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中的那些女人出于什么才去救的女学生? 第1页

什么都不出于，仅仅出于作者和吃瓜群众不正常的，扭曲的、变态的、意淫式的、强加的自我感动，这不过是看客的狂欢，是作者的意志宣泄。如果剥开故事的内核，你会发现作者的心态是酱紫的——失足妇女是有原罪的，是肮脏的，女学生则散发着圣洁的光芒，是高大上的，失足妇女需要牺牲自己救学生，才能完成洗干净身上的污泥，才能完成自我救赎。可怕的是这种心态不只是作者，而是很多人的。

这种变态、扭曲的感动，只是因为被包装了家国情怀，隐藏在差异性极为明显的对比下，才显得如此主流。如果只是让大家评论愿意让失足妇女代替良家妇女去死吗？肯定很多人不愿意，会说生命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好，我就不断加大对比力度，把失足妇女描绘成自私自利的，没有爱国情操的群体，把良家妇女变成圣洁的女学生、孩子，然后失足妇女醒悟了、成长了，然后再加上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你是不是愿意呢？这时候大部分都会发自内心的举双手的。这就是作者慢慢绑架读者的过程，用无数假设和政治正确来绑架，很容易让人改变态度。

严格来说，《金陵十三钗》还是腐臭文人才子佳人小说的延续——（高雅的）书生进京赶考遇上（卑贱的）妓女，妓女以身相许，贴人又贴钱，百般奉献，当书生遇到困难时，妓女挺身而出舍命相救，当书生取得功名得到丞相女儿的青睐时，妓女牺牲自己成全了书生和丞相女儿的完美婚姻，然后感动了读者——你看看，是不是一个套路？

这里一定要请出原著作者严歌苓。直接说吧，严歌苓是一个典型的虚伪的、消费式的作家，有着不正常的三观和遗老遗少式的作风，她是以一种玩游戏、搭积木式的心态在写作，人物塑造是女娲式的，俯视的，以满足自己驱纵欲为目的的，她书中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人公都是先经历苦难(被QJ被侮辱被抛弃)，再感谢苦难，然后完成精神升华和自我救赎，类似于《感谢贫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国企工程师三十年住窝棚但一心改造技术最后肝癌去世这类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心中有很强的QJ情节，很多女主人公都要经历这道火之淬炼，才能幻彩新生凤凰涅槃大彻大悟完成渡劫。

严歌苓为什么会有浓重的SMB思维，为什么喜欢意淫式写作？因为严歌苓在同龄人中算是一生顺遂、家境优越，人又漂亮（马未都说不敢看），还嫁了个很优秀的外国老公，因此对她笔下的主人公身份和阶层缺乏基本的了解，只能以心中的圣母情节加以塑造，以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需求，但这种心理需求却很主流，带有很强的政治正确色彩，很符合苦难辉煌、感动中国的调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被感动的稀里哗啦的原因。

但是她却不明白，牺牲，做圣母，自然是伟大的行为，值得感动的行为，但是，这事必须出于自愿，别人不给，你不能要。作为一名作家，更不能随意绑架女性的意志，充当她们的精神经纪人，替她们做主，这不过想充当她们精神上的奴隶主而已。

关于对严歌苓创作《金陵十三钗》的解读，作家李南心做了很好的解读。

作者：李南心

我对严歌苓的负面观感，是从《金陵十三钗》开始的。抗日战争、南京屠杀的主题，本身所具有的悲剧性，与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风情，就是最冲击人心的两大故事原型：死亡与性。张艺谋无疑是最会讲故事的中国导演之一，赚够了观众的热泪。但若跳出条件反射式的家国情怀，《金陵十三钗》实在是一部观念陈腐的电影，死亡与性，在战争叙事中仅仅作为消费品，完全没有体现出人道主义的平等价值、生命尊严。

《金陵十三钗》是很好的社会学题材，关于人们的道德感，是怎样一步步被塑造、被影响的。假如直观地向大众询问：战争中，如果你有投票权，你是否赞同妓女代替良家妇女去当慰安妇？我相信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不应该，妓女也是人，都是受害者，不该歧视和欺辱她们”。那么，就不断地添加道德筹码。如果妓女非常风骚且毫无爱国意识呢？如果这些良家妇女是清白的处女呢？如果她们都是学生、是孩子呢？再假如，妓女是自愿且自豪的呢？总有一环让你彻底同意，从感情上、伦理上双重接受，“妓女应该站出来”。

这是一个封闭式的叙事陷阱，剔除了观众可能会产生负面观感的一切可能。玉墨们历尽风尘，最后自愿代未成年女孩去“慰安”（实际是送死）。导演把她们赴死的过程拍得光芒四射，妓女们脱下象征性诱惑的旗袍，穿上清纯的学生装，洗尽铅华，一脸阳光灿烂，表示自己终于又回到了纯洁年代。死亡对她们不但是一种道德升华，还是道德洗白。因为妓女是“脏”的，所以在临死前穿上学生装，是死得“干净”。故事诱导了观众，使人感觉这是“感动中国”。观众抹着眼泪送她们走向魔窟，纷纷在影评里写下“妓女也有义勇的爱国情”。而这一本来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在电影里被架上了道德高地，这无助于观众真正地平视她们。想想吧，假如玉墨们拒绝赴死，表示虽然我们是妓女但也不能理所当然去慰安，最后清白小女生狼入虎口—观众会对谁愤怒？

实际上，电影也留下了缺口，最后关头，一个妓女反悔了，哭叫着自己不想送死，但没有用，她被集体意志杀死了，被强迫拖走了。在看到这段的时候，有多少观者会认为，应该让她活下来？又有多少人反感她的“自私”？

这不是纪录片，这是故事。当中所有的戏剧冲突，都是作者刻意的营造，也就呈现作者本人的价值取向。有人说他只看到了成年人救孩子，只有心灵肮脏的人才会看见妓女、处女。这实在是选择性的目盲。妓女救风尘、从商女不知亡国恨到大义赴死，本就是故事最大的卖点。观众的愤怒和感动，在故事里早已被精确设计，是通过“性感—清纯”、“妓女—学生”、“成年—幼女”这样的刻意营造来设计的。假如主角换成一群同样“清白”的女老师，则这种牺牲顿时失去了令观者啧啧玩味的戏剧性，反而变得残酷沉重。张艺谋把镜头对准玉墨们鲜艳的旗袍、曲线玲珑的屁股、走路时摇摆的妩媚身姿，其逻辑和冯小刚拍文工团女孩的玉腿一样，是在消费女人的性特征。

玉墨们的道德伟岸建立在作者本人的不平等视角下。妓女为什么需要牺牲才能获得洗白、实现赎罪？严歌苓没法回答的问题，莫泊桑来回答。《羊脂球》也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故事。妓女羊脂球甚至不需要送死，她只要轻装上阵，满足敌方军官的性需求，就能拯救这一车人。但是她试图拒绝，因为她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体因为妓女身份而变得轻贱。最后，她不情愿地屈就了，她救人了，但获得的仍然是众人的蔑视。莫泊桑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在于他的平等性，以及对人类头脑中非平等意识的鞭挞。妓女就应该献身吗？献身才能说明她们道德高尚吗？显然，严歌苓的回答是一种中国式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