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此机会我也谈一谈我对中美两国纠错能力的看法。美国现在明显表现出帝国末期难以纠错的状态,这我是完全同意的。中国很显然具有帝国急速上升期很容易纠错的状态,这我也同意。简单的说,时来天地皆同利,运去英雄不自由。然而中美两国在纠错方面具有特殊性,不能仅仅用一般的帝国兴衰的机制来理解。
先说美国纠错的特殊性,那就是美国历史上在多个重大的纠错关头出现了极为不幸的关键人物失去生命或者政治地位的事情。比如南北战争北方胜利之后,显然应该进行强力纠错,大大加强中央集权。然而战争一结束,唯一有可能成为政治军事强人的林肯遇刺身亡(当然了,他即使活着也未必愿意去做政治军事强人 )。从那以后,北方没有对南方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上的压制和清算,导致美国最好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机会被错失。一直到将近200年后的现在依然有州权过大而中央集权程度过低的缺陷。
再举一个例子,大萧条以后美国出现英明神武的罗斯福总统冒着搞共产主义的骂名长期执政并进行了强力的国家干预和改革,还取得了伟大的二战胜利。这本来是美国国家力量大大加强约束资本能力的最好的纠错时机。然而1945年罗斯福去世,上台的是大昏君杜鲁门。我之前有多篇文章严厉批判杜鲁门在外交方面的巨大错误导致美国千载难逢的机会被浪费。仅凭外交错误杜鲁门就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差的总统之一。当然了那个是外交,但其实在内政方面也很可惜。罗斯福去世之后,美国立刻通过了限制总统任期的法案。从那以后政府约束国内资本势力的难度就很高了。
再举一个例子,冷战末期苏联突然解体,解体过程里美国操盘的是政治高手和老手老布什总统。从1989年到1992年这段时间,他处理大局非常稳健,而且本人资历非常深地位非常高。本来如果他能继续做一届总统,或许可以对美国的冷战功勋集团进行必要的节制,毕竟旷日持久的冷战早就使美国进入亚健康状态了。可是1992年他意外地在大选中输给了政治根基非常浅的克林顿。克林顿没有能力对冷战胜利的功勋集团进行必要的约束,导致军工和意识形态集团在90年代继续做大之后就再也控制不了了。
这三个例子都是美国在关键时候由于关键人物的意外情况无法进行彻底纠错的例子。这些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极佳的运气。由于美国每次纠错都有半途而废的下场,现在要美国纠正根本性的路线和体制大错就很难找到非常成功的先例,或者说美国缺乏强有力彻底纠错的历史传统。当然了,他历史上多多少少还是了纠一些错。但你要比的是竞争对手的纠错能力,而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
接下来看中国的纠错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纠错能力归根到底是共产党的纠错能力,而这又归根到底来自于党早期的在生死边缘的两次关键性纠错。一次是412之后从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上纠错到武装起义掌握自己军队的路线。另一次是在从第5次反围剿到长征初期的几乎被消灭的状态下进行强力纠错终于确定了本土派对国际派的根本性优势。这两次纠错只要有一次没有成功,大概就灭亡了。由于有这两次彻底纠错的成功经验,以后进行重大转向都有了可供借鉴的先例。后来也有很多次纠错,但说实话都没有这两次那么惊险。所以中国的纠错能力是在受精卵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共和国自身天赋异禀携带强力纠错基因,和美国缺乏天赋只能后天修炼不一样。
如上所述,中美在纠错能力方面本来就有着明显的差距,再加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帝国兴衰周期的叠加,现在中国的纠错能力远超美国是不值得惊讶的。即使将来中国走到了和美国类似的衰落阶段,由于有非常好的纠错传统,我相信中国的纠错能力也比美国现在的纠错能力要强。
但另一方面,美国纠错能力虽然弱于中国,但他只需要纠一个大错就可以稳住大局。什么大错?“不愿意投共”这个大错。只要纠了这个错,其他错误都是很有希望扭转或者控制住的。只要投了共,美国的未来就有一个托底的力量,下限就不会太低。衰落强国投靠强者是很成熟的路线,英法德日都走这条路走成功了。美国能同时托起这四强,中国就托不起一个美国?当然了俄罗斯投美是被拒了,但这显然是美国犯了外交大错,中国势必会吸取这个惨痛教训。
可是反观中国,虽然未来在衰落期的纠错能力估计比美国衰落期要强,却没有可以投靠的对象,不存在纠一个大错就可以让其他纠错工作来投靠的机会。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天有四季变化。
出生、成长、衰老 、死亡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生命周期末期的王朝想干什么都干不成,是组织架构衰老的正常表现,能长成壮年没有在幼年被消灭、没有在壮年猝死就已经是幸运了,在老态龙钟之际和年轻的时候比,那叫自找没趣。
盛极则衰,月满则亏是自然规律,没有必要苛责。能不能安静的死去、要多久才会死去、以后的新美国是什么造型,到时候可以研究下。
山高县和一部分入关人,特别喜欢以史为鉴。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经常是惊人地相似的,因此许多剧情发展和对策,都能从历史中找到答案。
