭一场,写下“誓不屈服、牺牲到底”八个大字,回信同意离婚。
桂林影展闭幕第10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沙飞背上相机,奔赴华北。
在太原,沙飞见到全民通讯社社长李公朴。李公朴知道沙飞拍过鲁迅,当即同意他担任本社摄影记者。
很快,沙飞被派往晋察冀边区采访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115师。师政委聂荣臻安排他去杨成武的独立团跟拍。
沙飞以前在国民革命军当报务员,不上前线,不会骑马。他端着照相器材,一上马就摔。杨成武派个马夫保护还不够,又派了个警卫员照顾他。
但沙飞不怕死。阜平狙击战,他跟着战士往前冲,拍下八路军与鬼子拼刺刀的肉搏画面。一场战斗下来,沙飞的棉袄被打穿三个大洞。
黄土岭围歼“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连指导员命令沙飞从阵地撤回相对安全的二梯队,沙飞反问:
“我是来参加战斗的,拍你们连战斗场面的,到后面怎么完成任务?”
战斗结束,天空飘起了雨夹雪。营首长请沙飞住营部取暖,沙飞不去,非要跟战士们挤在连部。
沙飞常说,老百姓文化程度低,80%以上是文盲,单靠文字宣传效果不好,照片才是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那时中国人很少拍照,更不懂摄影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沙飞从敌占区买来闪光器和镁粉,准备给聂荣臻拍会场发言照片,结果当晚镁光灯一闪,战士们大喊:
“抓特务!抓特务!”
沙飞在村子里搞影展,乡亲们看到照片上缴获的敌军战利品,都凑过去数有几门炮、几支枪、几匹大洋马;沙飞还教指战员和士兵拍照,为军队培养摄影记者。但他要求,用有限的胶卷记录人民斗争,不能拍自己,给首长拍,必须有限制。
沙飞有肺结核。37年底办《抗战报》,他带病坚持工作,经常把芥末包在布里,用热毛巾敷肺部。38年5月,沙飞调离报社,转去山西五台县卫生所休养。一个月后,加拿大人白求恩在这里建起根据地第一所模范医院。
白求恩喜欢摄影,离开加拿大前,他买了一架带有柯达镜头的新型莱丁娜相机。因为共同的理想和爱好,白求恩与沙飞成为挚友。
白求恩不仅是个高尚的人,也是个可爱的人。他半裸晒日光浴、全裸游泳的瞬间都被沙飞记录下来。在那些照片里,没有战火硝烟,只有浪花飞溅。
牺牲前,白求恩给聂荣臻留下遗书,要求安排他最珍爱的三样物品:一台从延安带来的放大机,赠予军区摄影科;一张行军床,送聂荣臻司令;一架莱丁娜照相机,给沙飞。
40年百团大战,杨成武指挥一分区三团打井陉煤矿,沙飞抱着莱丁娜相机冲锋。聂荣臻爱才,发电报往后方调他。沙飞回到司令部,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原来,这是在刚才战役中救出的日本孩子,聂荣臻正准备托老乡送还敌人。沙飞说先等等,接着,他拍下一组主题为“将军与幼女”的照片。
沙飞的学生问他拍这个干什么,沙飞回答,现在可能没什么用,几十年以后照片发到日本,就会起作用。
四十年后,日本媒体正是通过这组照片,找到了当年的女孩——已经育有三个女儿的、44岁的美穗子。
那一年,美穗子全家来到北京,感谢聂荣臻元帅救命之恩,聂帅说:
“救你的事,不只我一个人会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不论是谁都会这样做的。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沙飞后来回忆,抗战八年,他对两件关于孩子的事印象深刻。一件是聂司令员的善行,另一件是日军的暴行。
