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大连、厦门海关后，江西萍乡、重庆在进口冻南美白虾外包装上检测出新冠病毒，你怎么看？会产生什么影响？ 第1页

表层的影响或许是：

• 倒逼厄瓜多尔（及其他国家）的加工企业规范生产、包装和储运流程；
• 倒逼中国的外贸企业为自己代理的货物进行核酸检测（最近一些三文鱼和北极虾进口商已经在这么干了）；
• 倒逼中国各关口不断提升反走私力度、检验检疫部门不断提高检疫力度。

深层的影响或许是：

让我们每个人都更清楚的认识到全球化是个什么意思——享受了全球化的利益，也必须要承受全球化的波澜。

常有知友说我的回答绕东绕西，那么对于问题本身的快问快答就是上边这点了，下面部分皆是拓展，时间宝贵的可以略过不看，想继续看完的，也请容忍我的慢节奏。

表层的影响没有什么可展开谈的。深层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妨借着南美白对虾这个事聊一聊。

像我这样80年代出生的人，都经历过那个精神匮乏的时代，那时没有网络，电视也没有那么多节目，偶尔出来一部大剧，一定是现象级的。《我爱我家》就是这样一部剧。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一定有永恒的印记长久流传，《我爱我家》给我们带来的长久欢乐，从至今还流传在表情包里的葛优躺就能体现，但不得不承认，这部剧也有时代的印记，而这些印记在30年后的今天已经逐渐淡去，甚至难以理解，譬如第88集里，二儿子贾志新为请客户吃饭带上全家，就出现了如下一幕：

在《我爱我家》的设定里，傅老是老地下党，国家部委退休局级干部；志新是国家部委直属单位正科（享受副处待遇）劳资干部；和平是曲艺团京韵大鼓演员；请客掏钱的志新在海南下海从商；全家住四居室，长期雇佣保姆——这样的家境算不上显赫，但绝对是殷实的。但在1993年，这一家人为了蹭这顿大餐还是颇费心思的。这顿饭花了多少钱呢？3000块。

3000块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记得有一集保姆小桂说过，他们全家一周的买菜钱是80块，3000相当于全家9个月的菜钱；另一集里傅老说过，全家人的月总收入在1000元左右，这顿饭相当于他们家3个月的总进账。如此一笔巨款都吃了啥呢？大概算一算上面视频片段里的点菜过程可以发现，这3000的近一半花费在虾上——傅老点了80一两的龙虾，和平点了12一两的基围虾，志国点了50一只的油焖大虾，保姆小桂点了软炸虾。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1993年的北京，虾是一种昂贵、普通家庭很少消费、但很受欢迎的食材。

之前和朋友讨论这个细节的时候，有人提出过——北京的虾这么贵，可能是受到当时运输条件的限制，毕竟当时的物流不如当今，冷链也不完善。我承认这方面的因素肯定是有的，但绝对不是主因。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因为我恰好是一个在1993年已经有深刻记忆、且生活在有浓厚海鲜饮食习惯的沿海地区的人。

1993年，我的故乡已经有很成规模的海虾捕捞、养殖产业，各沿海乡镇都把原有的海盐盐田转产成虾池，我表叔就管理着一个规模颇大的镇办养虾场，二姑则在一家冷藏企业剥虾仁。知道我喜欢吃虾，表叔和二姑隔阵子就会给我带来几斤——

虾头

为什么是虾头？因为虾仁需要剥出来出口。不止是虾，当时老百姓吃的扇贝大多是去壳、也没有闭壳肌的，因为闭壳肌需要制成贝柱出口，其他部分（当地称为扇贝裙子）反倒不值钱。

惨吗？放在今天来看真惨，但在当时这就是普通沿海人家的正常生活，甚至受惠于表叔，我这样隔三差五就能吃上虾头的生活还是很值得在小伙伴里炫耀的。完整的虾当然也会吃，但断不可能吃的这么频繁随意。

