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陈独秀？《觉醒年代》给他正名了吗？ 第1页

觉醒年代最终给了陈独秀一个公允的刻画

最近历史剧觉醒年代热播，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也是标志着我们对近代历史人物评价走向全面成熟的一个开始，不以一个一时的错误，去全面的否定这个人做过的贡献。

陈独秀，是觉醒年代的“正面”主角。

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我党的早期创始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没有他和李大钊等人的努力，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但是他也曾长期被指责造成了我党早期的失败和损失。

壹：陈独秀的经历

他的经历，可以说就是一部活的近代史：

陈早年就考上秀才，说明他天资聪明，但是考上秀才的喜讯没多久以后，在1898年开始，秀才陈独秀就经历了中国人的至暗时刻，首先是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失败，然后就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此时此刻的陈秀才已经死了，陈独秀对旧科举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于是陈独秀就去了日本留学，其实这一点很有意思，虽然日本近代和中国长期敌对，但是大量的中国早期革命人士，都是在日本留学深造的，当时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恨日本侵略中国国土，但是一方面又被日本鼓舞，原来黄种人也是行的。

比如日俄战争中有一个现代人意想不到的情绪，虽然日俄战争是两个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但是当日本胜利以后，居然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反殖民的热情，因为中国人意识到一件事，原来黄种人是可以战胜白人的。

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出现了大量中国革命人士留学日本，后来很多成了抗日的中坚力量。

在日本留学期间，最开始陈独秀并没有萌发共产主义思想，而是追求资产阶级革命，整体还是处于思想的朦胧期，毕竟他当时只是在学校里面，缺乏实践，所以很难意识到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是脱离现实。

1899年之1901年期间，陈独秀先是因为反清言论被“中西求是书院”开除，然后被清政府通缉，那时候大清虽然快完蛋了，但是还续着半条命，于是陈独秀被迫逃亡到日本，这个时候，陈独秀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1年全国人民终于忍无可忍了，大清差不多也该上路了，辛亥革命爆发。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没有沉默，毅然决然的参加了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然后陈独秀又被通缉了，1913年不幸入狱。在各方势力的营救下，全国舆论的支援下，1914年陈独秀出狱。

注意，也就是在这个阶段，陈独秀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放弃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幻想。

出狱后的陈独秀被蔡元培聘请去北京大学做为文科学长，开始办《新年轻》杂志，陈独秀开始把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系统性的写成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北京大学里面传播，为后来我党培养了文脉。

也就是从新青年开始（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星星之火，开始在国内高级知识分子圈内燃烧。

恰好这一时期，也是风起云涌的时期，首先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无产阶级建国成功，震撼全世界。

随后1919年，巴黎和会的噩耗传播到国内，身为战胜国的中国，居然对自己的领土收复一点话语权都没有，于是五四运动爆发。

也就是这两件事的爆发，促成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巴黎和会粉碎了中国人对于一切旧制度的幻想，不再指望“公理战胜强权”。 【二】俄国革命成功告诉了中国人，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成功的。 【三】为了抗议巴黎和会失败、拒签二十条，爆发了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诞生了后来大量的中国革命的人才，完成了人才储备，比如：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邓小平（法国留学中）、蔡和森（我党早期创始人）、李达（我党早期创始人）等等，都是在这个运动中觉醒的人才。

觉悟有了，思想有了，人才也有了。

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而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和具体筹建都是陈独秀带头做的。

在1920年初，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一大。

热血的时光也就停留于此，后面亦是残酷的斗争。

贰：陈独秀的“黑”点

陈独秀的“黑”点主要是源于共产国际给他定性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

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仅7年左右，就惨遭蒋介石的大清洗（4·12政变），而陈独秀主要是被指责软弱，导致我党被清洗。

这个事的起因是这样的，当时共产国际提出指示说：中国共产党太弱小，扶持你们太慢了，我直接改造国民党，把国民党变成无产阶级党，也算革命成功了。

最终谈判的结果是共产党人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还要服从国民党指导，刚开始中国共产党是不服的。

在1922年8月，召开了关于国共合作的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严重抗议这个事，他们认为：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革命宗旨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军阀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社会信仰全失，永无发展的机会。因此，即使要合作，至少要平起平坐。”