沙飞发现,百团大战期间,战士们缴获了照相机,不懂,把胶卷拉出来当橡皮膏玩;打开镜头盖,发现是亮的,直接拿刺刀戳烂,说让它再看我。
沙飞感慨,展览照片的影响太小,应该发行画报,扩大宣传范围。
在聂荣臻的全力支持下,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两个月后,《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名义出版。
第一期的封面“八路军挺进长城”是沙飞拍的,封底“铁骑兵”还是沙飞拍的,画报里很多化名、匿名的照片也都是沙飞拍的。
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写真名,沙飞说,我不想让人家以为咱们部队搞摄影的只有一个“沙飞”。
画报社拿羊圈当暗室,用太阳光做曝光,在马槽里洗照片,办出了抗日根据地第一份以刊登照片为主的综合性画报。
43年日军执行“三光”“大扫荡”政策,盯上了名声在外的晋察冀画报社。
12月8日,画报社撤退到河北柏崖村。次日清晨,他们早早煮了饭,打算吃完继续撤。
当时,锄奸部部长余光文的队伍也赶到村子。画报社让他们先吃,又烧开了水,准备再做饭,但敌人已经从四面包围上来。
乱战中,日军抓住余光文的爱人张立,逼她说出部队去向。张立不从,被日本人剖腹杀害,而她不满两个月大的儿子则被扔进那锅烧开的水中,活活烫死。
画报社的人也全跑散了。沙飞背着两箱底片突围,中途甩掉了鞋,光脚爬上雪山山顶时,整个脚掌的肉都烂了,双腿也没有知觉,走不了路。
脱险以后,沙飞握住幸存的画报社同志的手,含泪说道:
“你们在,底片在,我们的画报就还能出版。”
柏崖惨案,晋察冀画报社损失惨重,9人牺牲,4人重伤。日寇大肆吹嘘“彻底摧毁了晋察冀画报社”,但一个月后,已转移到更偏僻山沟的《晋察冀画报》恢复出版。
刚入院治疗时,沙飞面临截肢,“弄不好从腕下锯”。他哭着求大夫,我当记者凭两条腿,没脚怎么工作啊。后来连续涂了一个月凡士林,他的脚才勉强保住。
柏崖惨案对沙飞的刺激很大,他康复以后,走路时会不停摆手、自言自语。
沙飞离开家的这些年,王辉也投身到革命洪流中。
王辉37年就入了党,在汕头负责地下工作。39年1月,中共中央秘密机关南方局在重庆成立,王辉担任会计兼出纳,保管大量现金和金条,连周恩来、董必武用钱,都要找她支取。
42年下半年,王辉患上肺结核,半工作半休养,改做看管房间和搜集报刊资料的轻活儿。
一次王辉看到《晋察冀画报》上“沙飞”的署名,百般思绪涌起。她后来在自传里写:
“我们过去的离婚,不是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对于他(沙飞)的爱没有完全消灭。听了他的进步,我甚快活安慰,认为我过去没有爱错人。”
44年王辉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从晋察冀边区来的学员那里打听到沙飞尚未再婚的消息。王辉找周恩来和邓颖超汇报情况,邓颖超说,应该恢复关系。
很快,沙飞收到王辉打来的电报,同意复婚。45年7月,夫妇二人在分别8年后团聚。
那是沙飞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王辉生产坐月子,沙飞为她下河摸鱼煮营养粥;王辉给小儿子洗澡,发现孩子脑袋鼓、头发少,沙飞就调侃:
“长得像不像列宁?”
