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回答过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里,我举个例子:
再比如B站有个UP主叫智能路障,在一期节目里讲了他爸爸做水产生意的故事。他说在他小的时候他爸爸贩一斤螃蟹可以挣到四五块钱,但是现在贩一斤螃蟹只能挣五毛钱。只有五毛钱的利润,怎么挣钱呢?只能是走量,一次发几千斤、几万斤的货。但一次要发几千几万斤的货,你就必须至少得有几十万的周转资金来支撑。这意味着,在30年前,你凑上几百块钱就可以开始贩螃蟹,一天只要能卖出十斤八斤,就够你一家人吃饭了。但在今天,你没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本金,就别做这个生意了。
把这个事放到地摊经济里其实也很好理解。比如说我要卖烤串,如果不让我摆摊的话,我就得租房子、装修、办执照、雇人等等,整套流程走下来得个把月时间,也得准备几十万的资金。但如果是摆摊的话,车+摊子一共也就几千块钱。如果每天能挣一两百块的话,一两个月就能收回成本了。
同样的道理,现在北京街边还有一些理发的服务,也就是5块钱、10块钱的样子,有些人的手艺也还不错。之所以能这么便宜,是因为理发师全部的家当就是一辆车和基本的洗剪吹用品,不用房租、不需要缴税……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些地摊既影响市容市貌,又不好收税和管理,清理和打击是情理之中的。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地摊却是一种低成本创业的最好方式。从另一方面来说,低成本意味着风险也低——大多数地摊,就算干三天就歇业了,损失也不过几千块而已,并不会对个人造成太大的债务压力。
这几年,很多人都在说“创业越来越难”、“做生意越来越难”,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零售总额却还是在不断上升,这本身就说明其实做生意的市场空间还是有的,需要一个途径来释放出来而已。地摊,就是这样一个既能让普通人有机会挣钱却又不需要花费太高成本的途径。
从这次成都的做法来看,正如曹小灵说的,成都市政府总算是在抓和放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既给了普通的小商贩一些机会,但也没有影响原有街边店铺的正常经营。其实成都市城府是知道该怎么做的,只不过前些年清理地摊带来的收益超过了保留地摊,而如今在保就业的核心目标下,也发现了地摊的价值而已。
至于这个模式能不能复制,当然是可以复制的——甚至说都不需要“复制”,只要保就业的目标不变,各地都会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
各地城管:“臣等正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
我小时候是非常喜欢地摊的,我感觉地摊里充斥着各种好吃的好玩的,重点还都是我们买的起的,简直是我们人下人的福音。
后来他们说不能摆地摊,给了很多看着有理有据,令人心悦诚服的理由,什么市容市貌啦,交通堵塞啦,垃圾污染啦,社会治安啦……我也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去扭转自己的感觉和想法。
估计也就是在禁地摊那些年里,城管和小贩的爱恨情仇成为了一个永不消逝的传奇,书写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结果突然有一天,地摊又可以摆了,上面又不管了,甚至开始鼓励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有的人自己承认了以前那些阻止地摊的理由的都是扯淡,都是我骗你们的,我其实有办法解决的……原来,城管和小贩的故事诞生的源头,其实是懒政。
感觉城管突然很悲催,各地城管这么多年冒着各种被媒体黑,被全网黑而努力奋斗的目标,转瞬间成为了一种笑话,仿佛当年蜀汉前线正磨刀嚯嚯的时候,听见了刘禅投降的消息,我很好奇这个问题下的答主们打算怎么修改下答案。
我这人思维已经僵化了,脑子一时半会还很难转过弯,不知道各地的城管能不能转过来,也许昨天刚没收的摆摊工具今儿又得敲锣打鼓给人送回去,这心中一定也是五味杂陈。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这年头反转太多,别到时候过几年形势好了又给转回去,不但脑子撑不住,人心也会散的,毕竟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这种行为很伤人。
话说我历史不太好,上一次鼓励摆地摊是98年的事吗?
这个事情的本源其实是一个相当相当扯淡的事情。
你说地摊影响商铺,保房地产,那是扯淡,地摊特别是早市夜市,可以大量带来人员流动,这些人员流动对周边商铺来说,是黄金都买不到的。
禁止地摊的时候,商铺反而不好干了。
地摊并不阻碍房地产发展,反而促进房地产发展。
禁止摆摊的根源,在于文明城市评选
本来这种评选虚名大于实际,确实是个政绩,但是也不比其他xx城市,xx城市高多少。
但是,这个条文在出的时候有一条。
第十一条 各地、各有关部门可从实际出发制定奖励办法,对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荣誉称号的城市、村镇、单位及在创建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人员进行奖励。
你认识到这一条的威力了吗?
