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真实面目如何，可有解读他的密码吗？ 第1页

问：曾国藩的真面目如何？

答：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

问：可有解读曾国藩的密码吗？

答：有的，与“反社会人格”有关的心理学知识。简而言之：反社会人格。

“为什么太平天国会降低辖区内的赋税，减轻人民的负担？”

“因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组织！”

“为什么太平天国会取消族诛制度，并废除了凌迟等酷刑？”

“因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组织！”

“为什么太平天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妇女的地位？”

“因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组织！”

“为什么太平天国不鼓励民众和自杀，反而会救助自杀的民众？”

“因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组织！”

“为什么洪秀全能坚持爱国立场，坚决不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条外交路线？”

“因为太平天国是一个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组织！”

用“邪教说”去解读太平天国史，效果如何？能否服众呢？相信明眼人不难得出结论。

那么，我们可否解码曾国藩呢？

在笔者看来，这似乎还不算难事。

“为什么曾国藩在皇家办丧事（咸丰帝驾崩）的时候于自家办喜事（娶小老婆）？”

“因为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

“为什么曾国藩一方面亲撰《爱民歌》，一方面放纵乃至指使士兵烧杀？”

“因为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

“为什么曾国藩在输棋以后立马勃然大怒，摔了棋盘，还扣下许诺的酬金？”

“因为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

“为什么曾国藩初看起来修养很好，富有个人魅力？”

“因为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

“为什么曾国藩在做京官的时候喜欢到刑场看杀头？”

“因为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

笔者以为，就解读曾国藩而言，“反社会人格”这五个字应该是一把钥匙。

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超级自恋，缺乏责任感，没有共情能力，视各类社会规范如无物，从来就不会后悔、自责、生出愧疚之心，甚至连尊敬、感恩、惶恐等基本情感都不具备，却崇尚暴力，喜欢搞破坏，热衷于制造混乱的局面。
多年前阅读范文澜先生的名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下文还要多次引用此文，简称《一生》），曾经讶异于曾国藩的极度凶残、虚伪和冷血。历史上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人？笔者一直大惑不解。直至近期，笔者才算参透了其中的“玄机”。何以至此？一言以蔽之：曾国藩乃是反社会人格者。
百余年以来，曾国藩一直备受世人关注。人们给他扣了很多顶“帽子”：儒学大师、中兴名臣、三不朽伟人、 千古第一完人、汉奸、刽子手、晚清第一屠夫……客观地说，他确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风云人物。大学者、著名革命家章太炎曾对他做出如是评价：“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在中国历史上，如他一般大誉大毁集于一身的狠角色还真是不多见的。

反社会人格即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又称无情型人格障碍（affectionless personality disorder）或社会性病态（sociopathy），是对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类型。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特征是高度攻击性，缺乏羞惭感，不能从经历中取得经验教训，行为受偶然动机驱使，社会适应不良等。反社会人格者，被玛莎·斯托特博士（供职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知名临床精神病学专家，著有《当良知沉睡》一书；良知，孟子所说的“所不虑而知者”，指一个人生来就应该具有的道德意识）形象地称为“无良症人” 。 这些人从来就没有良知，没有高级情感，从来就没有同理心（绝对不会换位思考） ，不管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也不会在内心受到煎熬，根本就不知“悔过”为何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有心理疾病，反而经常是自视甚高。他们无良、无爱、无情，是典型的“三无”人员。
在儒学大师孟子看来，人生来即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在此基础上，他还极力宣扬“性善论”。不过从心理学角度看来，此说还是值得商榷的。客观地说，至少那些反社会人格者，是很难拥有这“四心”的。

在这里，笔者就要谈一谈在曾国藩（有时也会被网友称为“曾格达迪”“曾井石根”“大清计死办主任”）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反社会人格”特质。当然，笔者才疏学浅，只想于此抛砖引玉。
一提到“反社会”三个字，一些人马上就会想到曾国藩的对立面太平天国。是的，他们一直在散布诸如“太平天国是一个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组织”“洪秀全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教头子”之类的信息。他们激情满满，看似言之凿凿，却无力从情理、学理和法理上证明自己的观点，实在难以说服世人。
笔者认定曾国藩是反社会人格者（无良症人），则奠基于心理学知识和历史文献记载之上。

