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大国崛起》为什么没有讲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不算世界性大国吗？ 第1页

所谓世界大国的意思无非是：

1，你拿到了美洲的贵金属；

2，你通过输出秩序让贵金属持有国的贵金属转移到了你的国家金库，为你发行国际硬通货背了书；

这里面，西班牙抢光了美洲给西方列强打工，算得上是“大国”鼻祖；

而奥斯曼与西班牙对着干，海战打了不少，没有摸到门路，混了这么多年境内人口居然都没怎么增长，不要提工业化了，自然没什么戏。

与奥斯曼相对的天朝，宋朝开始贵金属不足，宋徽宗时期，不管是自己的货币还是给契丹的进贡甚至是契丹自己的货币都出现了分量不够的问题，我记得契丹人还吐槽过这个事（当然我大金的货币也分量不足，异常坑爹）。纸币在这个时候出现并不是贵金属极多，以极多的贵金属为纸币背书的先进产物，而是因为贵金属不够而不得不用纸币进行经济操弄的产物。我宋最后搞出一堆货币区，金融创新令人瞠目结舌，然而本质是什么？是铜也不够，铁也不够，金银就更谈不上。

到了元朝和明朝中前期，继续纸币那一套玩的飞起，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明发工资还需要先领实物，基本是东汉初年的水平，而我明又没有元朝那种搞一堆经济区放水养鱼的资本，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直到我明决心赚贵金属持有国的钱才出现被治理的可能，问题是张居正上台改了一段时间大清就冒了出来要入关，加上西班牙那边闹了金融危机白银收入锐减，所以这个问题只解决了一半就得往后放，那你说谁是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李自成。

到了我大清算是阶段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白银收上来了，有了银子，有了稳定的贵金属收入，才谈得上重建我唐完蛋之后的稀烂的中央财政，而有了银子才能够殴打准噶尔和有效赈灾，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之前我大清靠奢侈品出口在大国崛起的路上混的非常美滋滋，问题是这条路刚刚走到1840年，英国人就投票决定用武力把你踢出世界贵金属大循环体系，这导致大清需要给洋大人交银子的时候，才发现贵金属对于提升一国军事工业的重要性。

所以天朝自然也当了大国崛起的反面教材。

大清躺了以后的北洋发行了民国唯一的硬通货货币袁大头，这东西还是靠外贸积累下来的白银。但是洋大人不答应啊，尤其是美帝，盯白银盯得紧，结果嘛，结果就是民国的财政继续稀烂，如果日本人没有在1945年投降，k民党的财政必然会在1946年崩溃。

那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可以说解决了百分之四十。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把2011年以前的美国m2和天朝m2比一下，你就会知道，本朝的央行地址当时并不在西城区，而是在哥伦比亚特区，简单地说，2011年以前本朝的基础货币主要是外汇收入构成的。

这个问题到现在，基础货币构成中，外汇的比例终于已经下降到了百分之六十。

所以，我们才能有底气说，要搞双循环，以国内市场为核心的意思是，起码，基础货币中，外汇比例要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当然也不能完全没有，那是朝鲜。又要有国内，又要有国际，才叫双循环。

大国崛起的本质就是这么回事，你说一千道一万，结论是，笨蛋，关键在于硬通货。随便翻翻书，看看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始皇帝对于平定嫪毐之乱的功臣是怎么奖励的？直接给钱。为什么敢于这么干？不缺钱。不缺贵金属。西汉动不动就是直接赏赐黄金，看看海昏侯墓地里的东西，那像是一个缺钱的时代吗？

没有钱，不要谈大国崛起。

所以唐朝以后就彻底不行了。

而《大国崛起》的世界观之下：

葡萄牙西班牙这种发现航道给西欧工业革命打工的，算大国。

荷兰这种知道垄断贸易，但是没意识到全球化需要依靠暴力机器去管理的，算大国。

法，俄这种依靠贸易和工业化崛起，但无法垄断贸易通道而崛起了一半就大革命的，算大国。

德，日这种实在没办法出来抢还被打爆的，也成了大国。

而实际上真正的世界大国只有垄断了贸易通道从而可以发行国际贸易硬通货的曾经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从英国的全球化到美国的全球化，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治理的方式已经由硬到软，直接治理的收益越来越低，想要对世界秩序做出新的贡献，喊打喊杀是愚蠢的。

