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黑天鹅事件的定义和2007年的畅销书《黑天鹅效应:如何及早发现最不可能发生但总是发生的事》[1]的作者Nassim Nicholas Taleb对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反应,黑天鹅事件取决于观察者,“人类的诞生”对能够观测人类诞生的人类级别智能体来说不是黑天鹅事件。
至于这事件对地球上的各种非人生物而言黑不黑,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能做出的解读太过模糊。
Taleb称新冠病毒大流行不是黑天鹅事件,因为这大流行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他早已预言现代社会会有这样的瘟疫大流行[2]。他在2020年1月发表文章,警告人们“决策者和医护人员目前对这种病毒的重视程度不够”[3]。你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可以预测”包括“声称现代社会迟早会有瘟疫大流行,但没有具体的时间和类型描述”和“在某一种病毒已经出现并被人们所知之后,在该病毒大流行之前,预测该病毒会大流行”——那么,让你在2000万年前去观测蚂蚁·白蚁的巨型群体,或是在260万年前人类诞生的前夜去观测即将演化成人的古猿,你不能预测“将来这个星球上会有强大的社会性生物群体”或是“人类的诞生”么?
按照《黑天鹅效应》书中的分析,所谓黑天鹅事件主要具有三个特性:
一、该事件是离群值,出现在一般期望的范围之外,过去的经验让人们不相信其出现的可能。
二、该事件会带来极大的冲击。
三、该事件发生后,人们再去回顾,会觉得这事件的发生是理所当然的。
特征三并非必要,但通常人们会有这样的倾向。
Taleb在书中称,对于同时代的普通人,重大科学发现和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可以视为“黑天鹅”。他列举了“互联网的发明”“个人计算机的普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解体”“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作为黑天鹅事件的例子。对于特定的观测者,这些事件则可能在意料之中。然后,他预测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使本书在2008年声名大噪。
你按照这些标准评判“人类的诞生”,可以发现:
这些模拟例如:
2020年,哥伦比亚大学天文学家David Kipping在PNAS上发表的论文[5][6]描述了利用化石记录中生命出现的年代学和地球的宜居性时间窗口为地球历史建立重演模型,探寻在地球历史一遍又一遍地重演的情况下诞生生命和智能的概率。
研究人员并没有将生命发展出智能的时间设为固定量,而是将它作为一个自由参数。在不同的设定下,将生命的可能性归结为四类:
1、生命是普遍的,生命通常会发展出智能;
2、生命是稀有的,生命通常会发展出智能;
3、生命是普遍的,生命很难发展出智能;
4、生命是稀有的,生命很难发展出智能。
他们利用贝叶斯方法分析了这四个假设模型。结果发现,“生命普遍”对“生命稀有”的可能性比率是2.8:1,如果以地球海洋形成后3亿年内的碳-13耗尽的锆石矿床中发现的疑似生命痕迹作为证据,这比率更上升到8.7:1以上,出现生命的可能性十分大。
智能的情况就不同了。“很难发展出智能”对“容易发展出智能”的比率是1.5:1。在约55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不出现智能生物的概率超过一半。那就更别提文明了。
研究人员指出,这项分析并不提供确定的答案,只是提供基于地球上发生的事情推测出的统计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