创建文明城市,谁作出贡献了?当然是体制内工作人员了。怎么奖励?当然是给钱了。
本来很多单位奖金名目繁多,清水衙门没钱,有实权的单位奖金福利很多,也不在乎这个奖励。
但是,在公务员阳光工资以后,在守规矩的地方,公务员一年一共没有几笔合法的奖金可以发,这笔奖金就重要了。
它关系到全市体制内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而且这个奖金不少。
地方税收的钱,房地产卖地的钱,那是收。除了手脚不干净的领导,普通工作人员拿不到这个钱的。
城市卖地收100个亿,公务员除了法定工资奖金,多拿不了一毛钱。
有渠道发给个人,才是实实在在的。
拼一个文明城市,从上到下,都能拿到钱。
所以,各地拼了命的创建文明城市。
责任部门的工作人员,譬如城管,是为了自己的奖金而奋斗,为了全市公务员包括市领导的奖金而奋斗。
本来文明办不是个什么实权部门,文明城市、文明单位奖励是2003年的文件,只是说可以奖励。
但是,在公务员阳光工资以后,这块本来不起眼的奖励,成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唯一一块可能增加的金额比较大的收入。
结果,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抢破头,各种匪夷所思的办法都要用。
文明办的文明标准,是拍脑袋拍出来的东西,一些指导性的,原则性的标准,提倡性的东西。
而到了地方上,为了奖金,就恶性竞争成了强制性,甚至离谱的东西。
禁止摆摊,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开放摆摊,也先是文明办开了口子,这个今年不考核了。(不影响精神文明奖金、文明城市奖金发放了)。
各地这才敢放开摆摊。(成都为了经济,先开放的)
中国这个从上而下体制,确实需要最高决策层事无巨细,了解民情,对政策作出调整,与时俱进。
因为,在政策组合下,很多当时制订的时候看起来合情合理的政策都可能变成怪胎,甚至执行的时候,对老百姓造成很大伤害。
地摊非法的时候照样是有地摊的,只不过需要躲城管;地摊的价值就在于非法,没有租金,赚到的都是自己的,合法就得交租金,有租金就没人愿意摆地摊了。
谢谢邀请,我觉得地摊经济的价值有可能很大,我有两个故事可以说。我觉得它是一种低成本的创业方法。往小了说这是很多失业人员拯救自己家庭的措施,往大了说,中国经济何尝又不需要降低创业者的成本呢?
这两个例子都和我曾经的深夜美食相关,现在他们都不见了,我很希望他们有一天可以回来。
具体来说,第一个故事是一家炒饭摊,第二个故事是一家刚开门就遇到疫情的餐厅。
100个鸡蛋
去年春天的某个晚上,我出门跑步晚了点,过了凌晨我还在回家的路上,在距离家不远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个之前从没看过的炒饭摊,准确来说那是一辆“炒饭车”:一辆三轮车,边上放着一个液化气罐子,然后车后座被改装成一个平台,在左边放着四种主食
桌子中间,放着火腿肠/腊肠/肉丝/香菇/鹌鹑蛋/蟹肉棒/豆芽等等配菜。在右边是一个锅,以及各种被放在矿泉水瓶子里面的油/盐/酱油/辣椒和孜然等等。可以说利用了一切平面空间,而在地上放着一个桶子,桶子里面全都是鸡蛋
店主,或者说车主是一对中年夫妇,老板是大厨,而老板娘是服务员兼送外卖。可能看到我是新顾客,于是老板娘给了我一个硬纸板做的菜单,言简意赅:
10元
加荤菜2元,加素菜1元
我当时想,来都来了,控制住自己只吃一次没什么大问题,这次就多点几个菜。
但我犯了个错误,点完我的炒饭之后我多嘴问了老板娘一句“你们是刚来这儿摆摊么”?
