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代在高位接盘的日本人，在房价崩溃后都怎么样了？第1页

1 2

jacques-yang-70 网友的相关建议:

贴一篇新井一二三的文章。

作者简介：

新井一二三，新井是姓，一月二十三是生日，合在一起就是 “ 新井一二三 ”―― 一个用中文写作的日本女作家的名字。

生长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 1984-1986 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广州中山大学进修现代汉语、中国近代史、粤语。回国后在《朝日新闻》当了半年的记者。 1987 年移居加拿大，做自由撰稿人，在英文《多伦多星报》、 The ldler 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1994 年搬去香港，开始为中文报纸写专栏，作品散见于《明报》《星岛日报》《信报》《苹果日报》，台湾《中国时报》《自由时报》《国语日报》等等。 1997 年回归日本，目前担任明治大学讲师。

我这一代东京人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址是涩谷区红十字会产院，算是东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多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时对儿媳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把自己的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钱到医院生小孩？说家里，其实十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战后受民主教育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你奶奶叫助产士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人拉开门进来的。当时，店里雇佣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他们好奇的眼光。”

　　看统计，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坠地的孩子当中，在产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六〇年，此后在产院出生的婴儿永远超过一半（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产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主张恢复家庭分娩）。那一年谢国权医生（台南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智慧》问世，用照片介绍做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万本的超级畅销书。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多么会赶时髦！奶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非让步不可了。但是，婆媳关系日趋激化。我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立经营小家庭了。

　　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二岁半，但是全体社会及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手枪，乃用来发出竞赛开始的信号声，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为了迎接外国游客，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数家庭一样，我家也是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部电视机，乃黑白的乐声牌。

　　现在许多人都说，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彻底改变了。如今回顾“美好昨日”的文章，一般也就讲到奥运会之前，一九六〇年左右的日子，他们指出，直到五十年代末，东京室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塌塌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被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跟美国人过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我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每年购买新一种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全有了。

　　以奥运会为标志的近代化，不仅改变了市井生活，而且对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带来了根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为了赶上奥运会开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网，主要建设在旧水路上的。东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苏州、威尼斯相比的美丽水城，市内交通以水上航线为主，市民生活无论是交易还是娱乐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关系。看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很多都画着水景。然而，一九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铁路、公路运输代替了水路的重要性，在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被放弃不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奉命设计高速公路的一批工程师，发现有现成的交通网沦落为恶臭冲鼻的脏水沟，毫不犹豫地决定填平起来了。他们千万没有想到，江户城的遗产其实对居民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即确保东京湾刮来的海风经过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后的温室效应成为全球性燃眉大问题时，东京的气温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两倍，简直呈热带化趋势，除非恢复绿地和水面，每年中暑丧命的人数只会直线上升。

　　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推到工程师的身上去。当年，高速公路上汽车疾驰的情境是进步与未来的象征，在科学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现。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环保意识尚未兴起的时期。东京的各条水路确实肮脏之极。我童年时代听父亲说过，他小时候（一九四O左右）曾经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过鳗鱼，觉得难于置信，因为我认识的神田川是发出恶臭，满处是废物的浑水坑。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干脆把旧货推下河中去。食堂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废物是后来的事情。到了世纪末，市食堂才通过景观条例企图恢复水边生态。如今神田川的水质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适的散步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见过的六十年前。难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会的一场噩梦？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学，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到了世界第三位的水准。同时国内纷纷发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反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大学生共鸣全世界政治潮流，“全共斗”学运达到高潮，学运分子与警察机动部队在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展开了两天的激烈斗争，最后三百七十五名学生遭逮捕。参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号“安保反对”（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连我们小孩子也耳熟了。虽然社会上有种种矛盾，但总体来说，大家对未来还很乐观。那年另一个流行语是“昭和元禄”。江户时代元禄年间是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消费生活烂熟的高峰期。战后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竟想起元禄年间的繁荣了。街上走的年轻人，不分男女都留着长发，穿喇叭裤和高跟靴，弹吉他唱反战歌曲，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

　　两年以后，国际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带领私家小军队冲进自卫队基地，呼喊起义而失败，最后自行切腹并由徒弟砍掉脑袋的血腥案件发生了。他享年四十五。那是我有明确印象的第一宗社会案件。有些报纸竟刊登了跟身体全然隔离的三岛头部相片。周围的大人包括父亲和学校老师都不知道该怎样解释给孩子好，结果保持沉默了。我当时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惊愕，觉得特别可怕。长大以后开始看各种评论才开始理解其所以然。总之，三岛对战后日本的美国化肤浅风气看不顺，非得纠正政治方向不可。但是，他一类的极右派政治思想在七O年的日本完全得不到支持。社会上基本认为三岛之死是一种文学理念或者艺术审美观的表现，如果不就是与众不同的性爱趋向所致的越轨行为。毕竟，他的同性恋倾向是公开的秘密。文章里又多次提到过切腹场面使他兴奋。（二OO五年，炸药奖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长篇作品《告别了，我的书》里探讨：如果三岛多活了十年或者三十年，会否拥有较大的影响力。结论还是否定的。）

　　那年夏天，日本全国为大阪博览会（EXPO70）沸腾过一回。“你们好，你们好，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来樱花国的宾客们！”流行歌手三波春夫开朗做作的歌声弥漫着东京的大街小道。社会风气确实肤浅得可以。当时，我家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即是年底要出生的小弟。父母决定暑假举家去大阪看博览会，但是开支要尽量节约，坐新干线太贵，于是父亲开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车去；小轿车后座挤满了四个孩子，困了就要重叠地睡觉。住旅馆太贵，于是托亲戚定了某公司休养所，但是一个在滋贺县琵琶湖边，另一个在神户六甲山顶，都离大阪相当远。酷热的夏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览会到底看见了什么，老实说我不太记得。美国馆展出阿波罗号从月球带回来的石头，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去的，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模糊地记得我和家人分开，单独进去了一个东欧国家的展览馆，似乎是匈牙利的，我买票吃了一种当地食品：上面撒着酸酸的白色酱，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别，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异国风味。当时有个电视知识比赛节目送给冠军的奖品是夏威夷的团体旅行券。我周围还没有人战后去过海外旅游。有个同学因父亲工作调职而搬去德国，叫我们羡慕至极的。在博览会尝到的欧洲小吃让我长年忘不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国会议员田中角荣发表《日本列岛改造论》，七月被选上首相。他主张：日本各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网络才是拉近城乡差距、解决公害的好方法。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毕业，外号叫推土机的土木公司老板成为国家领袖，一时轰动了日本全国，好比他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公平化。媒体纷纷报道田中刻苦奋斗的经历，连儿童出版社都推出了首相的半生记。我从图书馆借来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员工会的成员，一贯批判自民党政权的。田中角荣是名副其实的推土机，行动能力特别强。上台两个月就飞往北京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迅速完成了两国建交的大事业。跟矮个田中比较，中国领导人显得特别高大有风度；忽然间，日本社会掀起了中国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年十月到东京来的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我和一批同学们去上野动物园隔着玻璃窗看了爱吃竹叶的中国大熊猫。当时它们在日本享有的名气非常大，大概仅次于推土机首相本人。全国每个玩具店都推销布做的大熊猫，服装店则推出售大熊猫花样的衣服，至于儿童用品，从笔记本到牛奶杯全部印有兰兰和康康了。

　　一九七三年，我小学六年级时，中东战争爆发，石油震撼发生了。记得有一天，卫生纸卷开始从超市货架上消失，有风闻说是石油价格急升的缘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没有了卫生纸卷可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妇都争先恐后去抢购，没半天真的卖光了。当时六十多岁的姥姥无所其事地说：没有了卫生纸卷可以用新闻纸吧。但是，我们一代的东京小孩是从小用冲水马桶长大的，从来没有用硬硬的新闻纸擦过屁股（其实，下水道普及的只是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东京东部葛饰区，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厕所里一直有个大黑洞）。很快，卫生纸卷重新出现，但是比起以前贵多了。莫名其妙的卫生纸卷事件预兆了将要来临的大变化。第二年，日本经济创下了战后头一次的“零下成长”记录，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维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经济成长到此结束了。

　　我家经济也到此直线上升，日后却是有起有落了。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临坠落前，有一段时间饭桌的情境特豪华起来，不是过年过节还天天摆着鸡腿什么的，叫我预感到不详了。果然，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父亲的公司倒闭，听母亲说是买了太多太贵的印刷机。父亲则认为上了坏律师的当。他要我长大以后学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会算个账。父母卖掉所有设备，解雇全部员工，把住家客厅改造成办公室，开始经营小出版社了。幸亏，早几年经济还好的时候，买过一栋旧房子，虽然破旧但是有五间二厅，我们至少没有失去窝。当年日本有个规则：经济越不好书卖得越好（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后，则不适用了），何况父母卖的是算盘、簿记学、会计学等的习题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买的。他们年纪还轻，起死回生得相当快，但是那几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生活水准下降的滋味。来帮忙的姥姥发现，晚饭吃的咖喱汁不含肉，我们小孩子早已司空见惯，只要整个锅里有几片，就算是有肉了，即使没分到自己的盘子上来也不会埋怨。父母拼命工作，拼命存钱，四年以后重新办起印刷厂了。同时改建住房，乃母亲的主意，她不要丈夫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事业上，几年不停地挺身奋斗的结果，母亲得了胃溃疡。我高中三年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为了手术住院长达一整月。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高中毕业后，只上了半年的职业培训，便开始帮父母工作。果然是当时的家计情况让他放弃了升学的念头。

