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知名媒体人阿丘所谓的要中国向世界道歉言论? 第1页

阿丘只是冰山一冰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亟待改革的中国传统媒体行业的一个缩影

允许我特朗普附身一下：“没人比我更了解中国的传统媒体人了”

我确实也有这样说的资本，我虽然没有投身媒体界，但是我的家庭有广电系统以及相关高校的背景，可以说从出生起我就和传统媒体人打交道了。如果说要给中国传统媒体人打个标签的话，最适合的就是“美分”和“公知”，我认为我们的媒体行业是急需整顿的。

这群人之所以会“美分”和“公知”，我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是高校教育问题：现代传播学基本是由西方国家奠基的，我们高校的传播学课程，根基就是来自于西方理念。因此学校在培养媒体人的时候，在学习过程中总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西方那套思想，比如街头政治、皿煮滋油，还有所谓的知情权、言论边界等等，对标也都是向西方媒体，而西方和西方媒体集团对我们是什么态度就不用我说了吧，因此科班出身的媒体人，往往是在思想上对西方世界有着潜移默化地亲近感。我们在教育上，没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列主义和脱胎于西方的传播学思想进行很好的结合，只是流于表面、邯郸学步，使得媒体人在科班学习阶段，就没有认识到他们作为“正规军”的使命，甚至没有培养出相应的技能

二是过去的工作环境使然：媒体人在刚改革开放到21世纪之前，可以说地位超然，大家对他们的认识是他们是优秀人才。那时候出个大学生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还是国家的喉舌。而且当年信息沟通不畅，大家知道世界了解世界只能通过书籍报纸电视和广播，都是传统媒体发出来的，不像现在可以自己获得很多信息，也基本没有自己出国了解世界的条件，因此那时候的媒体人，仗着自己对各种信息的了解程度、储备量百倍于常人，又兼有着超然的地位，那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被人捧着的对象，而且拥有特权，有的人甚至官员，比起专家的话，更听媒体人的话。

到哪里，都是别人一口一个老师的叫着。去外地采访，没票了直接找站长列车长，立即给解决。去小地方采访，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来陪同，夸张时候都有警车给开道的。一支笔一篇报道，能够让一个企业的产品大卖，爆出的负面新闻也能让人倾家荡产锒铛入狱。因此传统媒体人，往往有一种俯视众生的习气，觉得我说得就是对的，你们都不懂，而且由于过去传统媒体是一言堂，那么很多媒体人都养成了不好的习惯，就是凡事立场先行，然后找素材去支撑自己的立场，全然不顾其他的立场可能会有更多的支撑素材，基本上是把自己和专家教授学者等同的，或者说压根儿就瞧不上专家教授学者，你们是来给我的观点服务的，而不是说我需要你们的专业意见。

之前社会上对专业人员、专家的藐视，“砖家”，其实根源就在媒体，因为很多传统媒体人不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是立场先行的，因此很多在节目上亮相的专家都是精心挑选过的，他们是来给我们媒体观点背书的，而不是来陈述事实的，因此找来的很多都是和媒体沆瀣一气顺着说话的，很多都是不得志的学者，不惜用惊人言论搏出位的。而关键是，媒体人本身的水平极为有限，他们很多看法和观点本身大概率是错误甚至是荒谬的，因此那些给他们背书的专家就显得很刺眼了，最终大家发现怎么电视上专家说的话那么不靠谱呢，实际上原因是不靠谱的媒体人选择了和他们配合的专家，个别无良专家的雷人过于抓眼球，掩盖了背后媒体人的荒唐，让老百姓以偏概全，对所有专家都寒了心。

那么他们怎么体现媒体人的与众不同，当得起那一声“老师”呢？那就是发表非主流的意见。比如说大氛围都是歌颂祖国的，那么我就要指出我们哪里不行，为什么不行。这个思路是没错的，但是其实客观来说，一个国家一个制度，问题总会有的，但作为一个运转良好的体系，问题也不会有太多。你说我说他也说，没两天就都说完了。然而他们想与众不同，总不能老拾人牙慧吧，那就会越来越极端，逐渐就演变成了现在的“公知”风格，把古今中外都有的问题，给说成是我们独有的问题，把个体的问题上升到集体，上升到制度、国家、文化甚至人种，比如《河殇》。

三是时代因素：如今传统媒体界的中坚力量，基本都是在我们改革开放开眼看世界时成长起来的，当时的客观事实就是我们全方位落后于西方，外国月亮确实比国内圆。因此媒体人，乃至以60后为首的那一代人，在那个环境下，西方美西方好是根深蒂固的和吃饭喝水一样的存在。

而且反复提到的，媒体人只是广博而已，并没有做到深入。你和媒体人聊天就会发现这么一个现象，聊你不懂的东西时候，你会觉得他说得真好。而一旦聊到你擅长的领域了你就会发现，他说得什么jb玩意儿。很好的例子就是阿丘、崔永元、罗振宇、柴静和梁宏达，除了阿丘以外我还见过其中两位，可以说是见光死吧，人设在我心里已经崩了。这帮人对很多东西的了解并不深刻，十分片面甚至是错的，但是不能没有立场吧，所以总结和结论的时候往往就是硬总结瞎总结。那么，水平低劣，叠加一个外国月亮圆的指导思想，最终的结构就是只能在那里不负责任地诘问、反思、升华，拔高西方贬低自己。比如柴静和院士的对话，柴静对雾霾的分析，梁宏达对中兴的批判，还有崔永元对转基因的立场等等，他们的观点以及得出观点的依据，都是滑天下大稽的东西，只因他们能发声，才让错误的观点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成了主流思想。

目前的传统媒体人表面上是党媒、国家喉舌，但是这群人其实并不一定是真心拥护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他们只是学了这一行，干了这一行，混口饭而已。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在新闻报道时候往往浮于表面，对我们的成绩要么是一笔带过要么是假大空，对外宣传工作严重失败，甚至没有什么对外宣传的想法。一个李子柒顶十个中宣部，“今日俄罗斯”在欧美市场风生水起而我们全靠熊猫卖萌。我们很多传统媒体的报道和文章，水平还不如一些三观正的民间公众号写得好、写得客观、写得深入。

阿丘不是个例，他今天多行不义我一点儿都不意外，因为背后的传统媒体就是这个大环境大氛围，我们如果想要文化自信，想要对外输出我们的价值观，媒体界必须改革。

“相比风月同天，更想听武汉加油”——长江日报

“不要妖魔化外国抗疫”——中青报

“英国的全民感染是更高级的人道主义”——三联生活周刊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 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 毛主席 1956年《论十大关系》

“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 ”

—— 毛主席 1958年 选自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