“没有啊,只是我们每天十二点才出摊”
从那以后我总是11点才出去跑步,大概吃了十几次之后,我也和老板熟悉了起来。除了吃遍了四种主食之外(那个类似黄面的炒面味道是真的很好),我也搞清楚了他们大概的一些情况。
老板和老板娘都不是本地人,有一个女儿在老家读书,两个人年纪大了,找工作不容易,于是花了点钱造了一个这样的车子出来,每天晚上十二点出来卖炒饭。之所以十二点才出来是因为凌晨之后城管不太管理。他们也知道晚饭时候生意最好,但他们租的房子在市郊,在市区没有厨房没法做外卖,而下午下班的时候如果出来摆摊,肯定是会被城管处罚,于是只好深夜出来。
老板娘白天还有另外一份工作要做,所以每天晚上凌晨3点就要回去睡觉,但她想着凌晨到凌晨三点客人比较多,怕老板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还是来帮忙打下手。
老板娘的辛苦是显而易见的,联储的FOMC会议是中国时间凌晨2点半,有时候在FOMC的纪要2点钟出来,到鲍威尔出来讲话的那半个小时里面,我就很喜欢溜出来买个炒饭。大部分FOMC的晚上,我都记得老板娘坐在三轮车边上的椅子上半睡半醒。
因为物美价廉,老板的生意一直很好,夏天的时候我也没什么机会和老板多聊什么,我就记得他满头大汗在炉灶边炒饭的样子。等到秋天晚上冷起来之后,客人就少了很多,但我还是经常光顾,所以就有机会坐下来和老板老板娘聊天。
我当时问他们,生意看起来顾客还挺多的,应该比较赚钱吧。老板说都是些辛苦钱,他每天下午买菜,晚上处理食材,然后10点钟骑车进城,12点开始卖饭,早上4点半收摊,赶在六点之前出城,然后回家后还不能睡觉,得把米饭煮了,然后下午起床周而复始也没有节假日。做一个月顶多休息1-2天,他说如果休息久了,怕客户以为他们不干了晚上就不下楼了。夏天热,冬天冷,如果不是知道有个蛋炒饭在等着自己确实很多人没兴趣出门
然后我问大概一个月能挣多少,老板帮我算了笔账,说10元的炒饭,刨开成本大概能赚70%的钱,一碗饭赚7元,一个晚上他桶子里差不多有100个鸡蛋,他就希望可以把它们都卖掉。(同时也解答了我的问题,为什么移动小摊贩都喜欢把酱油灌到矿泉水瓶子里。他说如果是玻璃瓶子,不小心掉在地上就碎了,矿泉水瓶子不怕摔。)但实际上100个鸡蛋的目标是挺难的,4个小时,100份炒饭,大概2-3分钟就要做一碗出来,我自己后面在家里不管怎么练习,都做不到这个速度。之前我每次看到老板极其熟练地打蛋,翻锅一气呵成,我总觉得佩服,但自从我知道他这是为了在3分钟内赶工完成,我觉得这就是门苦差事。一般来说他可以卖出50-75个炒饭,假定一碗饭赚7元。其实一个晚上也就是400元左右,两个人一个月加起来赚了11000-12000元。这还得保证尽量不下雨,一旦下雨,一个晚上的生意就差不多没了。也不能被城管抓,被抓了也麻烦
我也问过为什么不涨价,老板告诉我,饿了么上的蛋炒饭,大概一碗是20元左右,加上配送费也就25元左右,他如果卖的贵一点,大家有时候就懒得下楼了。毕竟他这个摊位要等,夏天又热,有些人也担心不卫生,所以他试过涨价,但效果很不好于是又把价格调回到了10元。
但老板和老板娘觉得已经不错了,他们希望可以存钱,以后有机会可以在城区买个小店面,这样就不用每天往返那么久,躲城管,也可以在雨天营业,也可以在晚上八点钟开工赚晚餐的钱。
老板有个微信群,他说我可以加一下,之后就不用跑这么远了,人少的时候,老板娘可以帮我送到楼下。我当时说没关系,我还挺喜欢晚上和你聊一聊的,多跑几步也抵消了深夜吃米饭的罪恶感。
然而冬天的某一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对夫妻,我希望是因为这地方生意不好他们去了更好的位置。
菜单
在老板的炒饭铺不见了之后,我还是没能改掉跑步太晚+吃一顿的习惯,然后楼下新开了一个餐厅,名字上看出来是做川湘菜,然后店名边上写着24小时营业。
于是我的深夜菜谱从蛋炒饭变成了“小炒肉+酸辣汤”的组合。新店开业,东西卖得很便宜,晚上1点钟也没太多人去吃饭,一来二去我又和店主聊上了。
这家店是一对兄弟开的,哥哥负责前厅,弟弟负责后厨,然后每天晚上他们会讨论一下菜单,具体来说就是看看每天客人点得多的菜,然后看看今天有哪些菜客人不满意。很多次我都是在他们坐下来讨论菜单的时候冲了进去,哥哥满面春风招待我坐下,弟弟则有点无可奈何地重新回到后厨开火炒肉。
晚上店子没人,所以熟悉了之后哥哥也经常坐在我的桌子上闲聊。他说幸好是兄弟合作,所以赚的钱都是自己的,不然请厨师的费用很高。算下来可能就不赚钱了。他们生意一直没有特别好,距离他们店子不远就有一家牛肉面馆,所以竞争挺激烈。哥哥一直很焦虑,装修费用耗费了很多现金流,一方面新店需要打折吸引客户,另一方面他又很想早点收回现金流,我记得他还想过能不能让客户充值。他说有些餐厅做成食堂的形式,好像反而可以让客户有种充值的感觉。
开业了大概1个月之后,这家川湘菜馆慢慢走上了正轨,他们也开始做外卖,然后买了一个烧烤炉子,晚上拓展了业务线,吸引了一些客户,冬天的晚上看到一个烧烤摊,还能坐到室内喝一杯,这种时候即使那个菜单没有什么改进,但食客似乎也更愿意出钱了。
我当时想,怪不得老板和老板娘想要有个店面,确实有个店面之后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我当时在想,之前没有加老板的微信,这次有个实体店面总可以晚上稳定找到吃饭的地方。
然后新冠疫情之后我也没有看到过这对兄弟,我本以为他们是准备疫情稳定之后再开业,但似乎过了很久也没有开门。
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社会中还有很多像老板和老板娘这样的人,他们需要一个营生的方法,他们租不起店面,但他们需要生活。他们没有接受所谓的下岗职业培训,白领的35岁危机对于他们来说一样残酷,他们也有养儿育女的压力。这部分人除了地摊经济,还有什么办法在城市里维持生存呢?要他们租个门面?他们之所以摆地摊不就是因为租不起门面么?
