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那时的日本文艺界的事吧。
应该说在三十年代,日本知识界和文艺界的左翼人士,还是有所抗争的,最惊人的要数著名女演员冈田嘉子和导演杉本良吉,1938年,两人结伴逃亡苏联,但是被当成间谍扣押,杉本良吉(日共党员)后来还被处决了。
他们被按下的罪名是:与世界性的戏剧理论家、导演梅耶荷德联手,企图谋害正在观剧的斯大林同志。
所以日本知识分子中流传着一句话:日本人没有瑞士。异见者是无处可逃的。
那些无法逃走的人,为了生存,很多都背叛了自己曾经的信念。
比如作家石川达三,1938年写了反战作品《活着的士兵》,立即遭到清算,审判期间,没有一个同行愿意为他辩护。缓刑期间,他立即写了讴歌侵略战争的报告文学《武汉之战》,以示忠诚。
而著名导演沟口健二表现得更具戏剧性,他1942年受命拍摄一部宣扬日华和平亲善的电影,据编剧依田回忆,沟口健二对此十分兴奋,一会儿说要带军刀,一会儿要求此次公务享受“将官待遇”等等。
黑泽明战后拍了一部电影叫《我对青春无悔》,讲述了一个战时日本知识分子们反抗强权的故事。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电影的女主角原节子在二战期间,拍摄的全都是军国主义的战争宣传片,包括《上海陆战队》、《青春的气流》、《夏威夷·马来大海战》、《决戦の大空》等等。
在日本,1933年因违反《治安维护法》而被捕的人数,多达14622人,其中1285人被起诉。1941年,仅832人因此被捕,162人被起诉。全国几乎所有的“优秀人才”,最晚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变得积极与国家合作了。
——彼得·海《帝国的银幕》
于是日本的文艺界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人明明是反对战争的,可是当战争真的打响,他们就得参加,不仅参加,还要表现出为其牺牲的决心,岩崎昶认为:“这不仅有法律的强制,也有自觉地相信这是作为国家成员理所当然的选择,大家都被国家‘吞噬’了。”
第三节 战争时期民众饮食生活的窘迫状况
从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后的十来年里,是日本社会相对比较稳定的时期,其间虽然也经历了大正和昭和的天皇更替和1920年代末期的经济萧条,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整体都处于向上的阶段,文化也比较繁荣。反映在饮食上,是西洋和中国饮食的比例都在增加,都市的街上随处可见新开的咖啡馆和啤酒馆,舞厅和电影院也在渐渐增加,整个社会在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昭和三年(1928年)的一份统计表明,这一年东京有西洋料理店1 619家,养麦面馆1568家,小吃店1504家,供应“御田”(一种将魔芋、豆腐、芋艿、鸡蛋、萝卜等用酱油、砂糖等煮在一起的具有关东风味的食物)的店铺945家,寿司店895家,咖啡馆881家,天麸罗店459家,拉面店444家,河鱼料理店11家,泥鳅店10家,烤河鳗店4家,朝鲜料理店3家,豆腐料理店2家,甲鱼料理店1家。这份统计与上文所提及的《美味求真》的统计数字有较大的差异,也未必完全准确,但它提供了许多细目,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信性,只是里面没有中国料理店一项,颇令人感到不解。不过,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昭和初年时比较繁荣的景象。
但随着日本当局对外扩张的不断加别和对内的逐步法西斯化,国民的战争负担日趋加重,日常生活也面临着越加严峻的局面。1927 年4月上台的田中义一内阁,在6月上旬即召开所谓的东方会议,决定了在中国进步扩张权益的政策,并在1928年5月悍然出兵中国山东省,策划制造了企图阻止国民党北伐军北上的济南惨案,同时在日本国内分别于1928年和1929年策动了3.15事件和4.16事件,疯狂镇压共产党等反对势力,并修改治安维持法,在各个县里建立了特别高等警察(简称“特高”)制度,严厉清扫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来自西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势力,逐渐在国内实行法西斯的警察统治。1931 年9月,关东军在政府当局的默许下策动了918事变。迅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随后日本军部在第二年挑起128上海事变,出兵进攻上海。
1933年,日本退出当时协调全球关系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与英美等关系恶化。在东北的日本军事势力又虎视眈眈地觊觎华北地区,步步向南逼近,最后终于导致了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之后将战火扩大到了东南亚,1941年12月又偷袭在夏威夷的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于是整个日本被卷人了战争的狂涛,军备开支急剧上升,国民生产的70%以上被强行纳入了军需工业之内,民众的生活陷入了艰难窘迫的状态。