结果没什么用，被共产国际强推这个政策。

说说当时我党的情况，当时的我党刚刚成立，只是共产国际帮扶下，缺乏造血能力的小党，相当于是个下属部门。

这也没什么，因为理论上共产国际 ≠ 苏俄，后来我们才知道不是这样的。

援引史料：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毫无疑问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作出的决定。

对于这一点，陈独秀其实一直是有疑虑、和抵触的，他原话：

“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最后，当时的我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导，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自己造血能力不强、也确实需要帮助，这个造血能力最终是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

不过，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力量很弱小，但是思想传播并不弱小。因为相比共产主义思想而言，腐朽的军阀、买办在意识形态层面就是一个渣渣，所以当时共产党主义思想在国内传播的如火如荼。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国民党内部有大量的左派进步人士都是支持联合共产党的，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前（1925年去世），明确提出了要扶助工农。

孙中山1925年刚刚去世，蒋介石马上就联合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大清洗，开始捕杀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至此国民党开始彻底变味。

这是既有意料之中，也有意料之外的。

意料之中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改造旧社会，动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怎么可能是和平的？

意料之外的是，确实很难想象国共合作会如此彻底的破碎，首先有国父孙中山先生支持（意外中途去世），其次国民党内部又有大量左派（被清洗了），短时间瞬间确有一种形势大好的局面，让人感觉国共合作非常有戏，可以和平的开始改造社会。

叁：共产国际瞎指挥

后来事实证明了，共产国际背后就是斯大林，而斯大林是用搞俄罗斯帝国的方式来搞革命，这是共产国际瞎指挥的根源，他们的出发点就不是为了中国革命，而是为了苏联国家利益。

最开始清洗的征兆，是蒋介石搞了个反串黑，说共产党人要夺取中山舰然后造反，借此机会开始监视、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还开始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等。

就类似希特勒自导自演的国会纵火案一模一样，借此理由开始清共，不过当时蒋介石对外还在装样子，说自己没有反共，只是针对部分人员的过激行为。接着就是“整理党务案”，一步步开始大清洗。

而共产国际在做什么？完全是瞎指挥，就比如说中山舰事件，当时这个事发生以后，共产国际居然对蒋介石搞绥靖政策，说我们共产党人自己要反思，就是因为我们不尊重蒋介石，所以蒋介石才会生气的。

当时的共产国际顾问言论如下：

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人的过于突出、他们过多地占据重要职位，以及对中国将领，包括对蒋介石本人，常常采取没有分寸的‘同志式的’无礼行为，所有这一切加快了3 月20 日行动的到来并使之更加激化了”，要求“我们的同志需要特别有分寸。 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最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

像不像今天公知说的，就是因为你中国不尊重美式价值观，所以美国才要打贸易战？

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所以导致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期许反而更多，对争取中国共产党的权益，反而兴趣不大，甚至是打压。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行为多次抗议，希望加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而不是继续依赖国共合作，但是最终都无果而终。

这一点在觉醒年代里面，其实也有描写，有一段就是陈独秀拒绝了共产国际人员的拥抱，而是说了句：“我们可以结盟，但是不能合二为一。”有类似的剧情刻画。

说白了，这个问题就是早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大战役，后来还影响到了毛主席，那就是中国的革命，究竟是中国人说了算，还是共产国际说了算？

四·二一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合作彻底失败，在这个局面下，当时作为我党领导的陈独秀表现出了“软弱”，还在希望维持国共合作，主动取消了湖南武装起义的计划，下令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等。

这也就是陈独秀被共产国际和苏联批“右倾”的来源。

我们追根溯源来看，陈独秀固然有出现软弱，有寄希望于国民党的幼稚，但是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是共产国际始终以苏联国家利益为核心发布指示，导致我党早期一步步丧失了革命自主权。

当时的共产党人都加入国民党，被国民党领导了，就是这个局面下，陈独秀才会产生希望通过示弱，来换取对方合作的“幼稚病”。

而斯大林指导的共产国际为了自己的面子，全然不顾自己之前的瞎指挥，就开始批判陈独秀右倾，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陈独秀。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也不是共产国际，而是我党当时还缺乏一位伟人，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枪杆子出政权。

现在我们说这个道理，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常识吗？但并不是这样的，这句高度精炼的话，其实背后是多少革命先辈苦苦探索的血泪史。

也就是这个事以后，陈独秀开始和我党渐行渐远。

肆：结语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件事，陈独秀的思想是变化的，早期陈独秀是个秀才，后来开始琢磨怎么学日本，对资产阶级革命幻灭以后，受到俄国革命启发，开始觉醒共产主义思想。

