逊尼派保留了伊斯兰教原始的民粹思想,比如逊尼一词来源于穆罕默德的一个典故:
有人问过穆罕默德,如果穆斯林发生分裂,应该追随哪一边。穆罕默德说“追随大部分人”,因此有了逊尼派(大众派)。
而且如其他题主所言,什叶派组织化程度高于逊尼派,比如大阿亚图拉的教士晋升机制就是逊尼派所不具备的。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即伍麦叶王朝建立带来的影响。
穆阿威叶篡位直接分裂了伊斯兰教,不支持其篡位者分裂为拥护阿里哈里发血统(至少口头)的什叶派、不承认阿里与穆阿威叶双方的极端派哈瓦利吉派。
不属于这两派的教士,也是伊斯兰教绝大多数的教士。他们如埃及的爱敏所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所说不干政治专心宗教,从此保持了与世俗政权的距离,哈里发不再具有过去不受质疑的无上权威。至于随后的”阿拔斯革命“(也是目前中东非洲一堆黑旗的由来,黑色在伊斯兰文化象征革命由此始)算是彻底葬送了哈里发政教合一不可动摇的形象。
这就形成了一个敏感的问题点:世俗的逊尼派君主客观上需要宗教的意识形态支持,宗教界却总是以各种形式超脱于世俗政权的控制;穆阿威叶以后的哈里发丧失了独一的宗教权威更多体现的是世俗君主一面,使得逊尼派客观上不再有人间的”通天教主“;马利克派、沙斐仪派等教法学派无一能有实力或强烈意愿改变宗教与政权既相互依靠却又彼此独立的局面。
这里需要插一点(参考《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在清末左宗棠平定阿古柏、新疆建省以后,新疆巡抚刘锦棠企图在南疆推行科举考试与孔孟之道,结果却是应者寥寥。因为当地大部分人认为读经书可以当阿訇(清真寺有瓦克夫领主田产由信徒捐赠及清真寺经营所得,且阿訇彼时属于乡绅有些威望),读孔孟不如读经书更习惯,只有极个别与内地有往来的当地人读了孔孟。
也就是说彼时的宗教界代表了几乎整个伊斯兰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即中文所谓的”读书人“。
所有”读书人“做不到团结在政权周围,甚至做不到至少表面拥护政权,一有机会就会出个别野心家搞个”异端邪说“发动民众拱火闹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的人们往往会不假思索抨击政教合一,但是在古代,做不到这一点的国家和民族也往往会失去了民族凝聚力。
古代中国自汉武帝以后”儒家为皮,法家为骨“的”礼法合一“、天子单独祭祀昊天上帝以为”家庙“的特权等属于一种低烈度宗教教义的政教合一;隔壁日本祭祀伊势神宫,,天皇是天照大神子孙,新任天皇大半夜跑去等”皇灵“上身等行为是较高一点的政教合一;欧洲中世纪君主与教士的合作(比如世俗领主与宗教领主都能成为神罗的选帝侯)影响直到现在(比如圣公会教主理论上是英国女王,宗教事务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协助之)......