如果说以前还有人说,为了市容市貌,为了治理方便,应该鼓励大家进入店面,甚至有人说治理摊贩也保护了店铺的回报率,同时店铺也更正规,说摊贩赚的钱是钻空子赚的钱,对于正规营业的商户不公平。那那对兄弟的例子又该如何解释呢?他们比老板和老板娘更有积蓄,然后他们证照齐全,然后租下来一个门面好好装修完,然后遇到了黑天鹅之后还是要重头再来。而且我相信这个店铺的利润也不会太丰厚,真的丰厚他们也不会从此就不做了。
美团和商铺的争斗,商户对于降租金的呼吁。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业者的钱,很大一部分被平台赚走了,无论是提供创业地点的房东,提供外卖服务的饿了么。平台之间没有竞争,平台垄断性很强,然后看着在平台上的商户们彼此竞争,25元和10元的蛋炒饭,边上开的牛肉面馆和川湘菜馆。内卷现象到底从何而来?
而地摊,流动摊贩,就像是一种对于工业化社会和平台化商业的反抗和控诉,他没有注册饿了么,搞的是微信群所谓的私域流量,没有固定地点不用交房租,个体经营甚至不需要报税...毫无疑问政府应该对这些行为进行监管,比方说保证卫生,保证安全之类。但我反对一刀切把所有地摊和流动摊贩都取消的做法,这在我看来等于是逼着一群人重新回到平台中间去被压榨。如果说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完备的保障体系,有一个完备的教育体系,那么这时候我觉得逼大家都进入一个平台是权责对等的,但如果一方面没有这些体系,却一定要大家进入那个不完备的系统,那我就觉得主席当年那句造反有理,就适用于这种情况。
最后,在没有这些深夜美食供给之后,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我的消费力被遏制了一部分。释放地摊经济可以毫无疑问地至少释放我的深夜饮食消费力。
请注意,地摊经济的本质,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是重新分蛋糕,而不是做蛋糕。
因为地摊所卖的东西,基本都是食物和快消品,这些原先在店铺才能买到的东西的消费量,基本不会因为现在来了地摊而大幅上升。
所以说这个乾坤大挪移,只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损的是谁?
首先损的是和地摊卖同类食物、同样功能产品的商铺店主,因为很多原先在店里才能满足的需求,现在路边摊就能解决了,而且因为路边摊少了房租所以价格更便宜。
其次损的是把商铺租给上面说的店家的房东,路边摊的兴旺,必然导致一部分同类店铺倒闭,或者原先需要支付房租的店主现在也跑去开路边摊,结果就是拥有商铺的房东商铺租不出去了,收入减少。那些说地摊活跃的地方周边商铺也会生意暴涨所以地摊不会减少商铺受益的人,只看到了微小的局部,被树木遮蔽了森林。
再次损的是国家的税收,原先的商铺收税容易,但现在路边摊,因为流动性强,收税基本是不可能的。
补的又是谁?
最直接受益的,当然是摆地摊的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来摆地摊,都有了收入渠道。
其次就是在地摊消费的人,因为地摊相对便宜,能减少家庭生活开支。
国家能出台鼓励地摊经济的政策,说明目前的经济形势真的不好,所以国家直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利给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实事求是精神。
需要说的是,期待我们的国家,不要仅仅把鼓励地摊经济当做迫不得已的下策,而是以此为契机,为未来各项工作做准备。
比如,不要让地摊经济成为法外之地——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不要让有毒、不健康的食品危害人民安全;也不要让以次充好的不合格消费品走进消费者家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给消费者提供顺手举报的途径,比如吃到不卫生的食品,可以直接拍照举报,市场监管局受理之后,如果属实,可以直接关联到摊主个人,一次警告、二次罚款、三次禁业。
又比如,地摊经济活跃的地方,往往伴随着黑恶势力的集结,“能人”乘机出来分配摊位并收保护费,帮摊主收拾那些抢地盘的人,基本是不可避免的。那摊位如何分配?地摊归属的居委会是否有可能介入?或者通过更有效的机制,而不是地摊成为黑恶势力的滋生场所?
