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美国的《三体》读者中,对程心最有好感,觉得她善良、有普世情怀;
但我国读者,对程心普遍不感冒,甚至很多人讨厌这个角色;
而日本三体读者,最喜欢的角色是史强。
看来不同民族之间的审美观,还真的是很有差异啊!
推而广之,宇宙间的森林法则的恐怖程度。。。。真亏大刘能构思的出来!
《三体》中,史强是我超级喜欢的一个角色!
罗辑也很让人喜欢,但这种喜欢,更多的是一种高山仰止的仰慕。
但大史不一样,他有血有肉,优点和毛病一样多,烟不离嘴,脏口就来。
有没有很像你年轻时的某个一起撸串一起追女孩一起打群架的兄弟?
这个糙汉子身上,还有着看似朴素但常人难以企及的优点。
大史,是活的最真实的那个人!
大史好像在任何人面前都一个德行。
对于刚见面的汪淼,他就往人家脸上吐烟圈;
对于老首长常伟思,他那个态度感觉那就是那一块嫖过娼的狐朋狗友;
这家伙,还当着雪茄人家主人的面,神色自若的在烟灰缸里捡雪茄屁股抽,还心旷神怡的把烟圈吐到人家脸上;
在他和罗辑为躲避计算机病毒引起的追杀在雕塑广场前鼠窜时,罗辑还有点不好意思,怕别人笑话,大史说,“怕个鬼啊,谁认识你?”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些都是小事,都没啥,但其实不是的。
那些在任何人面前都能做自己的人,都是极为有胆气的人!
比如《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比如我们可爱的大史。
大史,往往能一眼看穿事情的真相,并迅速做出行动。
大史的这个聪明,和叶文洁、罗辑的聪明不一样,后者是智慧、智商上的超群绝伦。
而大史的聪明,是生活的智慧,是经验的积累,是简单事情上用心的总结。
比如,他刀子一般的眼睛,能迅速看到汪淼看名单时的关注点;
比如,在处理三体聚会的叛乱时,他能迅速猜测到手持核弹的女孩的出身情况,并在电光火石之间就作出了应对方案;
我最佩服的,是大史在接罗辑去联合国开会的途中,在自己未被告知丝毫情况的前提下,就猜测到了罗辑有可能是被选定的面壁人,然后还在飞机上教罗辑怎么骗人。这分析能力,爆棚!
从罗辑只言片语、前言不搭后语的描述中,就能帮他找出那个梦中情人,这靠的不仅仅是分析能力和后面的大数据技术的筛选,更靠的是对心理的把握和揣摩。“每类男人的梦中情人大体上是相同的。”
当所有人都会面壁人逻辑感到失望时,大史却是对他最有信心的那个人!因为他在罗辑花花公子的表象下,看到了罗辑的不可琢磨与定力。大史自己也对罗辑说过“我就服你这一点,老弟,我一直就服你这一点。”
除此之外,大史心善,内心有厚厚的责任感,他就像永远能有办法、能罩住你的一个大哥。
我们会发现,他能把交付给他的每件事都办好!甚至可以为此不讲规矩。
在汪淼近乎崩溃的那段时间里,好多次都是史强那“哈哈哈,又放倒一个”的大笑,拯救了他。
大史为什么会多次跟踪、监视汪淼?
这个问题仔细想想的话,会让你产生一股暖意的。
史强唯一一次产生失态,是在飞机上教罗辑怎么骗人。
【“还是那句话:这事儿我知道的不比你多,但我有预感。你必须称为这样一个人,罗兄,必须!”史强突然激动起来,他一手抓住罗辑的肩膀,很有力地抓着,让罗辑感到很疼。】
那时,他觉得人类的责任都放在了对面这个人身上了。
还有一个细节,在罗辑被解除了面壁者的身份后,大史其实还一直跟着他,救了他很多次,并始终不放心他的安全。
在罗辑等着水滴来攻击、杀死自己的时候,有这样一段描写:
【“哈哈,老弟,什么事也没有吧!真该和你打个赌的!”大史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罗辑身边,他是截了一辆车赶过来的。】
你细品!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会不热泪盈眶吗?
想到大史,你是不是想起了人生成长路上的某个或某些人呢?
yy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那种拥有野兽般直觉和行动力的野蛮人配角。
以至于他长期在我脑海里的形象都是穿着兽皮大衣,满头乱发,胡子拉碴,拎着狼牙棒,可以一棒子砸死10个三体人的形象。
堪称蜀汉政权的一大善政,也算得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多、可圈可点的经典政业。只是长期以来遭受曲解,大多差评。大史家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里说:“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9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
堪称蜀汉政权的一大善政,也算得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多、可圈可点的经典政业。只是长期以来遭受曲解,大多差评。大史家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里说:“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9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