　　我小学、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父亲在爷爷创办的寿司店当厨师，白天有空时还做皮鞋卖过，母亲则当美容师。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他们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的小孩，均在食堂命令下离开家人和老师同学一起在外地农村过着避难生活，回到了东京，不仅自家的房子连带整个地区都在美军空袭中早已化为灰烬。父母亲告诉我：在废墟般的东京成长的一代，先得考虑如何吃饱穿暖，即使想读书也根本没有条件。但是，我上了国立名校就发现，其实跟他们同代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不少读过大学的。说实在，只有小学毕业搞土木的田中角荣当首相而轰动全国，就是其他领导人全有大学文凭的缘故。看看在他前后掌权的佐藤荣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推土机首相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很久，上台的两年以后发生的金钱丑闻迫他辞职，我还没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贪污罪遭逮捕了。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中央食堂每年施行的舆论调查中，被问“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是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这十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的幅度为二点八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同时，随着都市化的进程，从前很明显的白领/ 蓝领区别不再容易看得出来了。穿着西装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部的公司职工了，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人觉得奇怪了。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阶级的日本人，一厢情愿把自己划为“中层”；我们家也不是例外。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有起有落，从未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觉还不坏呢。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

　　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压倒了我们的。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有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聊家常时候的话题。又比如说，我父母喜欢跟着爵士乐跳舞，哥哥则玩吉他、搞摇滚乐，在亲戚朋友中，我们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学却是从小听古典名曲长大的，个个都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学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竟然有交响乐团、歌剧团。我当时连一次古典音乐会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歌剧演出，听到从附小上来的名媛们哼着意大利语歌曲，不能不受到极深刻的阶级震撼。要参加体育社团吧，骑马、帆船等专门属于上流社会的项目可不少，叫我只好从远处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本社会的 establishment，也意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到底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

　　日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同时，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得多了。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区别，一点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吧，尽情享受名门生的特权。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了好大学。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少爷们外，很多要么做了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商社、制造业公司。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很快被迫辞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毕业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了。但是，法律归法律，现实是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会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该系一年级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学生当中，女生只有七十多人，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连一个女教授都没有。果然，政经系校舍内没有女厕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来添盖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极了。我选的第二外语是当年算冷门的汉语，结果两班同学共一百名中，竟然仅有我一个女学生（也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后，学汉语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语以外，这些年最多人学的外语就是中国话了。如今在早大政经系也有多半学生选修汉语。但是，八十年代初期，日中经济交流还不太紧密，刚建交时期的中国热稍退了以后，只有少数人在学习汉语的。作为惟一的女学生，我在汉语课堂上无法避开老师的视线，非得努力学习不可了。好在我对这门课，一开始就特别喜欢。

　　当年我们系的汉语主任士著名的音韵学者滕堂明保老师；他是日本中国语文学界的泰斗，本来做东京大学教授，却在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造反而辞职，转到早大来当客座教授。后来回想，我深深感觉到，由滕堂老师亲自教一年级学生汉语是老天爷给我送来的人生礼物。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在桌上放下索尼录音机，一按扣子就传出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前奏完毕后，女高音开始唱：“北风那个吹……”接着，全体学生跟着老师练习四声：“妈、麻、马、骂”。那瞬间，好像一股电力通过了我整个人，被雷劈了一般，从头到脚全身发抖。汉语美丽极了！说我对中国话是一见钟情，一点儿也不夸张。滕堂老师看见我的表情，马上建议说：“你真要学好，光在大学每星期上两堂课是完全不够的。去日中学院吧。上傍晚的课，每个星期三次，学费很便宜，而且我当院长。”

　　我选修汉语，主要出于对远处的向往。在早大的入学申请书上填写“第二外语选择”时，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种语言当中，对我最有“异国魅力”的就是中文。自从在大阪博览会场尝到了东欧风味以后，我是一直憧憬远处的。小时候，接触到外国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偶尔被父母带去横滨中华街吃饭，我都兴奋至极。好热闹的大街小巷边，挤满着大餐厅笑饭馆，大红大绿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颜色不一样，而且门前挂有全鸡全鸭之类，有的更是扁制过的。哇，多么特别！可以说，横滨中华街食一九六O，一九七O年代东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国领域。进入青春时期，别人大多热中于英美文化，我却始终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十三岁，自己看书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十四岁，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宽之以东欧、苏联为背景的小说。十六岁，在高中上了两年的德语课，但被复杂的语法吓坏了也嫌语音不悦耳。当年，“汉文”还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课之一；把古汉语用古日语念下来，很不好啃。但是，我们满喜欢听老师讲有关古代中国文人的种种插话，比方说，爱酒如命的大诗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另外，“国语”课本收录的鲁迅作品《故乡》（竹内好译），对我们的影响也相当大，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能背诵最后两行，登场人物闰土又亲切得犹如住在远处的老朋友。对我来说，中国文化一方面并不陌生，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距离于社会体制之不同而觉得非常遥远。两个相互矛盾的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很强烈的“异国魅力”。

　　高中、大学时期，我经常因没赶上“火红的年代”而感到遗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学生，早已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连文学都开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后现代风气正在成气候。大学校园和平安静却充满着颓废的享乐主义。只有少数男同学认真上课，其他人则从大白天起忙于打麻将，到了晚上就带着女校学生去迪斯科舞厅。她们打扮得跟最新一起的时装杂志《JJ》一模一样，有时像冲浪族，有时像美国常春藤大学女生，始终没有个性可说。因为政经系里的男女不平衡实在过头，我在大学总觉得不自在。加上，早大学生多数来自外地，没见过世面，不懂得都会生活，和我那些潇洒成性的高中同学比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

　　由于对早大环境的疏远感，我一方面去参加跨大学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又相当积极地上日中学院的课了。那里有不同年龄的学生们，小的跟我一样岁数，大的则跟我父母差不多，平均年龄三十出头。有些人为了专业、工作的需要而来学中文，个多人纯粹出于个人兴趣。他们的学习态度比我在大学的同学认真得不知多少倍。其中不乏当时三十多岁，曾经经历过“火红的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普遍崇拜毛泽东的新中国，有的在“文革”时期作为日本学生代表团坐船去中国参加过交流活动。我开始学汉语时，中国已经开过三中全会，早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但是在一衣带水对岸的中国话学校，清一色的日本学生还在和声唱《不落的红太阳》，还有高年级同学们在联欢会上唱的一首歌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游击队之歌》！

　　我的大学时代正巧是东京学这一门学问兴起的时候。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写的《作为思想的东京》已在一九七八年问世。他在文中指出：东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为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要“上”来的“ 中心”。就像田中角荣小学一毕业就离开冬天下大雪的农村而到东京，从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梯子，最后做了国家首相一样，很多日本人都把东京当做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始终是少数，多数是从外地来奋斗的新居民；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这是经过明治维新，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市就开始的现象；连天皇家都是那时候从京都搬过来的异乡人。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越来越集中于东京；相对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他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许多。日本没有上海之对于北京。洛杉矶之对于纽约，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使得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别严重。

　　这样想来，我在故乡东京感到异化，也许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老东京作家谷崎润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散文《思东京》里，慨叹过他曾经优美的故乡被乡下武士糟蹋到底了；半世纪以后，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学们包围时候的感觉也有所类似。外地人可以“上”东京，我作为东京人，却得另找个方向，就像谷崎润一郎中年以后迁居京都、神户等地，沉浸在关西地区的精致传统文化中。从高中一年级起，每逢假期我都一个人坐长途火车到各地旅行；魅力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泽、弘前、仙台、松江、但是，只要从东京往日本国内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动一定是“下”去的；作为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个坐标轴。

　　一九八二年，大学二年级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办护照，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平生第一次从上空看见的万家灯火是上海的。我赴北京参加华侨补习学校为外国人举办的暑假汉语进修班。中国民航班级入夜后才离开了成田机场，飞越东海后向北，于北京首都机场落地时候，周围是一片漆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忽然看见了天安门上亮堂堂的毛泽东肖像。长安街上几乎看不到其他汽车的影子，深夜在暗淡的路灯下，竟有些年轻人在踢足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鲁迅所描述，也像我在东京看过的影片《城南旧事》、《骆驼祥子》。那夏天，我终于发现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对我成了世界的入口。

　　一九八三年，东京迪斯尼乐园隆重开幕了，不仅小朋友，连大人也争先恐后去享受美式娱乐。大学生也不例外，男女双双约会去，有些人更购买了通年卡经常去。我自己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一方面，始终不太欣赏美国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东京人的宝贵记忆。迪斯尼乐园所在地东京湾北岸，我小时候曾经是每年春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浅滩。一手拿着小锹子，一手拿着塑料桶，在潮湿的沙滩上蹲下来挖洞，发现小小的贝儿在喷出盐水，是多么令小孩子惊喜的经验！而且每次都一定是特别丰收，塞满了好几个塑料桶的蛤子不容易吃完，还送给邻居朋友，场面真热闹愉快。跟美国公司携手的投资商把那浅滩填平起来建设彻头彻底的美国式的主题公园，甚至禁止游客带饭团（即传统日本食品）进场，由我看来岂有此理。