直到今天，吃虾头这个儿时记忆也影响着我的饮食习惯，吃饭的时候，我家主子不要的虾头从来都是放到我碗里的。有来我家吃过饭的朋友私底下说我宠她，其实没人知道是她在照顾我的怪癖。同样的道理，我也基本不在酒店点虾，因为在我潜意识里，用虾做的菜必不便宜。

既然虾这么受欢迎，为什么中国人吃个虾这么难？海捕虾产量低可以理解，毕竟中国近海大部分水产产量都在下滑嘛，那为什么不大力推广养殖呢？

因为养个虾真难。

半个月前，我曾写过一个挪威养殖三文鱼遭受病害的回答，在那里边我提到，在挪威这样养殖技术比较好的国家，三文鱼每年因鱼虱带来的损失大概有5%，还有一种可怕的传染性三文鱼贫血病毒，曾经在1984年给挪威的三文鱼养殖业带来80%的损失。

但和对虾的病害比起来，它们简直就是人畜无害小可爱。

虾病有多厉害？这么说吧——得亏贾志新在1993年请了那顿大餐，要是晚一年，他恐怕就得掏更多的钱。正是在1993年，台北的一个养虾场里检测到一种虾病，从这时起，全球对虾养殖者的噩梦开始了，从华东到华南，从亚洲到美洲，从淡水到海水，从斑节对虾到日本对虾，6年时间里几乎没有那个对虾养殖场是绝对安全的。这一时期的国内对虾养殖发病率超90%，死亡率几乎100%。

后期的研究表明，这次虾病的元凶是一种病毒——对虾白斑综合征病毒（WSSV），这种病毒感染对虾的消化道，只要被感染，重则几天死亡，长的也活不过40天，更要命的是，高密度的养虾方式让这种病毒在对虾里极易扩散，病毒杀死患病对虾之后，死虾又被其他虾吃掉感染；病毒甚至可以感染对虾的卵，并在孵化出的下一代虾群里继续感染。

怎么根治这种病毒呢？很遗憾，迄今为止也没有什么特效疗法。更要命的是，这么厉害的虾病害不止一个，今天发现的高致命性的虾病毒至少有20多种，比如能让对虾在投放养殖池初期大量死亡的早期死亡综合征（EMS），从美洲传染来的陶拉综合征病毒（TSV），死亡率80%的虾虹彩病毒（CQIV），死亡率90%的传染性皮下及造血组织坏死病毒（IHHNV）。除了病毒，还有一些寄生感染的虾病，比如虽然不怎么导致大批量死亡，却可以严重影响虾生长效率的肝肠胞虫（EHP）。它们统统都没有特效药。

PS：一个有趣的知识点——今年春天，中科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研究院因新冠疫情而广为人知，对当年SARS病毒研究有所了解的朋友或许还知道，正是石正丽研究员率领的团队在云南昆明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当年的疫情源头。但却很少人知道，石老师的研究方向曾经在2003年发生过一次重大调整——在此之前，她正是长期潜心于虾病毒领域研究。始终冲锋在人们需要的最前线，石老师不愧为巾帼英雄。

病害这么厉害，中国的对虾养殖规模一直是在剧烈波动中步履维艰的，仅仅在1993-1998这一次病害里，中国的对虾养殖规模就萎缩了70%，之后稍有恢复，就又遭遇了2001-2003年的病害。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老百姓吃个虾这么困难。