人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如果我们只切片局部来看，这样对一个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陈我们有几点是可以板上钉钉确认的:

1、陈独秀先生最后确实是远离了党，但是没有背叛过党，也没有落井下石过。 2、陈独秀先生一辈子都在艰难的摸索救国的道路（2个儿子全牺牲于革命）。 3、陈独秀先生确实犯过幼稚病的错误，但是这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也有关系，不能把锅全部给他背。 4、一个人后来犯过错，不等于他早期的努力就全部没有意义。

看见有一个网络评论说得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因为你多么聪明，而是因为前人替你走过了那条错误的道路。”

革命早期就好似盲人摸象，马克思也只是初步构想了一些基础的理论，但是具体怎么结合中国国情实现，这相当于二次原创，如果没有那些探索失败的同志们，就没有后来我们探索的成功。

也许，当我们成功以后，应该更宽容的去看待那些艰难探索失败的人们，毕竟陈独秀先生确实一身从未背叛党和国。

仲甫兄这辈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为祖国前途而奋斗，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公允的评价，作为觉醒年代中的主角（之一），他当之无愧！

文章来源 公众号 每日怡见

不能算正名。实际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是给苏联（共产国际）背了黑锅。

最早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就持反对意见，理由是国共两党是不同性质的党，目标都不一样。而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压制了陈独秀的主张，极力撮合国共合作。因为俄国当时的国际情况太恶劣了，急于在中国扶持亲俄政府，这就必须推翻北京政府。然而中共当时太弱小了，根本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只有动员国民党发动北伐战争，统一中国，即把国民党当成白手套来颠覆中国当时的北洋政府。然而国民党组织松散，党纲不明，大而不强，孙文也急需改变国民党，同意了国共合作。但孙文虽然要求共产党帮国民党改组，且中央执行委员委员中41人，10人是共产党，中执委常委三人，一人是共产党，但他还是留了一手，中央监察委全部是国民党员，而且有曾反对国共合作的邓泽如等国民党元老。因为孙文不想中国走苏联道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文越飞联合声明》）。

陈独秀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他明确讲：所谓国民党内的右派，其实都是些反共分子。如果说还有一些左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过去认为孙中山和一些领导人算是左派，现在看来，他们也都只能算是中派，并非左派。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支持国民党，只能是支持国民党的中派乃至右派，因为他们控制着国民党的全部机构，在他们的国内政策中有许多反劳工的东西，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中则有许多反苏联的东西。他断言：继续这样支持国民党，必将给远东地区的革命带来严重影响。他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据此制定新的政策”，再“不应当毫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了”。

1926年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由联俄容共的立场发生重大转变，开始在军队排挤中共。仅他直接指挥的第一军，就清除了40多名共产党员。共产国际当时仍看好蒋介石，认为他是红色将领，主张和苏联极为接近，而且自其当上黄埔军校校长，考察了他一年。中山舰事件完全就是个误会，不过蒋借题发挥，后来这边宣传说中山舰事件是蒋的阴谋，也是借题发挥。此时，陈独秀预感到了危险，强烈要求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装，被共产国际拒绝了。共产国际在撤换阻挠北伐的季山嘉之后，继续让鲍罗庭担任国民党顾问，支持蒋介石北伐。

1927年3月，共产国际也感觉蒋的立场发生转变，抢在蒋介石进入上海前，策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政府。然而，这在国民党看来，是在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指挥体系之外，另建一套指挥体系，完全违反孙文联俄容共的初衷，而且上海建立工人武装，高达30余万（实际枪支只有几千条），这也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中共对国民党的承诺。

“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应受本党的惩戒。”——《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924年1月

蒋介石进入上海后，上海的中共领导感受到了蒋的咄咄逼人。果然，蒋介石发动412血腥清党。工人武装被彻底解散，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被捕被杀。

1927年5月，陈独秀再次要求建立中共自己的武装，被共产国际拒绝了。陈独秀联合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发布声明，否认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合法性，继续和国民党左派团结。苏共内部，对中共是否继续联合国民党左派也发生争议。斯大林为了证明自己推动国共合作的正确，指示中共应该团结国民党左派。

