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公益行为温暖了你，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在变好？ 第1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礼运.大同篇」的这段话很好的描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大同之世。一个美好的世界，必然是消除了贫困，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的发挥特长的大同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多让一个人脱离了贫困，就距离「大同」更近了一步，也让世界变得更美了一些。

赈灾济贫，解危就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文化和传统。 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公益行为，在历朝历代都多有涉及。

拿汉朝来说，汉宣帝刘询刚刚继位不久，就曾经颁下「振贷贫民诏」开长安仓赈济贫民。

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捐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

而对于青黄不接，周转有困难的农户，汉朝政府更是完善了「义仓」制度，作为便民的粮食贷款，来帮助农户平滑消费，度过饥年。要有效的扶贫，就要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帮扶手段，所谓 「因地制宜、因户施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后来明代林希元在「荒政丛言」就总结说：

极贫之民便赈米，次贫之民便赈钱，稍贫之民便转贷。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其中就蕴含着「精准扶贫」的经济学原理。

- 极贫之民便赈米：极贫之人，往往已经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很长时间了，而长期处在「缺乏」的状态，会减少人的两种能力：做出长远规划的能力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Mullainathan and Shafir (2013)^[1] 的著作中，他们用「带宽」来形象的描述这两种资源。而长期的极度贫困，会让人的带宽减少，从而做出非理性的选择，这种效应也称为「认知带宽税」——既然做出的抉择是非理性的，那么这个时候正确的扶贫方法，就是直接提供固定用途的物品从而缓解救助对象的燃眉之急。体现在具体的操作上，就是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直接通过送米、面和油等生活必需品的方式，先让极端贫困的居民从家徒四壁中解脱出来，慢慢地增加其认知带宽。例如在鄂尔多斯、在白城、在锡林郭勒……在很多非常落后的地区，银行都是用这样定点帮扶的方式来帮助贫苦户摆脱『极贫』的阶段。

- 次贫之民便赈钱：钱毫无疑问是最灵活的资产，可以自由交换其他的商品和生产资料。为什么次贫之人要赈钱呢？在「带宽」问题解决之后，继续的直接给具体的物品就变得低效了——因为最了解贫困户需求的，还是贫困户自己。如果给的物品对方不需要，或者不解决其当务之急，毫无疑问是事倍功半的。这也可以称之为：扶贫机构和贫困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正是因为这种信息不对称，根据Hart and Moore (1990)的产权理论^[2]，给信息优势方更大的自主权是有助于提高效率的。

所以给钱，正是充分发挥贫困或的积极性，让他们自己来权衡自己的需求的重要一步。这一点体现在具体的政策上，就是对贫困户直接的金钱捐赠和各种「帮扶慰问」的行动上。「赈钱」可谓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要做出合理的生意上的决策，首先就要能够很好的做出生活的决策。所以让贫困户有机会经常自己来分配一定数额的金钱使用也非常重要，可以说是第三步的预演。

- 稍贫之民便转贷：度过了极贫和次贫两个阶段之后，接下来就是扶贫的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堡垒——让贫困户拥有自己创造收入。因为前两步只是消费，并不涉及创造。而如果要让一个人真正的脱离贫困，那么就一定要让对方能够拥有持续的收入来源，授人以鱼终究不如授人以渔。所以贷款帮扶在这一步至关重要，这也是国有金融机构所起到最关键性作用的扶贫领域。

对贫苦户的小额贷款，是扶贫计划「普惠金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尤其是小额贷款在扶贫中的作用，在今年诺贝尔奖得主Banerjee和Duflo的文章中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论述。

小额贷款最显著的作用，就是帮助贫困户提升「跨期选择」的能力。通俗的说，就是人们进行长期规划的能力。因为贫困户往往面临更严峻的现金流问题，而拆东墙补西墙的后果，是两边的墙都不牢靠了。在Banerjee et al. (2015)中， 作者们通过在印度的实地实验和考察，发现小额贷款确实帮助了贫苦户做出了在长期看来更加有效的决策，也就是说小额贷款客观上也起到了「赈钱」的效果。