夫妻恩爱,抗战胜利,他们没有想过会再次分开。
45年8月23日,八路军攻占第一个大城市——张家口。
战役总指挥郭天民告诉画报社,只要用得着,张家口的敌伪物资你们先挑。沙飞很得意,说张家口最繁荣街上的高楼是我们的,最好的机器设备也是我们的。
但此时,聂荣臻对画报社的支持少了,据说是因为画报宣传他太多,回延安挨了批评。
46年10月,队伍主动放弃张家口,向涞源战略转移。沙飞想在涞源继续出画报,但政治部副部长张致祥通知他,要把印刷厂从画报社分出来,归政治部。沙飞吵不过,失去权力。
到了涞源,他领物品要先上报,连买墨水的钱都没有。画报社的人说,沙头软弱无能,领导让我们自生自灭,“能走快走”。从涞源撤离时,原本180多人的画报社,剩下不到20个。
沙飞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越来越差。一次开干部会,他提议画报社改行研究一种带炸弹的风筝,用来炸死蒋。大家听了,嘲笑他爱幻想,有精神病。
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柏崖惨案后,沙飞对日本人刻骨仇恨。“白院”的日本医护人员多,他很抵触。
沙飞的日本主治医生津泽胜敬业、技术好、待人和善。但沙飞给主席和聂荣臻写信说,津泽逼他做X光透视,损害他的生理机能;在他肺病最严重的时候,还让他每天走5公里。
49年12月15日这天,沙飞出院。
走之前,沙飞叫津泽胜来病房,问他路上吃什么药。津泽交代完出门时,沙飞朝他开了枪。
津泽胜被击倒在地,横躺在门口。沙飞看着他,“吃吃冷笑”,又朝津泽脑门正中近距离补上一枪。次日清晨,津泽胜重伤不治。
在牢里,沙飞跟人说,我打死日本鬼子了。“他(津泽胜)害我,我就报仇。”医院的日本人群情激愤:
“共产党光明正大,看你们怎么处理!”
跟沙飞闹过矛盾的张致祥要保他,让医院证明沙飞有无精神病,院方称“沙飞精神正常”。张致祥向聂荣臻请示处理意见,聂考虑到国际影响,说:
“挥泪斩马谡,厚葬沙飞,他贡献大。”
50年3月4日,华北军区军法处宣判沙飞死刑,立即执行。沙飞提了四点要求:刮胡子,换上妻子织的毛裤、毛袜,执行时不下跪,死后立碑。
一路上,沙飞神情自然,没后悔、没顾虑、没难过、没掉泪。人们都说,沙飞很有骨头,有军人气派。
沙飞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王辉是在沙飞处决后接到的通知,而沙飞父母直到60年代先后去世,也不知道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沙飞死后,留下5名子女。老大、老二已经独立,最小的被远在广州工作的王辉接走。剩下两个三四岁的孩子,搭伴在北京军区上幼儿园。
幼儿园是寄宿制。每逢周末,别的小朋友都被父母接走,他俩没有爸爸,也见不到妈妈,学校就是他们的家。
有一回,原画报社副主任石少华的爱人连飞娥来看他们,沙飞的三女儿王雁抱着连飞娥问:
“阿姨,你是不是我妈妈?”
连飞娥说不是,王雁又问:
“哪个阿姨是我妈妈呀?”
80年代初,许多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得到解决,家人也开始为沙飞争取平反。
申诉书递到北京军区法院,院方说打算三个月结案。三个月后,法院改变说法,称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涉外案件,需要日方受害家属不持反对态度。
王雁与津泽胜的大女儿池谷田鹤子是北京八一学校校友。82年八一搞校庆,王雁与田鹤子见了面,但当王雁想再讨论沙飞时,田鹤子拒绝了。
王雁写了一封信,托人转交给田鹤子。田鹤子读到“我们俩都失去了可爱的父亲”一句时,哭了:
“你们还有共产党管,我们有谁管呢?我们回到日本,为了我们四个孩子,妈妈要工作,还要背着弟弟去上学。”
田鹤子最后说,你们怎么处理我们不参加意见,不要再来找我们。她没有看完信,也没带走信。
72岁的王辉去找北京军区法院院长章洪珊理论。章说不能确认沙飞有精神病,王辉说他与医生无冤无仇,说明他精神有病;章又说,你怎么证明沙飞是在精神病发作时作案的,王辉反问,你怎么证明他不是在精神病发作时作案的?