1933年1月,日本警视厅发布了取缔酒吧、咖啡馆等所谓特殊餐饮店的规定。在日本当局的眼中,酒吧、咖啡馆是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典型表现,均在清扫之列。但从事实情况来看,酒吧虽然大部分已消失,但咖啡馆还延续了相当的一段时间。根据一份1938年的统计,当时在东京的大约1. 5万家餐饮店中,吃茶店(供应红茶、咖啡的咖啡馆)约2600家,咖啡馆(有洋酒和餐食供应的简易西餐馆)约2000家,不过已经是最盛期的四分之一的数字了。这一统计的准确性有待考证。鉴于时局的日趋紧张,1937年,位于东京日比谷的帝国饭店宣布今后停止所有的圣诞舞会活动。与日本天皇家族有密切关系的学习院初等科废除了英语教学,而改为充满国家主义教育的修身课。婚礼的音乐也改播“爱国进行曲”。一时间,国家主义乃至于军国主义的气氛甚嚣尘上。
随着日本在海外侵略战争的日益扩大,食物的供应日益紧缺,往昔正常的民众生活也逐渐瓦解。造成食物紧缺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军队对粮食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还由于担当粮食生产的青壮年劳力被征调到海外的战场和军需工厂、运输道路的建设等,大批耕地荒芜,本国的粮食生产逐年减少,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对日本实行海上封锁和海外资产冻结,不可能再从海外进口粮食(虽然从殖民地的朝鲜半岛和台湾的粮食征用并未停止,但数量也在减少),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了日本民众食物供应的1938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家动员令法》,为了推行海外战争,一切军事优先,城市和乡村到处贴满了“在战争胜利之前,必须节衣缩食"之类的标语。为了防止商人哄抬物价,政府于这一年的7月9日颁布了《物品销售价格取缔规则》,规定各级政府有关当局有权对认为有必要的物品实行限价,以张贴布告的形式公布,布告上:盖有一个刻有“公”字的大大的圆形印章,俗称“圆公”,由此开始的政府限价时代称为“圆公时代”。
1939年,由于上一年日本西部和朝鲜半岛发生了干旱,大米供应日趋紧张,日本政府开始了大米的统制,4月12日,政府颁布了《米谷配给统制法》,作为统制的第一阶段,废除米谷交易所,对从事米谷买卖的业者实行许可制。针对商人的囤积居奇,政府对米谷实行强制收购制度,12月1日,开始实施“白米禁止令”,即不准食用纯粹的白米饭,于是白米饭从日本人的餐桌上消失。政府鼓励民众将麦粒、大豆、薯类掺杂在大米中煮成混合米饭,并将面类和面包升格为主食,限制酒类酿造中的粮食使用。
1940年,粮食供应继续趋紧,农民都不愿意将收获的粮食上市,于是在这一年的4月10日,政府当局发布《米谷强制上市命令》,从4月29日起,对大米、味噌、酱油和砂糖、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供应。砂糖每人每月300克,火柴每人每天5根。这一年大米的配给实际实施的地区占全国的42%,砂糖等的配给达到了93%。8月1口开始,在东京的百货公司餐厅,政府机构和公司的食堂的午饭中彻底取消白米饭。街上出现了一种称为“节米食堂”的小饭馆,门口贴着这样的广告文:“自7月20日起实行节米。节米午饭。口味上佳,营养满点。请在自已家中仿造试行。7月20日,放入大豆的昆布饭;7月22日,南瓜饭;7月24日,麦饭;7月27日,放有鲱鱼的面条饭;7月29日,落雁甘露饭(具体内容不详);7月31日 ,营养饭(具体内容不详);8月1日,萝卜饭。”这一年的6月起,在东京.横滨等地啤酒也实行了家庭配给制,但由于实物的不足和配给机构的不完备,事实上零售店里几乎看不到啤酒。另外,自9月份起,禁止在料理店和饮食店内午饭时供应酒类,并对顾客的餐费进行限制,早饭最高每人1日元,午饭2.5日元,晚饭5日元。于是,饭馆中也无法供应像样的饭菜,像样的餐馆也逐渐消失了。为节省电力,广告灯和霓虹灯也被取消了。
1941年,粮食供应继续恶化。为增加粮食收成,当局鼓励民众开荒耕地,广种粮食。铁路沿线的间隙空间被用来种植玉米,丘陵地带原本的桑田被改造成稻田和麦田。政府还向全国推广大豆、马铃薯、胡萝卜等21种所谓营养蔬菜的空地栽培法,号召民众广泛种植。肉店里出现了以前从来不吃的狗肉、 海马和海狗的肉。根据政府颁布的“米谷配给通账制”,东京、横滨等六大城市的市民实行外食券制和大米定量制,每人每天330克。这一年,食用油、面粉、鸡蛋等也实行了配给。食用油每户家庭三个月2合(1合等于180.39立方厘米),鸡蛋平均2人1个。东京上野动物园的动物也面临严峻的食物不足,结果将一些多余的动物处死,射杀了三头喜马拉雅熊。
1942年,自2月起,日本人日常食用的味噌、酱油和食盐也实行了配给,味噌每人每月675 克,酱油670毫升,食盐200克。这一年,政府公布了《粮食管理法》,对大米、大麦、裸麦等主要的粮食实行国家垄断专卖制。因为肉食的严重不足,原本出于卫生的原因在东京市内15个区范围内严禁养猪,如今只要向区长提出申请即可获得准许。当年一.般民众的生活情形我们可在作家永井荷风的《断肠亭日记》中窥见一二。永井荷风是日本大正、昭和前期十分出名的小说家,1942年由官方经营的所谓文学报国会成立时,曾想拉荷风来当会长,但荷风一生坚持民间立场,拒绝了当局的这一邀请。他自1917年开始记日记,直至去世前为止,留下了一部卷帙浩繁的《断肠亭日记》,既记录了作家的心路历程,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在1942年的部分,我们可以见到如下的纪录:
“一月初五。寒气难忍。据邻居所言,自去年岁末起,盐和酱油已经断货,酒杂店内何时会到货,尚无指望。砂糖亦需十日以后才有配给。战争得胜而食物却日益匮乏的时代终于渐渐来临了。”
“一月初八。晴。下午去银座购物。每户人家前皆伸出国旗。向人询问后得知.每月一日的兴亚禁酒日自今年起更改至今日。”
“九月十三日。晴。秋暑犹炽。曝下五叟夫妇携煮小豆来。盖为对日前余所赠日本酒配给券的还礼罢。”
“十二月三十一日。睛,有风,至夜停歇。邻家送来芋艿、萝卜。该是对余日前所赠牛肉配给券的还礼罢。肉类虽有配给,但坚硬难嚼,每每赠与邻家....余今年夏日突感胃痛,痛苦不堪,曾去土州桥医院诊治,病状至今亦未有好转,而本月起配给米中混有玉米,消化愈加恶化。世间传言,谓明年春起,配给米将改为糙米,未知余肠胃的消化能力是否能抵挡得住。余之寿命大抵亦可预测矣。宋诗云世间多事悔长生,余亦不欲求长生矣。”