按《当良知沉睡》一书的观点，反社会人格者（无良症人）可能会有如下特征：
1．无法遵守社会规范；
2．惯于欺骗和操控他人；
3．行事易冲动，无法提前做出计划；
4．易怒，具有攻击性；
5．毫不顾及自身或他人的安危；
6．一贯不负责任；
7．在伤害、虐待他人或偷窃他人东西之后毫无悔意。
一个人如果拥有其中的至少3个特征，在临床上就足以被确诊为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
　　其中第7条犹为重要：在伤害、虐待他人或偷窃他人东西之后毫无悔意。
在下文中，笔者就要结合7条特征分析曾国藩的形象。
其一，曾国藩是否“无法遵守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指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内容，目的是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包括风俗习惯，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社团章程，法律规范等。从理论上说：如果精英阶层（统治阶级成员）能够率先遵守各种社会规范，成为天下人的典范，那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不难实现；如果精英阶层带头作奸犯科，必然会毒化宇内的风气，完全可能导致“礼崩乐坏”乃至天下大乱的局面。
反社会人格者因为先天的生理缺陷（后文会加以讲解），无力感知丰富的情感，难以和他人建立密切而深刻的联系，也难以对集体、社会和国家产生真正的归属感。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才是反社会人格者真实的内心独白。他们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此基础上，他们根本就不会对各种社会规矩产生什么敬畏之心。他们经常会讲出一套又一套的大道理，经常强调“遵章守法”“舍己为人”的重要性，甚至会通过最具蛊惑性的言辞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圣人”。事实上，他们自己都不见得会相信所说过的话。
曾国藩饱读诗书，平素深受儒家“性善论”思想的熏陶，在办团练时又是二品大员，理应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从理论上讲一定会大力践行“忠君爱民”的为官路线。那么，现实中的曾国藩又是如何对待公序良俗的呢？
“曾国藩办团的方针是大张绅权，在省城设“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处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他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他“曾剃头”，形容他杀人像剃头发那样多。”（《一生》）
在曾国藩的治下，一个人只要是被怀疑与“土匪”有关联，便注定难逃一死。在曾国藩的一亩三分地，特殊机构（发审局）完全架空了司法精神，根本就不讲求任何证据，简直就是为了捕人而捕人，为了杀人而杀人。
对曾国藩来说，神圣无比、旨在维护世间公义的法令制度就是儿戏，而在世人眼中至为宝贵的生命也是儿戏，根本就不值一顾。曾国藩杀掉一批无辜的普通老百姓，就如同剃掉了一小撮头发，毫无怜惜之意。其对社会制度之藐视，一至于此。
因为太平军颇得人心，江西省内一时出现了“从逆如归”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考虑的并不是如何改弦易辙以夺回民心，而是主张对并无过错的民众（“良民”）大开杀戒，以期收到杀鸡儆猴之效。他说：“但示中所能言者，手段须能行之，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使民畏我远于畏贼。”（《与李次青》）
“擅杀无辜有损阴德”之类的说法都是骗人的，根本就不足挂齿；民众和杂草没什么区别，只管放手去铲除；一定要让民众畏惧湘军，要让他们畏惧湘军远甚于畏惧太平军：曾国藩给部将下达的指示可谓斩钉截铁、理直气壮、无可辩驳。
在先秦典籍《尚书》中，“自作孽，不可活”（见于《太甲》篇）这样的断语已经出现了。早在“三代”时期，“天道循环，报应不爽”的信条已经为世人所信奉。千百年来，因果报应思潮一直颇有市场，警醒人们做人做事要有底线。曾国藩则只管杀人杀得开心，根本就弃之如敝屣。其对社会信仰之藐视，一至于此。
曾国藩曾如此告诫世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 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 妻不可以不顺。”在他的言论里，无论君主资质、品行如何，臣下都应该绝对忠于他，要做到“唯命是从”。
那么，现实中的曾国藩又有何表现呢？当英法联军肆虐北方、咸丰皇帝被迫向他求救之时，他并没有派一兵一卒去“北上勤王”。
当然，曾国藩也绝不是在爱新觉罗·奕詝生前才会有出格行为。
不料这个满洲主子在八月里因荒淫过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哭得“伏地恸绝”，说是不得趁主子活着的时候博他一笑。（《一生》）这份忠心，真可谓“天地可鉴，日月可表”。可是没过多久，皇帝的丧期还没结束，曾国藩就纳了一个小妾。
在反社会人格者看来，一切规矩（社会规范）都是给那些没出息的平凡人制定的，和他们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第二，曾国藩是否“惯于欺骗和操控他人”。
不能不承认，反社会人格者大多有着非常高超的演技。他们说起话来总是信誓旦旦的，散发着无可抗拒的魅力，由不得人不信。事实上，撒谎简直就是他们的基本艺能，他们的嘴里根本没几句真话。几乎在各种情境之下，他们都可以“完美地” 制造谎言，连草稿都不用打。他们热衷于撒谎，希望能借此达到操控他人的目的。
反社会人格者因为先天的缺陷，总是妄自尊大。在他们的眼中，他人也不过就是“游戏”中的“玩具”而已。在做游戏时，他们才不会在意玩具有什么弱点，有什么感受，有什么诉求。他们在意的，只是自己能在游戏中取胜，自己能在游戏中玩得开心。基于此，他们就经常操控他人，甚至是折磨他人。在很多时候，他们要通过撒谎来达到操控他人的目的。
那么，作为一代“完人”，曾国藩有什么表现呢？
在安庆会战中，赤岗岭战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此战中，湘军中的鲍超、成大吉等将领率一万余人围攻以靖东主将刘玱林为首的赤岗岭四垒守军。最终，湘军在损失数千人之后取得了胜利。赤岗岭内有多少人呢？曾国藩在官方文件里说：“查粤匪自滋扰以来，我军所斩长发老贼至多不过数百名，此次歼除长发贼至四千名之多，实为从来所未有。”（《官军围攻赤岗岭贼垒悍贼歼除折》）。可是，曾国藩的家书和胡林翼致鲍超函都承认这一事实：四垒的太平军将士至多也就一千二百人，远达不到四千人。（参见张海鹏《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曾国藩在奏折里宣称于赤岗岭歼敌四千，在家书里则指出赤岗岭仅有一千二百人。很显然，这两种说法是互相矛盾的，不可能都符合事实。不管现实中赤岗岭驻有4000人还是1200人，曾国藩都有骗人的嫌疑。因为清朝官员一向浮夸成风，所以“1200”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信的。
清朝官员经常视数字为儿戏，曾国藩在相关领域造假似乎也无可厚非，视之为“不能免俗”即可。问题是，在重大问题上曾国藩也会撒谎，甚至不惜欺蒙君上（在古代犯有欺君之罪者通常都会被处死）。
在《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中，曾国藩说：“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又据城内各贼供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瘗于伪宫院内，立幼主洪福瑱重袭伪号。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
在这里，曾国藩的说法至少有两处与事实不符：天王洪秀全是因病去世的，绝不是服毒自尽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并没有在宫内自焚，而是与忠王李秀成等杀出了重围。
洪秀全如何辞世？其实他的儿子洪天贵福和重臣洪仁玕、李秀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洪天贵福说：“本年四月十九夜四更老子病死。二十四日众臣尊我登位，名叫幼天王。…父亲平日常食生冷，自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味，用油煎食。于今年自四月初十日起病，四月十九日病死。因何病症，我亦不知。”（《供词》）洪仁玕说：“到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自述》）李秀成说：“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此外，湘军一方的赵烈文也可以提供旁证。他说：“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能静居日记》）
如此说来，洪秀全应该是因病去世的。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持此说。
从赵烈文的日记可知，曾国藩对洪秀全的死因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他并没有如实禀报朝廷，而是刻意隐瞒了真相，硬说天王是在“官军猛攻”的情况下“服毒而死”的。更出格的是，为了圆谎，曾国藩还篡改了《李秀成自述》，声称“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曾国藩这样做，恰如罗尔纲、周村所言：“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亲供》所说洪秀全因被围急自杀死，乃是曾国藩为着要向清廷报功而盗改的。”（《洪秀全论》）
洪秀全此时已不在人世，无法出面否定“自杀说”，于是曾国藩得以蒙骗世人近百年。至于“幼天王自焚”的说法，则很快被左宗棠等人揭穿。左宗棠上奏说：“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填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