不能代表先进性

现有答案主要在讨论“奥斯曼帝国”，但是在我看来，更值得关注的可能是“《大国崛起》”，在我看来，这部纪录片是极为有趣的，不是因为它有多高的史学价值，恰恰相反，他的内容充斥着大量对西方各国历史进程的想象，是一部中国视角下的“西方崛起”，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记忆史的角度拥有极高的价值，因为他很好的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西方崛起进程的认知，换句话说，《大国崛起》不是研究西方历史的素材，但是是研究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的重要视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国崛起》是当代版的《海国图志》，是意识形态因素隐藏的更好的《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而后者才是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的归宿。

正在地铁上，下午以法国为例讨论一下《大国崛起》对西方历史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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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在法国篇的开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接受过中学近代史教育的我们可以很自然的联想到这实际是法国版的“乾隆与马葛尔尼”：革命是前所未有的，而愚昧的国王则对此一无所知。然而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在两个月前，三级会议已经召开；一年以前，路易十六已经和显贵就税收问题进行了激烈的冲突；两年以前，财政大臣卡隆已经明确告知路易十六，他的国家已经破产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路易十六对于危机都不是一无所知的，《大国崛起》试图用一个平实的故事对观众进行暗示，进而塑造一个麻木无知的国王形象，而这种建构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输出，因为路易十六已然变成了旧制度的喻体。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在大革命时期并没有巴士底狱里只关押了7个人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其背景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关于国庆日的讨论中，保守派希望以此解构7月14日的重要性与神圣性，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进一步的考证，但是将这种保守意识形态浓重的叙事作为史实放在这里恐怕并不严谨；其次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攻占巴士底狱显然不是因为他是专制王权的象征，甚至7月14日的起义和反对王权都没有太大关系，7月14日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宫廷中传出消息，国王准备解雇深受民众爱戴的财政主管内克，通过对7月14日的赋意，作为革命者的群众形象被建构起来。

大革命时期的时间是需要以“天”计的，20天的间隔几乎说明这两件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在8月4日夜，贵族们几乎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封建特权，7月14日对此事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考察三级会议召开前代表们的陈情书可以发现，废除封建特权几乎是当时代表们为数不多的共识，即使是哪些拥有特权的贵族同样对此表示赞同，那些拥有特权的贵族并不是革命的反对者，恰恰相反，诸如拉法耶特、米拉波、迪波尔、穆尼耶等自由派贵族是大革命的第一批领袖，在这里，贵族与革命者被简单的二元划分了。

这里同样有两个问题，首先绝对君主制的确立时间存在争议，但一定不是路易十四，至少在路易十三时代绝对君主制已经出现，而路易十四则是其顶峰，其次绝对君主制的效果被夸大了，如果与当时的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的王权自然是强大的，但是所谓“做决定的人只有一个”则与史实不符，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法国从未彻底消灭贵族，他们依然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影响力，这种对将法国的旧制度的想象，实际上是基于中国的皇权体制知识图景的建构。

这一段论述讲很多史实进行了拼接，混淆了其中的时间关系与因果联系，形成了另一种叙事。实际上对于宪法的要求早于国民议会的诞生，这也是三级会议的陈情书中代表们的普遍要求，路易十六也没有强令解散议会，而是要求他们恢复三级会议的形式，二者的区别在于西耶斯在要求改名国民议会时宣称“一切权威属于民族”，并宣布现有税种非法，这让路易十六无法接受，也就是说，大革命时期的史实顺序是：代表们要求宪法、改组国民议会、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而在《大国崛起》中，这三件事的顺序被完全颠倒了过来，群众的起义本身只是革命进程的一环，现在他变成了一切的起因；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显然不是最后一次协商的机会，《大国崛起》中所谓“革命以汪洋恣肆之态快速蔓延”并“推翻国王”这件事，发生在整整三年以后，1792年8月10日，君主制才被推翻，在路易十六做出妥协态度之后，代表们也重新接纳了国王，真正导致一切不可挽回的是，是1791年6月20日的国王出逃。