结果没过多少天，斯大林突然180度大转弯，发出著名的“五月指示”，要求中共组织2万党员7万工农武装，和国民党斗，而且要向国民党夺权，改造国民党，主要包括：绕开国民政府，由下层开展土地革命；不通过国民党组织，自行发展工农领袖；另行组建军队，动摇国民党军队；组建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斯大林为何发出如此大相径庭的指示，后人推测应是苏联党内斗争所致。陈独秀把“五月指示”比作“在粪缸里洗澡”（《告全党同志书》），陈一直要求组建中共武装，被苏联拒绝，这会国民党已经开始和中共翻脸了，让他到哪找这么多武装？他迫于压力接受这个指示，但表示这个指示执行不了。鲍罗庭也同样认为这种指示没有可行性。于是，共产国际就以陈独秀放弃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为由，指责陈是“右倾”“投降”。当时维持国共合作支持国民党革命时，共产国际干嘛去了？此时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的立场同1924年已经大相径庭。

共产国际代表鲁伊拿着“五月指示”要求汪精卫接受。据伍豪回忆，这等于是向国民党夺权。汪精卫勃然大怒，他声言：这是动摇国民党领导权和组织原则，动摇革命军队，让国民党当刽子手（五月指示中要国民党当红色雅各宾派，否则就要革国民党的命）。他再左，也不能容忍共产国际的这个夺权指示，孙科、李宗仁等国民党文武大员也非常愤怒，大骂共产国际。加上武汉工人运动出现了极左现象，工人竟然要求4小时工作制，工资涨好几倍（最高十倍）的不合理要求，搞得民族资本家没办法，只能关门歇业。结果丢了工作的工人跑到汉口总工会要说法，一片混乱。汪精卫的手下一直不停向汪抱怨，中共把事情搞砸了。汪终于在1927年7月15日公开宣布分共，依照国民党组织纪律，把武汉国民政府内所有共产党员一律开除，但还是没下令血腥清洗，他还想和中共平分手，对苏联顾问留一分情面。7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布《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之训令》，指出对压迫共产党员并妨害其身体自由要严办。所谓“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根本不是汪精卫的意思，汪也从未发出过这种指令。可是，武汉政府手下的军官有的已经开始血腥清洗共产党员。

由此，国共彻底闹掰。斯大林大怒，把责任推给了鲍罗庭、鲁伊和陈独秀，命令他们去莫斯科述职。陈独秀由此背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黑锅。而陈独秀也对共产国际彻底失望，退出了由共产国际控制的中共，另外组织共产主义党派（托派）。

陈独秀是中共早期，敢于顶撞共产国际的第一人，最先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领导，最早提出中共应该建立自己的武装。说其右倾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栽赃，是苏联及共产国际为掩盖其错误寻找替罪羊。412之前，共产国际一直要求中共配合国民党北伐，进行国民革命。国民党开始和中共翻脸时，中共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机会已经完全没有，五月指示的夺权命令，根本不具可行性，相反加速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共产国际翻脸。中共内部当时就有人看出工农运动的过激，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恽代英写下了《农民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可惜没能得到党内多数同志的重视和共鸣。即便武汉国民党政府也宣布分共，但毕竟没有像蒋介石集团那样暴力屠杀，其中的左派仍不肯同中共完全撕破脸皮。处于弱势地位的共产党理应主动缓和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积蓄革命力量。但陈独秀被停职后，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左倾冒险主义愈演愈烈。直到广州起义失败，中共不仅自己遭受重大损失，也使得不少国民党左派丢掉了同中共和平相处的幻想，站到了敌视共产国际的立场。中共党内精英人物大量牺牲，党所处的环境更为恶劣，大量党员脱党、退党，革命完全陷入低潮。后来托洛茨基曾指出中国革命的失败，完全由于斯大林（左倾）机会主义和官僚作风。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根本不是什么右倾投降主义造成的，而是左倾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造成的。

开展农村运动，不注意保护军属，破坏了北伐军的军心。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农村中杀戮地主，造成自己在政治角逐中的孤立。在城市，动员工人罢工，争权利，没能做到适度，搞到企业主关门，结果工人反而挨饿，跑到总工会闹事（胡夫回忆），使得党在工人中的信用丧失。