这一点恰恰是相当多的自由人完全不赞同的,他们坚定地认为历史是唯一的,永远不会有重复。
我曾经跟一个反入关人士讨论过入关学,他反驳的理由很干脆,说仅仅是因为当今局势跟历史上的一段时期有那么一点相似,就硬套模型论证可能发生的事,显然是非常荒谬的。
山高县说,纵观人类历史,比如中国的大小王朝,绝大多数政权都撑不过三百年就会覆灭。因此当今已经建国两百多年的美国也不例外。
但是他们根本不会相信这一点,且还会用一万个理由来论证美国是不可能符合历史上的王朝周期律的。美国将会永远伟大。
你说当今美国政局和1861年华盛顿和平会议的前夕有些相像,他们会说当今美国的秩序和19世纪是云泥之别。你说“国虽大,好战必亡”是中国人几千年总结下来的真理,他们又会说这条所谓真理根本不适用于美国,美国是越战越强的国家。
当你发现了2020年初美国人对华人的态度跟1930年初的纳粹对犹太人有那么一点类似,于是提出华人要自保的概念时,他会说21世纪不可能再有种族迫害了。至于死掉的河山硕,那仅仅是他运气不好而已。
在山高县眼中,历史能告诉我们很多道理。但是在反入关人眼中,历史告诉我们的唯一知识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上学会任何事。
这就是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美国没有任何历史,没有推恩令和独尊儒术,也没有青苗法,更没有九子夺嫡和垂帘听政。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拜登像雍正,特朗普像反对他的八阿哥,然后呢?大清依然是那个大清,雍正和胤禩再怎么斗争,都不会让大清的粮饷税务损害一丝一毫。
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也没有多少纠错的机会,因为时间太短,根本犯不了多大的错误。
他们只需要有全球投送的军力,就能掩盖、转嫁所有的错误。中国人发明了梯田,发明了猪尾巴的一百种吃法,人家美国人眼里这些东西简直像“茴字有四种写法”那样搞笑。
你永远无法向人证明一个还未发生的事将要发生,哪怕是在历史上有90%的相似度。当它真正发生了的时候,又有一万种理由来解释它跟你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历史什么都不是。
“任意试图使系统保持在(对称破缺的)高自由能状态的约束都对应一种不稳定性”
这其实是个相当基本的物理规律,我觉得甚至可以与诺特定理相提并论了。把它应用在社会组织上之后自然就会得到嵩的那些结果。
如果再考虑到人类理解非线性系统的能力垃圾到连维持一团氘氚等离子体秒量级的燃烧都很困难的现实,他们建立的社会控制体系能长期有效维持才是见了鬼。
就,完全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
知乎有很多人,每当自己的话术遇到逻辑漏洞,就会搬出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利维坦”来掩盖问题。嵩县这期视频的前半部分,用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回答了“为什么不存在一个无所不能的利维坦”这个问题。
一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像机器那样,一个齿轮带动另一个,全凭操作者的意志运作。事实上在国家机器这台“机器”里,每一个齿轮都是操作者,也正因如此,矛盾在这台“机器”里无处不在。
中国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到灭亡的过程,大多就是土地兼并的过程。庞大的自耕农群体对任何一个封建王朝而言都是国力的保证,但是皇帝个人的意志能解决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问题吗?绝大多数时候解决不了。土地兼并的利益链条从地主一直连接到中央,而皇帝自己,恰恰是整个阶级的代言人。最终,当整个国家无地可并的时候,就会迎来新一轮的土地分配,而在这一过程中,旧的王朝大多被打得稀烂,这就是矛盾的体现。
而这样的矛盾,也绝不是封建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独有的矛盾,只要这个统治阶级拥有兼并生产资料的能力,它的国家机器就会不可避免的遇到这种矛盾。为罗马共和国征战四方、赢得土地和财富的主力是公民出身的士兵,可共和国的贵族和地主在兼并他们土地的时候却从不心慈手软。提比略•格拉古意识到了有产公民群体的消亡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是在庞大的利益集团面前,他和他的改革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而这个问题,最终在罗马的扩张陷入停滞后迅速瓦解了旧的上层建筑。
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不断发展。当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兼并到了一定程度,国家机器内部再也没有力量能向这些兼并生产资料的群体动手,甚至他们自己之间也无法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一个王朝就走到了拐点,这时候,再多的提比略,也撼动不了奴隶主的铜墙铁壁。过去在罗马的奴隶主身上发生的事,后来会在中国的封建主身上重演,今天又会在美国的资本家身上复刻,而新冠疫情,不过是用超级放大镜把美帝国的国家机器内部的矛盾展现给了诸位。
那么,美国会就此崩溃吗?