这段话可以说非常讽刺了，因为作为《人权宣言》载体的《1791宪法》是一部君主立宪制宪法，认为他否定王权实在过于荒谬了，事实上如何处理国王在新体制中的关系确实是代表们争议已久的问题，除了罗伯斯庇尔和西耶斯等激进代表外，大部分人都认为国王应该在宪法体制中拥有一席之地，需要讨论的只是留给他绝对否决权还是相对的搁置性否决权，正是在这一次讨论中，激进派坐在了左边，保守派坐在了右边，从此左右在政治上拥有了意义。此外，“自由平等博爱”的箴言具体出现在哪个时间节点存在争议，但是一定不是1789年8月，因为“博爱”的本意是“团结”，是一个非常雅各宾主义的词汇，因此这一组箴言的出现最早不会超过1792年。

这里只提一个小问题，所谓“黑暗中世纪”的叙事本身就是被人文主义发明出来并被伏尔泰等启蒙哲学家发扬光大的（原文称由启蒙哲学家发明，感谢猫猫在评论区指正），伏尔泰本人甚至将贞德称为“一个可怜的女白痴”。

如果我们将1789年视为大革命的起点，那么当革命开始后欧洲各国实际上保持了观望态度，大革命时期的战争是法国主动发起的，吉伦特派的领袖布里索相信战争能够让民族重生，甚至指望战争来挽救通货膨胀，在此处的事实扭曲中，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欧洲各国形象被建构起来。

到这里其实整个片子的主旨就已经出来了，这种天降伟人与救世主的叙事意在何处我就不多说了。

实际上就内部状况而言，热月政变以后法国国内的政治已经基本恢复了稳定，雅各宾派和保王党都被压制，此时法国的危机主要来自于对外战争，因此所谓“动荡中的人民渴望秩序”的说法缺少依据，再加上拿破仑的雾月政变是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人民对拿破仑的支持。至于所谓民选皇帝的说法，《大国崛起》故意隐去了拿破仑关闭政治俱乐部、严查报刊期刊，宣布自己代表人民声音的种种做法，因此拿破仑的与革命的关系时十分复杂的，一方面《拿破仑民法典》确实代表了先进理念，但是另一方面，这位皇帝陛下也开了不少倒车，然而这位争议巨大的皇帝在《大国崛起》中被简单的赋予了两种正面的形象：革命的继承者、秩序的恢复者。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大国崛起》先验的认为拿破仑的战争主观目的是传播革命价值，但是从结果来看，拿破仑的思维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他的目的只是波拿巴家族的霸权，其次，其他民族对于法国的反抗无需等到拿破仑或者其他革命者的教导，早在1792年战争开始时，法国对战败国的掠夺以及战败国对法国的反抗就已经同步进行了，换句话说，正是在反抗法国的过程中，荷兰、比利时的民族意识才逐渐形成。

这一段实际对拿破仑的段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拿破仑的正当性来自于恢复秩序，那么大革命的原罪就是暴力与动荡，《大国崛起》将大革命以及之后的1830革命、1848革命视为动荡，并哀呼一百年的时间中出现了两个帝国、两个王朝与两个共和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在一片拥有数百年绝对君主制传统的国度、在帝国与王朝纷至沓来的世纪，被大革命塑造的法国人并未放弃对共和的追求，他们一次次的推翻暴君与专制，最终使共和观念深植于此，这种与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勇气，不正是大革命的意义所在么？