412事变、马日事变、广州415事变等诸多事实，证明革命已经遭受重大挫折，却盲目乐观，认为还能掀起革命高潮，在城市搞暴动，一厢情愿的认为会造成全省总暴动。广州起义后，明明敌强我弱，张太雷却拒绝采纳叶挺把起义部队拉出广州的建议，听从共产国际一个25岁的毛头小子（所谓“暴动专家”）诺伊曼的忽悠，坚守广州城（支持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自诩“正确”），造成起义人员的重大伤亡，起义彻底失败。起义失败后，李立三继续左倾冒进，搞什么“春季骚动”，强令早已被国民党通缉的周文雍回广州组织第二次起义，结果周被捕被杀。

事后在莫斯科的中共六大，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文过饰非，给广州起义戴了顶“巴黎公社”的高帽子，却对实际教训拒不接纳。由此继续延续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直到后来中央红军丢了江西根据地被迫长征。

1.关于国共合作初期，陈独秀反对国共合作

陈独秀在1922年4月6日给吴廷康写的信中反对国共合作，提出几点：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 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1——32页。

2.党媒为陈独秀平反的文章

2013年8月8日，人民网发表文章《中共党史上的最大冤案：陈独秀九条罪名无一成立》

1999年3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征求对《中国共产党历史》1923—1927年部分修改稿的意见，邀请一些学者开了几天座谈会。笔者有幸也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对照新的档案资料，就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不执行共产国际挽救革命的紧急指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向传统观念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引起了在场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主持这次修改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同志当场表示：“要把陈独秀当做正面人物来写。”12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陈独秀研究会发起，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等七家单位，在北京召开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再次重点宣传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会后，《人民日报》理论部把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袁鹰写的为陈独秀辩诬的文章《怅望一座墓园——写在陈独秀诞生120周年》，冠以《应当把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写》标题，以《内部理论动态》的形式，发到全国各省市领导同志手中。《历史研究》则发表了唐宝林撰写的《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长篇论文。文章认为：1923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没有的，它是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为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文过饰非的产物，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文章节选。请那些认为本人站在反xx立场的人，睁开眼睛仔细看看：本人的结论与党媒的结论完全相同。

早期党史，主要要搞清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角色是什么？

社会主义思想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很早。

1910年的幻想小说《新中国》里面已经说社会主义了。当时人们的认识，社会主义是西方贫富差距大导致的。

《新中国》提出的办法是工人，老板按比例分配利润。

NBA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劳资谈判重头戏就是比例问题。

华为用虚拟股的方式给员工分享利润，而不仅仅是工资报酬。

就是说，社会主义不是突然来中国的。

突然的事件，是十月革命。

苏联成立后，有了第三国际，第三国际要求高度集权。斯大林是实际控制者。

苏联用国家机器的资源给第三国际成员提供经费武器。第三国际成员也保护苏联国家利益。

所谓国产国际低估张学良抗日热情是扯淡，就是苏俄和张家父子的宿怨。

北洋政府也是打酱油的干涉军之一，北洋政府当时派军队去了海参崴。

苏联需要中国，共产国际在接到指示后，找到海参崴打工，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山东青岛平度人杨明斋。

维经斯基带着一个中国人，通过北京的俄文教师，联系上李大钊。这是1920年

而李大钊是1919年第一次和苏俄联系，五四运动后，布尔特曼在红楼与李大钊见面。这个人很关键。

他后来和日本谈判缓冲国的问题。是最早的东方处负责人，只是死的早。

苏联当时还有其他人选。姚作宾（这个人后来当了汉奸）亲自去了趟海参崴。

苏联最后选了李大钊，李大钊推荐了陈独秀。

这就是说陈独秀是李大钊为中间人才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陈独秀是清朝秀才（高考满分作文始祖，写一堆生僻字，老师不懂就给高分）

陈独秀是地地道道的激进分子，人家年轻时候是做炸弹，研究暗杀的。

他和蔡元培的情谊也是做炸弹的时候种下的。

十多年后，蔡元培不惜伪造学历，履历把陈独秀请进北大，与当年的情谊应该有相当关系。

陈独秀是辛亥革命后，当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算担任过高官。因为二次革命流亡日本。

这段时间他与章士钊创立《甲寅》

李大钊到1914年还是一个日本留学生，他这个时候给章士钊写了信，结识章士钊，他和陈独秀的关系也应该在这个时候建立。

李大钊能够去北大，是章士钊推荐的，他在给章士钊写信的时候，还是一个留学生，当时25岁。不是章士钊推荐，他很难去北大，他没有做炸弹的情谊。

就是说，陈独秀当年虽然因为私生活问题被敲打，后来公开发传单被捕，最后离开北京。

但是，就是地位和影响力而言，在上海的陈独秀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李大钊推荐了陈独秀