　　二十一岁的我对周遭现实感到疏远，宁愿被鲁迅、老舍、巴金等中国作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独自坐在白天都昏暗的咖啡馆里头，一个词儿一个词儿查着字典看五四小说，我的心脏不由得扑通扑通跳起来。当初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忽而想通：这难道不是恋情么？那年年底，我平生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迎接新年，乃在上海宾馆顶楼的迪斯科。回东京后，马上申请去中国的公费留学，幸亏顺利通过了选拔考试，出发日期为一九八四年八月底。我到中国，第一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汉语进修班，第二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上课；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从沿海到四川、云南、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岛，越远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来自当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对中文的掌握则来自旅途中跟各地老百姓的交谈中，真得感谢中国教育部每月二百七十块人民币的奖学金了。一离开家乡就不大想回去，多想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的经验。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结束以后，我回国毕业当了记者，可是老梦想这海外，不久就提出辞呈，订了飞往加拿大的飞机票。根本没有想到这一趟会是从多伦多到香港长达十年的大漂流。

　　永远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泡沫经济，是一九八五年由纽约广场饭店的国际金融协议开始的。之前，一美元换二百四十日元，广场协议以后，则换一百二十日元了。日元的购买力一夜之间翻了一倍。很多人赶紧跑到国外去抢买名牌皮包。回到国内炒股炒地了。本来节约勤劳的日本民族，忽而全变成了投资家、投机家。我偶尔从国外回东京探亲，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大家异口同声谈着股票、外汇、房价、银行、利率等。股票和地价都越炒越热，东京旧市区的土地总价格竟等同于全美国了。在新宿等闹区，几乎每个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装、名牌鞋子，花大笔钱喝最高级的红酒、白兰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车费多贵都要打的回郊区的住家去。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面性疯狂。

　　经济过热的副作用很快就明显了，本来一点不值钱的小块土地，在短短几年内升了几倍，竟值几百万美元了：这么一来，传统的长子单独继承制行不通了，因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爷爷奶奶留下的寿司店，成了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人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亲三姐妹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官司总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间的感情，闹了彻底别扭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修复的。于是，我结束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国时，父母双方亲戚之间的往来差不多都断绝了。可悲的是，我家并不是例外，很多东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几年里都解体了。同时，传统习俗也在那几年内消失了。比如说，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团聚的场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近的神社拜年，然后回家吃年饭。小孩子收到压岁钱，并用“福笑”“羽子板”等只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则去母亲娘家吃吉祥食物、年糕，并再一次领到压岁钱。可是，泡沫以后，那些习惯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参加旅行团到国外去过年，为了休息，也为了省事。果然，更加合理化、计算化思考压倒了古来的生活文化。

　　泡沫经济只维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达高峰，一九九O就破裂。看最后决算，虽然有些人在炒买炒卖中发了大财，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来的钱没来得及还清，结果破产或背上重债了。本来经营寿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机游戏中抽了大王吃大亏，最后失踪的。此间媒体把九十年代称作“失落的十年”。在广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开始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价值观念的大调整；然而，当时的日本人还在泡沫中集体跳着疯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后则茫然若失好几年，没有及时去对应外面发生的重大变化。结果，国民经济长期停留在低迷状态。九十年代末，一些评论家开始用“第二次战败”这个词，中国，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很活跃，相对而言，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得很厉害，有必要重新复兴了。几乎同时普及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化”，让日本人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业进行裁员，一些银行差不多倒闭而被国有化，客观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很多人还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有自己的银行户头里还有储蓄，不想认真去考虑国家财政面临的危机多么大。

　　我对泡沫时期的社会风气非常反感，当初以为经济冷却一阵会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静下楼重新过朴素踏实生活的话。可是，后来的发展却不如我所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世界受了“9·11”的大冲击，日本则在小泉纯一郎领导下越走越非理性。社会上，泛滥于各媒体的流行语是“赢组VS输组”。在新的经济环境里，不是大家一起过朴素踏实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协力复兴国家，而是两极分化日趋悬殊，不属于“赢组”就属于“输组”的弱肉强食时代已经开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即使只是梦；二OO五年的一本畅销书就叫做《下流社会》，消费市场分析家三浦在文中预测，今后的日本人，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属于上层，百分之四十五属于中层，百分之四十属于下层，而越年轻的一代越有可能从中层滑到下层去。

　　前些时，我参加了高中毕业二十五周年的校友会，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层阶级出身，名牌大学毕业，任职于第一流公司的同学们，几乎无例外地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有一个人，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加入了大银行，在当时看来是保证高收入的稳定选择。谁料到，十多年以后，一些大银行消灭，一些互相合并，一些竟被外资收买。他很尴尬地报告近况说“我已经在第三家银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听了那家银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让人家更加尴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们，处境也好不哪里去。对自己的职业最满意的似乎是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供职于大藏省（现财务省）的一个同学。最保守的选择，获利最多；这是低成长社会的悲哀。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多同学们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们一贯太保守了。最近常在经济新闻上曝光的市场强人呢，如Livedoor的崛江贵文，乐天公司（网上购物中心）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虽然都是东京大学、一桥大学等名门的校友，而且三木谷和村上两人也分别在日本兴业银行和食堂通产省做过事，但是都是中途离开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我们一届刚超过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龄；那么市场强人多数比我们小（三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崛江则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为怪。非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市场强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东京人，他们要么在关西或者在九州长大，十八岁单兵独马“上”来东京，气势劲头之大是东京少爷们学也学不到的。谷崎润一郎在《思东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骂为“败北的江户儿”；他们有都会人的潇洒，但是缺乏奋斗的力气，于是在社会大转变的时刻，总是跟不上潮流，必定为败者。一百年前的江户儿是，现在的东京人是也。

　　崛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强人的办公室都设在东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OO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层综合大楼是“赢组”公司的根据地，老板们又集中住在邻近的住宅塔。用大众媒体的说法，“HILLS”是“赢组”中的“赢组”。二次大战后的六本木，因为曾经有美军基地，附近出没的洋人挺多，失意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场所特别繁荣，东京第一家汉堡包店、比萨店都开在六本木（于是日本人习惯性地把香港兰桂坊形容为当地六本木）。高中时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学带去白人顾客占半的高级俱乐部，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薄荷色灯光下目眩过。八十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消费大众圣地；在泡沫经济时期，其热闹庸俗的程度，称得上是大人的迪斯尼乐园了。后来，一时落为满街都是东欧妓女的低级红灯区。谁料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六本木竟会起死回生为东京的新经济中心。

　　我回国定居已有八年多，这些人一直住在东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但是，心里上的距离则远多了。是我年纪大了？还是属于“输组”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我也甩不掉的“败北的江户儿”属性。

　　附记：二OO六年一月，Livedoor（活力门）公司得总经理崛江贵文（俗称Horiemon）因违反证券交易法而遭逮捕。几乎同时，他头号手下的遗体在冲绳县饭店客房里被发现，令人怀疑该案件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才半年前，崛江在执政党推荐下参过选，给捧为新一代年轻人得榜样，然而，情况一变，落水狗被打得可惨。他曾发出的一句话“金钱能够买一切”成了道德观念败坏到底的铁证据，这回被形容为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社会风气堕落的象征了。在拘留所蹲了九十多天后，崛江付三亿日元（约合两千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而重新获得了自由。三个月内，他瘦了八公斤，读了两百本书，看起来并没有憔悴，精神好焕发的样子。虽然失去了公司的经营权和大部分财产（因股价猛跌），他还是拥有六本木HILL的豪宅；大概正在俯瞰整个东京而思考下一个棋子该在哪里放下。

li-zhi-lun-38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觉得大家其实更想知道2020年代高位接盘的中国人，之后都怎么样了。

我身边有2020年上车的年轻人，大概是贷款一百多个，月供七八千，自己工资五千，

怎么还，靠爸妈呗。

从幸存者偏差的角度审视历史是很有趣的，

古往今来的经济危机，之所以被叫做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止步于经济，不然在后世叫革命、起义或者“XX战争的导火索”，

房价砸盘硬着陆这种毁天灭地的大事，在战争和改朝换代面前，不过个诱因。

日本高位接盘的人，也分两种，

一种是有米下锅的，虽然日本支持低首付，2成就算高首付，真正可以做到0首付，但他们自己要么有一定的赚钱能力，要么是卖旧买新，也就是现在房产中介喜欢说的“改善型”，当时普遍低首付，刨去首付会有一大笔盈余，在泡沫经济来临之前，各种买买买，全家出国旅游之类的消费也有，但是经济一不景气，立刻收缩开支，能卖的奢侈品都卖给中古店，兜里的余粮慢慢还按揭，咬着牙挺到了现在，约等于股票被套牢，然后用了很久才解套，或者一直没解套，就放在那里放着了；也有个别头铁的，疯狂到0首付N多套，把资金全拿来还按揭，这种投机和这两年几十倍杠杆炒币，前些年加杠杆炒股，没什么本质区别，其中不乏一些高材生，企业领导，这就属于未富先疯了。

另一种才是大家各种调侃看衰引以为戒的那种，就是本身没有靠谱的赚钱能力，和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相似，被银行奇低的房贷门槛给圈进去，在泡沫经济中无形中当了接盘侠，肉没吃到一口，净挨打了，这种人即使想咬牙挺过去，也会因为诸多原因根本挺不住，只能走个人破产一条路，赤条条地去当街友，活到现在肯定是一副惨样，在日本那种一旦沉沦翻身比登天还难的固化社会里，混吃等死了。