再比如,既然路边摊经济不可避免,路边摊噪音、油烟、垃圾、道路拥堵扰民的问题,是否有合理的解决方案?上面提到的,位置好的摊位以前需要靠交保护费给能人才能获得,那现在有没有可能改下规则,比如说由居委会划块,按月竞价租赁?位置越好的铺位租价越高。这样可以把好的铺位留给效益更好的摊主。而且可以把通过这种形式收来的钱,补贴给被地摊侵扰的附近居民。
最后就是,地摊经济能活跃起来的地方,必然是原先城市规划为这里提供的配套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完善,至少可以说明周边居民在这里没有地摊之前,日常生活消费其实是不方便的,那以后是不是可以考虑下这里的商业配套与居民需求之间的吻合度?而不是一味追求高档商场、星巴克之类高大上的东西。更不要像某些城市一样,为了让街道看起来整洁,完全不不顾周边居民生活需求,把路边店全封了。
【回复】有人纠结“凭什么法无授权不可为,做好事都不行吗?”这个问题我在另外一个答案里论述得很清楚,不想重复写,有兴趣可以移步https://www.zhihu.com/answer/821052676去看。
法无禁止皆可为和法无授权不可为区别大了去了。
早就应该这样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眼泪都快掉下了,特别高兴!”5月27日,天津人大代表杨宝玲得知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流动商贩列为考核内容时感叹。
自3月15日,成都市明确允许临时占道经营摆摊设点以来,2个月时间增加10万就业岗位,城区餐饮店铺达到98%复工率;复工率率先提速,成都一季度GDP反超最强地级市苏州,排名全国第六,走出一条街边摆摊设点,保民生、保就业、促消费,帮助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创新之路。这条路,还为中国下一阶段如何保就业、促销费,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有益启发——这个成效更有意义。
一
成都市的政策
2020年3月15日,成都发布《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 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附近开辟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引导自产自销农户、流动商贩规范经营;允许快递企业临时占道派送,保障市民基本生活用品供应;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置占道夜市,营造市井场景。
· 允许临街商家在门店外临时设置、摆放促销宣传品,招揽顾客,设置货物临时堆放点,顾客临时等候区、就餐坐席。
· 允许大型商业卖场在商场红线范围内开展占道促销活动。
· 允许流动商贩在小街小巷、小区周边等区域贩卖经营。
· 允许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超出原来划定停放点,占用城市道路停放车辆,方便群众骑行;帮助企业规范车辆停放秩序,回收“僵尸车”“损坏车”。
· 支持企业和经营者集中精力恢复生产经营,疫情期间,以劝导宣传为主,一般不实施处罚;实施处罚的,原则上不录入城市管理信用监管平台。
另外,依据《成都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和经营者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工作等前提下,成都市城管系统实施审慎包容监管政策。
政策一出,这个以小吃多样性和懒散会玩闻名世界的城市立刻热闹起来,三教九流齐出洞,大街小巷熙熙攘攘,个个喜笑颜开,要不是有人戴口罩,都感觉不出疫情还没真正结束。
这条消息霸屏热搜,网友不吝献上褒奖,“灵活包容”、“一股清流”、“值得推广”、“太有人情味了!”。
二
人心和商业机会场景
受疫情影响,尽管各地都在努力复工复产,全国第二产业复工率已经达到90%以上,但第三产业恢复情况一直不理想,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中小微企业集中在第三产业。
两会期间,中央财政出2万亿直接划到地方,地方财政专项债3.75万亿,这些钱大部分将发到企业和居民,希望能把经济尽快恢复起来。不少人已经在盼着中国何时每人也能发1000、2000块钱——美国、日本都发了,我们怎么还不发呢?
这些措施有没有用?一定程度上应该有用。能不能解决疫情带来的经济大滑坡?应该不能。美国、日本就是例子,财政,还有货币当局已经向市场投放了那么多钱,也就是维持不崩溃。问题在哪?就业机会少、消费信心不足。
允许街边摆摊设点,恰好是中国特色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一是人心,一是为商业机会创造场景。
人间烟火、市井百态,最能抚慰人心。疫情除了对人的肺造成的伤害,更讨厌的是,对人的心理造成伤害,让人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近距离、面对面说话,人与人之间自觉拉开了距离。越是这样,疫情对心理影响的恢复就越慢。消费是要靠传染的,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听一个伙计声嘶力竭大吼打折、甩卖,不买也买了;农民挑自家菜地刚摘出来的青菜、黄瓜、西红柿、茄子、扁豆,东西新鲜,价钱还比农贸市场便宜三分之一,不买不是吃了亏?;臭豆腐摊前排起一条长龙,自己也会跟着去排队,尽管刚刚撸了10串羊肉串。本来5000块钱家底,攒着准备过两个月的,一路逛下来,花掉小1000,什么疫情不疫情,痛痛快快活着,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街边摆摊设点,老百姓愿意在这消费。人心活泛了,消费增多了,小微企业就能赚到钱;小微企业赚到钱,就能多开几个店,多雇几个打工仔、多雇几个打工妹;打工仔、打工妹赚到钱,就敢去花钱哈皮;哈皮来、哈皮去,经济就有了活力,就从疫情当中恢复过来了。
这难道不比每人发1000、2000块钱好?一说发钱,中央财政就叫赤字高,琢磨着财政赤字怎么货币化;一说发钱,地方财政就叫揭不开锅,土地卖不出,公务员工资都要发不出了。与其如此,干嘛不允许街边设摊呢?保民生、保就业、促销费,帮助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便捷之路就在眼前,为什么绝大多数城市不走呢?