研究证明，更加长期而耐心的贷款，对于提升相当一部分贷款者的存款和资产，都有显著的效应。而这种贷款，毫无疑问从商业的角度上讲风险很大，往往是商业贷款所不愿意或者做不到的，而这恰恰也是中国扶贫的「普惠金融」产品中所包括的。

比如在内蒙古赤峰的科尔沁草原，尽管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很多牧民还处在传统畜牧的阶段，即便是想转型为现代畜牧业，靠着自有的积累，也是有心无力。而通过工商银行在当地的产业注资和定点小额贷款，牧民们就可以用这笔启动资金尝试着做一些经营方式上的改变，不但自己能摆脱贫困的状态，也带动了当地的产业发展，可谓是一举两得。

在Banerjee et al. (2018a)^[3]的研究中，作者们进一步发现，单独一个渠道的扶贫往往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一定要多管齐下，从提供生产资料到训练、引导等一个全方位的「扶贫包」才能得到显著的效果。

一个例子就是在Banerjee et al. (2018b)^[4]中，作者们还是用在印度的实地实验，证明了单独的提供小额贷款，对贫困户平均消费的提升是非常有限的，只有个别有经验的经营者，才能充分利用小额贷款的周转，来显著的提升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水平。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相应的产业政策的配合，单独靠「砸钱」虽然可以优化贫困户的周转，但是很难真正让他们摆脱贫穷。

而「配套式」的多元扶贫，从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中国体制的优势所在。通过强力政府的引导，集合多方面的力量，从保险、产业、金融和教育等数个方面同时发力。在四川甚至还出现了由工商银行牵头的「银行＋期货＋保险」一条龙的扶贫产业链——为了给扶贫养殖户提供固定价格的饲料，同时降低当地农业公司的风险，农业公司在和扶贫户签订固定价格合同的同时，通过期货从保险公司进行了对冲保价，用金融市场的力量来分散扶贫中的生产经营风险。

Banerjee et al. (2015)^[5]的研究表明，贷款只对那些做着「有利可图」的生意的贫困户有显著的生活改善。但是限于条件，研究人员显然无力去改变当地的产业政策，从更高的层面来做实地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政策可以看做一个更大的，更宏观层面上的「扶贫包」。

曾是诸葛亮南征之地的凉山金阳，地方偏僻，民风淳朴。但是交通不便，所以长期以来都是国家级的深度贫困县。而政府和银行是如何帮助其摆脱贫困的呢？其过程仿佛就是诺奖得主理论的实地演练。

首先当然是发挥银行的金融优势。而在当地扶贫中，发挥突出作用的正是工商银行。工行通过金融科技等手段显著提高金融服务，尤其是普惠贷款的覆盖面和可得性，让金融服务真正的走进贫困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松弛贫困户的现金流约束，让他们能够做出更优化的选择。

帮助贫苦户发展出优化选择的能力只是第一步。之后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综合扶贫包」加上产业政策的支持。既然经济学实验的结果是扶贫贷款只对那些有利可图的生意人有效，那就尽量扶持贫困户去因地制宜的从事有利可图的行业：像大棚蔬菜、生猪和当地的特产青花椒，都是当地人力所能及，但是限于种种主观和客观条件所无法进行的。

现在通过工行扶贫的「普惠金融」，很多贫困户就通过这些项目主动脱贫了。贫困让人闭塞，闭塞让人更加贫困。通过电商——企业——贫困户的方式，让地方特产走向全国市场，这毫无疑问开辟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脱贫路径。

在今年诺奖宣布的时候，有人觉得中国为扶贫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为什么以扶贫为主题的诺奖没有中国人的身影呢？其实，这仅仅是因为诺奖主要给予的是理论和方法上的学术贡献的缘故。在实践上，很多政府和银行的扶贫政策，都和今年经济诺奖得主的理论的预测和推荐非常相合。 在没有随机试验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和成果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基层干部和金融从业者的巨大努力所总结出来的。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都在让世界变得更美。