本质上就是还不起，兜里五块钱，被硬架上最低投1000的牌局。

我看其他答案里讲，

香港金融危机前，房价暴跌7成，断供率只有1%，

所以金融危机最后也不过是金融危机。

日本香港可以硬着陆的底气就在于经济体已经是高收入高负债，高收入是底，高负债是抗压测试，

硬着陆的时候，扛不住压的直接三振出局了，

这个比例不是伤筋动骨的比例。

三十年以后，

亚洲四小龙的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依然可以供楼，依然可以扛得住，

经济的基本面始终在那个位面，

产业工人也好，超市理货也好，百货公司保洁也好，哪怕餐馆后厨刷盘子，只要挺得住，也有挺到最后的可能，银行当然乐见其成，

高赚高接，咬牙撑着，契约精神，合同法嘛，白纸黑字自己签的，

要是没有这个经济支撑，老百姓都是低赚高接，那想撑也撑不住，全看老天爷赏不赏条活路。

有个醉鬼理论很有趣，

就是假设一个喝醉的人，走在河边和墙壁之间，如果这条河无限远，墙壁有无限远，那他掉进河里淹死的概率是无限大，换句话说必须淹死。

醉鬼一定淹死，就看这瓶酒是谁灌的，是他自己天生就是要喝死自己的人格，还是买醉的门槛太低了，酒吧无良，酒保为了赚钱什么人都卖。

日本如果在泡沫经济前有错，那就是错误估计了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商品的统治地位，错误估计了美国爸爸的敲打手段，

葫芦遇上同花顺的那种运气差，

香港则是恐慌焦虑遇上了想搞事的，短时间信心抽干导致的，

那我们这边呢？

低赚高接成为普遍情形的时候，硬着陆的后果那就无法想象，

普通人会梁家辉这两下子么？

肯定不会啊，

那为什么还上台呢。

人是不会有机会站在历史角度考虑当下的事情的，

本来要撸国家一套房，吃点不要钱的皇粮，想吃点东北大米，结果就变闯贼了，变长毛了，变大师兄了，扛着三八大盖就命丧太平洋了，

这种事情自己当然预料不到了。

没准在另一个位面里，

日本泡沫经济没破灭，继承了大美利坚爸爸的荣光，没特斯拉什么事，丰田都给办了，

香港金融危机大陆也没理会，一蹶不振以后让位给上海和新加坡了，

中国房价硬着陆了，史称“XXXX的转折点”。

shui-shou-33 网友的相关建议:

经济动荡时期讨论资产绝对值意义不大，不断超越其他人才是正途。加杠杆是双刃剑，可以加快超越速度但也可能衰落得更快，经济大环境越不稳定越应该控制自己的杠杆。杠杆适度且一直努力工作的日本人，我相信他们不会被房价的波动打趴下。（这个1.3k赞的回答被折叠了，理由是“不符合问题的限定范围”，只好加上这句原来发表在评论里的结论，各位看官自行斟酌）

-----------------------以下是原答案--------------------

我想起我高考那年，数学试卷比较难，以至于我们班上平时很多经常考到130~140分的同学居然只考了60~70分。在实验班里，我的数学成绩不算突出，难度适中的试卷我一般也只有120出头，大约有一半的人比我高。

那一年的数学试卷就像如今高企的房价一样，让很多人崩溃了。第一部分选择题就非常难，我几乎全部都不确定，讲真当时是比较紧张的。然而因为数学本身是我的软肋，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把能做对的全部做掉，能答出多少答出多少，并没有制定具体的分数目标，所以整个考试下来我除了第一个大题完全不会做空白着，最后一个大题只答了第一问以外，试卷几乎写满了，虽然很多是蒙的。最后我的分数是109分，班上的排名大概是前20%。那些最终只考了60~70分的同学，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130~140分，选择题每题5分，他们需要反复验证确保这种“相对简单的题型”不丢分，更可怕的是，第一个大题非常陌生，大部分人都不会。你可以猜测一下给自己140分目标的同学，选择题有好几个拿捏不准，第一个大题眼瞅可能要放弃，那种紧张和不舍，绝对是远超过我这种数学渣的。最后不出意外的，这些人大片试卷空白了，因为时间根本不够。我可以确定是，这些人如果采用我的策略，分数不可能比我低。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班长期第一名的学霸，仍然考了139分，是个相当惊人的分数，因为当年130分以上的凤毛麟角。

感谢你看我罗嗦了这么久，干货来了。把考试分数比作我们的资产（或者叫生活品质），考试难度比作经济大环境，是不是那一年的数学考试和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有几分相似：

1.货币受经济波动影响如此之大，给自己的资产订立货币化的目标无疑是愚蠢的；

2.不考虑移民（相当于跨省异地高考）的情况下，我们物质满足度（幸福感）取决于资产的相对排名（就像高考录取是先排出名次，再划定分数线的）；

3.不管经济大环境如何变化，努力奋斗一定是能够挣到钱的（留白的试卷一定是没有分数的）；

4.经济大环境向上（题目简单）的情况下，努力奋斗的人也许只能取得与自己能力相当的名次（我平时的数学成绩一直都是中游）；

5.一旦经济大环境向下（题目困难），资产较少但勤奋踏实的人，往往能快速超越能力比自己强的人，因为已有资产价值的下跌会影响这些人的心态，让他们犯错误，走回头路（一堆不确定的选择题和第一道就不会做的大题，让他们忘了后面可能有很多简单题）；

6.真正的学霸（特权阶层），靠着自己开阔的见识和与众不同的思路，抗风险能力极强，然而这样的人凤毛麟角。

那些整天关注这类问题，但是碌碌无为不努力挣钱的人，就像当年那些学渣一样，试卷足够难的时候，他们只能在选择题25%的命中率上搏一搏，经济环境再恶劣，垫底的总是——懒人。

tie-shu-xin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不会怎么样。任何灾难都可以通过死亡来终结。

九零年到现在，已经足足三十年时光，许多高位接盘者的当事人，多数已经归西羽化，即使还有少数幸存者，他们的经历，也仅仅只是给孙子们当谈资的故事——非亲身经历者，仅仅靠听讲故事而得来的感受，哪怕你是超一流作家，故事大王，也仅能当场让闻者落泪而已，当他们摆脱沉浸式的氛围之后，很快就会重归自己的现实世界，把你刚刚讲过的悲惨故事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二战那么惨烈，当希特勒死后，战争便已结束，等现场经历过的老兵们都死光之后，文字作品展现得再惟妙惟肖，它也不会影响任何后世无法亲历现场之人的感官。

经济远比战争的残酷性低许多，若非你实在太过刚烈看不开，直接毁灭，否则，熬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日子之后，你就会明白‘生活还得继续下去’的具体含义。到了此时，也就基本上意味着你已经告别了事件的影响，开始走向重生。

现在以及不久的将来，咱们十几亿中国人，也马上就要经历日本人当初那样的煎熬，但我现在就可以很肯定的给你预告结果：没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全民违约，十几亿中国人个个都是老赖，不是你欠银行的房贷，就是政府欠你的养老金，不是企业欠政府的税款，就是政府欠企业的货款。你交不起钱养政府，政府也得咬牙想办法养你，企业付不出工资养你，你就得想办法替企业分忧，反正大家乱成一锅粥之后，大家该吃饭还得继续找饭吃，该睡觉还得继续找个安静的地方躺平。

所以，不要把世界想的太过美好光明，人生终究悲剧多于喜剧，但也毋须把世界想象的太过悲观，人生再怎么艰难，总有前进的道路。这不，在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之前，人类就已经存在并且生活了许久，他们经历战争和瘟疫都能从容渡过到现在让我们接棒，显然，世界末日也不会出现在我们这一代。

wang-wen-peng-25 网友的相关建议:

谈这个之前，得先谈谈“广场协议”

而在这之前，还得讲下货币升值与贬值的影响。

在一定范围内

假如人民币兑美元从1：6贬到1：7。

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美元可以换到更多的人民币，以前10000美元可以雇6个中国工人，现在就能雇7个中国工人。

所以，在一定范围内，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贬值可以大大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吸引外资来投资办厂。

一句话就是：劳动力便宜。

而人民币兑美元如果升值。

假如

现在是7人民币等于1美元

明年是6人民币等于1美元

后年是5人民币等于1美元

那你是外国资本家的话，你会怎样呢？

很简单，比如有100万美元，今年全换成人民币700万，什么都不用干，两年以后就能拿500万人民币换回100万美元。

而剩下200万人民币就是白赚的。

看懂了吗？

如果你贬值，你吸引到的是“投资实体”的，干实业的外资。

如果你升值，你吸引到的是“不劳而获”的投机分子。

所以，明白特朗普为嘛指责我们“操控汇率贬值了吗”？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内抢走了可能原本要去美国投资干实业的商人们，所以特朗普很愤怒。

而广场协议是怎么回事呢？

在1980年之前的那段时间，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由于美苏冷战，越南战争等等影响，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非常严重，里根总统决定实行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协调将美联储的利率调高到2位数，2位数，什么概念？就和我们的P2P收益一样，一时间，吸引了无数海外热钱的流入，美元大幅升值。