为商业机会创造场景。商业机会都是谈出来的,晚上约个路边摊,剥着小龙虾,灌着啤酒,喝嗨了,啥事不好商量!或者,点各式各样的烤串,再炒几个菜,当羊肉伴着孜然的香气飘起,“歪嘴”喝到半酣,望着炭火和袅袅青烟,还有啥矛盾不能化解?继续合作,接着干!这种商业场景,比穿西装、打领带,坐在会议桌两旁谈判效果好;更比面都不能见,只在电话里干巴巴地说要点好。
说这是中国特色,那是因为老外做不到。他们点个汉堡、啃个热狗、喝瓶可乐,能有啥情调?要么去餐厅,脖子里塞着手帕,切牛排,总感觉太正式,不放松。晚上跑到酒吧里嗨,放松是放松了,那是纯休闲,不可能谈正经事,太吵了。
放开路边摊,就是放开城市的经济活力,是疫情之后恢复经济的好办法,为成都点个大大的赞!
三
路边摆摊设点,中国特色的保民生、保就业、促消费之路
为了更好理解这个问题,咱们先说说国外,美国、欧洲。他们那人少,地广人稀,空气新鲜、风景秀丽、懂礼貌、守规矩;300平大HOUSE一幢,努努力,没问题;小孩上好学校,努努力,没问题;家里两三部车,一人一辆,努努力,没问题;朝九晚五,没问题,996、007?只要你去告,那可是真犯法。就是有一个大问题,很多小城市、小镇,走半天看不见一个活人;看见活人了,互相点头,很有礼貌地微笑致意——心想,可算见一活人。简而言之吧,啥都好,就是没人气。
中国有14亿人,随便到哪个城市、城镇,只要不是去那种新开发区——盖了楼,没人住的地方,到处都是人。这些人,可都是扎扎实实的消费能力啊!
这几年各个城市都在搞什么形象工程、文明城市测评,不允许街边摆摊设点,活活扼杀消费。小摊贩一出来,城管就来执法,卖烤白薯的、卖小馄饨的、卖炒面的、烤串的、卖天津麻花的、卖四川凉粉的,卖山东大枣的、卖打折毛巾的、卖车载CD光盘的、卖仿制包包的,远远看见城管,立马收摊,蹬着三轮拼命跑。
有铺面的摊点,很多也被勒令整改,改成砌一堵墙,然后在墙上开扇窗户,窗户下面是绿化带。要买东西,隔着绿化带,对着窗户喊。这是什么消费体验?长此以往,谁还愿意去?还有一项伟大创新,商铺铭牌,搞成统一制式。我记得在网上看到过一条街,铭牌统一制式是黑底白字………,远望过去,那叫一个惨呐。
不允许街边摆摊设点,或者对街边摆摊设点施加这样、那样不合理的限制,城市似乎一下子干净了许多,但严重伤害了民生、严重伤害了就业、严重伤害了消费、严重伤害了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然后,国家出政策,压着银行给中小微企业贷款,说要保就业、保民生。
第三产业,服务业嘛,高端服务业要不了多少人,真正能吸纳大量劳动力的,就是这些身边的服务业。怎样合理规划,在保证这些服务业蓬勃发展的前提下,保持城市干净整洁,才是正确方向。一关了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是打着“规范”的旗号,消灭就业机会、消灭中小微企业,是“懒政”、“惰政”。
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机器替代人工、产业调整、产业升级不可避免。中高端产业吸纳不了那么多人,咱们又是人口大国,还有这么多人怎么办?成都市在疫情期间恢复街边摆摊设点,迅速恢复经济,就是一个创举。这个创举,也许正是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民生、保就业、促消费之路,不仅疫情期间是这样,疫情之后,更需要这样。
四
到底能有多大作用?