双方各执一词,讨论没有结果。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杨成武问聂荣臻元帅看法,聂帅提出“四个事实”:
“沙飞杀了日本人是事实,我们杀了他也是事实;他有精神病是事实,时隔三十多年也是事实。”
85年6月,北京安定医院出具鉴定书,认定沙飞患被害妄想,案发时处于疾病期,应判无责任能力。
86年2月8日,总政下了批文,承认“沙飞案”是错案,对沙飞以病故论处,但同时要求其家属做到“四不”:
不登报、不广播、不开追悼会、不移葬。
按照政府规定,沙飞不是烈士,不能进烈士陵园。最后,在河北阜平烈士陵园,众人为沙飞和柏崖惨案中牺牲的画报社烈士们合立了一座措辞巧妙的碑,叫作“英魂碑”。
沙飞枪决那年,坟前插有一块3尺高的粗料木牌,上面用墨写着“沙飞之墓”。后来经过两次迁坟,标志尽失,墓也找不到了。
只有一些歌谣,还在沙飞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传唱:
南蛮子,
瘦个子,
腰里挎个黑匣子,
他为军民留影子。
部分参考资料:
[1] 石少华:《风雨十年:回忆与沙飞同志共同战斗的日子》
[2] 王雁:《沙飞摄影全集》
[3] 王雁:《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
[4] 王雁、刘丽丽:《飞向自由的一粒沙》
[5] 刘深:《寻找沙飞:一个战地记者的影像战争》
可能看过我的回答的朋友都注意到,我从不更新,一个故事写完就完了,从来不互动。这次是被迫的。
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希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不仅记住那些完美的烈士,也应该了解有缺点的英雄,不完美的英雄也是英雄,同样为我们的幸福生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有个朋友看完文章留言说,有个公众号的文章和你很像,比你发得晚。我过去一看,好家伙,洗得很高级,按照我的参考书目,把其他吸睛、但是跟我文章主线无关的点都加上了。
尤其是余光文爱人张立烈士被日本侵律者剖腹那段,我不忍心写出来的细节,对方为了吸引读者,全写了,还加粗(至今我仍然不忍心写,下面我会附上抄袭文章的链接)。
你可以不尊重我,我还能写,但是你起码要尊重一下英雄,你拿沙飞恰饭,在微博里美其名曰要多写一些无名英雄。我去联系对方,说我不要钱,你“借鉴”我没关系,但你都“借鉴”到十万加了,你转载我一篇别的,我也想让更多人看到我写的东西。
结果对方说,我们主编只能给你转载五条(的位置)。大哥,你“借鉴”我的时候你到处发头条,你卖甲醛包你都次条,你让原创作者垫底?你但凡这么看不起我,你来“借鉴”我的沙飞干嘛啊。
话不多说,上个链接,下面简单标记了两处,太多的就不标记了,看过的朋友一看就知道啥意思,连我故意设置的错误标点都照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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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很多人觉得该不该被枪毙,问题在于津泽胜是什么人。
那么以下是津泽胜的履历
津泽胜于1909年1月出生于日本熊本县宇土市,旧满洲医科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大学的内科工作,1938年与同教室的喜代子夫人结婚。1942年,在北京市西观音寺内成立了医院,1943年受日本陆军的号召,到北京陆军医院工作。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夫妇二人以医生的身份参加了八路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948年担任石家庄八路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内科主任,和其他100多名日本医疗工作者一起活跃于医疗活动中。正在此时,与患结核病入院的沙飞相识,并担任沙飞的主任医师。1949年12月15日,当沙飞的结核病即将痊愈,商量转入北京的医院的时候,被沙飞用手枪射杀。留下妻子和孩子4人,结束了42岁的短暂人生。
津泽胜在北京医院成立的7年中,治愈了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与八路军同生共死,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这是百科的介绍。
那么以下是部分人的回忆录:
津泽胜的女儿池谷田鹤子后来写文章回忆自己的父母:我父亲津泽胜出生于日本熊本县,在满洲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内科大夫。父亲是个诚实、认真、对病人不摆架子和无论什么样的病人都一视同仁的人,技术也不错。1943年,我父母在北平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开了个诊所,他们两人都是内科大夫。病人大部分是中国人,还有日本人、朝鲜人。从小我就跟胡同周围的中国孩子们玩,说的也就是当时的北平话,跟着中国雇的佣人到剧场去听剧,到澡堂去洗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10月父母带着我和妹妹由利子从北平来到了张家口,跟随父亲的导师稗田宪太郎一同参加了八路军。在那个年代,有不少的日本技术人员留在了中国,为了建设一个新国家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父亲对病人很好,所以我记得当时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的时候,老乡们常常来找父亲,他们有时手里拿着白菜、有时拿着鸡蛋表示他们的感谢之情。
津泽胜生前的女助手张富云军医后来回忆了她心目中津泽胜先生:我与津泽胜大夫认识于1948年10月初,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从河北获鹿县杜北村迁入石家庄市现址,当时医院有一百多名日籍医务人员,有医师、护士、技师,包括内科、外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X光科、药材科各科。
内科主任是津泽胜大夫,中等个,微胖,能说汉语。我刚大学毕业,听说主任查房,特别紧张。报告病历后,他领着我们逐个查看病人,面带笑容,和蔼可亲,耐心询问病人的症状,认真细致的查体。每次总能发现新体征、新问题,指出诊断和治疗方针,解决疑难问题。那时,肠伤寒、回归热、斑疹伤寒病人较多,他一边检查,一边给我们讲解,如伤寒的蔷薇疹,怎样和其他发疹疾病鉴别。怎样视、触、叩、听等基本功,如肺罗音心脏杂音,触摸肝脾等,手把手的教。
对我们工作中的差错,他从不呵斥,而且善意地说:“这样不对或不好”,同时教你如何如何做。抢救病人时,他更是不分昼夜,不顾劳累地在现场指导,直至病人转危为安。他的精湛医术和良好的医德,受到全体工作人员和病人的称赞,渐渐的我们由衷地敬佩他,他像老师,又像长者,至今仍然念念不忘。
津泽胜,如果真说有什么不对,那也应该只是那段1943年受日本陆军的号召,到北京陆军医院工作的时间,拯救了日本侵略者性命的时间段。
从所作所为来看,他很可能只想当一个纯粹的医生,不然不会不管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朝鲜人他都救,并且受到了中国村民的爱戴。
只能叹息一声,沙飞,津泽胜,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人之一。
我就奇了怪了,津泽胜居然在有些人的观点里是倭寇。我可没见过被中国村民送鸡蛋和白菜的倭寇。
哈哈哈哈,讲了那么多还是不敢回答津泽胜是不是倭寇,只能躲在自己的主页暗搓搓的发个想法自娱自乐,真是太——可爱了,噗嗤。
沙飞打死的是一个日军战俘,
一个曾经的日本军人,其后被中国军俘虏,然后进入中国军服务。
仅此而已……
难民不是移民,中国显然不应该接收任何形式的难民,难民经历了太多人性中的极端状态,人性中的残忍被激发的更多,再加上宗教与战乱因素,为了生存难民的底线会更低,为了生存难民不惜恩将仇报、鸠占鹊巢,其对于稳定的社会有巨大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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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如果席卷欧洲,欧洲没落,欧洲储备的大量人才,中国要做好准备。
中国要为未来潜在的优秀移民提前做好准备,所有移民至少符合以下标准:
1、接受归化。接受中国法律、传统和习俗的归化,华文参加水平考试;放弃原有的宗教信仰。进行郑重的归化仪式,宣誓并视频记录这一过程。
2、有一技之长,科学技术领域优秀人才优先。优秀人才需要中国指定科研、技术或教育机构进行鉴定。
3、身体健康,无传染病。
4、在移民中国之前,没有触犯过法律(以中国现行法律为准)。
5、符合以上四条者,到中国后需要数年的准备期方可有资格加入中国国籍。
6、6岁以下健康儿童(以中方骨龄测定为准),以及符合1至4条相貌姣好的25岁以下女子。
7、宗教类神职人员、有反华行为及反华言论者禁止移民。
——世界上没有无条件的爱,以上是移民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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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各种人均指标都较低的国家,按照“谁提出问题,谁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原则”,哪个国家指责中国多,哪个国家就应该帮助中国解决一部分问题。这些国家要真金白银的给中国出钱,不出钱不帮助就别BB,还要中国人自己勒紧裤腰带独立自主的自己解决。美国作为经常指责中国的国家,我觉得美国应该尽力帮助中国,比如至少接收中国1个亿的“难民”,如果美国接收不了也不想出钱,最好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