慈禧获悉，大为震怒，乃发旨责问：“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著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曾国藩最终因“功大”逃过了一劫，但其不够真诚的嘴脸还是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欺君罔上近于死罪，而在曾国藩那里就如同儿戏一般。其撒谎的深度、广度，从中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曾国藩曾经亲自撰写了《爱民歌》。其爱民护民的情怀无比真挚，即使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可是在曾国藩的纵容甚至指使之下，湘军“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使得东南数省沦为人间地狱。
“曾国藩学得道学的虚伪，却不曾受束缚于道学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经学家）当面责备他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曾国藩说，“我生平以诚自信”，专标一个诚字来用人、办事；左宗棠与他因派别冲突，结成深仇，就专标一个伪字来揭穿他。事实上虚伪和残忍是结合在一起的，虚伪乃是残忍的一方面，这两方面正是曾国藩这个反动派代表者的特点。没有虚伪就不能表现他反对革命的真诚。”（《一生》）
在曾国藩还活着的时候，知情者就已经对他颇有微词，指出他是一个缺乏诚信、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当然，我们也不能认定曾国藩说过的话全都是不足为信的。如果他的言论完全符合逻辑，或者完全契合史实，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其作为史料。
第三，曾国藩是否“行事易冲动，无法提前做出计划”。
反社会人格者有着先天的缺陷，缺乏共情能力，无法产生丰富的情感。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经常会感到空虚、无聊。很多时候，他们也会为了“使自己过得充实”而做出一些在常人看来很“出格”的事情。为了获取“丰厚”的回报，他们经常会有冒险之举。他们的行为大多受偶然动机、情绪冲动或本能愿望驱使，往往缺乏计划性或预谋。客观地说，他们富有“激情”，是很容易冲动行事的。
曾国藩是个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但其生活细节依然很难为世人所知（即使他的日记有着较高的可信度，记录的内容也是经过筛选的，不会完全再现自己的经历）。虽然如此，我们也可以通过他的一些重大决策来了解他的性格特征。
1854年4月27日，曾国藩听取部将彭玉麟的建议，决定与南路的塔齐布汇合，要在湘潭一带与太平军林绍章部决战。他令彭玉麟率一部先行，而亲率一部跟进。
这时，长沙的团练头目向曾国藩提议合击靖港，因为太平军将领石祥祯已经撤走，那里兵力空虚。曾国藩头脑一热，便马上忘记了与彭玉麟的约定，不再向南进军，而是领水陆大军北上，攻打靖港。
不成想，石祥祯并没有撤走，而是做了充分的御敌准备。太平军将士从容应战，击毁了许多湘军舰只。同时，西南风刮起，风力很大，吹乱了水师的阵脚。同时，陆路士兵也没什么进展，损失惨重。遭受沉重打击之后，湘军已是溃不成军。即使曾国藩亲自拔刀斩杀逃兵，仍然是无济于事。羞愤交加之际，曾国藩就投入江中，成为“水泳社前辈”。在幕僚章寿麟的奋力营救之下，他才免于一死。
在安庆会战中，曾国藩把“老营”（湘军的司令部）设在安徽省祁门县。
驻军于处在安庆和天京之间的祁门，既有利于就近指挥安庆之围，又可以对天京构成重大的威胁，似乎是个上佳选择。曾国藩头脑一热，便把老营从九江迁至祁门。
祁门境内山高林密，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而老营位于盆地之内（“锅底”）。如果大股太平军封锁了一两条进出其地的要道，那么曾国藩及其身边的数千湘军将士将陷于绝境。
1860年底，忠王李秀成果然率众来攻，“突由羊栈岭窜入，图解休宁之围，断鲍、张两军粮路”。因为濒于绝境，老营内的僚佐们惊恐万状，曾国藩也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一死了之。
恰巧李秀成并不知曾国藩在此，也不想恋战，在鲍超部援军赶来时很快就撤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才再次死里逃生。
笔者以为，甚至连曾国藩能做出“出山办团练”这一重大抉择，应该也是冲动的产物。
曾国藩的从军之路是无比艰难的：太平军英勇善战，所向披靡，几乎就是不可战胜的对手；曾国藩进士出身，一直在京担任文官，毫无军事经验可言；他本人体弱多病，亟需调养，很难胜任繁忙的军务。 对他来说，与太平军作战要冒极大的风险，甚至是在拿生命做赌注。
他完全可以向咸丰皇帝反映自己的真实情况，把领兵的任务推脱给别人。但是，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走了一步险棋，企图在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建功立业。
笔者以为，他一定是在冲动之下才投笔从戎的。他如果能正视自身的条件，能对带兵的风险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估，一定不会贸然出山。
当然，如果没有某种或某些诱惑，他也不会做出如此抉择。
曾国藩在战争中屡受困厄，与其缺乏战争经验有关，更与其冲动的性格脱不了干系。
第四，曾国藩是否“易怒，具有攻击性”。
因为有先天的缺陷，反社会人格者没有同情心，从来不会为别人着想，处处以自我为中心。这样，如果别人对他有所冒犯，或者仅仅是“他以为别人冒犯了他”，他都会火冒三丈，与之争吵不休，甚至拳脚相加。
曾国藩酷爱下围棋，《清代轶闻》（裘毓麐著）对此有所记载：“曾国藩最好弈，而不工。尝召小松弈，意厚赆之。小松授曾九子，裂其棋为九片，皆仅乃得活。曾大怒，遂一文不之赆。……曾患癣，终身不愈。每与人弈将负，则半身伏案上，癣益痒，爬骚肤屑盈案，人莫不厌苦之。尝与某武员弈，至相诟詈，几至挥拳。”
曾国藩曾以重金邀请一代宗师周小松与之对弈，在被对方让九子的情况下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曾国藩登即勃然大怒，既摔棋子又骂人，连许诺的酬金也扣下了，一分钱都没给。曾国藩棋风如此，自然免不了遭到世人的嘲笑。某人为此创作了一首打油诗：“国手艺无前，名满大江南。可笑曾赖子，输棋不给钱。”
在与一名武将下棋的时候，他不仅破口大骂，还差点动手。其人脾气之火爆，可见一斑。
事实上，即使在曾国藩的日记之中，关于他“发飙”的记录也是屡见不鲜的。
早年做京官的时候，他就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只因一言不合，曾国藩就“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
大约在同一时期，曾国藩也曾与同年兼同乡金藻大战三百回合。只是因为一点口角，他就“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
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易怒、暴躁、富有攻击性的人物，无论他本人还是旁人留下的文字记录都能证明这一点。
第五，曾国藩是否“毫不顾及自身或他人的安危”。
前已提及，因为先天因素，反社会人格者往往情感缺失，没有同理心。具体地说，他们不具备爱、感恩、羞耻、愧疚、敬畏等高层级情感，只有原始脑的即时刺激（愤怒、烦躁、兴奋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非常容易感受到“无聊”的情绪。对他们而言，“无聊”简直就是酷刑，是难以忍受的。为了排遣掉“无聊”的情绪，他们就会不断地寻找刺激，甚至会以自己的人身安全为赌注。至于他人的安危，就更不在考虑之内了。
换句话说，很多反社会人格者甚至会为了追求刺激而不惜“作死”。
那么，曾国藩在漫长的为官生涯中是否有过“作死”的举动呢？
考诸青史，他的“作死行为”并不鲜见。
曾国藩不顾诸多不利条件，在太平军强大、自身体弱多病、本人军事经验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贸然从军，本身就是作死之举。事实证明，他多次濒临绝境，只是因为命大才一次又一次逃出生天。
在靖港战役之中，曾国藩更是主动求死，险些丧命。在被石祥祯击败之后，他发现逃兵已经全然不听指挥，便羞愤交加，万念俱灰，纵身跳入湘江。水性极好的幕僚章寿麟见状，马上入水施救，将其拖回船上。不想曾国藩再次入水，章寿麟只能再次将他救起。
且不说曾国藩是否在演戏，其投水之举绝对是极度危险的。如果没有幕僚的两次及时救助，那么他将于1854年4月28日走到生命的终点，历史也很可能会因此而改写。
在亲自选定的“风水宝地”祁门，曾国藩也是屡陷困境。李秀成刚退走，在1860年12月中旬，三路大军（分别由李世贤、黄文金、刘官芳率领）又直扑祁门。此时，形势异常严峻，曾国藩在家书里说：“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不久，太平军撤走，可是两次死里逃生的曾国藩并没有吸取经验教训，依然驻军于此。
1861年3月，刘官芳等再次攻打祁门，一度进军至距老营二十里处。面临更凶险的情势，曾国藩不得不在家书里承认：“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如此一挫，军心尤为震动。”因为左宗棠出手援救，曾国藩才转危为安。
1860年7月底至1861年5月，太平军接连威胁祁门老营，不断发起猛攻。于是，惶恐不安的情绪一直萦绕在众幕僚和守兵的心间，曾国藩的心腹李鸿章更是为保命而借故溜之大吉。可以说，曾国藩顽固地驻守于此地，不仅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也是置僚属的安危于不顾。
前已提及，他居然敢犯欺君之罪妄言幼天王自焚。 事实上，他早就不把清代帝王放在眼里了。
早年他投靠大奸臣穆彰阿，并以此而官运亨通。在咸丰登基、穆彰阿失势之时，他却敢写出《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书》等奏折，把皇帝骂得狗血喷头。