1943年,实行啤酒配给制,取消所有啤酒的品牌和商标,统一为“麦酒”。同时,酒类和糖果、糕点等大幅度涨价。到处可见“番薯乃是重要的主食”的标语。“驿便”又变成了当初最原始的米饭加梅干,美其名日“太阳旗便当”,在九州等地,还开始供应山芋便当,据《朝日俱乐部》11月24日的报道,政府方面认为,此前米饭的便当日供1万个左右,山芋便当则可供应3万个,价格为米饭的一半,如此,每月则可节约大米300石。这一年的4月份起,东京市内原有的1千家左右的吃茶店随着空袭警报令的发布一律停业,改为救护所。为进一步驱逐英美的影响,内务省情报局下令禁止大约1千种英美音乐的演奏和唱片发行,并将日本英语杂志的名称一律改为汉字名称。
1944年,从年初起禁止种植西瓜、甜瓜等水果,草莓、辣椒、花生等非急需作物的种植也进--步受到抑制。为了使有限的食物中获取最大的热量和营养,神奈川县粮食营团出版了一册有120页篇幅的《决战食生活功夫集》,配有许多手绘的插图,介绍如何在有限的食物中获得最大程度的营养,比如马铃薯、瓜果、藕等的皮、边边角角的食用方法,南瓜籽的吃法(日本人原本不吃瓜子),如何将一升酱油当做两升用,如何将同等的大米煮成多出30%的米饭来等等。这实在是穷途末路的无奈之举。2月份起,将东京市内原本的啤酒馆、百货公司的餐厅部和大咖啡馆改为菜泡饭食堂,人们可以不凭外餐券就可在此吃放入了蔬菜、鱼肉等的糙米粥,到了4 月底,东京市内这样的菜泡饭食堂已经开出了335家,日供60万份,每人一碗20钱,结果招来了空前的人气,每一家店都人头攒动,排成了长蛇阵。由于食物的严重匮乏,当年出版的《每日周刊》上介绍了各种能吃的东西,包括以前不屑一顾的各种虫子,如蝗虫、蚱蜢等,并鼓动民众说,“国内也应和前方的将士一样,吃虫子壮身体,坚持到底!”更有意思的是,这时出售的鱼类均有眼无珠,原来鱼的眼珠据云富有维生素B,鱼的眼珠都被挖去制作强壮剂以供应航空兵和潜水艇上的人员。而原本就供应量有限的面向家庭的配给砂糖也终于停止了供应。这一年的3月5日开始,警视厅根据《决战非常要项》关闭了850家高级料亭、4300家有艺妓服务的娱乐场所,2000余家酒吧和酒店。从3月份,决定将东京市内2500家肉食商缩减为1 000家,至7月份,已经减少了44%。公园里的草坪、各自家庭房屋前的庭院都被改造成了菜地,以求更多地种植可以食用的东西。
1945年,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和美军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变本加厉的大规模空袭,日本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城市儿童向乡村的疏散早就已经开始,大人们也纷纷向农村地区疏散,尤其是3月10日美军对东京的空前的空袭之后,半座城市成了一片废墟,余下的也大多为残垣颓圮,全日本的民众都在这场由日本当局挑起的侵略战争中受尽了苦难。5月9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法西斯德国宣布投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战争已经结束。7月26日,由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日本仍然负隅顽抗,甚至叫嚣本土决战,于是美国在8月6日和9日分别向广岛和长崎各投放了一颗原子弹,同时苏联红军向日本宣战,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与关东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本迫不得已,于8月15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8月下旬,美军在日本登陆,开始了长达将近7年的占领。
——《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
其实只通过日本自身的作品,就能看出来当时国内也并不是单一化的。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也都不可能是单一的,肯定是各种声音兼而有之,但往往有一种声音最大,把其他声音都压制住了,而且发出最大声的人往往也不占据多数。
之前看过一个BBC还是哪里拍的纪录片,里面有讲到30年代丈夫被派去中国驻扎的日军家属,感觉到生活和政府描述的偏差越来越大,妻子写信描述了下日本国内氛围的变化表达了不安,追忆了过去一起去上野看樱花的日子。结果信都是被监控的,就遭到了处理。感觉和咱们课本上对国军白色恐怖的描述差不多。
前几年的SP日剧《黑板》第一话,描述的就是被皇军洗脑的老师跟学生,以及班里唯一一个不太认同军国主义的学生,他们经历战败的故事。尤其战后活下来的人,被洗脑很深和比较容易认清现实的人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相当剧烈。其实很多作品里都有类似的场景,年轻人怀抱被别人灌输的理想、自以为光荣的奔赴前线,在群情激昂的人群里会用一位母亲不安的表情来不那么直接的斥责战争。不管有多么漂亮的言语,母亲是不会想把孩子送上战场的。战争中对皇国圣战不那么热衷的学生被同窗鄙弃、暴打,战败之后重聚一起虽然貌似有着先知先觉的优势,但其实也并没法躲过战争的伤痛;战争中少了一只胳膊的哥哥(老师),看到妹妹去美军那里出卖色相换取食物时想去制止,妹妹利索的回了一句“这不都怪你们男人打输了。”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战争的正义性并不是什么具象概念,他们大多只能对战争的结果做出反应,迫使其笑与哭的,也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对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冲击。