政府工作报告说得很清楚:“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就是让个体活跃起来的自然历史过程——“个体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并指出了正确方向。个体活跃了,整个经济就活跃了。“给他们一汪水,让他们自己去游泳;给他们一块土壤,让他们去生根发叶。”这一政策引导,不仅对就业和恢复经济有强大的现时意义,还有更大的象征意义:中国经济碰到困难的时候,终于又回到井冈山、回到延安,看到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了。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人民群众会在发展中不断壮大、完善自己。卖烤白薯的、卖小馄饨的、卖炒面的、烤串的、卖天津麻花的、卖四川凉粉的,卖山东大枣的、卖打折毛巾的、卖车载CD光盘的、卖仿制包包的,只要给他们机会,它们就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
什么是官僚主义?现代的官僚主义就是一切追求“高、大、上”、“高、精、尖”,看到底层群众就皱眉头,“这帮没素质的人,到处添乱,不好管,通通关掉算了!”高高在上,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
三个月前,成都疫情期间为了保民生、保就业,允许群众做他们想做的事、能做的事,靠自己的双手解决就业问题,尽管现在还不知道这条路能放多宽、能走多远,但至少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此消息霸屏热搜,1.7亿次阅读,一边倒的好评、赞誉,足以说明人心、说明它的作用有多大。
保民生、保就业、促销费的办法一定还会有其他很多种。只要永远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就没有迈步过去的坎、克服不了的困难;善于从人民群众实践中汲取智慧,才会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这力量,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无坚不摧的伟大能量。
五
可否复制?
没被赶得到处跑之前,各个城市都有摊贩的身影,他们一直都在那么干着,现在有什么不可复制?关键是城市管理者的脑筋是否转的过来。
3月23日,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三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对返城复工务工人员提供便利化服务保障。其中规定,在疫情期间,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要坚持柔性执法,在不影响行人的情况下,允许在居民居住集中区开辟临时摊点摊区,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时间和区域经营。
河南省许昌市今年也新增设了九条街道作为便民服务的路段,同时要求城市管理、市场监督等部门为商户解决问题、提供服务。
浙江省杭州市则在引导市民群众树立健康卫生理念、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通过开放部分街道为摊贩提供经营场地,解决临时经营设施的难题,实现城市摊贩规范化管理,方便市民日常生活。
有的城市已经在复制了。
六
管理
以上讲了那么多好处和意义,不等于不需要管理。“放开”不是放手不管,需要边界,要有一定规则。这些地摊、商贩如果能在一个时段、一个范围内有序开放,用规则逐渐调整人们的习惯,是可以规范的,应该探索一条地摊经济和监管两者兼容的管理模式。
PS:评论区不少伙计说允许摆摊子,会把店面的生意搞冷清。搞不清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做生意,最讲究人气。所以,咱们看到,各个城市都有一个一个商圈,商圈里做啥买卖的都有:既有在大mall里卖金卖银的,也有小摊子上卖鞋垫、鞋带的;既有在大mall里卖粤菜酒席的,也有小摊子卖馄饨的;既有在大mall里卖几十万西装、包包的,外边就有小摊子卖30、50元服装和包包的。一个圈子里啥都有,聚在一道,才会有人气,大家伙才愿意来逛,才能催进消费。
部分城市市中心的店面不少都关掉了,不是因为有小商小贩在和它们竞争,而是因为小商小贩没有了,现在谁还愿意为买点东西特地跑一趟门店,不如在网上买,或者逛mall。而且,只要有人气,门店也可以把漂亮衣服在门口支个架子卖啊,餐饮店可以在露天摆上桌子啊。怎么会因为有了小商小贩,就把店面搞冷清呢?是生态圈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不让摆摊子,就是因为把流动摊贩整治列入文明城市考核指标搞出来的事情,和房地产、和商业物业的生意毛关系没有。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今天就利益之争给大家聊聊小摊经济背后的含义吧。
我国在宣传相关政策的时候的往往会先起“高调”然后去定义政策方向,但其实这些政策表面的东西都不重要,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些政策背后的真正目的,比如说这些年很火的查环保,查环保其实只是引子,而查环保实则砍产能也就是所谓的供给侧改革。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引进特斯拉的真正目的又真的是所谓搞新能源嘛,电车背后的环保效应其实真细算难道真的环保吗?但这些深究起来就没意思了,我们搞这些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能源安全以及新产业新需求等问题。
再聊聊为什么电子烟会被打击吧,某些专家拿着所谓电子烟更危害健康这种根本站不住脚的言论大行其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吸烟有害健康下为何软硬中华包装依然华丽?归根到底这些政策要保护的无非就是烟草行业那些高昂的税收罢了。
很多人还会觉得房产税的目的是为了抑制高房价,但大家忽略了原本的土地出让金作为房地产成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政府真的想解决高房价问题,直接取消土地出让金就一定能解决高房价问题,而房产税问题背后牵扯的其实无非就是地方财税制度问题。