按我上面讲的，升值，吸引来的是投机取巧的，并非干实业的，而美国产的同样的商品，比如成本还是100美元售价还是110美元没变，而我想买这个商品，由于你美元兑人民币升值了，我就需要支付更多的人民币。那么，我可能就会选择别的国家生产的更有性价比的商品。

这样一来，也就是，美元升值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出口竞争力。

而当时，日本生产的汽车，摩托车等机械制造设备，以及半导体等，质量不比美国的差，而且因为美元升值，所以日本货价格很有优势，在日本厂商的冲击下，美国传统制造业出现了大批的失业。

由此，美国第一次感受到了出口小于进口的“贸易逆差”的压力，在这样的条件下，里根总统决定让美元贬值。

于是诞生了著名的“广场协议”

其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美元兑德国，日本，法国，英国货币贬值，而采取的手段就是，这五国政府联合起来，干预外汇市场，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引发大家恐慌抛售美元，从而实现美元贬值。

当时最早开始营业的市场是新西兰惠灵顿市场，美元对日元比价从239跌到234，然后是香港和新加坡，美元不断走跌。接下来的是纽约市场，市价到225，10月后东京市场日元也进入210。

全世界都在卖美元！！！

由于美元贬值速度过猛，1987年上述五国与加拿大和意大利又签署了《卢浮宫协议》，意在结束广场协议，阻止美元的持续贬值。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日元的升值势头却无法遏制。

1985年9月底，《广场协议》签署，日元开始升值，初值是240元；

1986年2月，190元，就已经达到了当时财政大臣的预设目标；

1986年9月，150元，超过目标完全停不下来；

1988年1月，120元……

仅仅两年三个月的时间，日元兑美元已经升值了一倍！

大家都知道，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在美元结算的角度来说，这就相当于日本国民的平均财富值凭空增加一倍！

由于日本的生产原料大部分都是进口，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同样数量的日元可以买双倍的原材料了。

也就是日本企业的制造成本大幅度下降。

成本下降，就等于利润大增。

利润大增就让大家都有一种“我很有钱”的感觉。

于是，曾经以高储蓄率和节俭出名的日本人，开始在银座排队买LV包；

学生没毕业就有企业成群结队来招聘，甚至可以预付半年工资（因为大家都有钱，你给少了谁给你干活～）

夜店里的见面礼都是金表，甚至卡座里用来擦汗的都是现钞……

日本开启了全世界买买买的模式，

整个经济，一片繁荣景象。

然而，日元升值过快，导致了日本出口有很大的压力。同时，美国针对日本实行了类似今天贸易战一样的制裁，加关税，部分商品甚至加了100%的关税，日本出口开始快速下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得日元适当贬值，日本开启了“货币宽松政策”

让利率从1986年初的5%经过不到两年的时间，迅速降低到了2%。

结果就是日本当年的M2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因为贷款利率特低，所以大家都愿意贷款，银行也愿意借出去，双方就共同创造了大量的信用货币。

然而，这些钱去了哪里？是实业么？很明显，不是，这货币大水几乎都流入了楼市和股市，其结果如何呢？

1985年后仅仅5年时间，日本股价翻了3倍，地价也暴涨，房价也暴涨。

到1987年底的时候，日本全国土地总价为1673万亿日元，是当时美国土地总价的2.9倍。

1990年开始，日本经济几乎全是泡沫，金融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日本政府和央行不得不对市场进行调控，其结果就是连续五次上调利率，导致房地产泡沫在1992年破灭。

结果就是：房地产价格大跳水，大量民众因为炒房破产，股市又从38000多点的顶峰迅速滑落，实体经济硬着陆。

经济硬着陆之后这些破产民众怎样了？

说个细节吧，日本最出名的富士山下有个自杀森林，不知道你听过没。

1970年时，每年在自杀森林里搜查到的尸体是20具左右，1992年日本危机之后，这个数字直线飙升到60具左右。

其实回顾整个过程，不难发现，既有“广场协议”的引导升值，又有日本货币宽松政策的错误，二者共同导致了之后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之后的二十年日本GDP增速几乎就在1.5%之内……

当下的我们和当年的日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经济迅速增长，与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国人全世界买买买，高歌猛进的房地产，金融市场风险……

好在，我们的人民币并没有大幅度升值，我们的货币也没有真正的宽松放水。

我们走的，也许算不上多好，但至少应该还算不错，起码没犯日本当年的错误。

微信：3761415

作者：Thinking

Vip666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所经历的5次经济泡沫和悲惨故事

以下引用内容转自《我所经历的5次经济泡沫和悲惨故事》，作者：黄铁鹰，原文链接：我所经历的5次经济泡沫（深度好文）！

一、1987年香港股灾：千万富翁变街边小贩1986年，我在深圳见到了十几年没见的小学老师。他是出生在印尼的广东华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刚从雅加达大学金融系毕业，响应祖国号召，同一大批东南亚华侨的知识青年跑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于是，他成了我在长春市小学读书时的语文和数学老师。
经历了中国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这个老师从爱国青年变成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孩子能吃饱饭，1977年他带着老婆和孩子来到香港。不愧是学金融的，他先从建筑工人开始，几年后就开始自己在家里装电子表往大陆卖，后来深圳开放了，他跑到深圳办了手表厂。
在深圳第一次见面，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深圳(香港)环亚电子集团公司董事长，他在深圳的工厂有一千多名工人，是深圳当时最大的电子厂之一。

之后三年，我们没再联系。1990年我在香港油麻地逛街，突然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十元两件啦！十元两件啦！我一回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的老师站在三轮车上在大声叫卖日本的二手衣服。怕他尴尬，更怕自己尴尬，不知怎的我没敢上去跟他打招呼。正在犹豫，突然有人大叫：“走鬼啦！”只见我的老师和其他几个同样卖东西的人，像疯了一样把衣服用任何人类都想象不到的速度塞进包里，推着车子跑了。原来是市政管理人员来了，香港无照小贩专门请人给他们把风放哨。
从油麻地回来后，连忙找名片给老师打电话，所有电话都不通了。第二个星期天我又去了，那天没市政的人来，老师的生意也很冷清，我鼓着勇气上前跟他打招呼，本以为他会尴尬，可是老师毕竟是老师。老师跟我说：“我破产了，现在只能做这个生意了。见到你真好，如果没事陪我聊聊天。”

我问：“那么大的工厂，怎么破产了？”
老师说：“嗨！都是一个贪字。(19)86年香港股市疯了，我看不少人赚钱，我这个学金融的虽然知道股市风险大，但还是忍不住进去了，结果越炒越大，最多一天赚一千万，我把工厂也抵押给银行借钱炒股，哪承想(19)87年股灾一来，我的资金一下子转不动，房子和工厂都给了银行。”

我问：“师母怎么样？”

“她现在在新蒲岗的一件制衣厂剪线头，我们还借了一部分私人钱，这个钱总是要还的。好在这是香港，人只要勤劳就饿不死；只要饿不死，总会有机会。这就是人生。”快60岁的老师说。
老师永远是老师。从此，我明白了香港人说的：“马死落地行”是什么意思。

1987年的股灾是香港人经历的第一次股灾，那是由美国股灾引起的。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一天跌了22%，年轻的香港股市一个跟头倒下了，连关了四天市，当香港股市重开后，香港股民的钱少了三分之二。有一大批香港股民像我的老师一样破了产，其中大部分人永远也没有机会再回到股市。

------------------------------------------------------------------------------------------
二、1992年日本股灾：跳楼的野村证券员工
1990年，我到日本公出，顺便去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参观。由于当时日本股市和楼市如日中天，股市比2007年中国股市还火，市盈率到了100倍，一些日本和世界的经济学家纷纷说，传统经济理论对日本不适用，日本正在创造新的经济规律。日本房地产更是不可一世，一个东京市的地价就可以买一个半美国。日本商人在全世界可牛了，到哪儿都像阔佬逛菜市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于是，日本人买了美国金融帝国的象征——洛克菲勒大厦，买了美国电影的象征——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买了加拿大的森林，澳洲铁矿，香港最贵的房子，日本女人买了70%法国生产的LV手袋，日本男人成群结队飞去泰国打高尔夫……

接待我的是一个野村证券的年轻经理，他把我送出野村大楼时，站在大厦旁边的台阶上，指着那座新落成的60多层的花岗岩大厦，不无骄傲地说：“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经济，这个大楼里储存着全球客户的经济数据，野村证券为了保证这些信息的安全，在这个楼下100米处有一个发电站，它可以保证野村证券在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都能正常运作。”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到了1992年日本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了。日本股市从33000点，不到两年跌到了11000点。房地产更是一落千丈，1990年还能买一个半美国的东京，1993年竟然连一个纽约都买不起了。于是，日本企业纷纷从海外抽钱回国救急，不仅把洛克菲勒大楼折一半价卖回给美国人，还把日本好几个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卖给了外国人。
1995年，那位接待我的野村证券经理到香港出差，我请他喝酒，他很沉重地告诉我：现在日本企业自杀的人很多，特别是证券界，他手下一个前年才从早稻田毕业的人上个月跳楼了。电视台现在最热门的电视节目是教人们如何省钱，比如教家庭主妇如何用烧饭的余热煮鸡蛋。