东京 不死鸟都市的百年春秋 这部纪录片里有不小的篇幅在讲二战前后的变化,其中有一段是用银座霓虹灯夜晚的色彩在战前、战中、战后的变化,来表现战争对国内的影响,从生气勃勃到死气沉沉再到恢复色彩,这种变化很形象的展示了日本国内民众在生活上的整体走势。再比如哆啦A梦里偶尔出现的康夫爸爸小时候在田地里吃苦劳作的场景,那时候肯定是有人在心里抱怨的,但肯定也有人觉得这是在为国奉献,将成就伟大事业。而能说出口的,只能是一些为国效力的漂亮话。
所以一定有人是发自内心的认同侵略,也一定有人反对侵略,有人把恶行当作荣耀,也有人为之羞耻。但更多的人其实只是追随,不光是民众,政界军界也有很多人并不认同但还是跟随形势就往错误的方向走了。至于被洗脑的,被洗脑再去洗别人的就更普遍了。上面的路线走歪以后,下面的人就只能跟着走歪路,其实不管是什么路,下面的人都得是跟着走到吃了亏才能反应过来是对是错,但这时候已经没法反抗了。有些人嘴上不说,有些人出了点儿声被干掉了,还有很多人就觉得这是对的,就该这样。
类似的场景,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人与人的看法本来就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为了某些目的肯定有些时候某一方一定要让声音齐整。对错难知,但还有说话机会的时候没有发出声音,后来怎么样或许也不能怨别人。
我大学同窗极度痛恨日本,在精日眼里肯定是无可救药的愤青,但我是一直很认同他的一个观点,对于侵略暴行,日本人民可以说没有罪,但一定有错。或许以当时的整体和国民特性,走到那一步是难以改变的,但铸成大错的并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大部分国民一起造就的。等发现事情走向不对了,你也只能自己把这锅背了,那时候想什么都没用了,何况还带着其他国家一起遭殃。
当然是飞速下降的生活质量,一切资源向军队倾斜,这里举几个生活上的细节。
1,日本对酒精的管控,45年初的神户还没有招到空袭,普通人在酒馆里至多只能喝两杯(虽然我很想吐槽为什么你们还能喝到酒),但军人不受限制,因此经常有人和军人结伴请客喝酒。
2,出自日本国民漫画《乌龙派出所》的描写。因为国家对物资的严格管制,吃不饱的市民会到农村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食物,不过这种行为是很冒险的,要想把食物带回家就必须面对路上军警的盘查,如果被抓后果很严重的。
3,妇人会挨家挨户抄家找铁制品,同时也动员人们参军,到后期寺庙的钟,不重要的铁路都被收缴,铁路消失后留下的印子被戏称为银路。
4,千人针的盛行,可以说是那个时候买的最好的东西了,大概就是由一千个妇女绣一千针做出来的内衣(虎年生可绣同年龄针数),有祈福保佑士兵平安归来的能力,在某些版本里还有刀枪不入的传言,因此家里有人出征的妇女会成群结队的出现在车站,路口人多的地方请人帮忙,也有工业化的千人针在商店出售。
实际上千人针在战地,尤其是热带的确十分实用,柔软吸水耐用,但祈福什么的好像一点用都没有,美帝大兵在太平洋缴获了一堆,而且因为好用还在某些部队自发的小规模推广了一下。
5,产品,包括军用品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偷工减料起来,以前那种结实耐用的衣服鞋子早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块布拼成的衣服,不知道拿什么材料制成的鞋子,总之都是能省则省。比如军皮鞋,一开始用牛皮和猪皮混合制成的,后来纯猪皮,然后是合成皮,最后就是两块硬点的布,可就是这样也依然无法满足军队需求。
6,因为油料短缺,发动人民用松树熬制油料,具体操作就是大人小孩一座座山砍过去。但很可惜这种油根本无法使用(或者说用了就是在谋杀发动机),但似乎没人提出质疑,结果截止战败熬出数万桶。另外豆油也能点燃燃油机,所以作为军需品一并征用,但代价要你不在乎自己的武器变成一次性的消耗品。
7,城市人口在空袭后大量转移到农村,或者是没有受空袭的地区,包括广岛,以及躺枪的长崎。如果是在校学生,大的会被动员入伍,小的会按班级分组,由老师(有时是军人)带领在山沟沟里种田,砍树(炼油),接受洗脑教育,倡导献身精神,就是不好好上课。
8,征兵的标准不断下降。日本采用征兵制,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提倡的是高素质的志愿兵,推行普遍征兵制的是陆军。征兵处会对适龄兵员进行体检,并分为甲乙丙丁四个标准,甲就是最适合当兵的,乙是待考虑,丙丁是不予受理的病人残疾人。
比较搞笑的一点就是军国主义的日本也一样出现了《好兵帅克》式的逃兵役现象,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想离开家乡去冒生命危险。在面临体检时,原本身体健康的人会长时间饿肚子,每天不停喝酱油,最后会因为被检出肝炎一类的问题被划为丙等从而逃避兵役。
一开始在兵员充足,军队人数相对较少的时候,甲等就够用了,但随着战争不断扩大,原本的丙丁等都被征发了,当然是作为炮灰部队,就是那些杂七杂八的决战师团,守备师团,或者干脆只是民防大队。
10.25更新
9,先军政治下的百业萧条
自明治维新开始,军备支出一直占据了日本财政的大头,而军队除了占据国民预算外,还征调了日本绝大部分劳动力,大量适龄男性长期在军中服役,使得日本国内各行各业都缺少劳动力,这一点直接导致了日本民生长期萧条。
在这其中最严重的是农村地区,因为日本军的兵力来源就是农村,大量农村子弟的出走,再加上大量农户移民东北和台湾,让日本农村快速萧条,甚至无人化。