而当咸丰皇帝驾崩之后，他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的大丧期间娶小老婆。
曾国藩确实热衷于冒险活动，总是对“作死之举”情有独钟。也许，他只是在寻找刺激。
第六，曾国藩是否“一贯不负责任”。
如前所述，因为先天缺陷，反社会人格者不具备共情能力（不能做到换位思考），无法体会他人的痛苦。这样，他们从来就不认为损人利己的行为是错的，从来就不会为伤害他人而产生丝毫的悔意。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会为伤害了他人而洋洋得意。
“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径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人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矣。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谭嗣同《仁学》）
维新志士谭嗣同愤怒地谴责了湘军大肆破坏江南的暴行，并明确指出曾国藩等“中兴名臣”就是罪魁祸首。诚然，曾国藩未必会亲自动手行凶。但是，如果没有他的纵容，甚至指令，湘军将士绝对不会那么嚣张。无论如何，曾国藩都应该对十九世纪中叶的江南大劫负有重要责任。
问题是，曾国藩敢于担责吗？
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与魁荫亭太守》）
在这里，曾国藩把自己滥杀无辜的责任归于时势。当然，他和湘军所杀掉的“孱弱之民”（无辜）应该不会少于于“强暴”之徒（各路起义者）。
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夫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固已藐视王章而弁髦官长矣。……鄙意以为宜大加惩创，择其残害于乡里者，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毙杖下。（《与徐玉山太守》）
在这里，曾国藩一口咬定“应杀不杀之人”太多，并以此为自己的行径辩护。当然，在他看来每个看起来像“盗匪”的平民都不是无辜（当初他在发审局就没少冤杀百姓），都是可杀的。
劫数之大，良可叹悸，然使尧舜周孔生今之世，亦不能谓此贼不应痛剿。（《致沅甫弟》）
在这里，曾国藩先是不痛不痒地秀了一次悲天悯人的情怀，然后就推出“尧舜周孔”这些上古圣人为自己站台，以证明自己所作所为的合理性。
在人生的暮年，曾国藩曾与一代名士王湘绮（《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倾心交谈。
“伯公为何在安庆纵容部下?如此行为，几近恶徒行凶？”王湘绮道出了心中的疑问。
“吾之兵士，非朝廷俸养，然为朝廷竭力，故唯有薄民生而厚朝廷也哉！”曾国藩淡然作答。
虽然朝廷没给湘军将士发薪饷，但他们却是在为朝廷服务；为了报效朝廷，就只能牺牲老百姓了：曾国藩可谓是理直气壮。在这里，“为朝廷竭力”成为他指令湘军烧杀淫掠的理由。
总体来看，曾国藩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要为“东南数省”的大劫难负有什么责任。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杀了很多人，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责任，要么在时势，要么在民众，要么在朝廷；就连死了几千年的上古圣人，也会支持他的做法，也要多少要担一些责任。
曾国藩果然“一贯不负责任”，毕竟“锅”都是由旁人来背的。
第七，曾国藩是否“在伤害、虐待他人或偷窃他人东西之后毫无悔意”。
因为脑前额叶发育不良，反社会人格者生来就情感淡漠，没有良知，不具备道德感。对他们而言，伤心、恐惧、感恩、敬畏、懊悔等“高级”情感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不存在愧悔之心，从本质上说就是没有“良知”。
不管做了何等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些反社会人格者根本就不会生出些许悔意。对他们来说，只要赢了就好，只要有效地操控了别人就好，只要目的达到了就好。
在曾国藩的纵容甚至指使下，湘军四处烧杀，给江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那么，他是否曾经产生过一丝悔意呢？
“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早在出山镇压太平天国以前，曾国藩就已经大量捕杀民众，已经负有累累血债。虽然世人议论纷纷，但他根本就不在乎。是的，对他而言，杀人杀得过瘾才是王道，什么社会舆论根本就是空气一般的存在。
“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致沅弟季弟》）
安庆屠杀之后，他发现曾国荃因为杀了太多人而有些后怕，似乎良心发现了，便马上给弟弟去信，对其进行“开导”。他明确表态：既然已经是职业屠户，就不要为杀人过多而感到后悔，为杀人而后悔是毫无道理的！
总体来看，曾国藩的“心志”的确是异常坚定的，“他的汉奸刽子手立场的坚决，真像顽石一般”（《一生》）。尽管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遭受了不可胜计的挫折，他始终没有屈服。更夸张的是，面对一幕又一幕由自己一手制造的人间惨剧，他从来都是视若无睹。儒家以“仁”为思想核心，而作为“儒家大师”的曾国藩竟然毫无恻隐之心。
既无恻隐之心，当然就更不会有悔过之心。
从历史记载来看，从家书来看，从各类公文来看，他从来就不曾为自己和湘军的滥杀行为而有过忏悔之心，甚至连一点愧疚之情都不曾有过。
反社会人格者可能会有如下特征：无法遵守社会规范；惯于欺骗和操控他人；行事易冲动，无法提前做出计划；易怒，具有攻击性；毫不顾及自身或他人的安危；一贯不负责任；在伤害、虐待他人或偷窃他人东西之后毫无悔意。按心理学家的意见，一个人如果拥有其中的至少3个特征，在临床上就足以被确诊为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
至于曾国藩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已经占全了反社会人格者所具备的七个特征，那么该如何评价他呢？笔者以为，他确实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
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可能会讶异于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感觉他的很多举动都不合常理。当然，我们如果认定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并依据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对他进行解析，应该就会在相当程度上读懂他, 乃至认清他的真实面目。
范文澜先生说：“曾国藩在这一家人里尤为特出，因为他不仅凶恶超人，而且还善于讲道德仁义来掩护超人的凶恶。”（《一生》）笔者以为，用“特出”二字评价曾国藩，确实是极为精准的。在不少领域，曾国藩都做到了极致。
作为一个典型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曾国藩的“特出”之处又表现在哪里呢？在下面的文字中，笔者要简单地发表一下个人的见解。
第一，曾国藩很有魅力。
反社会人格者行事冲动，没有道德感，毫无同情心，破坏性也很大，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不过，按心理学家的说法， 反社会人格者看起来幽默、睿智、富有个性，经常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往往会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在笔者看来，就曾国藩而言，其人格魅力确实是很突出的。
按学术界的观点，反社会人格与智商呈微弱的负相关，反社会人格者一般是不聪明的。曾国藩似乎也是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左宗棠就曾评价他“才具稍欠开展”，梁启超也认为“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很多事实似乎也可验证这一点：经历了七次考试，他才成为秀才；他写了很多文章，却没能留下多少名篇；他亲自带兵时总会遭遇败绩，而且只会玩效率极其低下的“结硬寨，打呆仗”那一套，从来就不曾“出奇制胜”。甚至他本人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不过，从某些方面来看，曾国藩此人着实气度不凡，绝对不失为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历史人物。
《清史稿•曾国藩传》如此评价他：“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这段文字，反映的应该是官方评价。在清廷看来，曾国藩是可与诸葛亮比肩的“中兴第一人”。
常凯申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视之为人生的偶像。他说：“曾公乃国人精神之典范；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副对联（作者不详）对曾国藩评价甚高，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颇能反映一般粉丝对他的仰慕之情。
一百多年以来，曾国藩从来就不缺乏粉丝，一直有着超高的人气。当然，他也绝非浪得虚名。
反社会人格者极度自私，对自身利益之外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其中的一些人乐于在自己身上多花时间，沉迷于完善自我，以期示人以更好的印象。
后世许多人高度评价曾国藩，并成为他的忠实粉丝，据说就是因为他有着很高的修养。在流传下来的一系列家书中，他似乎确实体现出了不俗的个人素养和品位。如此看来，做足表面功夫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很难发现谁是没有良知的人，但一个没有良知的人却能够立刻识别出谁比较正派，谁比较容易相信他人，立刻将他们锁定为猎物。”（玛莎•斯托特《当良知沉睡：辨认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