Banerjee 和Duflo这两位诺奖得主通过严格的实验设计和缜密的推导所得出的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扶贫实践中往往都能够找到对应的案例，如此也正应了一句老话：「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要把一件复杂性很高的事情做成功，其行为一定是符合事物背后真正逻辑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金融扶贫才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

参考

1. ^ Mullainathan, Sendhil, and Eldar Shafir.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Macmillan, 2013.
2. ^ Hart, Oliver, and John Moo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no. 6 (1990): 1119-1158.
3. ^ Banerjee, Abhijit, Dean Karlan, Robert Darko Osei, Hannah Trachtman, and Christopher Udry. Unpacking a Multi-Faceted Program to Build Sustainable Income for the Very Poor. No. w2427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8.
4. ^ Banerjee, Abhijit, Esther Duflo, and Richard Hornbeck. "How much do existing borrowers value Microfinance? Evidence from an experiment on bundling Microcredit and insurance." Economica 85, no. 340 (2018): 671-700.
5. ^ Banerjee, Abhijit, Esther Duflo, Rachel Glennerster, and Cynthia Kinnan. "The miracle of microfinance?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evalu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7, no. 1 (2015): 22-53.

一个走向平等的世界，才是变美的世界。

在所有公益活动中，没有什么比扶贫更能解决平等问题。贫穷最简单的概念就是没钱，扶贫也就无法绕开金融的问题。

2006年，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就因为削减贫困的小微贷款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让金融机构扶贫成为了一个世界性课题。

尤努斯从小就接触了很多乞讨的穷人，在一次考察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时候，他发现穷人往往缺乏正规金融服务，不得不忍受高利贷盘剥，无法走出贫穷怪圈。于是，过去都是研究千万级别贷款的尤努斯放出了自己的第一笔贷款：27美元，开始了金融扶贫的探索，最终成立格莱珉银行，偿债率高达98%，成功解决了金融扶贫的难题。

“贫民银行家”尤努斯的成功说明了金融对于扶贫的意义，但他的努力仍旧止于传统信贷，贵在金额小，对贫困地区渗透程度高，难以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甚至于中国很多号称学习尤努斯的网贷平台就沉迷于高利贷，最终脱离了小微贷款的本心。

虽然没有诺贝尔奖褒扬，但在消灭贫困问题上，中国贡献了过去几十年全世界扶贫事业的70%。比起送粮送药的欧美式慈善，中国式扶贫的特点是造血式扶贫，而且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正规军主力。

简而言之，中国的尤努斯们就是以工农中建为首的国有银行，它们承担了金融扶贫的关键责任。

这是高大上的欧美银行

这也是银行，矮小低的农村服务点

除了上述一般金融服务外，由于对本地区经济与产业有全局性的了解与调查，国有银行在造血式扶贫上能发挥的作用无疑最广泛最深刻。

但修好路就能跑车，电通了就能用使用电器，贷款放下去能不能产生效果则是一个问题，弄不好还会出现反作用。典型例子是，四川大凉山地区很多彝族贫困户始终难以摆脱贫困，原因就是扶贫资物资总是被用来吃吃喝喝，甚至还有吸毒，扶着扶着也就变成了贫困户对政府扶贫举措的依赖。

今年云南一位扶贫干部骂贫困户的视频爆红，网友拍手叫好。扶贫干部对于贫困户好逸恶劳的不满与气愤说明了扶贫工作的艰难，金融扶贫更是难上加难。

初中历史课本里有王安石变法的故事，歌颂他在克服重重阻力后推行了一系列新法，其中就包括具有扶贫功能的青苗法——收成不好时把款贷给农民购买种子，丰收之后再还给政府，防止农民破产土地荒废。

但教科书里没讲的是由于北宋金融体系落后，基层官僚化严重，加之农业生产本身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青苗法不仅没能帮助农民度过荒年，反而变成沉重的负担，最终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

青苗法的失败说明，倘若不能充分与产业结合，金融扶贫就难以解决问题。

银行参与扶贫，就不可能如以往那样坐在柜台办公室里，而是需要银行人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结合农村产业从而培育起造血功能，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即产业扶贫。