除了一般劳动力外,军队还大量吸收理工人才,并将他们集中起来开发新武器,导致本就有限的理工人才无法下放到民用领域,使日本在民用科技,产品质量都无法与欧美竞争,只能被动吸收外来的产品创新。
长期以来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军事开支的危害并不是没人注意到,海军内部出现主张发展内聚型经济的声音,即巩固已有地区,裁剪过多的军队(以陆军为主),解放劳动力发展经济,然后再用经济反哺军事。按理来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以杉山元为首的陆军一再坚持扩军,通过不断占领新地区以发展国内经济的扩张性战略。但实际操作是要让新占领地发挥功能,就必须进行大量的人力输送和经济投入,结果导致国内经济越发萧条,最后海军也被军令部的右翼绑架走向了漫漫无期的大建之路。
10,陆海军之争的小趣闻
日本陆海军的矛盾贯穿旧日本的整个历史,两者在军费竞争里的斗争就是日本军队的发展史,在战争后期日本节节败退的情况下,虽然天皇一再要求陆海军团结一致对外,但依然发生了许多令人窒息的操作。
随着战争后期日本海运力量的瓦解,日本陆军要求海军提供运输型潜艇以解决海岛守军给养输送问题,但海军以运力不足而拒绝,情急之下陆军自己设计开发了一种小型运输潜水艇“三式潜航运输艇”(下水时自沉过),艇上所有人员都是陆军编制,行陆军军礼(陆海军行礼姿势不同),除此之外陆军还搞出了可以起飞战斗机的准航母(秋津丸)。
其中,有一艘潜水艇艇长虽然是陆军,但对海军舰艇有迷之迷恋,在45年4月大和出港发动自杀特攻时,同在港内的艇长面对出港中大和,下令全员向大和敬礼,而且是用陆军礼,然后全员被启航的大和泼了一头海水。最后他迷恋海军的样子被来视察的陆军将领看见了(这货行了海军礼),被暴怒的上司一顿臭骂降职处分,在不久后的人事调动中只能目送着升值的同僚乘着火车去了广岛,而他们到达的时间是8月6日早上6点,是原子弹投下前两小时.....
很戏剧的人生了。
11,旧日本时期的神社
在明治维新后,出于土地不足和神道教占用太多人力的背景下,日本开始大规模的合社,大量神社被摧毁,日本供奉的山林被推平变成耕地,在这期间消失的神社数以万计。
另外神社在那时还是作为凝聚国民团结的关键,天皇本人也是神道教的领袖,发生这种事情可以说是相当矛盾了。
吃饭:1944年3月的东京,配给的副食品为每人每三天三根葱、每五天一片鱼。
做工:1943年起,日本男子被禁止从事事务辅助员、乘务员等17种职业(特攻队需要他们),扩大了对女性劳动力的征用。文部省以工厂就是社会教育场所为由,缩短学校教育时间,动员学生进厂。
至1945年初,300万初中以上的学生和47万女子“勤劳挺身队”队员被动员到工厂和农村。当时八大造船所正式工仅占20%,征用工和学生占55%,朝鲜人、中国人、俘虏、囚犯等共占21%。他们的平均劳动时间为每天11.4小时,甚至被强行要求加班到深夜并削减休息时间。
为了防止怠工,在中岛飞机尾岛工厂,1944年6月开始了每天三次,每次30分钟的“冲锋时间”。每到这时,由喇叭播放冲锋号令,命令大家以“冲锋精神”工作。但是,因为无法冷静工作,这反而导致次品的增加。
工厂分配到手的粮食少得可怜。这不仅因为法定的配额本身很少,还因为由职阶制导致的粮食侵吞。“工人就不用说了,就连那些中学生也想出以伪造餐券或一次吃2人份、3人份等方法来填饱肚子,他们对此没有一丝的愧疚。”而在号召“灭私奉公”的陆军大臣家里,却发现大量隐藏的粮食。
孩童:1944年6月,日本政府执行”学童疏散“政策,将大城市的孩子们疏散到农村等地。孩子们在住处编班,高年级学生担任班长,对班级成员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当初相信”集体疏散是为了国家“的柴田道子回忆道:
我们的宿舍是学生宿舍中的模范寝室。然而,在老师看不见的地方发生了很多恐怖的事。……(班长)A 只要自己不高兴,以及被老师训斥时,就会迁怒于他人。经常以学生B被某某老师过于袒护,或学生C家里信件来得过于频繁等无聊理由为借口,进行残酷的惩罚,比如命令班上的孩子殴打学生B、不许所有人同学生C讲话等。排斥就像按序轮到每个人似的。被迁怒的孩子渴望从这种排斥中解放出来,因此选择默默忍受,直到班长原谅。其他人一旦反抗或同情朋友的话,被排斥的马上就会轮到自己。……
慢慢地,孩子们学会了讨好班长而不让班长生气的方法,比如将从东京寄来的点心多送一些给班长。……如果想家了,只能在洗手间里哭泣,或者晚上躲在被窝里低声啜泣。
知识分子:共产主义运动在30年代遭到镇压,小林多喜二在1933年的惨死便是典例。许多曾今的革命者声明放弃原有的信仰,屈服于当时的言论统制。在那时,不美化战争的作品难以发表,连纸张、颜料都是统制对象。
更糟糕的是治安维持法的修改,引入预防拘禁制,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出监狱,便处在警察的监视下。如果要斗垮一个人,只要告密说他有“唯物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过去,就很容易使他消失。
军队:1943年10月起,日本政府引入“学生从军”制度,学生们需要“解放大东亚”“奠定和平的基础”这样的理念,给死亡赋予意义。但到了军队里,残酷的军营秩序只会浇灭学生的热情。首先,老兵和下级军官会将从上级军官那受到的压抑转移到新兵身上,大多是实施私刑。粮食配给经过层层盘剥,一个二等兵只能拿到“麦子、稗子或粟,那也只有半碗”,而“小队长的碗里堆得像座小山”。
其次,兵力扩张也导致优质军官供应不足,学生兵们接受的训练基本上是“精神主义”式的,即背诵军人的敕谕和《作战要务令》。新兵间充斥着“仅仅是为了演习的演习”“教官什么都不知道”“和小学的修身课有区别吗!”这样的抱怨。
最后,这样的痛苦使得士兵在战场上更加的兴奋,造成了更加非人的屠杀,以及数不清的污点。
阶级矛盾:在日本政府的引导下,对政府的批判以“爱国”表现出来。日本的知识分子不想着推翻法西斯体制,而是期盼上层的“净化”,相信有一条“真正的爱国”道路,惋惜二二六事件的结局。城里的大学生、儿童鄙视“吝啬、卑劣的农村人”,军营里的学生军瞧不起农民出身的军人。