而对陈独秀来说，革命救国，是从晚清开始的追求，共产国际找上门，是实现他理想的途径。他不想成为共产国际的附庸。

而斯大林实际掌控的共产国际是要求铁的纪律，绝对服从的。有这个服从，才有经费支持。这是后来矛盾的来源。

把这个底子搞清了，才能搞清后来陈独秀所谓的错误。

陈独秀在1921年，就认识到独立性的问题

他在支部会上说：“党员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

他还诙谐地说：“你们看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不是常在报上写文章骂我陈某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吗？然而，他们恰恰又给我上了一堂课，人家的钱不能要，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干，不能受制于人。总之，我是不愿被别人牵着走的。”

当时，陈独秀和马林争吵过。

马林就用严肃的、带有命令的口吻说：“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

这是典型的斯大林作风。

陈独秀一听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中共的工作，也无需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气得无言以对，双方第一次会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然后，因为陈独秀一次入狱，马林为了把陈独秀捞出来，花了很多钱，出了很多力，陈独秀最后妥协了。

中共“一大”召开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

从中央机关的支出看，自行募捐的钱只有小部分。拿人家的钱，归人家管，结果是1922年，新成立的党加入了共产国际。

陈独秀的独立尝试失败了。

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记载，1922年12月共产国际通过的《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每月支出为：《向导》周报，210元金卢布；《工人周刊》，40金卢布；印刷传单、宣言等，60金卢布；组织员和宣传员的费用，汉口、湖南、上海各60金卢布，北京80金卢布，香港、广州各40金卢布，山东30金卢布；两名中央委员旅差费100金卢布；两名固定宣传演讲员的食宿旅差费120金卢布；意外开支100金卢布，总计月支出1000金卢布，总计年支出12000金卢布。1924年实际得到活动经费约36000金卢布。

两边记载的差距有点大。可能是计算方式不同。

马林曾公开表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

陈独秀立即驳斥说：“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

陈独秀有独立意识，无独立实力。

所以，后来苏联又扶持国民党，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内有反对意见，但是最后都是听苏联的。

苏联也一度非常想扶持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是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名誉常务委员，这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中最高的职位。

所谓陈独秀的错误，其实是共产国际的错误。

陈独秀很多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他说了不算。他儿子骂他，其实他是代人受过。

大革命失败后。

托洛斯基认为是斯大林瞎指挥造成的，陈独秀有了共鸣，于是也站在斯大林对立面，被开除。

而随后，因为武装保卫苏联，他又与托洛斯基决裂。

1939年，周恩来找到他，让他写个检查去延安，他拒绝了。

而斯大林一派的王明，到这个时候还在造谣说陈独秀拿日本人的钱。

其实，蒋介石想让他当官，给他钱组党，他都拒绝了，更不会要日本人的钱。

陈独秀一生是爱国者的一生，共产党是他人生中爱国的一段经历，而非全部。所谓错误，在斯大林死后就应该有公正的评价。

个人拙见：陈独秀有两个错误，注定了他必将成为一个地位很拧巴的人。

首先是大革命的失败，必须有一个人出来背锅。尽管我们当时是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遥控下的，要背锅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难辞其咎，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批他们,所以陈独秀就成了唯一的背锅侠。大革命失败如此严重的罪行，谁背上都翻身不得啊。至于什么右倾投降错误，其实是情有可原的。大革命失败是1927年，距离1921年成立也不过6年时间，一个六岁的组织，不犯错误才是不可能的。

第二点才是最尴尬的地方：陈独秀后来因为和同志们意见不统一，最后闹到公然搞分裂的地步。这就无法容忍了，尽管那段时间是受苏联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矛盾的影响，但是陈独秀的所作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公正性和权威。尽管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依然可以算是“半个叛徒”

所以尽管陈独秀有莫大贡献，但是没法大规模宣传。因为他后期公然分裂的行为实在是过于碍眼，对组织纪律会带来严重不良影响。

对比教员堪称完美的操作，陈独秀就更加碍眼了。教员一生挨批无数，堪称刺头，有据可查的处分就有十几次，宁都会议后被剥夺军权，基本上处于流放软禁挨整的状态，那段日子用他原话形容是“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 但他从未想过利用他的权威来另立山头。坚持组织原则是他带领中国人民获胜的法宝之一，同时也给他带来过许多痛苦。

