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反驳汉族血统不纯论？ 第1页

反对

的回答。

因为这个解释的预期就是很问题的。宋代以后的人口变化有很详细的人口资料，从这个情况看，不可能导致很剧烈的遗传变化。

首先，人口减少是区域性的。比如宋金和宋蒙战争之后，北方和四川人口剧烈减少，但同时代江西和两浙几乎没有经历大的破坏，那么应该很好的保持了原样性，那么两浙和江西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呢？同样明末战争也是如此，而且南北空间上有巨大错位，南方开始减少的时候北方已经在回升了。而且目前研究结果本来有想得这么大，崇祯元年到康熙元年的人口变化比例实际上低于同时代的三十年战争——那么三十年战争更大的人口减少在中欧体现了什么样的基因变化？

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不如从汉族纳妾、重男轻女和高度流动性大社会来理解。因为纳妾、人为溺死女婴加上宋代以后的贞节牌坊，等于每一代男性都面临着激烈的繁殖竞争。清代的户籍资料显示，男子不婚的比例大约15%，但由于大量更底层的居民不在政府控制中，所以实际比例只会更高。上层占有女性资源的男性无限制和最大限度的繁衍，下层男性不断因为找不到配偶而绝嗣。这一代代自然筛选下来才导致少数男性遗传基因最终胜出，这应该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应邀为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驳斥一些引用分子人类学作为依据的答案中存在的误导性观点。

原文链接：

随着近年来分子人类学科的兴起与消费级基因检测的普及，网络上有不少人热衷于用这些新兴的技术手段对民族进行描述。比如有人将汉族与Y染色体单倍群O2（原称O3）对等或是将芬兰人中高频的N单倍群描述为华夏后裔。再比如在一些测试机构的祖源分析结果中，我们往往能看到各种类型的民族成分。这种理解或划分是否合理呢，我们将在这篇文章中探讨这个问题。

民族的定义

民族一词很早就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之中，但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使用的频率也非常有限。直到近代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国的学者们才赋予这个名词在现代语境下的含义，并逐渐流行起来。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民族”一词，并研究民族关系的学者。在其所撰写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条件，然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的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这一观点与现代民族学研究的结果不谋而合，可谓非常有见地。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在何种语境下，血缘所代表的遗传信息都不能作为区别民族的唯一标准。
族群与民族

族群一词来自英文的ethnic group，表示具有语言、种族、文化和宗教特点的人们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在引入到国内学界之后，与“民族”的概念发生了一定的重叠。总的来说“民族”一词带有历史性与政治性，适合对当代民族的分析。“族群”一词则更具灵活性，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可以用于对由古代文化或某一特质而结成的群体进行描述。

遗传标记与民族的关系

从分布上来说，民族大多是在同一区域内的人群在共同的历史渊源形成的文化习俗作用下所结成的集体认同。因为遗传标记在基因漂变的作用下会于不同地区形成不同基因频率的分布，所以民族分布和遗传标记分布间会出现某些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等同于决定性，并没有某个民族可以用遗传标记来定义，也没有某个遗传标记可以作为某民族固定不变的专属。例如美利坚民族，作为一个由世界性移民所融合形成的民族，其遗传结构必然具有很高的多样性。再比如犹太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分散到世界上多个地区。虽然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后裔依然保持着犹太人的习俗及认同，但其遗传结构已经趋近于当地的族群。
下面我们将以汉民族为例，具体的探讨遗传与民族间的关系。

汉族是“纯血民族”吗？

这个问题实际上存在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承认存在一种“纯血民族”。“纯血民族”并不是一个遗传学上存在的概念，这个概念所想要描述的可能是在遗传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或者是在形成后没有接受其他人群基因流的民族。反映在父系上，所指代的可能是某一民族在父系遗传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或者在形成后父系遗传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现代汉民族在遗传上的类聚程度如何？