我想也不会,正如格拉古兄弟之后的奴隶制罗马仍然存续了几百年,方才在奥勒留驾崩后走向崩溃一样,只要美国仍然能从全世界收割财富,兼并生产资料引发的国家机器内部的矛盾就还不足以摧毁美帝国的上层建筑。然而,随着中国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大国崛起,美国能收割到的财富必然越来越少,当它收割的财富少到不足以掩盖国家机器内部的矛盾,以至于必须以更极端的形式和中国对抗时,才是它崩溃的开始。
那么,怎么才能跳出这个周期律,以一个盛世的姿态去面对可能在任何时候垂死挣扎的北美奴隶主种族灭绝反人类匪帮呢?
这就是视频后半部分思考的问题。
天下无不亡之国,企图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结果,往往是连历史周期律都走不完,而美国牛逼就牛逼在它坚决不跳出历史周期律,连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念头都不曾稍微动一下,而是把自己的历史周期律走的烈火烹油,走的鲜花着锦,堪称生的富贵,死的阔绰,你可以抨击它不道德,但你不能说它不豪橫,它这一辈子活的通透,活的潇洒,活的爽利,活的横冲直撞,“天生一幅没有受过欺负的脸”,它给人类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当代人类文明的形态。
它甚至凭借自己坚决不跳出历史周期律带来的政治稳定性,弄死了好大一堆孜孜不倦企图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竞争对手,堪称保守主义政治路线对进步主义政治路线全方位压倒性胜利的最佳实证。
千秋万载之后,美国或许已经臭不可闻,被人弃如敝履,但无人能够否认美国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巨大影响,甚至不妨大胆预言一下,以南北战争前的美国为美利坚第一帝国,以南北战争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美国为美利坚第二帝国,战后美国为美利坚第三帝国,而美利坚第三帝国就算终将覆灭,它给第四帝国留下的肥料和遗产不可谓不丰厚,第四帝国若真能在第三帝国的残骸之上涅槃重生,那将是真正的崩天焚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
想想看在清民两代一穷二白的尸骸上崛起的新中国爆发出了何等可怖的力量。而美国为后来人留下的尸骸和遗产,远不是清民可比的。
届时,我们古老的文明能否承受住那种重压,个人不做乐观估计。
这才是我们整天念叨的“乞活”二字的真正含义。
举一个社会矛盾的侧面例子,我们现在都把美国社会人口结构的拉丁化,视为美国社会撕裂的重要征兆,把老墨视为美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但是我要反问一句,假如美国真的横下一条心拉丁化呢?或者在社会矛盾全面爆发之后最终拉丁化呢?
我们要如何面对一个通过拉丁化解决了建国合法性问题,而且开始全面消化新世界,真正把自己当作美洲国家而不是精神欧洲人去经营的美国?
亚平宁半岛上意大利化的元老院与罗马人会攻杀蛮族,马尔马拉海金角湾畔希腊化的元老院与罗马人就不会攻杀蛮族了吗?
当下美国出现的政府失能,社会失序,国家失态,纠错亡国,不纠错亦亡国的局面,本质上是保守主义政治路线走到极致的后果,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保守主义政治路线必然导致情敝丛生,利益集团错综复杂,社会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但问题在于这一进程本身就足够漫长,以至于走其它路线的人没一个活的比它长,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不太差的政策,如果它能坚决执行足够长的时间,其综合社会效益都不会太差,而保守主义政治路线的优势,不在于其决策质量相比较其它政治路线有什么特殊优势,而在于其能够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期内维持决策本身的执行和贯彻,以至于最终收效总能胜人一筹,而其它政治路线或许决策质量和决策形成过程的科学性相较于保守主义政治路线要更好,但它难以维持足够长的决策具体实施的时间,以至于这种优越性完全体现不出来,从而形成理论巨人和实践侏儒之间的巨大落差。
与其说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不如说步子迈大了,必然扯着蛋。
每当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路线即将走到尽头之时,总会有走其它路线的竞争对手先一步倒下,然后用自己的尸骸为美国奉上凯撒之功,让美国凭借战胜红利把既定政治路线再续上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反复上演,以至于某种程度上这种天降好运成为了一种历史常态,成为了某种不可逾越的祖制,一只兔子撞树桩上了,这叫狗运,这叫守株待兔,那如果天天都有兔子撞树桩上呢?你还能说这只是单纯的运气使然吗?