不能不承认，反社会人格者的洞察力还是很强的：他们可以迅速对一个人做出准确的判断，知道那人是否可以为自己所用。客观地说，曾国藩的识人能力确实是超一流的。
晚清著名学者俞樾，曾经称赞曾国藩“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此语允当，绝非过誉。湘淮军中的佼佼者，如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杨载福、彭玉麟、曾国荃等，都曾受过曾国藩的举荐或提拔。这些人不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晚清的政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知人善任，也是曾国藩的一大特长。这一特长不仅大大增加了其事业成功的几率，也使他魅力非凡。
曾国藩身上的的“霸蛮”（“巴蛮”“拌蛮”）气息，也为他增色良多。
他以书生带兵，而且是在对军事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大办团练的。即便如此，在面对太平军——堪称清朝自建立以来所遭遇的最强对手——时他也没有退缩，而是在清军屡遭败绩的时候猛然杀出，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拯救者。
笔者以为，无论如何，他都绝非是等闲之辈，可以被视为高功能反社会人格者。他的“钝拙”，应该只是表象；至于他刻意强调自己“鲁钝”，似乎也有示弱卖惨之嫌疑。
也许，他是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才决定弃笔从戎的；也许，他是为了摆脱那种平庸而无聊的生存状态才考虑领兵打仗的；也许，他改换人生角色只是为了寻求一些前所未有的刺激。但不管怎样，曾国藩打出了“忠君”“卫道”“讨贼”的旗号，其形象至少在一部分人心目中还是颇为高大的。
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曾国藩不断遭遇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经常打败仗，甚至多次面临绝境，险些丧命。虽然如此，他还是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战胜重重困难之后成为终极赢家。对此，范文澜先生也曾有所论述。
曾国藩深研程朱理学，熟悉清朝政制，当京官时已显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于一般官僚。带兵以后，虽不断受了革命力量的打击，但反革命意志却极坚决，自称能在受挫受辱的时候，咬牙立志，毫不气馁；愈是军事棘手，众议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后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崇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他“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一生》）
对众多粉丝来说，曾国藩修养良好，知人善任，意志坚定，再加上功业赫赫、官居极品，自然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当然，曾国藩暗黑的性格和暗黑的人格也会令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很多要员都是在曾国藩的推荐和提拔下平步青云的，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和他水火不相容的政敌。
事实上，反社会人格者从来都是普遍缺少真心朋友的。一方面他们不会诚心与人交往，另一方面别人也迟早会因为看透他们而远离他们。
第二，曾国藩非常残忍。
前已提及，反社会人格者因为情感过于单调（缺少情绪的波动），极容易产生无聊的情绪，而无处不在的无聊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无法承受的惩罚。为了“充实”自己，驱散“无聊”，他们就经常在生活中寻找一些刺激，特别是那些相对强烈的刺激。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刺激阈值”会不断提高。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先是杀人，然后是大量杀人，继之则是大量虐杀人。
范文澜先生说：“贼匪逊湘军的残暴,野兽逊湘军的贪婪,贼匪兼野兽,才是湘军的真面貌。”（《一生》）。
能带出一支堪比野兽的军队，曾国藩着实够狠，真的无愧于“曾剃头”的绰号。
在太平天国阵营内，如韦昌辉一般嗜杀的人是极其罕见的。杨秀清只是刻薄寡恩，沉溺于严刑峻法。至于其他领袖级人物，面目还是相对和善的。洪秀全曾经下令蠲免占领区的赋税，在镇压韦昌辉集团的时候仅诛戮二百人。石达开、陈玉成和李秀成更是以爱民而著称，颇能收取人心。
至于晚清的大员，则迥然不同。林则徐等极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都嗜血成性，视民命有如草芥。至于曾国藩，更是那一系列“狠人”中的佼佼者。
早在带兵以前，曾国藩就已经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嗜好——到法场去看行刑的场面。
在京为官时，曾国藩只要心浮气躁看不进书，就会结伴前往城南菜市口。那里经常处决犯人，而曾国藩也经常因此而“一饱眼福”。挥舞的钢刀、飞溅的鲜血、囚犯的惨叫……这样的景象令他兴奋不已，乃至流连忘返。
笔者以为，曾国藩爱看杀人的场面，应该与其如影随形般的无聊情绪有很大关系。
对那时的曾国藩来说，观赏行刑场面绝对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当然，他应该也不会感到非常知足：其一，那些犯人大多是被斩首的，死法太过单调，而且死得不够惨烈；其二，那些犯人都是经旁人之手而被判处死刑的，他只能当看客而不具备生杀予夺的权力。
把那些犯人都凌迟了才更有看头，自己亲自抓人杀人才更过瘾：曾国藩应该也会产生这样的感慨。
洪秀全当年因为屡试不第而萌生了推倒大清、由自己来开科取士的念头，曾国藩当年应该也会因为不能尽兴而萌生了殄灭“凶徒”、由自己来大开杀戒的想法。
苦等了十多年之后，曾国藩终于盼到了“好消息”。太平军兴起以后，八旗和绿营兵一路溃败，大清王朝一度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为了挽回局面，咸丰皇帝任命了43位团练大臣，丁忧在家的曾国藩也在其中。
咸丰帝当初应该没有对他寄予厚望，因为他从来就不曾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从来就不曾拥有“善战”的名声。可是，曾国藩应该是非常兴奋的。毕竟，他有机会亲自操刀杀人了。
当然，在湘军不成气候的时候，他还无力率兵“剿贼”。在正式出山以前，他主要是在“发审局”（审案局）杀人。
弟在此一切如常，搜剿土匪，日从事于案牍。抢劫重案，辄予诛杀，不逞之徒，稍知敛戢。（《与张石卿制军》）
寓中鞫案日多，得奸宄即磔之，虽无大补，亦少快人心也。（《复江岷樵》）
设一审案局，与乡人约：凡捆送会匪、教匪、抢犯来者，立予正法。前后杀戮二百余人，强半皆绅耆擒拿。国藩因博武健之名，而地方颇收安静之效。（《与吴甄甫制军》）
只要有嫌疑犯被送来，曾国藩立刻就将其杀掉，从来就不对他们加以审讯。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要将他们处以凌迟酷刑（磔之）。
从这些文书来看，曾国藩还是非常满意的。毕竟，他可以又快有多地杀人了，既可以满足感官刺激，又可以体验操控他人生命的乐趣。
当然， 真正让曾国藩兴奋不已的还在后面。参战以后，杀戮敌兵的机会更多了，他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
太平军作战勇敢，“愈剿愈多。愈击愈悍”，湘军死伤极重，锐气挫损。曾国藩乃提倡兽性来报复泄愤，“振作士气”。例如兴国、大冶战斗，获俘虏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迟”；九江成外获俘虏十二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挖目凌迟”；武昌成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七百余人，全数斩决”。崇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在曾国藩兽性示范下，湘军的残忍是从古少有的。（《一生》）
可见，曾国藩除了可以动用凌迟这样的极刑，还不时以剜目、生吞人肉等方式虐杀战俘。
杀人不过头点地，曾国藩则不断花样翻新。当然，他这么做也许只是因为内心极度空虚，需要新的和不断增大的刺激。
仅仅在战场上大肆杀戮，显然已经不能让曾国藩满足。随着战事的推进，他又沉迷于屠城。
1858年5月，在攻克九江之后，湘军杀害太平军将士和无辜民众共计两万余人。湖广总督官文描述相关情况说：“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无路可奔，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
1861年9月，占领安庆以后，湘军再次举起屠刀。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说：“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能静居日记》）
1864年7月，在被围攻2年多以后，革命大本营天京陷落了。蜂拥而入的湘军士兵四处搜杀、劫掠，摧毁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赵烈文说：“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能静居日记》）
有的资料显示，仅在天京失陷前的数年间湘军就在江苏、浙江两省屠杀了287万人。
湘军横行于三江两湖地区，所到之处无不残破，使得无数人死于非命，犯下了滔天罪行。作为湘军大头目的曾国藩，当然难辞其咎。诚如谭嗣同所言：“中兴诸公，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