那一段时间，香港大街上的日本游客少了，到高档餐馆吃饭的日本商人也少了。“经济泡沫”这个词第一次在我脑袋里有了真实的感受。从此，这泡沫就经常跟着我了。

--------------------------------------------------------------------------------
三、1997年香港股灾：给华润做了十年义工为负资产的女秘书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了，香港哀声一片。本来1997年上半年形势还好好的，楼市股市不断创新高，人们排着队去酒楼吃饭。我们公司开发的一个楼盘卖楼花，买房的人需要前一天晚上去排队。国内一个家喻户晓的大歌星为了走后门买我们的房子，陪我们唱了一晚上卡拉OK。我公司两个秘书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用去排队，每人花80万港元交了三分之一首期，买一个单元，可是房子还没住进去，泡沫就来了。楼价一口气跌了三分之二，这两位小姐那几个月脸色难看得很，眉头之间总挤出一个大疙瘩。原因是她们把已交了80万首期的房子白白送给了银行，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同样的房子，只值90万；如果她们继续执行当时买楼的合同，每月供银行贷款，就要再付160万。
那个还不大懂香港规矩的明星火急火燎地找我退房，我说：“你看到门外那两个小姐吗？她们是我们公司的秘书，在这个公司已工作10年。她们跟你一样，也买了公司的房子，因此她们这10年算给公司做义工了。”

我看大明星有点不明白，就解释说：“她们工作10年，除去吃喝也就攒了80万，交了这套房子首期后，什么都没剩下，可是现在房子又没了，这不等于白白给公司干了10年。如果能退房，她们早退了。你没看这几天报纸讨论吗，很多人买了李嘉诚的房子，现在变成负资产。有人说在这种特殊时期作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应该网开一面，不要再追这些负资产的人所欠的房子余款了。你猜这位首富李先生怎么说？他说：香港是个重合同守信用、风险自担的社会，你没看到金融泡沫只能自认倒霉。如果这个泡沫不破，你的房子赚一倍，我也没理由跟你分利润。”

-----------------------------------------------------------------------
四、2000年互联网泡沫：3亿元变成3千万
亚洲金融风暴还没过去，互联网又来了。1999年末和2000年初，全香港的商人都好像疯了。这次不同于以往，越是大商人越疯狂，不管是搞地产，还是搞百货；不管是生产电子，还是生产水泥的；不管是办学校的，还是开夜总会的；总之全同互联网干上了，纷纷办起了网站，注册了名字带有cyber.com、information.net的公司，纷纷向那些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生发出高薪聘书，纷纷与IT公司联姻。
我当时打工的华润创业自然也不能免俗，虽然公司每年有十几亿净收入，但因为同互联网没有关系，股价还不如一个刚创办两年的互联网公司。股东不干了，说：如果你们再不进入IT，就要找人收购。于是，我们只能绞尽脑汁往互联网上靠，先是付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咨询费，请世界最大的咨询公司出主意，可是那些从美国飞来的高级脑袋除了给我们写了两大本资料外，任何问题也没解决；其实他们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互联网里的虫，我作为公司总经理当时连发电邮都不会。

可是商场是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游戏。当时许多如雷贯耳的经济专家都说：互联网技术会创造一个全新的经济，谁跟不上，谁就会被淘汰。想想看，谁不害怕呀？于是，我们也拼命想找一家美国技术公司“结婚”。经过投资银行的介绍，美国一家大公司的副总裁来香港，期间可以跟我们谈谈。可是时间约到早上8点，这在香港是非常罕见的商务会谈时间。我当时有点纳闷：看来互联网的人就是不一样！第二天早上，7点50赶到人家香港分公司，一进接待室我差点晕了，原来在我们前面已有两批人，一批人正在会议室里同那个副总裁谈着，另一批人还在会议室里等着。8点45分，轮到我们，30分钟谈完，结果不用说了。

2000年初正当我被互联网搞得晕头转向时，一个朋友找到我，他与一个美国基金创办了一个互联网公司，在香港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壳，市值一下子升到200亿。他请我加盟。我说：我可不懂互联网。他说：你只要懂上市公司运作就行。于是，他开出了我不可拒绝的条件——3亿元的公司股票，外加7位数的年薪。做着亿万富翁的美梦，我在新公司上班了。可是上班的第一个天，互联网泡沫破了，第一个月我的3亿元变成2亿元，第二个月变成了1亿元，第三个月……我的股票变成3000万，而且有无市了。
-----------------------------------------------------------------------------
五、2008年中国股市：“基金经理都是骗子”
互联网泡沫灭了。中国雄起了，进入21世纪后，雄起得不得了。中国转眼之间成了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国、世界第三大经济发展国。2007年中国这头昏睡的狮子，终于彻底醒了。深圳的楼市开始超过香港的新界，上海北京的写字楼也开始赶上纽约，开户炒股的人到了1亿。于是，一下子创造了世界第一大银行、第一大石油公司、第一大房地产公司、第一大保险公司……这一年全世界500强排名乱了，因为那些老牌500强纷纷被突然变大的中国公司挤出去了。
中国商人在世界上开始扬眉吐气了，腰里揣着大把钱，也能想买谁就买谁了。于是，中亚和非洲的油田，拉美的铜矿和铝矿、澳洲的铁矿和煤矿频频被来自中国的买家问价。澳洲有些人小心眼，看一要收购澳洲最大矿业公司，竟以会威胁本国民族经济给否决了。2007年世界经济的焦点放到了中国，全球的经济天才都在讨论中国股市和楼市，一派说泡沫太大了，另一派说中国正在改写世界经济，潜力远远还没发挥出来。

可惜世界经济还没改写完，美国那边次贷泡沫又碎了。中国股市进入2008年，少了近三分之一。记得2007年9月我回长春度假，碰到我母亲一位老同事。一个当了一辈子会计的75岁老头，成了中国第一代“基迷”。他把报纸上所有有关基金的报道用剪子剪下来，钉成三本半大书。他把家里所有闲钱都买了基金。
我问他，现在买股票是不是风险太大？老头说，他买的不是股票，是基金，基金是由金融专业人士管理、抗风险能力最强的综合投资工具。他刚买的qdii是走了银行后门才买到的，现在不到一个月就赚了5%。春节后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老头投到基金的20万元，只剩了10万元，现在有些精神不正常。老伴治病需要钱，他捂着就是不卖，整天到银行管人家要钱。见谁跟谁说：基金经理都是骗子。

-------------------------------------------------------------------
后记
我是1955年出生的，以上是我活到现在亲身经历的经济泡沫。其实，所有学经济的人都知道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泡沫比比皆是，比如：19世纪英国的南海金矿泡沫、荷兰的郁金香股票泡沫，20世纪初的美国铁路泡沫、造船泡沫、杠杆并购和垃圾债券泡沫……
让我奇怪的是：人类怎么一点都没有学聪明？尽管每一次泡沫都有过去的影子，可是人类还是一次次重蹈覆辙。诺贝尔经济学奖快有一个世纪了，那么多聪明过人的脑袋得了这个奖；卫星在万里的星空中，能算出你把钥匙藏在家门口的第几块砖头下；人类也能把羊变成人，怎么人类就是不能避免这些如此相似的泡沫？

今年我正好六十岁，我相信我找到了答案——人类在科学上能传承和积累，因此，人能把人送到月亮上；但人类在智慧上不能传承和积累。我认为“以史为诫”和“读史明志”对人类不灵，人类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就像公元前欧洲种族之间的屠杀在二战犹太人的集中营依然上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反右”和“文革”中变本加厉一样，经济不论发生过多少次泡沫，泡沫还会再发生。

因为人类就是人，人类就是由每一代的你和我组成的。尽管我们的父母都会告诫我们，不要玩火，火会烫手！可是有哪个人没有被火烫过！人只有被烫过，才成熟；人成熟了，就是离开舞台的时候了；舞台永远是新一代人玩火的地方；每一代人只能从自己的经历中长大；每一代人都要创造自己的泡沫和体验它的破碎。

这就是黑格尔说的：历史能给我们提供的惟一借鉴，就是我们从历史不能得到任何借鉴。

有人可能说：经济泡沫中损失的是不太懂经济的大众，经济领域的专业精英——经济学家、银行家、基金经理……他们应该能比一般人更早知道泡沫的，从而更多地避免损失。可是大量统计研究证明：这些精英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在预测泡沫的水平上一点也不比老百姓强，因为他们在股市中的平均收益同股民大众一样，他们比普通股民惟一多赚的只是手续费。

难怪诚实的格林斯潘说：“泡沫是很难确定的，除非它破了。”
--------------------------------------------------------------------
（答主观点：人类可以征服宇宙，把人送上太空，可以征服海洋，潜到万米海底，但是无法征服人性的贪婪。人类经济社会在一个泡沫刚灭一个泡沫又起的循环往复中向前。有一点可以确认，经济规律一定回到，只是会迟到。很多人认为目前房地产市场刚需旺盛，不会崩盘，但是二十几年前，日本人也是这样认为东京的房价不会跌的，可事实是东京房价崩盘了，日本经济到现在还没走出低迷。远的不说，就拿去年股市来说，绝大部分人认为股市还要继续涨，都在加杠杆，你让他把杠杆降下来就觉得你见不得他发财和你急，虽然也有少部分人看到是泡沫，但逼近在绝大部分人疯狂下，这少部分人声音很快被掩盖在贪婪和盲目乐观中，但事实是A股崩盘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事实就是崩了，还不止崩一次，无数中产阶级被消灭，不知多少人负债累累。还是那句：经济规律一定会到，只是有时会晚到。