以上仅仅列举了《大国崛起》中法国部分的几个片段，这部片子在史实方面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诸如绝对君主制出现时间、黑暗中世纪的塑造等基础问题，而另一类则是重要的叙事问题，《大国崛起》使用了很多拼接与隐去，甚至是某种未明言的暗示的方式，重新塑造了关于法国革命的新的“历史叙事”，这种叙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7月14日为中心，将前后史实进行拼接与淡化，仿佛在7月14日之后国王就被推翻，法国便陷入了恐怖与混乱，但是实际上，这条路革命者走了整整三年，大革命的进程被简单粗暴分割成两个部分：革命者推翻暴君；天降伟人结束动乱。在这种叙事中，充斥着基于中国知识图景的观念输出，无知而专政的暴君、激进的革命者、邪恶的外国势力的形象被一个个的建构起来，而每一个形象背后，其实都是中国式的历史认知与比附

《大国崛起》对于大革命的这种叙事的最大问题，在于忽略了革命者与其他势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多伊尔的话来说：“不是革命者塑造大革命，而是大革命塑造革命者”，大革命是一步步走向激进的，在1789年没有人想象过革命，也没有人想要推翻王权，是一步步恶化的国内外形势使革命走向了恐怖。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在大革命中极为重要的联盟节被隐去了，为了纪念7月14日，法国人在1790年的7月14日举办了联盟节，拉法耶特领头向民族、法律、国王宣誓效忠，这也被视为大革命团结的顶峰，而这种被团结在《大国崛起》中，则被遗忘在7月14日与恐怖之间的三年里，在被简化与比附的大革命史中，容不下象征着团结的联盟节。

而在《大国崛起》对拿破仑的辩护中则同样隐去了很多重要问题，不可否认这位皇帝确实继承了部分革命遗产，但是同时他也开了不少倒车，他恢复了被革命者废除的奴隶制，恢复了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剥夺了没有财产权限制的成年男性普选，关闭了政治俱乐部并宣布自己就是人民的声音，即使是拿破仑本人，在百日王朝前也不会宣称自己是革命的继承者。当《大国崛起》试图突出拿破仑恢复秩序的一面时，这种秩序与动荡的二元对立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输出。

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只有理解了《大国崛起》的制作目的，才能明白为什么奥斯曼帝国没有选择，《大国崛起》的本意并不是思考世界各国崛起的缘由，而是通过塑造一种叙事，以各个大国为经验去论证某种自身的合法性，换句话说，所谓的“世界各国崛起缘由”本身就是工具性的，各个国家的历史是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需要符合大众认知，然后再用中国的视角去解释他们可以成功，因此他们自然也会去选择那些最“好用”的工具。这种选择的标准，如果用好听一点的说法，是马克斯韦伯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现代化史观”，如果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即以资本主义的标准评价各国，选取其典型，从这个角度而言，选择作为近代世界失败者的奥斯曼显然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行为，作为一种论证合法性的工具而言，奥斯曼并不“好用”，他的现代化因素也就自然而然的被遗忘了。因此，在《大国崛起》的叙事逻辑中，存在这样两层结构：在观察对象的选取上，采取了西方中心的视角，否认东方世界存在的现代化元素；同时在对西方对象进行考察时，又反过来采取了中国的认知方式，重新想象并建构了一套符合中国进程的历史叙事。

如何评价《大国崛起》的这种叙事方式呢？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仍然有价值，因为我们必须明确对于一个现代社会而言，存在价值上的好坏，但是与此同时，二者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所有“现代”的元素都是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启蒙-革命时代，法国女性的地位反而降低了，因为他们在恢复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过程中，同时恢复了性别上的分工，他们相信女性就应当留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只属于男性。再比如，对于同性恋的歧视问题上，奥斯曼帝国要比欧洲基督教社会宽容的多，这些都是被西方中心论视角所忽略的“现代性”要素，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一种西方想象的东方，那么《大国崛起》所代表的，恐怕是一种东方想象下的“西方主义”。

最后，有朋友会怀疑这种关于路易十六、革命者、拿破仑的叙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分别指向什么呢？我们是否在用2020的视角想象2006呢？因为我在评论区的两次回复都被知乎删了，所以只好把这个敏感问题写进正文里了，只说一件事，2006年之后的两年，2008年最重要的文艺宣传作品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录片《岁月如歌》，由此我们回过头去审视《大国崛起》中的动荡、秩序，就大概可以明白所谓“我们”的合法性，所指代的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