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这些问题的本质又究竟是什么呢?所有暴利的行业都写在刑法里面。那么在另一方面这也就意味着一些政策的开放与否其实牵扯到的也只是利益。
什么叫文明城市?文明的城市定义又是谁给的?那些在上面来考察前为了政绩而大搞文明城市建设真的有意义嘛?我不知道人民群众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
但原先那些混乱无序的城市管理本就滋生了很多问题,而我要说的是,这些东西背后懒政确实有,但归根到底这些都是生意,为什么地方政府不懒政放开土地出让金让开放商建设呢?无非还就是利益问题罢了。
我们来看看这些流动地摊背后到底影响到了哪些群体的利益?无疑是商铺,而商铺背后的深层含义又是什么?房地产商。
而这些流动地摊代表的又是哪些阶层?广大人民群众。
而以往整理打压这些小贩的由头是什么?是影响市容市貌,影响文明城市创建,但唯独没有影响民生就业。
不要给我提什么小摊位食品安全问题这些扯犊子的话,那些在意食品安全的人跟不太在意食品安全的人完全就不是一个群体,而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其实也远比大家想象中要容易得多,实名制的追责在技术问题上早已解决,而背后的深层问题无非就还是再分配。
我知道很多人又会扯什么版权品牌的问题,但还是那句话,今时早已不同往日,地摊上摆出的那些盗版服饰打击也好取缔也罢都能解决,而且最重要这些现在年轻人比之以往也很清楚这些货物本身价值的,而为什么哪些所谓名牌产品问题就不是完全没有解决的办法。
如果饭店不是靠着物美价廉东西好吃取胜,名牌店不是靠质量取胜,那么消费者为啥要考虑这些东西呢?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允许这些路边小摊开始摆摊,那么谁损失最大,当然无疑还是这些商铺,因为当这些小摊小贩多了的时候,大家也就没必要去门面店消费了对吧,但这样做的后果无疑就是这些店铺的租金会受到影响。
所有人都知道商铺升值空间远没有住宅那么大,但如果商铺这种生产场所租金都上不去了,那么住宅的价格靠啥支撑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
而且只要地方政府彻底放开限制,那么流动摊位就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城市基本运行下自动流向利润最大的地方,去服装店前架设摊位,去小饭店前开设流动点,这些都是可能的。
如果放开这些限制并好好规范这些东西,然后与商铺分级的话是一定会倒逼所有摊位尽可能提高质量的并一定能促进和带动消费内需以及经济发展的。
而这些问题背后的关键就在于目前地方财税制度所存在的弊端,目前社会财富整体是藏富于国而不是藏富于民的,这些流动小摊确实能切实解决当地居民的就业和收入,但不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而且这些流动摊位的存在会在极大程度上抑制当地商铺租金的提高。
也就是说搞这些经济虽说能解决就业但不能使政府富起来,反而如果这些经济的大行其道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收入,因为政府很难从这些民众身上获利。
很多人总是会觉得个人所得税和可能的资产税遗产税可能会砍刀到自己身上,但其实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劫富济贫的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落实的很好,而那些劫贫济富的东西(土地出让金)却搞得无比欢乐,而这些东西确是很影响民众们生活的。
我甚至可以给大家预测一波接下来地方政府可能的操作,在目前房住不炒的大前提下地方政府在没有其他收入的前提下一定会尽全力去保障当地房地产商的收益。
这批流动商贩出现的地点大概率会在城市的老区而不是新区,地方政府会接受上面政策指导给下面流动摊位进行一定程度的松绑在,但这些政策的松绑范围绝对不能影响到新区的商铺价格以及地方房地产商。
而在当下愈演愈烈的房住不炒口号下,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开发商必然会采取其他一切的可能的手段去维护房地产商的利益,这一块不外乎就是在存量市场的重新博弈了,空口无凭那就随便侃侃。
房地产商主要会从物业入手去搞一些存量市场的博弈,比如说现在很多小区地下车位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超配的所以不是很好卖(售价资金比严重不匹配),开放商当时为了回笼资金往往会把这些车位当做是一种融资产品,而配合这些车位卖出或者让这些车位租金上涨都是有利于开发商去库存的。
而车位卖的好与不好是与跟需求与供给有直接关系的,而地方政府接下来可能会配合房地产商玩一波创造需求的游戏,比如说开始在大街上针对违规停车进行选择性执法,具体就是贴条,但贴的时候嘛,尽量捡10W以上的代步车贴条,加大处罚频次倒逼卖车位,或者就是来一手更绝一点的办法,地方政府可以规定晚上9点或者10点之前不允许占道停车来倒逼车位买卖,或者就是小区各种形式的物业改造。
而这些“起高调”的政策目测会在不久的将来迅速铺设开来,而且由于这些政策影响的往往不是那些底层民众而是从中产,所以实施阻力其实不大。
而这些地摊经济看似没有特别的“高、大、上”但却是最接地气的东西,也最能够实实在在推动消费,这些政策的放开要比消费券好太多了,只是不知道这是暂时为了就业而放开的还是今后将要永远落实的东西。
一个城市,他的文明和先进从来不在于所谓光洁的外表,一个国家,他的文化和发展也不需要这些去装饰,这些东西都只是面子而不是里子,国家的里子终归还是要归结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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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当时的预测:
应该不止我一个人喜欢在路边摊来一顿米线小笼包吧
管得严了之后,现在想来这么一顿都不容易了
上一个自己的地摊创业项目,虽然没有赶上热浪,但筹备一个多月,总算出来了。而且上街第一天反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