以下截图是我去年股市崩盘前夕微博上看到黄老师文章，转发时的评论，当时股市处于疯狂阶段，记得有位朋友1:5的配资满仓入市，而且还把信用卡套现出来投进股市，当时觉得股市严重高估了，泡沫严重，随时崩盘，就劝他把杠杆降下来，结果还被他数落一番，搞的挺不愉快，我也不好再劝，然后股灾发生了，加上不会止损，幻想会涨回来，然后负债累累，和大部分在加杠杆的股民一样被市场虐的体无完肤。目前房市和去年股市何尝不是一样，本质都一样，想要保证房市不崩盘，前提条件是房价不停的涨，击鼓传花的游戏才能继续玩下去，只是房地产市场体量太大，倒是崩盘，有的大家受的了，有人说房市政府不会让他崩盘，会兜底的，也许是的，可是即使政府是有这意愿，但是有意愿和能不能做到是两码事，股灾期间，郭嘉队两万亿救市照样跌，日本泡沫破灭后，难道日本政府不想稳经济，可事实没法兜底。洋洋洒洒说的有点多，有点乱，大家将就看吧）

------------------------------------------------------
没想到有这么多的赞，那就多说点吧。看到评论里有朋友在问，那房地产到底何时崩盘？
首先我不是神仙，并不能预测房地产具体崩盘时间。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地产崩盘的内在条件已经具备了，那就是就是高得令人咋舌的杠杆，像链家、中原等大中介的首付贷给本来就已经高杠杆的房市继续加杠杆，而政府主导的降首付，降契税，也在不停的吹泡沫，就好比去年的股市，很多投资者已经在券商进行了融资，但还是有很多投资者通过场外配资进行加杠杆，当前的房市如果把银行贷款看成场内融资，那中介的首付贷等就是场外配资，风险极高，想想500万的房子，首付20%就是100万，杠杆5倍，而你再通过中介的金融理财产品加杠杆可能20万就能付首付，那杠杆就放大到25倍，而且通过中介的融资的成本不低，年化15%-20%左右，这将给房市注入非常大的不可控因素。而房价的崩溃接下来只需一根导火索，而这根导火索也许是政府的一纸政令，也许是一则购房者违约的新闻报道，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整个系统风险达到临界点时任何有关的信息都有可能是导火索。就如去年的股市，崩盘的条件已经具备，只是证监会查场外配成了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并不意味着如果证监会不查场外配资就不会崩，只是可能另一则消息会成为导火索，比如央行的货币政策，再比如某位领导人公开场合对股市的公开言论等。就如一战的导火索是萨拉热窝事件，但其根本原因是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前就由于欧洲的内部矛盾具备了一战的条件，而萨拉热窝刚好给开战找了个借口，相信没有萨拉热窝事件，任然还会有维也纳事件，巴黎事件等等，事件性质不重要，重要的是系统内各个博弈方之间需要借口。总之，世界是博弈的，经济也是博弈的，房地产市场又何尝不是？只是你要明白谁和谁在博弈。
-----------------------------------------------------------------------------------
最后：如果最后确实没辙，房地产泡沫是可以破的，这也是当前国家急着去库存的原因，房子分散到老百姓手里比积压在开发商手里要安全，原因自己去想。但是有一点要记住，可以不保房地产，但是银行是一定要保的，其实去库存也是为了保银行。记住是保银行！银行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包括后期会将银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打包出售，目的只有一个，保银行！
----------------------------------------------------------------------------
对经济金融有点心的朋友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国家高层已经开始研究“债转股”了，债转股本质是一种银行不良资产（或者准不良资产）处置方式。银行不良资产来自何处？太多了，但主要是产能严重过剩的一些国企和房企。当然，银行从债权人变成股东以后，就灵活很多了，可以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然后设法退出（退出方式很多，比如包装上市等等），退出后谁来接盘？肯定不会是政府，那还有谁？不过债转股也有风险，涉及到银行、企业、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等多方面的博弈，而且成本也不低，比如实施债转股，银行付出的成本包括：①机会成本：如果不实施债转股，直接破产，能够清收一部分现金(依经验看回收率10%以下，很低);②业务成本：成为股东后，管理事务比债权人多，业务成本会提高;③资本成本：持有股权资本占用更多了，需要赚回资本成本。等等。。。但是这一系列复杂的资本运作，目的就是保银行，所以房地产虽然是整个经济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不是最重要的。

wuyang13851559866 网友的相关建议: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我跟很多朋友聊起过91年的日本，08年的美国，当然，每当这个时候，大家会显得非常专业，并且都能很好的反驳我。虽然我知道大家可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研究过，只是看了几篇散文一样的文章，然后总结出社会主义的种种优越性，我对此，只能表示无奈的微笑。

专业性的东西，我向来喜欢长话短说，一是怕大家看的云里雾里，二是怕大家根本懒得看下去。

91年的日本，崩盘了，大家都知道，但大家不知道的是，70到78年，日本汇率改制，日元一路上涨（涨幅75%），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繁荣，股市一片向好（涨幅100%），楼市缓缓上涨（100%）。

78年开始，由于市场的饱和，直到85年日元经历了六年的震荡下跌（跌幅40%）。货币下跌，带来的是大家都在购入避险资产，六年时间，日本房价上涨（涨幅50%），基本等同于货币的贬值率。

到这里，日本还是在一个良性的循环里，整个国家没有出现巨大的套利空间。

而在85年之后，签订广场协议，日元再次飞速升值，直到87年，两年上涨100%，但这两年日本的房价只出现了很小的涨幅，很小很小，原因大家可以简单点理解，消化前一阶段货币贬值时的房价涨幅。

真正的危机出现在88年，日元在此时短暂回调贬值，为期两年多，贬值小于20%，但楼市无比疯狂，涨幅以倍来计数。91年随着美元的下跌，日元开始大幅升值，于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巨大套利空间出现，这一次的楼市涨幅，根本无法像85年的时候通过经济的增长来化解。于是在天量的套利资本面前，只能轰然倒塌。

而08年以前的美国，如出一辙的经历，大家可以自己查阅数据，同样的第一波和平化解在经济的涨幅中，第二波，轰然倒塌。

而我们伟大的祖国，04年开始，货币升值，楼市股市上涨。08年超发四万亿，由于汇率固定，数据上看不出来贬值，但实际是贬值了，保值需求下，资金进入房地产，而09年到2010年房价的涨幅基本等同于货币的贬值率，并在2010年以后的经济复苏中和平化解。但是2010年以后美元下跌，带来的人民币升值，造就了 2014年的股市牛市后，2015年人民币在贬值小于20%的情况下，保值需求，房价开始上涨，但是两年时间房价上涨多少，以倍计算。2017年开始人民币已经升值近10%，即使我们已经冻结了房地产市场，但根本无法通过经济的增长来化解，这个巨大的套利空间就在这里。

仔细分解剖析一下，三个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故事，所以不知道哪位前辈说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认为极有道理。

接着昨天的话题，很多朋友问我，真的只有一条出路吗？

当然不是的，宏观上来看，我们大概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美元今年开始继续走强，那么世界范围内，其他各国货币贬值，人民币也不例外，保值需求下，资金继续进入房地产市场，接下来两年楼市继续突飞猛进，当然结果会是两年后全面崩盘，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这是我认为最不可能的一种情况，其一是我认为美元趋势已经形成，难以回头。其二是我相信当局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党的领导还是非常英明的。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两年后就是真的回天乏力。

第二种，美元继续走弱，相应的人民币开始走强，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们都要抓住这个机会，盘活市场经济，当然主要是两方面，核心走出去的一带一路，和刺激内需的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结果是我们通过五年的快速增长，化解这两年形成的巨大泡沫。也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外在表现一定是股市高歌猛进，最大的主题就是前面提到的两个。其二，是这个时间周期不会短，太短不可能化解，大概需要冻结个三五年。如果今年明年股市很好，那我们基本和平度过了。这是我们党正在为之努力的。

第三种，美元继续走弱，相应的人民币开始走强，然后，经济盘不活，内需不行，对外又没有竞争力，一旦崩盘就是被列强撸一波羊毛。而如今的形式下，美国减税加息吸引资本回流，就是最明显的削弱我们竞争力的手段，而我们的情况就是不进则崩。

综上，我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是第一种，正在努力的是第二种，最有可能的是第三种。

而纯粹作为资本运作的人，我们针对第二和第三种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制定出相应的套利计划，不管事情向哪方面发展，都将对我们有利，欢迎咨询。

shi-letian 网友的相关建议:

先介绍下当时日本的情况吧：

1985年，美、日、英、法、西德五国领导人在纽约签下了广场协议，联手控制汇率，人为做高日元对美元汇率。日本经济靠出口，日元升值，相当于日本卖到美国的东西变贵了，买的人就少了。为了振兴经济，日本又降低了国内的利率。同时，美国国债因为汇率波动影响，账面钱变少了，大家就更加争着把钱拿到日本避难。

▲ 纸醉金迷的泡沫时代

图源：http://matome.naver.jp

汇率走高、银行低利率、国外热钱涌入，日本又推出税制改革，一下日本好像就到了最好的时代。这么打个比喻，就是突然手里美元多了，去银行借钱利息也低了，交的税少了，国外还有人要给你投资，手上多了那么多钱，使劲花呀！