总体来看，曾国藩确实是一个狠角色。他存在着“为杀人而杀人”的倾向，而且其“境界”也在不断提升：看刽子手杀人——亲自领衔杀人——亲自领衔大量杀人——亲自领衔大量虐杀人。
他为何沉迷于杀人游戏，竟至不能自拔？笔者以为，这是由他“反社会人格者”的身份决定的。
第三，曾国藩特别擅长装可怜。
在《当良知沉睡：辨认身边的反社会人格者》一书中，玛莎·斯托特指出：判断一个人是否反社会人格者，只要看他是否喜欢装可怜就知道了。
在一番“示弱卖惨装可怜”之后，反社会人格者往往会博得同情；一旦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他们就可以得心应手地操纵他人了。
对他们来说，装可怜乃是无往而不胜的利器。所以，他们经常会刻意亮出自己凄惨的一面，在向世人展示时也不忘夸大其词，甚至不惜捏造出一些“事实”。
个人以为，曾国藩着实是一个卖惨大师。
在人生的暮年，曾国藩曾经在家书中描述自己当年的窘境：“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继为长沙所唾骂，再为江西所唾骂，以至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齿多矣，无一不和血吞之。”（《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打落牙齿和血吞”，确实是曾国藩在官场上的一贯作风，尤其是在面对强势者的时候（当然，他对庶民从来都是另一种态度）。事实上，他不仅是“打落牙齿和血吞”，而且还经常把自己“吞牙”的全过程详细描述出来，且恨不得让天下所有人都知道。
众所周知，曾国藩在靖港和湖口两地都上演了跳水的好戏。于其中，至少第二次含有相当大的作秀成分。失败之后，他不顾及湘军统帅的颜面，在大庭广众之下投水，应该就是想把自己最惨的形象留给目击者和朝廷、将士，赢得各方的同情和支持。
在靖港、湖口、南昌和祁门，曾国藩都遭逢大厄，险些死于非命。对一般人来说，这类近于“败走麦城”的辛酸往事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绝不会反复咀嚼。至于曾国藩，则丝毫不掩饰自己曾经面临的窘境，甚至会以相当生动的语言对其加以描绘，进行渲染。
1855年2月，湘军于九江、湖口战场落败，太平军趁机反攻湖北，使得曾国藩半年来在两湖战场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毁于一旦。在写给咸丰皇帝的《统筹全局折》中，他说：“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徬徨”。惶恐、胆怯、焦虑之态跃然于纸上，令人不忍卒读。
1856年初，石达开经略江西，占领八府五十余州县，将南昌团团围住。危急之际，曾国藩再次发出哀鸣：“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此时，他承认自己孤立无援，寝食难安，经常在梦中惊醒。
1860年7月至1861年5月，曾国藩驻辕于祁门县，屡遭袭扰，多次濒于绝境。在日记里，他感慨道：“是以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在《谕纪鸿纪泽》（写于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中，他又说：“此间局势危急，恐难支持……目下值局势万紧之际，四面梗塞，接济已断，加此一挫，军心尤大震动……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毯”。萦绕于他心间的，只有惶恐、忧虑和绝望。
无论是面对亲人、下属，还是面对皇帝、世人，他都热衷于把自己狼狈不堪的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我们如果完全相信他的话，绝对会发自内心地同情他。毕竟，他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还整天生活于惊涛骇浪之中的，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而，笔者对他的诸多言辞还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限于篇幅，笔者不想展开论述，仅简单探讨一下“祁门的曾国藩”，就其言行发表一些个人见解。
如前所述，李秀成、李世贤、黄文金和刘官芳等太平军名将几次三番率军围攻祁门，使得曾国藩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他就是留恋此地，一直赖着不走。这段历史看起来挺诡异，也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按曾国藩的说法，他在祁门期间长期“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日日如坐针毯”，经常被吓到近乎大小便失禁的地步。在看过他所描述的狼狈形象之后，真正的“长毛粉”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问题是，他所说都是真话吗？
在笔者看来，不管他把自己的惨况刻画得如何详实、生动、富有感染力，我们都不要轻易相信。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曾国藩作为一名反社会人格者，大概率在大脑发育上（应该是前额叶部分）与正常人存在巨大的差别，根本就不可能具备焦虑、恐惧、感伤、感恩等诸多情绪。
在祁门，曾国藩把自己的焦虑、悲观、惊恐、绝望等负面情绪描写得十分形象，乃至达到了非常夸张的程度。事实上，我们仅仅从生活逻辑上进行分析，也应该对曾国藩的言辞有所质疑。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个普通人若是曾经有过劫后重生的经历，肯定会变得胆小怕事，绝对不会一次又一次试图重新历险。至于曾国藩，第一次罹险后不走，第二次罹险后不走，第三次罹险后才终于离开祁门。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我们确实很难理解曾国藩的做法。
无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还是从常识角度去分析，曾国藩都不应如其所言曾经存在过心焦如焚、悲观厌世、惊恐万状、心如死灰等多种负面的情绪。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赖在祁门不愿离开呢？可能他非常喜欢欣赏麾下将士们在大难临头时的各种表现。看到他们面无血色、手忙脚乱、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他应该会感受到一丝丝惬意。毕竟，平淡而无聊的生活是他无法忍受的，寻找一些刺激也是很有必要的。
在日记和家书中，曾国藩总是不吝笔墨地渲染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磨难。甚至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在最强大的对手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他也不忘继续卖惨。
在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二更后倦甚，又似畏寒者，老景侵逼，颓然若难任也。”在同治五年二月初十日的日记里，他说：“二更后忽然头晕，若不自持，小睡片刻，三点睡后弥复昏晕，右腿麻木，似将中风者，殆因昨夕忧煎不寐，本日说话太多，夜间治事太细之故，与然老境骎骎不复所有为矣。”都已经大功告成、位极人臣了，他还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颓然”“老境骎骎”的可怜人。
笔者以为，就连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做法，也多少包含着卖惨的成分在内。曾国藩自剪羽翼，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为了在那拉氏、奕䜣等满洲权贵面前展示出一副可怜相，让他们彻底消除对他的猜忌之心。
曾国藩习惯于在各类文本（奏折、家书、日记等）中塑造自己“可怜人”的形象，也不时在政治实践中示弱卖惨。何以至此？笔者以为，作为一名“反社会人格者”，装可怜就是他与生俱来的艺能。
在上文中，笔者简单论述了曾国藩作为反社会人格者的“特出”之处。和很多庸庸碌碌的反社会人格者相比，他在若干领域都堪称佼佼者。
在下文中，笔者要简单地分析他何以成为典型的“反社会人格者”。
笔者以为，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曾国藩才最终成为了“特出”（典型）的反社会人格者。其中有的因素决定他成为“反社会人格者”，有的因素使他成为强化版的“反社会人格者”，有的因素则推动他尽情释放自己的潜能，让世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反社会人格者”。
笔者以为，曾国藩能够成为反社会人格者应该与家庭遗传有很大关系。
在了解曾国藩其人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他的一些家人。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一个地主家的子弟。他和曾国荃、曾国华带兵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在家乡依势横行，无恶不作，谁要是不合他们的意，就被加上会党的罪名，送到县里，教县官立即执行死刑，不许释放或监禁。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隔几天总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县里设立码头，照例杀猪祭神，曾家父子以为不够虔诚，杀十六个人代猪，表示敬意。（《一生》）
范文澜先生指出，不惟曾国藩，连他的父亲和多个弟弟也都是豪横异常、喜欢滥用权力、视民命有如草菅的狠角色。
如此看来，若干曾氏家族成员是有共性的，应该在遗传上出现了一些情况。这样，我们可以从生理学（脑科学）角度去解读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反社会人格者。
笔者以为，曾国藩和他的若干家人在大脑发育方面可能与正常人大不相同。