但中国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国家,当代中国的建国过程,导致我们一定程度上与进步主义政治路线实现了绑定,以至于我们没法彻底走保守主义政治路线,从宏观格局上看,中国是一个进步主义政治路线的国家,尽管这种进步程度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充分不彻底的,但你不能因为别人没有你进步,就开除别人的进步籍,因为比谁更进步这种事是没有尽头的,进步本身也会内卷,你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进步了,但总还会有别人比你更进步,就比如当年流行戴像章,有人以睡觉都不摘下来为荣,隔壁马上有人洗澡都不摘下来(挂在脖子上),更进一步的还有直接在胸部打孔,把别针别在肉里的,你说,谁进步?谁保守?
总体而言,中国奉行的是进步主义政治路线,这种进步主义政治路线,似乎并没有妨碍我们维持政策实施的连贯性,特别是宏观层面的政策连续性,中国以进步主义政治路线的基本政治格局,却实现了不输于保守主义政治路线的政策连续性,这本身就是人类政治文明史的一次重大前沿探索。
中国作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超大规模广土巨族环境下的工业化社会,其一般政治实践本身就具备诸多前沿探索性,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实践本身要先于中国的生产实践实现内生性的现代化,以至于很多中国面临的一般社会问题事实上是无法嵌套进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案例中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就像航母怎么造,中国最差可以照抄美国的,但对于美国来说,它只能自己慢慢摸索新的航母方案。依照诸多教条主义的观点,当代中国本身就不该存在,可中国依然存在,并且日益茁壮,这种情况本身就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蕴含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丰富的政治可能性。
我们应该做的,是主动从中国社会的一般政治实践中,探寻这种既能够维持进步主义政治路线式的决策形成过程(即纠错能力),又能够实现保守主义政治路线式的政策连续性(即稳定能力)的内在奥秘,而不是去盲目照搬既有理论和现成案例,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探寻出这种内在奥秘,并加以研究和发展,至少,我们有能力在最终消亡之前为全人类奉上一份丰厚的政治遗产,让宇宙最终留下我们的回响。
匪帮终不能统治万世,人类至少还要屹立万年,而我们的职责,就是把当下除了反华这条路外已然无路可走的美国必将到来的反扑顶过去,主动有所作为,从而坚持到下一个时代。
别忘了,美国没有退路,我们同样没有。
山高县这一期回应了一个长期横亘在国内人文学科关于美国政治讨论的大观点,那就是美国民主的优势在于确保了纠错机制。
这个观点被无数公知反过来回答了很多国内历史和政治问题,比如清朝为什么垮掉了…因为缺乏纠错机制。
现在山高县用美国自己出现的问题为实例,完美打破了这个纠错神话。
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体制,日久必生积弊,而后必有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纠错,所以什么也都做不成了!而做不成的事最终必然是错,那时候夸耀自身的纠错能力,其实就是夸耀自己维持现状的能力!
大家回想一下,特朗普上台之初,他对内呼吁的驱逐非法移民,修建边境墙,建设铁路,翻新机场和公路,对外呼吁制造业回流,撤回美军,要求盟国分摊防务费用…难道不都是出于公心吗?
可是他基本上没有办成任何一件。现在你说民主党上台就是体现了美国的纠错能力,那我问你,如果奥巴马任期内没有错,特朗普又为什么要提出这些举措来纠错呢?当然,你也可以把积弊归因于布什时期的对外政策…谁在犯错?谁在纠错?这是无限循环而又完全徒劳的狡辩,可这就是美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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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再多谈一点,那就是为什么山高县值得我们关注。
你把山高县理解成入关壬,那只是他最浅表的部分,是最容易流行的部分。
山高县,在我看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于未来的一种恐惧的具象和集合。他道破了我们所有人最大的恐惧。
那就是固然生产力发展,可社会不会再进步了。甚至可能倒退,然后继续循环起来。
这种循环论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噩梦。因为我们多多少少,笃信我们只要发展生产力,就一定能迎来生产关系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必将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富足而公平的科技乌托邦。至于中美矛盾,那只是奔向同一个梦想的两拨人彼此不对付罢了。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旅程的终点是印度呢?
一个印度化的高科技敌托邦…
这让你想起了什么吗?
罗马俱乐部?