但2001-2003年的那场病害也是个契机，从此之后，中国的对虾养殖规模扩大，虾的产量终于达到了不需要在高档餐厅耗费数月收入就能畅快享用的程度。

八鲜过海的 @樊旭兵 老师曾极为精妙的概括过虾在中国餐桌上的这次奇妙转变——是“一种虾和一种贸易”改变了中国人对虾的消费习惯。

“一种虾”就是说中国的虾农从养殖传统的中国明对虾、斑节对虾和日本对虾为主，转变为养殖一个新的虾种——南美白对虾。

同样都是对虾，为什么南美白对虾就能一骑绝尘，挽对虾养殖于狂澜？这主要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加持。我们今天吃到的南美白对虾实际上是个精细选育过的品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开始扶持这种虾的优质种苗选育（直到2006年扶持结束后由各企业继续研究），选育的最主要原则就是高抗病性。传统的对虾养殖，亲虾（可以简单理解为种虾）是从野外获取的，但野生环境的虾不可避免会有带有病原体的风险，一旦中招就可能全军覆没，而人工选育过的南美白对虾则可以严把这个过程，在人工培育下筛选出完全不携带某些特定病原体的亲虾（SPF虾），或者对某种病原体已经产生免疫能力的亲虾（SPR虾），甚至还有刻意在它们的生活环境里放入各种病原体，一层层筛选那些被病原攻击过但最终存活下来的虾（APE虾），用这三类虾做种，它们的后代自然也有了更强的抗病性。

南美白对虾刚进入中国的时候，SPF,SPR和APE亲虾十分抢手，拥有好的虾种就成功了一大半，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这样的育苗机构，直到今天，中国的南美白对虾产量早已冠绝全球，但我们的养殖户使用的虾苗依然严重依赖进口。在2011年以前，SIS（美国对虾改良系统有限公司）一家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南美白对虾种苗市场，此后几年，又有KonaBay（美国科拿湾海洋资源公司），CP（泰国正大卜蜂），Molokai（美国莫洛凯亲虾公司），SyAqua（泰国日夜快种虾公司），PRIMO(美国普瑞茂亲虾公司)等外企涌入中国市场攻城略地。

我们就不提这些公司把一对儿亲虾卖到几十美元这种事了，问题其实出在另一个层面——

比如我们使用的是本身不带有某种特定病原的种苗（SPF），种苗本身是安全的，如果你把它放到一个可控的环境里（比如经过彻底消毒的室内养殖池）应当是安全的，但中国的开放式、土塘养殖方式很多，养殖环境里就有可能还残留着病毒，或者由吃了染病虾的水鸟通过粪便传播过来，那就前功尽弃。比如我们使用的是对特定病原免疫的种苗（SPR），病毒这东西是有地域性的，比如IHHNV病毒是在厄瓜多尔首先发现的，厄瓜多尔养殖户通过养殖对这种病毒有特定免疫的种苗就比较安全了；TSV病毒是首先在乌拉圭发现的，当地的养殖户使用对这种病毒有特定免疫的种苗就比较安全。但中国的养殖户怎么办？国外公司基本没有在中国开设育种基地，很难接触到在中国有可能会突然出现的新病毒，也更难以在这种本土化的病毒环境里培育针对性抵抗的种苗，能抵抗国外病毒的种苗在面对中国本地病毒的时候可能就抵挡不住。APE种苗也是一样的道理，外国公司只能通过他们熟悉的几种病毒来筛选出抗病的亲虾，而没法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定制。

更有甚者，这些国外种苗企业有的并不直接出售虾苗，他们是通过把性成熟的亲虾卖给国内虾苗场，在虾苗场里孵化出虾苗再卖给养殖户，如果虾苗场的养殖环境里本来就有病毒，那么即便使用了这些优质种苗，后代也不一定就是安全的。还有很多时候，养殖户会买到打着这些企业的名号大行其道的李鬼……

除此之外，由于我们的沿海富营养化鱼来越严重，再加上水产品关税的下降，中国劳动力的上涨，中国本土养殖的对虾在成本上也越来越没有优势。尤其是一些用工成本远低于我们的新兴养殖国家都在拼命抢占这个市场——比如印尼，他们是最近几年刚开始养南美白对虾的，很多病害还没有传播到他们那里，所以养殖成功率很高（90%），气候优势又让他们的单产也很高（每亩3000公斤左右），而我们呢？去年我们沿海地区很多虾农的养殖成功率还不到20%。