全基因组角度

从基于全基因组的遗传距离分析来看，相对于东亚地区的其他民族，汉族人群在遗传上虽然类聚在一起，但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我们也可以看出汉民族内部遗传上的一致性并没有高于周边的其他民族。
这其实很好理解，一个人群在遗传上的一致性是由其内部基因交流的程度所决定的。一个地区的人群内部流动性越大，基因交流越频繁，其在遗传上的一致性自然也越高。反之，如果一个地区分隔成若干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不同区域间只有有限的基因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区域间的遗传差异性便会越来越大。不同人群在遗传上的差异与地域分布的差异有着很高的相关性。对于中国这样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其主体民族在遗传上也必然具有更高的差异性。相反，日本列岛虽然有着绳文人、弥生人、渡来人等多层次的移民人群，但由于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经过近两千年的融合后，在遗传上同样会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再比如相对于南方汉族，北方汉族在遗传上表现出更高的一致性。这主要是由于北方以华北平原、中原平原为中心的地区在地理上是相互连通的，人群具有相对较高的流动性。东北地区的汉族也主要来自近代山东、河北地区的移民，所以这几个地区的汉族在遗传上紧密的类聚在一起。而南方地区由于山脉与水网的阻隔，划分为若干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在遗传上也表现出了更高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同样也反应在方言的分布上，北方地区除晋语区外都同属于官话区，而南方地区则分为多个不同的方言区。
父系遗传角度
从父系遗传的角度来看，现代汉民族的父系遗传构包含了数量众多的单倍群支系。包括O1a-M119、O1b-M268、O2-M122、C2-M217、N-M231、D-M174、Q-M242及C1、F2、E、J、R等等众多单倍群的各类支系。这些单倍群支系的部分后代在历史进程中参与了现代汉族人群的形成，并没有理由将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排除在汉族的遗传结构之外。

另一方面无论是O2-M122还是O1a-M119、O1b-M268及C2-M217、D-M174、N-M231等单倍群的共祖时间都长达一两万年以上，即便是O2a2b1a1a-M133、O2a2b1a2a1-F46、O2a1c1a1a1a-F11、C2c1-F2613、O1a1a1a-F140这些非常下游的分支共祖时间也都要追溯到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些单倍群都广泛的分布于东亚各民族当中，其下游不同的支系参与了不同民族的形成，并不能简单的将这些单倍群与民族进行对应，或者将某种单倍群作为某一民族的代表。

第二个问题，汉民族在形成后在遗传结构上的变化如何？

汉民族的形成

汉民族或者说历史上“汉人”族群这一概念的出现无疑是在汉王朝建立之后。而汉人族群的前身则是先秦时期所称的“华夏”或“诸夏”。
“华夏”或“诸夏”这一概念的出现从文献的角度来说不会早于西周时期，用以描述中原地区在周朝礼制下所结成的政治文化同盟。这一同盟既有作为征服者的周人，也有前朝的殷遗民，还有长期存在于中原地区的各邦国以及接受了华夏礼制的戎狄后裔。虽然在历史文献的叙事传统中，夏商周甚或中原周边的戎狄与蛮夷都有着共同的祖先，但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群所代表的考古文化都可以追溯到更古老时期不同地区的起源。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明区域的出现，本身也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多个文明地区人群相互交流作用的结果。

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的边界扩展到秦、楚、吴、越等之前的华夏边疆地区。随着秦汉两代统一政权的建立，“华夏化”的边界也继续扩张，并逐渐形成了“汉人”的族群概念。直到东汉末年长江流域还生活着板楯蛮、武陵蛮、山越等各类不属于华夏系统的族群，北方长城沿线活跃着匈奴、鲜卑、乌桓，西部河湟地区分布着羌人、氐人、羯人。

后来随着历史上北方族群的入侵、中央政权对南方地区控制的加深以及中原族群向边疆地区的移民，许多曾经生活于边疆的族群，主动或被动的完成了“华夏化”的过程，并不断融入到汉人族群中。
由此可见，无论是“华夏”还是“汉人”族群在形成之初和发展过程中在血缘上就是多元化的。

古DNA揭示的信息

从古DNA的情况来看，民族形成与单倍群的扩张之间更是表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相对于欧洲古DNA测试的盛况，目前国内检测过的古DNA数据还非常有限，而且主要集中于边疆地区。华夏族群形成的传统中原地区从四千多年前到魏晋时代测试过父系单倍群的古代样本只有三处。山西横北倗国墓地、安徽亳县元宝坑曹鼎墓、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这些样本中出现了了属于O2-M122、C2c1-F2613、O1b-M268、N-M231、Q1a1a-M120等多个单倍群下游分支的样本。由此可以看出，华夏族群在形成之初在父系遗传上就已经呈现出较高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