因为民族作为一个需要依赖文化想象凝聚起来的共同体,需要这样的思想共识奠定其民族文化的基础。
然而,由于前处所述,逊尼派没有人能有广受信仰而不受质疑的宗教威望,任何人上位都会被当成第二个穆阿威叶,无信无以立。随着时代变迁,完全按照《古兰经》教义统治显然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但若没有宗教界团结而统一地提供意识形态支持,任何变化都存在着被质疑”背离《古兰经》“的危机。
”赚得天下英雄尽白头“,这是逊尼派自古至今所有统治者不敢想的天方夜谭。
比如中世纪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一度重用穆智台希德派,表面上尊重承认其讴歌古希腊理性思维的教义,实际未尝不包含以理性规范制度、以制度统一社会共识进而实现思想集权的目的。但是最后在沙菲仪派等教法学派强烈围攻下,最后即位的新哈里发顺应形势罢免打压了穆智台希德派,可以说鲜明地暴露了哈里发只能作为世俗人君而不能凝聚社会共识、强势干预宗教界的软弱。
其后”尊重学者“成了各个逊尼派王朝的正常标杆,所谓”尊重“即世俗王朝不仅不甘于宗教意识形态,反而无一例外重用、依赖乃至纵容宗教界。
南疆叶尔羌汗国就是一例,开国的赛义德汗重用来自中亚的纳格什班迪耶教团提供意识形态支撑,其后历代汗王皆纵容其发展,教团在南疆分裂出白山派与黑山派(两派创始人为兄弟)之后白山派长期兴盛,甚至在其教主雅雅和卓在位时党徒招摇过市如帝王仪仗;
后来的汗王企图平衡关系重用黑山派,白山派落败,其头目阿帕克和卓索性走甘肃、入青藏拜见达赖喇嘛,由达赖喇嘛开介绍信请北疆的喇嘛教准噶尔汗国调兵”护送“阿帕克入南疆,此后准噶尔灭叶尔羌,阿帕克成为准噶尔傀儡不说还倒行逆施(比如捣毁喀什噶尔天文台以愚民);
清军入南疆,白山派从未停止过反抗,先有大小和卓(波罗尼都、霍集占),后有张格尔、玉素普,末有布素鲁克(阿古柏从浩罕汗国带来的傀儡),个个都是在南疆以宗教为旗杆掀起大乱的能手,所以又岂能说清末南疆人更偏爱读经书而非孔孟是个错误呢?如此威力,何以不从?
逊尼派伊斯兰的政权从穆阿威叶起即失去了用宗教的威望管理宗教界的能力,其自身的经历也让任何人即使取而代之也无法真正树立独家代言真主的权威。
哈里发不能统一思想,苏丹、埃米尔甚至基层的阿訇也不能独家统一思想,能统一穆斯林思想的只有真主与《古兰经》。
问题是真主神龙见首不见尾,《古兰经》只是一本书,他们都无法约束各路野心家利用这个空子兴风作浪的野心。
既然历史上出过那么多”彼可取而代之“的先例,为什么到现在就不行呢?
为了野心,煽动叛乱动乱与制造恐怖恐慌,又有什么本质差别呢?
2022年3月13日补录
逊尼派协调君权与教权(实质上旧社会“读书人”)比较成功的例子很少,我所知的仅有奥斯曼帝国一例。
奥斯曼帝国通过官僚化的任命穆夫提(高级宗教法官)、以宗教法治体系制度化来变相招安与监督掌握基层民众话语权的阿訇。有奥斯曼一朝有各路军阀叛乱(豪强“阿扬”)与民族起义(巴尔干一圈加阿拉伯),阿訇带头的叛乱却少得近乎忽略不计。
比如阿尔巴尼亚的“阿扬”阿里帕夏号称“巴尔干拿破仑”,比同名的穆罕默德-阿里更早,所以割据一方还是被土耳其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扬了。
同样的情况很多,比如一度武装割据的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等处。
唯独宗教阿訇,目前能达到武装割据的仅有也门什叶派(宰德派)的阿訇/伊玛目叶海亚,能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土耳其军队打个五五开,逊尼派阿訇敢造反还能割据一方的简直罕见。
可惜一战以后连这个个例都没了。
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对土耳其国族建设的效果是一回事,对逊尼派更加混乱的宗教状况助推一把更加碎片化就是另一回事了。
虽说哈里发制度到了后期已经不能起到强大的宗教徒动员参战的能力(参考土耳其哈里发穆罕默德六世发布的”圣战“令应者寥寥,逊尼派阿拉伯人甚至火线反水发起”阿拉伯大起义“),至少名义上伊斯兰教(尤其逊尼派)还有个头目;
凯末尔一废哈里发,就连这个名义上能统筹逊尼派的”减压阀“都没了,长远看无疑是加重逊尼派的碎片化,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