总之,日本国内表面上维护法西斯统治,但到了战争后期,极端的压迫使得他们愈发对日本政府失去信心。遗憾的是,稍有觉醒痕迹的人民很快就死在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活下来的人,大多数停留在对统制派的仇恨上。关于如何在废墟中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人民还没有达成共识。
我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做切入,那就是日本的校服。
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日本的女学生校服大多为洋服,其中又以水手服最为流行,结果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水手服就成了日本女学生形象的标配。在很多文艺作品里,二战末的日本女学生依然是标准的水手服。
然而到了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经济就不断吃紧。因为日本棉花基本全靠进口,受战争冲击棉纺织品供需紧张。1938年日本通过了棉纺品制造贩卖禁令,规定军需品优先使用纤维制品,而民间衣料禁止使用纯棉制品,只能使用混纺面料。当然,丝绸之类就更别想了(丝绸也是军需品,降落伞就要用到)。这已经是个不祥之兆了。
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日本经济终于彻底蚌埠住了。就是在这年,为了节约资源,日本文部省发布命令,统一制定了学生制服样式。女学生标准服上衣仿照德三女子青年团样式,附有皮带,近似男服。标准服下装除裙子外,最常见的就是モンペ(某岛译为灯笼裤)。标准服样式出来后,大部分日本女学生基本上就和水手服sayonara了。
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于文部省标准服丑爆了,搞的很多女学生怨声载道。当时有的女学生就吐槽穿上标准服就像“公车女售票员”。很多女学生只要有条件都还是会穿水手服,当然,更多的女学生就没这条件了。不过日本的男学生恐怕会更不爽,因为他们的标准服是仿“国民服”的,国民服更是丑到爆。
日本战时水手服改为“标准服”,其实就反映出日本经济正在遭受越来越大的冲击。我的日本海航启蒙书《从零到零》曾写过日本战争末期很多女学生进军工厂生产飞机,其中是这么描述的:
尤其是战争后期,日本的兵役机关对于国内适龄青年的破坏性使用,导致大批富有经验的技术工人毫无意义的走上前线一去不返。他们留下的岗位空缺只能由中学、高中的男女学生们“勤劳奉仕”加以解决。放在今天的宅男眼里,如穿花蝴蝶般穿梭于机床边的水手服少女们肯定会让他们兴奋不已。可惜水手服少女与合格的战斗机之间差距不是一般的远。
前辈的学识和文笔确实都是一流的,只不过战争后期能穿水手服的日本女学生肯定是少数了,即便有穿水手服的女学生,估计也不会进军工厂当耗材。
说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点,民防体系。李梅烧烤造成的重大伤亡,除了b29可怕的威力和李梅的战术得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民防措施的匮乏和胡闹式的民防体制。
1945年,日本只有六个大城市拥有全天候执勤的消防队,消防员的制服和装备可以追溯到1880年代,只有东京拥有车载消防云梯。以防范最为严密的东京为例,消防员有8000人,消防车100余辆(在李梅的第一次火攻后,东京消防队损失了96辆消防车,126名消防员)。拥有8艘喷水能力500加仑每分钟的消防船。相比之下,当时的纽约消防队有消防员9000名,225台消防车。,10艘7000加仑每分钟和2艘20000加仑每分钟的消防船。
除了消防设施匮乏,燃油储备也少得可怜。3月的大空袭前,每个消防局的汽油储备只够每辆消防车工作2小时。东京烧烤后,日本极大地增加了消防局的燃油配给——每辆消防车现在可以工作4小时了。以上行为的后果,3月14日大阪烧烤时,48辆消防车因为燃油耗尽被直接抛弃,44年——45年日本消防车的出动率只有20%。
如果以上行为都可以用资源匮乏来解释,那么胡闹式的民防体制就完全是人祸。日本在对抗空袭过程中又一次使用了精神原子弹,甚至给消防员配备了武士刀。为了防止影响士气,日本当局迟迟没有重视防空洞建设,李梅轰炸时,东京只有18个合乎要求的防空掩体,可容纳5000人,而民众自己挖掘的防空洞在燃烧弹的高温下不堪一击,大部分逃跑的民众只能河里逃跑。但是人潮涌动下,人根本无法在河床的斜坡上站立,很多民众在水中失去重心跌倒被淹死。还有部分逃到游泳池中,结果游泳池很快被烤干。只有钻进下水道排污口和屋顶储水箱的人大多数活了下来。日本还在东京建立了14万个邻里互助组织,宣传“完全忘我和无私”地投身于灭火活动。结果3月9日第一次空袭时,很多东京市民的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拿起水桶灭火。专业的消防队尚且损失惨重,这些民众自然也就成了飞蛾扑火。在8万多人葬身火海后,东京街头还在搞日本陆军节游行,纪念日俄战争夺取奉天。
好在这次轰炸让日本当局和所有东京人认清了现实,立即安排了29列特别列车疏散市民,放弃了所有防空演习和训练,关闭所有学校。效果也很显著,3月9日的东京空袭,1783吨燃烧弹杀死了8万人。4月13日的东京空袭,2140吨燃烧弹制造成了2459人死亡。5月24日3687吨燃烧弹,东京市民有762人死亡。房屋的损失依然惨重,但至少人活下来了。
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者都不需要在民众身上多投入多少资源,只要疏散民众,让民众逃出牢笼,就可以避免数以万计的市民枉死。军国主义者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看,不管是别国的老百姓还是自己的老百姓。
