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成都王司马颖？ 第1页

成都王司马颖其实是一个拥有极强代表性的西晋宗王，这里所说的“代表性”绝不仅仅是指他在“八王之乱”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指他的生平经历与整个西晋中后期政局的紧密关联。寒鲲甚至认为，我们通过成都王司马颖这个“线索型人物”，绝不仅仅能够搞清楚“八王之乱”其中一王是如何折腾的，还能够把八王之乱的前因后果全数串联在一起，这样才能把单一历史人物成都王司马颖之效用，发挥至最大。

从“益州成都国”到“荆州成都国”：司马颖背后的西晋宗王制度

成都王司马颖（公元279年生人）的封国最初是在成都平原的：太康十年（公元289年），以蜀郡、广汉、犍为、汶山十万户为王国，易蜀郡太守号为成都内史。紧接着司马颖与其他皇子的封王，第二年晋武帝司马炎便驾崩西去，也就是说，这位不足11岁的新封亲王，正是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的最后一次新封亲王，是司马炎统治后期试图调整“亲子王”与“宗室王”之比例，并且配合太子（晋惠帝司马衷）、外戚三杨、外戚贾氏之中枢朝政格局，形成“众星（亲王）拱月（太子）”之局面的一次政治举措。（关于司马炎之分封政策，可见下面寒鲲的回答链接）

换言之，司马颖以司马炎亲子身份新封成都王，本身便是西晋前期政局流变之所致，是司马炎作为开国之君尝试构建一个新朝制度与政治格局之表现。

然而，由于司马颖的小叔祖赵王司马伦坐镇关中时的处置失当，激起本就在东汉以来积累了大量矛盾的西北氐羌大规模反叛（公元296年齐万年之乱），而齐万年之乱又进一步引发西北氐羌的迁徙，其中就有一支迁徙回蜀中的巴氐流民，在巴氐豪族李氏的带领下，于公元304年最终建立“大成”政权，也即十六国中的【成汉】。巴氐李氏之“大成”的建立，直接导致成都王司马颖丧失了自己的十万户租税来源。

与此同时，司马颖刚刚从“坐镇邺城、遥控朝廷”的权力巅峰跌落，之后的两年也在颠沛流离的败落过程中度过，逐渐被东海王司马越把持的朝廷也完全没有必要为他的封国食邑替代方案操心。所以，直到晋怀帝司马邺上位后的永嘉四年（公元310年），西晋朝廷才想起来为这位先帝亲子的继嗣（司马遵），再设置一个成都郡国（分南郡之华容县、州陵县、监利县，再新设丰都县，共四县设置成都郡），延续司马颖之香火。这个位于原荆州南郡的成都国，仅仅存在了五年，便被改为华容县王，直接降格处理了。以东莱王司马蕤之子司马遵继嗣成都王司马颖，并且在继嗣之后根据政治情势之发展而频繁调整其宗王等级（郡王or县王）、分封王号，也算得上是西晋宗王政治的一大惯例了。

从成汉到汉赵：成都王司马颖与十六国开端的直接&间接关联

前文提到的巴氐李氏之大成国，与成都王司马颖之关联，虽然确实直接影响到成都王司马颖作为一个郡王级亲王的实际利益，并且直接造成了西晋成都郡国之“挪窝”，但毕竟不是成都王司马颖本人一手促成的，相对还是一种间接关联。比起司马颖，八王中的赵王司马伦与巴氐成国之建立，关系反倒是更直接一些。

不过，另外一个在晋末八王之乱中便已建立的十六国政权——刘渊汉国，与坐镇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便是妥妥的直接关联了。在司马颖镇邺之前，刘渊一度取得并州匈奴诸部的一部分治权：公元279年代左部帅、公元289年北部都尉、公元290年五部大都督，却因部人逃亡出塞而被免官（公元298/299年左右）。

而司马颖在公元299年得罪贾谧后，以平北将军之身份被外放到邺城坐镇（司马师时代便确立的一个政治传统，司马氏成员坐镇天下重镇），司马颖到任伊始便上表恢复了刘渊之名分地位——宁朔将军监（匈奴）五部军事，虽然刘渊在惠帝头十年在匈奴五部中积累下来的实际威势未必会受到元康末年之免官影响，但司马颖的这次表请举动，为接下来五六年间司马颖与并州胡系集团（并州屠各、匈奴五部、羯胡杂胡）之“合作”开启了先声。以至于司马颖在其败落的两年中，甚至一度想要投奔公师藩，而公师藩的帐下，还有一员未来的霸主，他叫石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