所以目前文化舆论对陈独秀的态度也是这样：对他前半生的贡献不吝赞美之词，但是对他后半生尤其是和托派沾边的那些事有意无意地回避。这就造成了陈独秀的拧巴地位。对他是正面评价，但是总是不忘在“右倾投降”疤上补一刀，对大革命之后他的经历基本上处于不谈状态，最多说他坚持抗日，同时抵抗了kmt的招揽，大节无亏。

想给陈独秀正名，关键是要给共产国际正名，把它从神坛上拉下来，它确实给予我国巨大的帮助，但是它也添了不少坏。至少大革命的失败、苏区的左倾错误，它必须负责。不给予它正确的评价，那陈独秀这个被迫受其遥控和指挥的早期领导人就没办法把那些该由俄国人背的锅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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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ban-zan-san-la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按照你们给他佬戴的高帽子，一大代表里可是还有陈公博、周佛海两位，陈独秀自己当叛徒反对武装斗争这笔账可以不算，那两位做汉奸可以不可以不算？

他佬像刘仁静那样脱党匿了，这是底线。

组织托派组织，这是在组织路线上叛党。

反对武装斗争，这是在政治路线上叛党。

白区党被国民党特务砍，苏区党被国民党军队砍，人头滚滚的时候，他佬张罗要交枪？

抗战时给他个倚老卖老的机会，他还给脸不要脸，那就成全他，发他一顶叛徒帽子，有问题吗？

自从你们规定数数只从十一数起之后，那就看啥都过左：

大革命发动农民，你们嫌过左，痞子运动。

七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你们嫌过左，没有团结地富。

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遵从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你们还嫌左，不够独立自主，怎么你们现在看场子的时候不设支部？支部可以不听中央的？

你们到底是地富资产阶级的先锋队，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你们办的是复兴党？还是共产党？

那么喜欢嫌弃过左，你们偷它干什么？老民国一点也不左，老民国赛高！

你们脚得国民党左派一个个长的又好看说话又好听，必须要团结。那你们干脆自己去当国民党左派，瞬间就会变得好看又好听，当什么红脑壳呢？

你们小粉红乐意给陈独秀洗白，只不过是你们本来就是小偷那一派的支持者的最新证据罢了。

我是不太清楚这种真情实感地相信自己是别人的体验，看你们一个个道貌岸然地在化妆舞会上放着词不达意的空气，我只是感到好笑。

像苏铸那种人当叛徒也就得了十五个银币的赏金，还得算上他的山陵，值五个银币。

汪×兴连十个银币都没卖上，混了个离休待遇。

邱×作一个月还有一百多块钱养老金和福利房呢。

你们这些一毛钱都分不着、还得给人996的小粉红，看着人家偷钱自己替人爽，脚得是自己偷着了。

这是为什么呢？

陈独秀老正确了，29年就应该交枪，然后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开放搞活，省的后来几十年弯路，还得濒临崩溃。

XS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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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lllzs-84 网友的相关建议: 
      

这次七部门联合发文，重点突出的还是两点

1 维护社会稳定

2稳定和扩大就业

这是一个指导意见，只是给平台划了一个框架，可以看成是中央给平台出了一张考卷，具体如何去实现中央的目标，还需要平台自己去做这张考卷，至于成绩如何，我是比较悲观的，但是我内心又是十分期待平台继续避重就轻，钻空子打擦边球的，并且可以断定，平台绝不会像它第一时间回应的那样，去坚决贯彻落实《意见》，因为平台真的敢落实《意见》精神，等于自废武功，但是迫于七部门联手的巨大压力，可以预见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按理说，蚂蚁，滴滴的前车之鉴，应该提醒美团积极配合国家，拿出务实，诚恳的态度去配合监管，落实《意见》才是明智之举，可是它背后的境外资本不会允许它这样做的，扯皮到最后，大概率还是社会主义铁拳一锤定音。

