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条约上轻易决定了数百万人命运的两个政权来说，只是互相得到了一批几乎失去全部财产，并对故乡和新政府刻骨铭心的“难民”而已。

他们从来没有做到“不分出身、财富、民族、语言和宗教”，对于个人而言，他们被原来的国家屠杀，在新的祖国则被根深蒂固的歧视，持续了近三代人，直到希腊军政府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冒险土崩瓦解，他们才愿意包容这些说着土耳其语的希腊人，而罗马人驱逐法则让土耳其的希腊家庭降低到了不足一万。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能保证所有族裔公民的信仰和语言的自由，但最终他们选择了屠刀和强制驱逐，并且粗暴的以中世纪的思维划分民族。

希腊和土耳其的蜜月期最终也是因为这些“被驱逐出故乡人”而瓦解，在东地中海陷入了无穷的内耗和冲突，希腊和土耳其都长期被军人政府把持，打断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滋生了大量内部极端组织，甚至互相资助对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希腊的极右法西斯政党金色黎明甚至在士麦那大屠杀纪念日当天庆祝埃尔多安女儿订婚，而土耳其军方甚至故意挑衅希腊，并计划自行炸掉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和穆罕默德二世大桥，以此得到更多的权势。

在无穷无尽的斗争下，希腊经济被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军费拖累，极端民族主义者盛行，袭击本国少数族裔和温和派，而土耳其越发极端化，甚至只是为了让希腊人怄气，就做出极其不符合经济利益的决定，少数族裔中的库尔德都没能同化，甚至只有十万人口的非洲裔土耳其人也在根深蒂固的歧视下开始逆反，整个国家都开始了逆世俗化的进程。

对于两个国家的未来和个人的尊严都只是一场悲剧而已。

奥斯曼帝国为什么没有在保持自身完整的前提下成功转型成为现代化国家?

奥斯曼帝国后期的改革，尤其是1838年英土商约之后，接受了自由贸易，使得那些擅长工商业的少数族裔，比如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在经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成为了与西方列强贸易的中间人。

而传统的伊斯兰国家中，通过重商主义、垄断专卖、高关税、行会制度、限制通商口岸等方式保护的传统经济，则因为英土商约降低关税后，西方工业商品、资本的涌入，无法与其竞争，尤其是行会制度废除后，传统的穆斯林手工业者与巴扎商人难以与其竞争，走向破产。与此同时，熟悉西方经济制度，擅长工商业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则变得富裕，逐渐控制经济。

自由主义之前的奥斯曼，虽然少数族裔依然有商业特权，但是在传统的米利特制下，各个民族、宗教有自身的特权与义务，比如非穆斯林要交人头税、免于兵役、被授予与西方贸易的商业特权，不过在这样的制度下，各个民族各有分工，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井水不犯河水，不会有太多竞争。但是19世纪的奥斯曼各项改革，尤其是坦志麦特改革后，理论上奥斯曼苏丹承认不同宗教、民族臣民的平等，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在法律上废除了各种对非穆斯林的限制，允许其服兵役、购买土地等。

这使得奥斯曼的穆斯林希望能够发展工商业，但是无法与在各方面解除限制的少数族裔竞争，加上之前提到的自由贸易下，西方商品、资本的涌入，使其情况恶化，与少数族裔的矛盾加剧。

加上奥斯曼帝国晚期，少数族裔的一些民族精英与同宗教的列强，诸如俄国、英国联合，希望列强施压从奥斯曼获取自治甚至独立，更加剧了这种紧张。

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后，青年土耳其的领导人们，就加强奥斯曼国家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尤其是在一战时期，他们的理念就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培育出土耳其人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用各种手段打破少数族裔对工商业的控制，避免他们控制经济命脉。

可以说一战期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以及战后与希腊的种族仇杀，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理念下发生的，奥斯曼人希望通过极端手段没收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的产业和财产，由于土耳其人来控制他们，从而实现土耳其民族独立。

凯末尔在第二次希土战争胜利后，实行人口交换政策，可以说是在民族、宗教冲突达到顶峰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理念，就是国家主权属于共同语言、文化、历史、宗教的民族。所以他要与希腊交换人口，让居住在小亚细亚三千年的希腊人离开世代生长的家乡，并且让奥斯曼帝国时期迁入希腊的穆斯林回到安纳托利亚。

可以说凯末尔的这一做法，最终要服务培育土耳其的民族资产阶级，通过民族的经济独立促进民族国家构建这一目的。凯末尔时期建立国家控制的协会，保护民族工商业，只有少数成员是少数族裔，绝大部分是穆斯林。凯末尔时期，尤其是大萧条开始后，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指导干预，由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建立一批国有的工业企业，提高关税保护民族工商业。这的确让土耳其结束了19世纪以来长期少数族裔在工商业的地位，培育出自身的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大量擅长工商业的希腊人在人口交换中离开，使得土耳其的经济也雪上加霜。土耳其共和国刚建立时，尽管接受了奥斯曼改革的遗产，但是英土商约下列强的经济控制，以及少数族裔长期工商业的优势，使得他们发现土耳其人能够有效经营的私人工业企业非常少。凯末尔、伊诺努时期虽然国家大力扶持，但是长期国有工业难以有效盈利，烟草、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出口长期占经济的主要部分，可以说凯末尔学习苏联计划经济也是大萧条逼的。

当然50年代，由于自身积累和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土耳其民族的私有经济也有很大发展，所以门德列斯能够在私营企业主和农民的支持下上台，当然他的私有化政策也与支持国家指导干预经济的军人、大学生产生冲突。门德列斯本人则培植私人武装，加强专制统治，然后被伊诺努进行的1960年政变推翻并处刑。

60-80年代，土耳其政局动荡，根源也是经济长期不景气，通货膨胀，以及城市化后工业难以吸收大量人口，造成大范围的失业与贫民窟，加上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传播、库尔德人大量进城后与土耳其人的民族冲突，这段时期，尤其是70-80年代长期充斥着暴力，使得军人通过三次政变维持秩序。这一时期土耳其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几乎是教科书式的反面榜样。

直到1985年后，在奥萨尔执政时期，土耳其的民族经济才真正稳定迅速的发展，比如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纺织业发展的很快，许多城市现代超市也普及了，被誉为安纳托利亚之虎。可以说在土耳其驱逐擅长工商业的少数族裔后，用了60多年才有自己较为强势的民族资产阶级。

对于希腊来说，人口交换，让长期居住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离开家乡，大部分财产与产业丧失。虽然这些人大部分都有工商业才能，但是希腊安置他们也颇具压力，希腊在第二次希土战争中的战败，使得财政上难以有效安置，雅典等地缺乏住房、工作，贫民窟盛行。

希腊自从独立以后，经济长期较为落后，依赖葡萄酒、干果、烟草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依赖英国资本、债务的控制，仅在航运等方面较为出色。长期为了恢复疆域进行军事投入，更使其财政雪上加霜。

两战之间，希腊的政府也加强国家对经济指导干预，尤其是梅塔萨克斯时期，这使得希腊也有了一些自己的工业企业，加强了现代化进程。但是土地兼并、缺乏工作、苛捐杂税，也加剧了社会矛盾。随着二战中希腊被德国占领，粮食短缺更是导致饥荒，最终导致残酷的希腊内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