但产业扶贫也是存在问题最多，风险最高的扶贫方式。比如，曾经很多地方政府简单认为农业丰收可以富农，但农产品滞销反而会造成“谷贱伤农”。

追根溯源，市场化机制下，贫困地区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作为强势产业的银行业，在弥补贫困地区资金匮乏同时，也需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形成良性互动。

结合银行实践案例，考虑到贫困地区的抗风险能力，产业扶贫的行业选择上就必须从以下方面着手平衡风险和收益。

1、选择高频率消费农产品，而不是为了特色而特色:

近些年，在农村鳖、竹鼠、梅花鹿等高价值特色养殖很多，但这类产品市场风险大，需求单一，因此贫困地区依旧需要从普通农产品种植业入手，通过满足高频率的市场需求，一步步健全当地产业发展配套所需的物流、供应链。

比如，陕西省延长县就在中金所帮助下，把大量无序使用的土地重新开垦，种植苹果树。当地土地肥沃，气候适宜，苹果脆密香甜，销路广泛。而为苹果产业建立的，水网、道路、装卸台等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让蔬菜、畜禽养殖业、菌草种植等特色产业也收益良多。

2、见效快，风险低:农产品不比其它工业品，种养殖需要周期，且农业大部分都是靠天吃饭，若不培育见效快的产业，不仅农户丧失信心，风险也会更加不可控。

实际案例中，河南工行卢氏支行就采取了“长短结合”的策略。

一方面，先后向上级行申请捐赠资金20万元，帮助帮扶村建立起食用菌储藏冷库，解决了村里群众香菇储藏难、价格低的难题，帮助贫困乡村通过发展食用菌，开展劳务输出、开发公益岗等周期短、见效快的产业，实现群众当年增收。另一方面，为了确保长期增收渠道，还发展长效产业核桃、梨、猕猴桃、无刺花椒、连翘、中药材等，得以充分应对市场波动风险，实现长期增收。

3、投入少，门槛低，实现资金循环利用，形成低成本的产业投入，降低市场风险。

在2019年，十月份的中国扶贫国际论坛上，由中国工商银行提交的南江黄羊养殖产业扶贫案例获得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奖。

从2014年起，南江县的龙头企业借给农户1只公羊、20只能繁殖母羊，大大降低农民创业门槛，两年实现纯收入5万元。同时，财政出资补助标准化圈舍建设，银行进行贷款贴息、担保公司保费补贴。后来，这种模式还衍生出「寄养代养」「入股分红」等模式，进一步降低风险与成本，极大增加贫困户的养殖积极性。

4、结合电商优势，做好农产品品牌化，根本是扭转贫困地区短板。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受制于区位偏僻，电商的优势恰好可以彻底扭转这一最大短板。但是若产品品牌化程度不高，不利于产业快速规模化的发展，即容易退化为小农经济，难以应对市场波动风险。工商银行的融e购电子商务平台就有“绿色通道”，主要负责提供给县域绿色、有机、纯天然等优质农牧产品，还推出草原羊肉羊绒、茂名荔枝，清远土鸡等地方名产，开展企业商品专题宣传。

最后想说的是，从尤努斯到中国国有银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扶贫的意义也不仅止于某一地区脱贫，而且意味着更深刻的社会变革趋势。

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银行更青睐大企业、大公司业务，欧美模式金融发达的一个典型趋势便是小微企业被排挤，弱势地区越落越后。在长期研究经济学理论后，尤努斯发现了传统金融对于弱势群体的忽视，这也是他的乡村银行如此珍贵的原因。

证监会、中金所、四大国有银行等金融体系大规模参与扶贫与公益，中国可以算是全球独一份。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银行业也需要全方位服务于社会公益扶贫，尤努斯式的努力对于中国可谓是司空见惯。类似的，偏远地区的交通水电即便亏本也要运营，反映的就是国企的公共责任，对于银行，很多乡镇区县的银行网点的设立也是出于同样的公益目的。

随着信息与技术传播门槛的降低，高高在上的金融体系俯下身与市场经济中处于底端的贫困地区通过产业形成良性互动，最终扭贫富分化的趋势，这个世界也就能从根本上走向平等与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