下面我们来逐条分析《意见》的意义和美团可能采取的对策。

说在前面的是，我仔细阅读了这份《意见》，给我的感觉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这份意见从其涉及的几个方面来看，是有明确指向性的，目标对象指向的是专送骑手这个群体，涉及的几个方面与众包骑手的关联并不密切，可以解读为打开了一个突破口，那就是确认了专送骑手群体是在实际上与平台建立了劳动关系，这一点在意见第四部分里有明确说明，可以视为国家为专送骑手和平台之间的劳资关系定下了前提和基调，而这一点，实际上《意见》中最为重要的一点，这一点直击平台要害，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意见》分七个方面，对平台提出了指向性要求

一 劳动收入方面，要求平台建立与工作任务，劳动强度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 确保外卖送餐员正常劳动所得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等考核要求，适当放宽配送时限。

这部分要注意的是“正常劳动所得”“最严算法”“算法取中”这三个问题《意见》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和区间，这就意味着讨价还价的空间，平台在后续也一定会避重就轻。其实这一部分灵活性很大。

二 保障劳动安全方面，完善平台订单分配机制，优化配送路线，合理确定订单饱和度，加强交通安全教育培训，引导督促外卖送餐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这一部分要结合第一部分来分析，两部分结合起来就是降低单行程配送强度，同时要保障送餐员的收入，从国家的角度讲，初衷是提升单价，而美团的应对策略我几乎可以肯定会拿出一套复杂的冲单奖系统来达成表面单价提升，实际上绝大多数送餐员拿不到高档奖励，即设置较高金额的冲单奖，而完成的难度很高。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词“完善平台订单分配机制”，这其实也是核心问题之一，但是从这份《意见》来看，似乎存在感很低，而这个订单分配机制，结合优化配送路线来看，应该是为了尽量把同一目的地的订单集中到同一个人，从而降低配送难度，当然，这里面的灵活性也很大，平台同样会避重就轻。

三 维护食品安全方面 落实平台企业食品配送环节安全主体责任，制定外卖送餐服务管理规范，加强安全知识培训，确保食品配送环节不受污染。

四 完善社会保障方面，督促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员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其他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鼓励探索提供多样化商业保障方案 提升多层次保障水平。

重点中的重点，几乎明确认定专送群体与平台之间是劳动关系明确要求平台给专送上社保，而众包骑手，平台要提供通过平台参保的渠道，同时试点工伤保障。

这一点意味着平台不得不承担起雇佣方的义务和劳动保障责任，意味着平台无成本招人时代的终结，要为专送骑手交社保，为众包参保提供渠道与便利，平台压榨骑手的核心手段-强制派单和无成本无上限扩招这两招中，无成本无上限招人的路线走不通了。

五 优化从业环境方面，鼓励支持新业态发展，推动设置外卖送餐员临时驻留点，推广智能取餐柜，鼓励研发智能头盔等穿戴设备，营造良好从业环境，积极发挥稳定和扩大就业作用。

不多说，添社备平台自己买来供骑手使用，才有意义

六 加强组织建设方能 推动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工会组织，积极吸纳外卖送餐员入会，参与涉及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事项协调 完善支持保障体系，深入开展帮扶工作。

中华总工会开始吸纳外卖员，骑手可以加入中华总工会了!有多大效果不好评估，但总是进步

矛盾处置机制方面，督促平台建立送餐员投诉反应的直接通道，明确诉求处置程序和时限，加强民主协商和平等沟通，对于客观因素造成送单超时等常规问题，一般在二十四小时内合理解决。

2017年的时候，一个电话就能找到美团人工客服，骑手描述问题，客服解决问题，而2019年之后，人工客服对于骑手来说基本没用了，踢皮球机制完美，问题不与解决，现在《意见》里关于这一点划下的道，也是要面临一个扯皮的过程。

综上所述，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这份《意见》的核心价值在于订下了专送骑手与平台的劳资关系的基调，即平台必须正视专送骑手这一块的切实社保和劳动保障责任，这也是股价应声大跌的原因，在这一块，很可能导致专送模式的萎缩和日益消亡，因为社保和劳动保障成本导致了平台无法在专送这块无成本扩招，这是平台的核心利益，是压迫骑手的重要前提，当然，平台肯定要在这个问题上试图蒙混过关，我也希望平台蒙混，但是不希望它过关。

现在七部门联合给平台发了张考卷，平台的答卷很可能会影响后续政策的出发点和力度，我更倾向于国家给了平台一次机会，平台拿出诚恳务实的态度，则后续的组合拳会轻一些。

所以，我真心希望平台面临这一次机会时继续倒行逆施，早一些坚定中央把拳头落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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