人脑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越往下机能越原始。
脑干在下层，负责维持心跳、呼吸、消化、体温、睡眠、新陈代谢等重要生理功能。如果脑干出了较大的问题，生命就难以维系了。
颞叶在中层，与听觉、嗅觉、记忆、联想、语言理解等功能密切相关。一个人如果颞叶遭受了损伤（或发育不良），就可出现失语、记忆障碍、精神迟钝等状况。
前额叶在上层，负责计划、调节和控制人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推理、学习规则、情绪认知、道德判断等密切相关。一个人如果前额叶皮层受到损伤（或发育不良），就可能缺乏责任心、没有负罪感、喜欢凌虐他人、富有暴力倾向。
如此看来，反社会人格者主要是处理道德、感情的部位（前额叶）出现了一些情况。研究显示，反社会人格者在解读与情感有关的词汇时，血液更多地流向颞叶。对他们来说，别人的感情和一道练习题没什么区别。
1848年9月13日，美国人费尼斯·盖吉在执行爆破作业时遭遇意外事故，,被一支长铁棍由左下脸颊刺入，穿越左眼后方，再由额头上方头顶处穿出头骨。他伤势很重，但在一番精心治疗以后幸运地康复了，行动能力、智力水平都没有受到影响。然而他的性情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前是贴心、幽默、平易近人的，后来则变得易怒、爱撒谎、充满暴力倾向、不肯遵守社会规则。
在脑科学家看来，大脑前额叶皮质受损是盖吉丧失道德行为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曾国藩喜欢撒谎、暴躁易怒、不按常理出牌、行事缺乏计划性、沉溺于杀人游戏，与前额叶皮层受损（或前额叶皮层发育不良）者的表现是非常吻合的。
基于此，笔者推断曾国藩存在先天性的“前额叶皮层发育不良”（或者类似的先天疾病）。他的父亲和一些弟弟。应该也是这样的。他的父亲先天性大脑发育不良，然后遗传给了他和他的弟弟。
虽然在生理上存在着缺陷，那些反社会人格者，尤其是其中的高功能反社会人格者，总是可以表现出极高的自信，几乎在任何情境下都会保持理智和冷静，具有很强的观察、识人能力，再加上冷酷无情、无视规则，远比常人更容易取得成功，所以经常也会给人以“充满个人魅力”的感觉。前已提及，曾国藩在某些人的眼中也是极具人格魅力的历史人物。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发自内心地接受那些高功能反社会人格者。
笔者以为，独特的人生经历使曾国藩“反社会人格者”的特质得以凸显出来。
一系列遗传研究表明，反社会人格特征受基因影响，最多可达到50%。对一个人来说，反社会人格的定型应该是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笔者以为，如果曾国藩只是因为遗传因素而免不了会成为反社会人格者，那么他也未必会成为一个很典型的反社会人格者。
事实上，他几乎一辈子都生活于惊涛骇浪中。这样，来自现实中的诸多压力施加于他的身上，也会促使他的既有人格不断得到强化。
一些资料显示，曾国藩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
六岁时他就进入家塾读书，开启了寒窗苦读模式。因为是长房长孙，所以他的祖父和父亲对他管教十分严格，一心盼着他能出人头地。本来应该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他却只能终日诵读“圣贤书”，面对那片属于自己的那片铅灰色的天空。
如此压抑的同年生活，应该会在潜移默化中给曾国藩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令其既有人格得到强化。
曾国藩的科举之路，也是非常坎坷的。
苦读十年以后，他于1826年应长沙府童子试，在奋战7次之后才于1832年成为秀才。与之相比，李鸿章6岁入塾，16岁就考中秀才，24岁时已经成为进士。在中秀才以后，曾国藩终于转运。 1838年，在27岁的时候，他才终于如愿以偿考中进士。 不过略显尴尬的是，他的成绩并不突出：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诸多文献显示，他一直对自己的“赐同进士出身” 耿耿于怀，非常忌讳别人提及。
反社会人格者一向自视甚高，脾气暴躁，乃是难以伺候的角色。可以想象，在科考路上经受一系列打击之后，曾国藩的个性肯定不会烟消云散。
皇帝的疏远，当然会让他郁闷不已。
儒生们一向赞同“入世”的思想，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致君尧舜”为人生最高理想。
《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对古代的仕子来说，不受皇帝的待见堪称莫大的惩罚。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风云人物，曾国藩当然也会特别关注君上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
自1838年中进士以后，曾国藩一度官员亨通。他因为是一代权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所以在11年中7次升官，至1849年已经官居二品，成为礼部右侍郎。
可是，咸丰皇帝一即位就罢黜了“惟性奸佞，以欺罔蒙蔽为务”的穆彰阿，使得“穆党”成员曾国藩陷于尴尬之中。为了摆脱困境，他冒险一搏，写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书》等奏折。被骂得狗血喷头的新皇帝虽然没有治罪于他，却也从此冷落了他。
1854年下半年，曾国藩的湘军在湖南、湖北战场一路取胜，攻克了岳州、武汉等要地。咸丰帝在一时冲动之下就命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但仅一周之后即收回了成命。
照咸丰帝的看法，满洲统帅与汉人曾国藩对立，绿营兵与湘勇对立，湘军在外围战胜太平军，满洲统帅就近取南京居首功，可以保持满洲统治者的威信。 （《一生》） 客观地说，清廷从来就没有把曾国藩当成“自己人”，对他是非常不信任的。1860年江南大营溃败后，曾国藩虽然官升两江总督，却没能攫取很大的实质权力。
直到咸丰帝去世，慈禧等满洲权贵才将大权授予曾国藩：“以钦差大臣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
终咸丰帝一朝，曾国藩屡受打压，其性情肯定大受影响。曾国藩不出兵勤王，且于大丧期间娶妾，有可能是出于报复。
同僚的倾轧，经常令他苦不堪言。
在京任职期间，曾国藩一路绿灯，官位节节攀升。可是，他仍然要面对来自官场的重重压力，日子过得并不舒心。有时候，他甚至可能会感到心灰意冷，产生归隐的想法。
在《漫与》一诗中，曾国藩说自己“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只想“径求名酒一干科，轰醉王城百不知”。在家书《六为政篇致诸弟·述奉旨为较射大臣》（写于任二品官礼部右侍郎之后）中，他说：“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
在上述文字中，曾国藩可能夸大了事实，有“卖惨”的嫌疑。但是，从道光后期的政治生态来看，他应该也是终日在官场的漩涡中艰难前行，远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风光。
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日子里，曾国藩更是经常被同僚排挤。
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武昌，咸丰帝得报大喜，对军机大臣们说：“不图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殊勋。”汉军机祁寯藻献媚道：“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被他提醒，从此他坚守惯例，不敢深信曾国藩，专指望琦善、托明阿、德兴阿（江北大营）和春（兼统江南江北两大营）等这些满洲将领和绿营将领向荣（江南大营）以及盗魁张国梁等人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满清王朝。（《一生》）
于是，仅仅做了7天湖北巡抚，他就转任兵部侍郎了。成为封疆大吏，一直是曾国藩的梦想。但朝中高官的一句话，就令他的梦想破灭了。
事实上，仅有湖北巡抚胡林翼能与之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余者如湖南巡抚骆秉章、江西巡抚陈启迈等地方大员都经常对曾国藩进行多方掣肘。不仅如此，甚至连他亲手提拔的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等督抚大员也几乎处处与他作对。
在被君上冷落的同时，朝中和地方的同僚更是不时敲打曾国藩，令其在江南地区屡遭困厄。在官场上经受了一次次打击之后，他的心理阴影面积肯定在不断增长。长此以往，他的反社会人格会不断得到强化
民众的激烈反抗，也曾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
众所周知，清军纪律极差（湘军尤甚），与太平军作战时一路上烧杀淫掠，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样，各地群众自然会采取实际行动支持纪律严明的太平军，甚至会以各种手段进行积极或消极的反抗。
闻江西城中候补官员逃徙一空，城外百姓，纷纷进贡接济贼粮，此等消息，尤足愤恨！国家养士恤民，不为不厚，不知化目光天之下，何以卵育此种败类，恬不为怪。贼若侵犯楚疆，敢有乱民效彼之为，吾纵不能剿贼，必先剿洗此辈。（《复陈岱云》）
人民拥护太平军，敌视满清。许多记载都说：“民贼合一”，“民不恨贼而恨兵”，“贼如梳（没收富贵人财产），兵如蓖（无所不取）”。曾国藩自己也说：自岳州以下直至金陵数千里，小民蓄发纳贡，习为固然，虽经谕令薙发，而乡民狐疑观望。官军稍有挫衄，则四面皆贼，饷道易断（《水师搜剿襄河续获大胜摺》）。又说：官兵有骚扰之名，贼匪有要结之术，百姓不甚怨贼，不甚惧贼，且有甘心从逆者。官兵过境，无物可供买办，无人可为向导（《水师小胜并陈近日剿办情形摺》）。派出探兵，多被乡民擒杀（《陈明邻省援兵协饷片》、《曾国华殉难三河镇摺》）。（《一生》）