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南美白对虾的需求却在不断上涨了，去年一年，我国的养殖南美白对虾总量达到160万吨，但还是不能满足国人的胃口，所以还需要进口60万吨左右，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加。实际上，已经有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要是病害问题不得到解决，新兴养殖国家的成本优势又继续扩大的话，国内的养殖量只会越来越小，进口量超过自产量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还只是台面上的数字，别忘了我刚才说的可是“一种虾和一种贸易”

我国和越南有1300多公里长的陆地边界，两国边民长期比邻而居，也一直有相互通商的需求。为了方便边民生活，国家有一项专门的政策——边民互市贸易。边民可以在指定地点进行贸易，如果不超过一定金额就可以免税，比如现行规定要求，每人每天边贸金额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超过人民币1000元不足5000元的，对超出部分按《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递物品征收进口税办法》规定征税；只有超过5000元，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税则》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最初，边贸确实方便了两国边民，买卖的大多是自行车、食品饮料或者土特产品，但最近几年，因为国人对海产品的需求量大增，海鲜成为越南边贸的主要货物之一，按照边贸要求，享受免税政策的应该是越南自己生产的产品，但实际上通过这些边贸进入中国的水产品里，有很多是越南自己并不出产的——比如澳洲龙虾，比如阿根廷红虾，也比如南美白对虾。

2017年的厄瓜多尔出口统计里，越南是他们最大的南美白对虾出口国，每年的出口量达到20万吨之多；另一个对虾出口大国的印度的统计也显示，出口到越南的南美白对虾比出口到中国的还要多。但很诡异的是，越南海关自己统计的南美白对虾进口量却非常少，在越南的市场上也极少见到南美白对虾。

那这些虾去哪了呢？

我们不用猜也知道了。

我们没法精确统计到底有多少南美白对虾通过中越边贸流入国内，但大概的统计数字认为，这个量至少有每年20-40万吨那么多。在这种边贸走私最猖獗的时候，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的各类水产品总量甚至可能达到160万吨之多，中国市场上的一些高档水产品——比如澳洲龙虾，甚至90%是通过边贸进来的。最近几年，我国海关加大了对越南边贸走私的打击力度，这个数字已经大幅回落，但它绝不可能已经归0。

这恐怕就是南美白对虾故事的全貌——这是一种重塑了中国人餐桌的虾，我们对它的养殖规模虽然很大，但种种困难也正在导致养殖规模出现下滑。即便没有这种下滑，中国人越来越旺盛的需求已经让它不太可能仅仅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了。当这个市场的缺口越来越大，就必然会有更多国家为中国人的餐桌提供它。

这是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即便在多地查出包装内外沾染了新冠病毒，恐怕也无力去扭转它。我们或许可以像本文最开始提到的那样，倒逼生产国规范生产，倒逼进口企业进行核酸检验，倒逼海关堵住边贸漏洞、倒逼检验检疫部门守住国门，但却不太可能就此把进口南美白对虾堵在门外。

当我们讨论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时，我们在讨论什么？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世界工厂自居，当全世界越来越离不开made in china的时候，就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惯性错觉——以为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只是扮演了一个输出者的角色。我们羡慕美国人住大豪斯，吃牛排，能购买大量价廉的全球商品时，是否也意识到，我们自己也在朝着这种生活快速前进？从八九十年代的家电，到食品安全危机后的奶粉，再到今天的许多大城市商场里，“进口商品”已经不需要单独设置一个独立货架来陈设。具体到水产品上，前阵子爆出的三文鱼或许因为售价的因素还摆脱不掉“进口”的标签，但当厄瓜多尔、印度、沙特、泰国和印尼养殖的南美白对虾被摆放在菜市场上，以和国产差不多（以后甚至可能还会更便宜）的售价兜售的时候，就很容易让人忽略它舶来品的本质。这才是全球化重塑中国人生活的全景。而当新冠疫情这样极端的实例出现时，才能让我们对全球化的含义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在这个问题下，有一位知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限制或暂停进口生鲜？为什么进口生鲜还有这么大市场？”

因为我们不想、也回不去那个嘬虾头吃就很满足的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