有多少人从小就笃定的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增长是无止境的?进步和发展是必然的?
如果我告诉你,你只是处在一个周期的开端,一个短暂的恒纪元,你该怎么办?
———————知乎回答首次破一百赞———-
玩知乎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回答破一百赞。纪念一下。
看了大家的评论,我感觉极致的印度化敌托邦可能比大家想的还要可怕一点。
想象一下,每天都发生暴动,每天都有瘟疫,可是那都是达利特们和首陀罗们的苦恼。而吠舍和刹帝利们会努力维系统治核心的秩序不被颠覆,每天投身福报,快乐996。至于婆罗门,每天都是那么富裕、平淡、无聊…
而这样的事已经不能算科幻了。
就等印度政府掏出装备非致命性武器的无人机警察了。
我现在还记得一年前的某一天我在街上看到的那台设备。
某些人眼中的“既得利益者”是指某些极少数的凶神恶煞,背地里面目狰狞地谋划着牺牲社会整体利益来满足自己的贪得无厌的私欲。可实际上,往往是成千上万的看上去和其他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的,从事着正当职业的不那么“普通”的普通人,他们本人在个人层面上没有做任何对社会不利的事情,只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本身,站在了与社会整体利益相矛盾的位置上。“百万漕工”就是这样,大运河的劳工,他们不过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把明王朝的财政拖向了无底洞。疫情期间的美国医学利益集团也是同理,美国的医生在PPE严重匮乏的时候坚持工作这当然很可敬,但是他们本身也是美国医疗系统通过严格控制医疗资源供给,人为制造医学资源稀缺,最终把国家拖向深渊的受益者。在这种意义上,“纠错”本身就是一种让一些可敬的普通人成为“代价”的“错误”,让之后的“纠错者”背上了更大的历史包袱,系统的复杂度进一步提升……
癌症之所以多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因为人老了,新陈代谢的能力下降了,清除体内癌变细胞的速度下降了,国家也一样,刚开始欣欣向荣,但只要时间一长,新陈代谢不可避免地慢下来,癌细胞会以几何速度增长,哪怕癌细胞知道这样下去,维系他们的身体会死亡,他们也在所不惜,他们会各种手段阻止一切治疗癌症的方法,比如把健康细胞变成和自己一样的癌细胞,比如在治疗的时候,让健康细胞挡在自己前面,目的只有一个,让治疗失效,其结果是癌细胞越来越多,他们的路只有一条,即不断吞噬周围的营养,直至随着这个身体毁灭。
回到一个国家,当出现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他们甚至不需要互相联系,就能默契地形成攻守联盟,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政策进行抵制,把事搞砸,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鲁迅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反对一个政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公开口头诋毁直接反对,一种是阳奉阴违把政策执行到荒谬的方向以事实反对,前者为极右,后者为极左。看似不同,实为一丘之貉。
比如,为什么wg会出现这么多荒唐的事?因为这种人是存在的,而且很多。丁玲就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左派右派,我只知道,现在说我是左派的,就是wg说我是右派的。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理解教员了?因为大家被反面教材教育了,开始会思考了,历史周期律很残酷,教员为此赌上了后半生。
美国建国两百多年了,这两百多年体制基本没有大改过,只是凭借强大的积累,加上搅乱世界浑水摸鱼混成世界老大,美国体制说难听点就是个古董机器,早就腐朽不堪,逃不出历史周期律的。教员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当然,就是纸老虎也要有人去戳破它才行。
其实一向不太赞同山高县的看法的,不过这期倒有很多观点给我蛮多启发的。
某种程度上,这能解释美国为什么非常注重创性和技术革命,和这种注重给他们带来的长期竞争力,也许并不单单是在在生产力提高的优势,也有打破了利益格局的社会性作用。比如说互联网的诞生,就让一大批的科技公司崛起,这些新兴势力打破了旧的利益格局,就让事情更能做下去。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在崛起的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量的利益格局,比如促使运营商提速降费,比如促使银行改革,比如电商变革等等,如果仔细观察,光从大众新闻上就可以看出大量的博弈和斗争。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改革为什么常常和开放联系在一起,也在于开放的过程是引入打破利益格局的力量。利益的格局变了,才更容易改革,才更容易做事。
维系一个国家和社会长久的发展,一方面要维持住秩序,才能维持住保证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结构,另一方面要在秩序长久运行之后产生固化的时候,有能够改变这种结构,推动纠错,改革,和进步的力量。遗憾的是,这两点往往不是单纯的制度可以保证的,甚至第二点往往有点运气的成分,往往需要有恰当的时机和恰当的人才能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