“民贼合一”的局面，确实给湘军带来很大的麻烦。在曾国藩看来，那些拥护太平军的“乱民”甚至比太平军还可恶，必须要先期剿灭。
与皇帝的疏远、同僚的排挤相比，人民的反抗带给曾国藩的冲击似乎没有那么强烈，但也是不可忽视的。
太平军的沉重打击，成为曾国藩终身难忘的梦魇。
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据说湘军阵亡、病故、伤残者可达八九十万人。笔者以为，相关数字还是可信的。据统计，仅湘乡（曾国藩的故乡，晚清湖南64县之一）一地在20年间（1851—1871年）就有至少2.1万人死于战事（其中阵亡至少15516人，病死至少5617人）。
连曾氏家族也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受了重创：曾国华1858年战死于三河镇，曾国葆1862年病死于军中，曾国荃多次受伤甚至曾经命悬一线，曾国藩也屡次面临险境九死一生。
无论是湘军还是曾氏家族，乃至曾国藩本人，都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吃尽了苦头。对曾国藩来说，“粤匪”乃是最强大的敌人，自然会对其生活、品性乃至人生产生极大的影响。
曾国藩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一生中也经历了很多大风大浪。很多因素都会对他产生重大的影响，推动他的反社会人格不断发展，日益强化。
别里科夫挺可怜的，因为“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历史上的曾国藩，则可能比他还要惨。因为脾气暴躁，他肯定会在各种打击之下产生诸多不良的情绪，进而使自己的反社会人格特征凸现出来（而不是隐藏起来）。
笔者以为，大的时代背景给予了曾国藩张扬个性和展示反社会人格特质的绝好机会。
在前文，笔者以大量篇幅论证了曾国藩是反社会人格者。笔者以为，如果把清廷（或称“清朝的统治阶级”）拟人化，那么它应该也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在下文中，笔者就阐述一下自己的理由。
其一，清廷是否“无法遵守社会规范”。
在清朝以前，尊重各民族的服饰、发型乃是天经地义，从未有强迫异族改变传统服、发者；入关之后，清廷则在所征服地区大肆颁发“剃发令”“易服令”，且对抗拒者格杀勿论。数千年以来，沿海居民都是来去自如的，从来就不会受到人身约束；可是大清朝却为了打击东南抵抗力量而颁布了“迁海令”，强令东南沿海各省人民内迁30至50里。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也只有清廷的掌权者敢于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的大话；更可悲的是，慈禧之流居然还说到做到。
其二，清廷是否“惯于欺骗和操控他人”。
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士绅，打出了“满汉一体”的幌子；在政治实践之中，则到处渗透“首崇满洲”的原则。为了得到原明朝臣民的支持，多尔衮等打着“为明朝皇帝复仇”的旗号率清军入关与大顺农民起义军交战；另一方面，清朝却对原明朝的皇族成员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政策，连七十多岁的老人（疑似的朱三太子）都不放过。在行将就木的时候，清廷宣布要“预备立宪”，似乎要与天下的士绅分享权力；结果，当“责任内阁”成立的时候，人们发现13名阁员中满洲贵族占8人，皇族占5人，妥妥一场大骗局。
其三，清廷是否“行事易冲动，无法提前做出计划”。
在17世纪70年代，一代枭雄吴三桂已经垂垂老矣，时日无多；可是康熙皇帝在头脑发热之下执意撤藩，逼反了原本满足于“永镇云南”的吴三桂。1898年9月慈禧果断出手，发动了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在1900年，只因为西方列强欲“勒令皇太后归政”，她就勃然大怒，立即发布了《对万国宣战诏书》，欲与外部势力战斗到底。康熙和慈禧的冲动做法分别引起了三藩之乱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几乎把大清送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其四，清廷是否“易怒、具有攻击性”。
入关之后，南北各地都出现了抗拒剃发令的反清人士，一时天下汹汹；可是多尔衮等决策者根本就没有反省自己的决策，而是以屠刀来解决问题。于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四川之屠等惨剧相继上演。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清军对革命者同样下了狠手。湘军系列屠城之外，李鸿章苏州杀降、岑毓英大理屠杀等也都是很典型的滥杀事件。在清朝的历史上，统治者从来就没有对造反者心慈手软，而且经常连累无辜。在前朝，“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在大清朝，谁要是敢于反抗朝廷只会被迅速灭族。
其五，清廷是否“毫不顾及自身或他人的安危”。
1649年，刑科给事中陈调元在向朝廷时汇报时，曾如实反映入川清军的作为。他说：“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萧一山《清代通史》)清军入关以后制造了一系列屠杀惨案，显然不顾及广大庶民的安危。事实上，很多时候清廷自身也会以国运为赌注贸然对敌作战。因为决策失误，1860年和1900年京师两次被侵略者攻陷。能上演这样的惨剧，与清廷统治者莽撞行事、不顾自身安危有很大关系。
其六，清廷是否“一贯不负责任”。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有言：“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使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洪杨等人的话语，应该是符合事实的。于19世纪70年代，在“丁戊奇荒”（发生于华北地区）中，救灾的主体不是朝廷，而是民间组织。当灾民们因为没有生路而涌向北京、江苏、浙江等地时，朝廷还设卡拦截他们。在最后一个甲子之内，清廷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列强签订一千一百多条不平等条约，足以体现其责任心之匮乏。
其七，“在伤害、虐待他人或偷窃他人东西之后毫无悔意。
当觉察到“男女分馆”制度已经带来较大弊端的时候，杨秀清还能及时承认错误，并立刻将其废止。 至于大清王朝，则是从来不曾承认自己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当然也从来就不曾为此而懊悔过。众所周知，清军在入关以后曾经四处烧杀，制造了很多大屠杀事件。事实上，清军在入关以前就已经在辽东、中原地区大肆劫掠财物、屠戮民众；在混一天下以后更是在平定准噶尔、镇压太平军及同期各地起义军的过程中大开杀戒。清廷的既定方针从未改易：一定要把敢于反抗的各路势力赶尽杀绝，即使殃及大量无辜也在所不惜。从大清朝三百年历史来看，尽管弊政频出，却从来不曾向世人道过谦。非但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因为摄于“文字狱”的巨大威力，清人根本就不敢对朝廷发表任何看法。
清廷本身就是一个扩大版的“反社会人格者”，而与之同质的角色也经常会受到重用。此种现象，在清末尤其常见。林则徐等极少数人之外，晚清的很多“重臣”“大吏”“清官”基本上都以心狠手辣而著称。李鸿章、曾国荃、裕禄之流自不必说，就连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都不例外。
当然，在晚清的“衮衮诸公”之中，最出色的那一个还是曾国藩。毕竟，他的“小我”非常契合清廷的“大我”，都是非常典型的散社会人格者。
也正因如此，曾国能在晚清衮衮诸公中脱颖而出，能成为掌控东南数省的军政首脑，能以“中兴第一名臣”的身份载入史册。
曾国藩何以成为反社会人格者？先天因素是不能忽略的，他很可能前额叶发育得不够完善；坎坷的人生经历，应该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他的既有人格；，晚清的大环境，则可以让他的反社会人格者特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在上文中，笔者从心理学角度解读了曾国藩这个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
在笔者看来，曾国藩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社会人格者。按照笔者的观点，他确实具备如下特征：无法遵守社会规范；惯于欺骗和操控他人；行事易冲动，无法提前做出计划；易怒，具有攻击性；毫不顾及自身或他人的安危；一贯不负责任；在伤害、虐待他人或偷窃他人东西之后毫无悔意。
在明确其“反社会人格者”的特殊身份以后，笔者还指出了他的“特出”之处（所具有的鲜明的个性）：非常具有个人魅力；沉迷于杀人，且花样翻新；特别擅长示弱卖惨博同情。
当然，笔者也简单分析了曾国藩为什么会成为典型的反社会人格者。从生理学（脑科学）角度去看，他可能存在脑前额叶发育不良的情况。其坎坷的人生经历，也会强化他的既有人格。至于他能在乱世之中不断建功立业，乃至成为“中兴第一名臣”，则与大清王朝的独特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反社会人格者本质上冷血无情，却经常显得很有魅力，是不太容易识别的。然而，这类人其实也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一定要能快速识别并远离他们，否则就难免给自己带来伤害，甚至是无可挽回的伤害。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这句话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捷克的民族英雄、杰出的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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