日元的升值，带动了国内物价的下降，整个国家的经济全部由内需拉动。金融行业的繁荣，也让很多企业放弃了主业，专司投机，普通员工的工资也飞涨。在那个年代，随便一个公司都能开出18薪，街上挥着万元大钞打车都根本打不到。

▲ 图源：http://ameblo.jp

当时的日本人就和现在的国内土豪一样，全世界扫荡奢侈品、穿金戴银，企业则是到处收购并购海外公司。利率低，说明存钱在银行不划算，贷款却很便宜。谁都不想把钱存在银行里，不是拿去买买买，就是拿去搞投资。

一间现在只卖900万的公寓，在泡沫时代可以卖出16.5亿日元的高价。签订完广场协议的1986年，东京平均房价直接暴涨120%，在1991年楼市顶峰，平均能到272万日元每平米，而东京市区更是高达1450万每平米。按现在的汇率来算，相当于北京城六区或上海外环内均价83万！

全盛时期，光是东京都23个区的地价，就能把整个美国都给买下来。

渐渐的，普通民众就不满意了，因为房价太高了，已经到了无力承受的地步。日本在1991年提升了利率，之后又加征房产税，一开始大家还叫好，结果楼市直接崩盘，房价暴跌，从此大批日本人被套牢在楼市，一辈子要给银行打工。谁买得越多越狠，谁就亏得越惨。

▲ 1990年刚建成的新宿副都心

图源：http://mainichin.jp

最近出演陈凯歌新片《妖猫传》的阿部宽，连续数年日本电视人气之星，19岁就出道当模特，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像所有赚了钱的明星一样，阿部宽也希望把赚到的钱拿来投资。在当时“房地产绝对只赚不赔”高收益下，阿部宽经过熟人介绍，在1987年他23岁那年投资公寓。未曾想到泡沫破裂后，直接导致他欠下了数亿日元的债务。数亿日元是什么概念呢，有人做过推算，当一辈子白领赚到的工资总数大概是2亿2千万日元。

▲ 模特时代的阿部宽

图源：Yahoo! JAPAN

而且在泡沫经济时代，奢侈品很好卖，当模特非常好赚钱。但泡沫之后，奢侈品根本卖不出去，阿部宽基本也就失业了。

他选择转行当演员，但因太高不好搭戏、面相又过于有特点，3年找不到工作。3年里，阿部宽甚至靠赌运气玩弹珠机过日子，有一次一口气输掉了25万日元。即使在之后靠着话剧和电影重新成名后，阿部宽仍然过着表面上是大明星，私下却过着穷困的生活。直到2007年，他才在公开场合向媒体开心地宣布：“终于把债务都还完了。”苦熬了28年才终于还完欠债。

▲ 债还完了，当年的小鲜肉也变大叔了

图源：Yahoo! JAPAN

阿部宽在明星里欠债算多的，但普通人的日子也不好过。2013年出版的《新城的黄昏》中讲到这么一个故事：

织部一家人在泡沫鼎盛的时期，买了一套远离市中心的新城区老破小，花费5200万元。其中4200万元贷款30年。

但泡沫破裂之后，丈夫所在的软件公司被并购，丈夫也被降职，工资锐减，根本无法偿还贷款，原本当家庭主妇的妻子也只能到便当屋做兼职。家里的大儿子大学辍学去当高中老师，女儿的大学学费也是靠的教育贷款，但毕业后一直失业，教育贷款也还不上。更悲惨的是，新城区并没有发展起来，即使想卖房子也不会有买家来接手了。

▲ 高龄化的new-town新市镇，基本已经失去活力了，图源：http://e-kansai.net

业内人士也不能避免。一位叫一郎（化名）的不动产营业员，在1990年与同在不动产业内工作的妻子新婚后，一直就想买一套公寓。他先是看上了一套埼玉县川越市的新建公寓，距离上班的东京世田谷区42公里，售价3700万，首付500万，月供17万。想着反正房租也要13万一个月，一郎买的婚戒分期还有2个月就结束了，17万根本就不是大事。没有首付，可以直接刷信用卡贷款。

不过这套公寓离车站有点远，一郎最后买的是一套3800万的“广受欢迎的小田急沿线”新的三室公寓。因为1分钱首付都不想出，一郎在购买时稀里糊涂地签了很多文件，卖方也帮助他进行文件造假，很多合约也进行了篡改，说白了就是借钱付首付，空手套白狼。搬到这间新公寓后，一郎每天要花4个小时在上下班路上，一周6天，相当于每个礼拜有一个整天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回家之后，只有15分钟休息就要上床睡觉。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夫妻俩就闹翻了，一郎经常喝酒喝到错过末班车彻夜不回，3个卧室的屋子太大了，两个人干脆分房睡，交流越来越少。没过多久，泡沫破裂，公司破产，两人的收入都下降了。

决定离婚后，这套夫妻共有的公寓需要出售，如果3800万买入的房子原价卖出，还要额外掏一笔中介费，一郎打算以3950万的价格卖掉。但毕竟泡沫已经破裂，出售消息挂出去3个月没有人来看房。一郎尝试过了各种途径，都没能把房子脱手，为了还贷，只能把公寓分租出去，每个月租金10万，都还有9万的月供缺口。租客租了一年就退租了，一郎想劝租客买下房子：“反正每个月10万，不如把房子买下来吧。”租客说：“那要买的话，我也可以买到更好地段的房子。”

拖了几个月的月供，银行最终下了最后通牒，要收回房子抵债，房子估价只值1500万，最终1100万成交。一郎只在这套屋子里住了一年，但按亏掉的钱来算，相当于包了一间豪华酒店套房。扣掉税费和拖欠的管理费，到手只剩100万现金。另外欠银行的是无抵押贷款，每个月还1万日元，需要还1700期，也就是141年才能还清。

这么一折腾，一郎和前妻已经没有任何积蓄，还上了银行黑名单，即使两人已经离婚了也无法赖账，催债公司一直催着他们还钱。

1991年之后，日本房价一直在跳水，一直跌到2002年才回暖。

2001年最低谷时，东京平均房价已经从91年的272万元每平米（按现汇率约人民币15万）跌到了61万元每平米（按现汇率约人民币3万）。

即使是过去5年一直看涨，东京的2017年平均房价也就94万每平米（按现汇率约人民币5万），还不到泡沫时代的一个零头。

看似是抄底的好时候，但泡沫破裂后，日本直接进入“失去的十年”，楼市股市带动整体经济全部崩盘，失业率上升，大量炒房的企业破产，很多人都没了工作。工作都没了，哪还有钱买房子。

比起泡沫前水涨船高的工资，泡沫后近三十年的平均工资再也没有更大的增幅，甚至在1997年之后有了下降的趋势。整个日本社会也从消费性转向了内敛性，住家收纳里的“断舍离”等概念在日本流行，也是符合日本的经济条件，一分钱要掰成两分钱用。

▲ 图源：日剧《卖房子的女人》

这些年，很多人也都担心中国重蹈日本的旧辙，国家也在紧紧控制住金融和楼市股市，避免发生和日本一样的惨剧。

想着房价暴跌抄底的，还是算了吧，毕竟真到那个时候，饭都吃不上，更别说买房了。

在装修和家居上有任何疑问、或需要搜索灵感，点此可以找到大部分高质量答案：

zengyichun 网友的相关建议:

之前访问前日本央行大佬的时候听说的。当年央行有个经济学家，在房价最高的那几年一直公开主张说房价地价高得不正常，以后一定会崩盘。

但是当时没人信他那套学说，结果到后面他自己也不信了，没忍住在崩盘前夕高价在东京买了房子。

还好他现在当上了日本央行行长。

bowie-44-95 网友的相关建议:

刚刚好因为房子咨询过香港上一代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房奴。女友上司是96年买的房子，香港中环那一带，离金钟比较近，结果97年金融危机，房价降了一半，当时香港跳楼的真的很多，女友上司说如果不是因为孩子刚刚生下来放心不下母子也会去跳楼。结果，仅仅5年时间，房价就涨回去了，然后到现在为止估计一平要20万了吧至少。之前女友和我想买房，问他的意见，他就告诉我们买房永远买地段，跌不到哪里，涨会涨疯

Ps 没想到那么多人看不懂，这个话题的内涵不是日本怎么了，而是中国现在高位接盘的年轻人会不会像日本人当初一样，我的回答是不会的。日本当初楼市会崩盘是货币信用崩盘了，日元和美元是直接挂钩的，当时美元强势打压从80年代开始打了十几年才把日元打下去。而97年之所以可以借鉴是因为过了几十年，美元进攻中国或者香港的中转站依然是东京，这个是地理因素和国际金融秩序自然产生的机制，这也是为什么97央行救香港打的不是美元而是去做空日元。当美元可以自由进出中国时人民币信用体系才会崩塌，这时候房价才会崩盘，否则最多只会横盘

1990 年代在高位接盘的日本人，在房价崩溃后都怎么样了？的其他答案点击这里

1 2

1990 年代在高位接盘的日本人，在房价崩溃后都怎么样了？第1页

相关话题

前一个讨论

下一个讨论

相关的话题

1990 年代在高位接盘的日本人，在房价崩溃后都怎么样了？ 第1页

相关话题

前一个讨论

下一个讨论

相关的话题

1990 年代在高位接盘的日本人，在房价崩溃后都怎么样了？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