总结一句
米国最高掏出了42% 的GDP收拾轴心
其中15%到25%用在太平洋
那么就是GDP6%到10%用来抽日本
这个比例和冷战美军军费相当
好了,自己体会一下
日本需要多么恐怖的动员程度
才能和这种战争机器对抗长达45个月
就不用等到二战了,看看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国内,被中国的抵抗搞到什么地步:
让侵华期间的日本老百姓家庭自己说话,从它们境遇的变迁,看日本社会因侵华战争陷入的惊人绝境:
不久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市的新书 日本著作《活着回来的男人---- 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作者小熊英二 以切身见证者描述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因为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英勇抵抗,使日本国力大损,日本社会的迅速衰败状况,以及他们一家生活境遇的绝境。
作者描述,37年之前,他们一家虽说和日本其它平民一样,吃不上什么肉,洗澡用水都困难。但生活总还算太平,一家还是过得其乐融融,充满生机,当时。作者父亲作为家中的小儿子可以上学、学下棋、看歌舞伎、下戏院看武打戏,每周还看两次电影。作为一个成绩不好的中学生,甚至也开始关注报纸上的国际新闻,比如西班牙内战一类。
而且当时日本经济繁荣,东京大街上开满了各类食品店、生活服务店。作者父亲家虽是贫民,却因为经济景气带来日本社会升学率大大提升的好处,也能上得起中学,交昂贵的学费。
但从1938年(昭和13年)开始,东京等城市街头就开始渐渐看看不到出租车了。他们一家是开日本饭店-----炸“天妇罗”(日式炸鱼)维生的,可是很快就难买到汽油以生火了,只能用焦炭。
到1939年,连炸天妇罗的食用油与鱼都很难买到了。他们街上的商店,连红豆汤也买不到。39年(昭和十四)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价格等统制令》。除了政府规定的约十万种商品的公定价格外,只能由“业者组合”商议并通过官方许可设定协定价格,贩卖者不得自行设定价格。11月,全国开始强制配给制,连衣服、稻米、木炭都配给,
1940年更从日本首都开始,连火柴都要配给! 可因为物资极缺,加上有限的汽油大量消耗在中国战场,日本国内的物流基本已垮,日本民众即使持有配给卡,去官方设的配给所也经常无物可配。“就算持有配给票或米谷存折,到配给所却无物可供配给,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而且开店的,要与同行业的冤家一起,被政府强制加入区域性的“行业组合”,比如他们家开天妇罗店,就要加入“天妇罗组合”。
回到家呢?做为居民,在家庭生活的消费方面,还必须与邻居们一起被强制加入“町内会”或“邻组”,否则“就无法获得配给”。
但是即使如此,“与实际家户数相比,配给量往往不足,而且也发生许多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却配给了不需要的物资的供需失衡状况”
物资本来就不足,而战争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全面腐败,有关系的人,特别是军方关系的人,与邻组长或组合长勾结,将有限物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拉到黑市卖高价牟利。平民却求告无门。
它们“大肆进行物资买卖。这种情况更招来人们的强烈不满,街头巷尾甚至流传着‘这世道有星星(陆军)有船锚(海军)有关系就有头有脸,只有笨蛋们才需要排队’这样的川柳(川柳,日本的一种文艺形式)”
该年,作者家的店子彻底关门歇业,因为啥都买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商店都倒闭了”。作者所在街区,只有卖棕刷与扫把的店子才不倒闭------而在侵华战争前,他家附近开满了各类“蔬果店、豆腐店、煤炭店、药店、澡堂”以及“洗衣店、寿司店、咖啡馆、书店等”等等! 而且,30年代初东京每16户居民就有1家蛋糕店。
因为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和英勇抵抗,日本国力大衰,东京这些店子全被一扫而光!
“想上街吃顿饭几乎不可能”。 甚至人们“一听到消息说哪里的商店进货了,大家的眼睛瞬间都亮了起来”
而日本社会原本大量的活跃的私人企业,也几乎全军覆没:“非军需企业不是转业就是倒闭,而财阀系统的军需企业,则朝着整并与统合迈进”
39年秋,日本越来越依赖外来进口米,甚至进口日本人吃不惯的东南亚的长米。即使这样米也不够吃,只好吃小米和小麦。 最可怕的是,日本国内什么都得靠“关系”,没有陆军、海军等军方关系的平民,在配给所往往遇到这种情况“我不认识你,所以不能卖米给你“
书中进一步写出日本国内经济各方面濒临的绝境:“都会区除了粮食不足,也缺乏运输能力,各地方的物产往往只能留在产地,无法流通”。
除了吃饭困难,中国的抗战还沉重打击了日本富人的生活,因战况僵持不下,日本兵力奇缺,所以劳力越发紧张,国内劳力被强制重新配置,最后搞到因没有劳力,日本的咖啡馆与洗衣店也倒闭了,一切为大城市中产阶级服务的商店全部消失了。因为这样的变迁,作者一家,家庭成员纷纷病亡,从佐吕间送来东京的兄妹四人,有三人病死。死因呢?作者认为除了工作紧张,"战争体制下的营养不足与生活不安定(破产、失业)等等,都可能是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 --------------综上所述,日本国内的经济民生因侵华战争持续,发生怎样的惨剧,如果战争继续,日本不垮还能撑多久?
日本人自己的《大东亚补给战》一书承认“基础国力还在不断下降,国家计划没到日中战争第三年就开始破产”。 我国研究者也引用方资料称,日本国力在39年开始,以每年10%的骇人速度下降。 就算世上没有美国,靠日本自己,能维持几年侵华?日本绝大多数国力消耗在中国战场:以昭和14年度(1939年4月1日~1940年3月31日)预算案为例,既要维持在华战争、准备与中苏同时作战,又要对抗英美造舰竞赛的日本,全年总预算却不过89. 6亿日元。其中对华战费46亿日元,而所谓陆对苏联、海对英美的两大国防计划则仅有区区6. 7亿日元 虽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陷入绝境,而在后方,日本社会也濒于灾难性衰退,日本民众尝受着自作自受的惨剧。 中华民族的军人们,背负着近代沉沦落后的巨大国力差距,背负着同胞蒙受巨大的苦难与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民族凌辱,但仍然没有放弃浴血奋战,以贫弱国力将日本逼到绝境。 在国力巨大的差距下,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成果与日本上升趋势完全埋葬。
“日本与美国开战是日中战争所不可避免的结果。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近代日本从未经历过的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而且是看不到终点的使日本陷入泥潭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兵力与军需品消耗严重,国内经济衰退,国民生活日益贫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试图通过侵略东南亚掠夺资源,以打破这场战争的僵局,因此日美战争是日中战争的扩大”
----------藤原彰
“日本的力量究竟还有多大?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畑陆相也是这样认为的。”“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39年10月就任陆军参谋次长泽田茂的困惑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分册P96,中华书局1981年版。
此后,日军参谋本部更感到“依靠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分册P97,中华书局1981年版。
“从昭和14(1939)年秋天到15(1940)年春天,日本的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了,”“日本为突然表面化的国力穷困状态而苦恼着。寄以极大希望的扩充生产力计划已正式开始执行,而实际完成情况仅仅为计划数的80%。电力不足、严重的米荒一齐袭来。”
“在东京各警察署管区内,许多人家的米谷保存量降到平常需要保存量的一半以下。警察署长亲自和粮商一同为买米而奔走,并采取了每次出售限制在二升以下的办法。”
39年在东京和大阪等城市,粮荒表现的尤为严重,市民每次的购买量被限制在二升以下。粮食问题造成民心极度不安,发展成为阿部内阁倒台的最大因素,接着组阁的米内内阁任然为此问题而苦恼,直到1940年5月,每次内阁的阁议仍“总是议论米的问题”--------同上,卷三第一分册P96
日本国力的贫困化“使(日本)陆军统帅部的首脑打赢战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卷三第一册,P97
东条英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自承日军在中国战场阵亡数十万人:
その主張がよく分かるのが、10月14日の閣議。東条英機(とうじょう・ひでき)陸相の発言だ。
「撤兵問題は心臓だ。米国の主張にそのまま服したら支那事変の成果を壊滅するものだ。満州国をも危うくする。さらに朝鮮統治も危うくなる。支那事変は数十万人の戦死者、これに数倍する遺家族、数十万の負傷者、数百万の軍隊と一億国民が戦場や内地で苦しんでいる」
“从历史事实来看,日本是在对亚洲的战争中,尤其是在对中国的战争中战败了。也就是说,日本战败,根本上是由持续不断的所谓‘中日十五年战争’(1931年9月---1945年8月)的长期战争所决定的。“----P191《何谓中日战争》日本 纐缬厚 商务印书馆 2013年.北京
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专门的纪录片讲,最早的有美国的《我们为谁而战》讲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崛起以及之后的侵略行径,还有日本NHK自己也做了很多相关的总结纪录片。综合来看日本不是二战期间才出现这种问题的,《菊与刀》里边讲述了日本纠结体思维的起因,写的很中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野心逐渐膨胀,这个膨胀导致的后果就是军国主义思想,从甲午答应了大清帝国,算是一场豪赌,赢了有钱有粮有地盘,凭借这些本钱发展几年跟沙俄的日俄战争,也赢了有钱有粮有地盘,这两场战争给日本好战派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战争赔款以及相应的殖民地资源。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整个日本社会都陷入了极度的狂热,由于当时媒体报业被军国主义者把持,对内极力鼓吹战争,当时日本小农经济即将崩溃,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早场严重社会问题,所以发动战争是想要暴富的日本民众的迫切需求,所以战争机器转动起来没有人事无辜的,正是他们一手培养了军国主义恶魔。现在有些人在谴责李梅对东京轰炸造成的贫民死伤,我想说当时的日本那有什么无辜者,当日本军队在中国高歌猛进烧杀抢掠的时候摇旗呐喊的可不就是他们吗?
因为战争的问题日本人农民中实行配给制度,而且资源有限供给军人家庭,所以基层命中的生活并不是很好,很多底层民众、破产农民就将女儿贡献给军队劳军,就是电影《南京南京》里边日本女人的真实情况,当然也有台湾地区,被军国主义洗脑想要融入日本社会的脑残青年自愿加入,这个之前有台湾电视剧还专门歌颂过,所以现在很多台湾人舔日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扯远了!
关于战机减配的问题,首先是日本当时战机发动机马力不足,为达到作战性能只能做减配,并不是不尊重飞行员生命,日本也明白飞行员的成本要远胜于飞机成本,特别是战争初期很多飞行员受过良好的训练价值是几架战斗机换不来的,但航空发动机马力的软肋使得日本战机不得不放弃保护装甲和自封油箱等技术。这也为后来零战在马里亚纳被当火鸡一样猎杀埋下了伏笔。
我自己觉得看待问题一定是综合考量,对于二战日本的历史各方都一直在试图寻找足够证据还原真相,日本方面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相比之下我们很多民众甚至是学者并没有客观的去分析研究日本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以及这个民族的性格。牢记历史,以史为鉴才是对先烈们最大的尊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