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重文抑武的国策造成的后果有多严重？ 第1页

当提起宋朝对外武功不振，未能收复汉唐旧疆，屡次兵败于辽、西夏、金国，总有人以为是宋朝重文轻武的体制所致。这种观点虽不是毫无道理，却也将问题简单化了。

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后，又经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三代帝皇的努力，确定文官士大夫集团执政的制度、抑制武将地位的根源，便是汲取晚唐五代兵祸连绵的教训。

宋太祖：赵匡胤

唐朝晚期和五代十国时期，各路军阀数十年混战，杀得中原大地生灵涂炭，田地荒芜，白骨堆积如山，死尸被腌制当做军粮。此时手握刀剑的武人地位何其隆高，文官儒士在他们面前犹如猪狗， 出一个门生弟子遍布满朝的“长乐老”冯道，还被军阀武人视为政治花瓶，时时嘲弄与不屑。可那样的国家，那样的政权，那样的天下，究竟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因此，当从人间地狱劫后余生的人们，在初生的大宋王朝便痛定思痛，以数十年之功徐徐图之，终于解决了从唐朝中期藩镇割据以后，持续数百年、困扰无数明君良臣的藩镇骄兵难题，并确立了影响后世千年的文官政府体制。

兵者凶器也，因此作为执凶器的武人，必须严格控制。文官政府提防与限制武人参政，本是天经地义。现代各个主要强国，不论实行何种制度，皆不约而同以文官政府执政，现役军队将领被限制不能参与政务。这都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军队这头怪兽的能量太过强大和恐怖，必须牢牢关在笼子里，施以各方制约。

如果放出这头怪兽，让军事将领能够自主参与甚至决断国家大政，便可能形成吞噬一切的军国主义政权，死伤数以亿计、几乎毁灭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便是惨痛教训。

而宋朝历代帝王通过身体力行，倡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官僚士大夫主导舆论时评，称唯有「东华门唱名金明池赐宴」的进士们，方才算得上“好男儿”，以广泛科举制来收揽天下精英，终于实现了文官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之道。

宋真宗：赵恒

•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 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英雄三百辈，附我步瀛洲。慷慨丈夫志，生当忠孝门；为官须作相，及第必争先。
• 宫殿岧峣耸，街衢竞物华；风云今际会，千古帝王家。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万年书。

虽然这种以文驭武体制，必然导致了重文轻武的弊端，但从来矫枉必须过正，令国家再无武将割据反逆之祸，中原百年无事，百姓安居乐业，亦为功德无量。

事实上， 两宋三百年历史上，除了宋高宗赵构，在金国方面“必杀飞，始言和”的压力下，为了与金人缔结他自以为能得到长久安全保障的和约，才昧着良心杀害了岳飞，纯粹是君主个人怯懦无耻的个例。宋朝除了不许武将参与内政事务外，对武将的待遇并不算差。

南宋皇帝：赵构

那些从开国武将演化成的世袭勋贵们，代代子弟多有与皇室联姻者，女儿可以做皇后，儿子可以娶公主。镇守关中的西军，那些世袭为将的武将世家犹如半军阀，过得简直不要太滋润，更有数百年都割据一方的府州折家。

甚至于常常被用来举例宋朝如何“打压武人”的狄青，他能从一个小兵做到枢密使的高位，不止是国家最高军事长官，更与宰相平起平坐，难道真能算宋仁宗对狄青不好么？

宋朝枢密使：狄青

宋朝真正的问题，并非对武将不好，而是在于对官僚士大夫实在太好，罕有的【不抑制土地兼并】的王朝。甚至狄青也是在士大夫们的强大压力下，宋仁宗实在顶不住朝堂呼声，才不得不将他外放陈州的，但还是保留了狄青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头衔，也算君臣始终了。

宋仁宗：赵祯

然而另一方面，华夏文明发展到唐朝后期，已经进入到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从此之后，开始在内卷化-维稳-内卷化中不断循环，部分问题甚至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

“宋承唐制”是宋代大臣的普遍共识，宋朝的大部分行之有效的制度，都可以在中唐之后的政治探索找到其端倪，这绝非空泛之谈。经历五代乱世，宋朝能解决骄兵与藩镇问题，同样是经过中唐与五代之后两百年无数帝国精英的探索与实践的结果，从来不是赵匡胤简单地搞个“杯酒释兵权”，节帅们就可以乖乖听话的。

杯酒释兵权：

而且，看一看契丹辽国政权是怎么在武夫当权的五代时期做大，更侵吞燕云十六州，一度杀进洛阳城，中原各路藩镇纷纷献上降表，就知道哪怕宋朝真的像某些“网络历史学家”主张的那样，重视武将，贬低文臣，外战战绩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自己内部提前崩掉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一些。

所以，除了依靠官僚士大夫组建文官政府之外，想要抑制武人重现晚唐五代的割据乱世，宋朝当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宗室亲王，外戚，士族门阀，都已经是被此前历史否定的选项。

明朝到了中后期，重文轻武比宋朝更加严重，清朝靠八旗贵族“掺沙子”，和不错的统治手腕，看似解决了士大夫一党独大以及帝国边疆问题，但由之带来的的统治机制的腐朽和迟钝，也导致了近代中国被工业化的欧美列强碾压。

因此，脱离政治制度的变迁，空泛谈某朝“尚武”，某朝“懦弱”， 某朝“血性”， 其实并无太大意义。唐朝威定四方、远及中亚的武功当然令人神往；而作为内敛型帝国，宋朝对汉人基本领土，特别是对江南湖广福建等地的努力开发，同样遗惠于今。

如东吴、东晋、南宋这样偏安一方的政权，或许先天便不讨喜，从古到今皆被指责为懦弱、“自守之贼”，但其实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湖广、福建等南方地区的努力开发，将之从先秦的移民点聚居区，最终变为汉民族的牢不可分、繁荣富庶的基本领地，同样是对华夏民族的杰出贡献。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秦汉魏晋，隋唐宋明，都是我们的共同祖先，他们的光荣属于我们的历史，他们的耻辱也同样会记载在我们的历史中。数英雄，论成败，俱往矣，皆是千古风流！

不请自来。

据我观察，大家在网络上谈论历史时，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和偏见，“从北宋开始，中央王朝推行重文抑武之国策，放弃祖宗尚武之精神，开拓之品质，致使国家蒙受外侮”就为其中之一。然而事实上，北宋所推行的人事策略，并非重文抑武，而是文武分途，或者说文武并重。当然实际操作中，逐步产生了以文御武的政治形态。但是这并非是产生靖康之耻的原因，事实上北宋文官指挥战争，战绩反而不算差。靖康之变更像是皇帝的骚操作带来的恶果。

事实上，北宋时期，中央政府从制度上确立文官政治，从程序上确定官员选拔与升迁的步骤，并将调兵决策权、后勤供应权、临阵指挥权分开，订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事制度。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和帝国制度逐步走向成熟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从宋以前和北宋时期的官制来略微了解一下。

一，赵宋以前诸王朝的人事制度略谈

在详细解说之前，我们先了解几位历史上的名人吧

韩信：汉朝开国名将，汉初三杰之一。爵封楚王，官拜大将军、左丞相^[1]；

卫青：以外戚出仕，一开始就官拜建章监、侍中，后迁太中大夫，随后才是官拜车骑将军，扫平匈奴，直至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2]；

窦宪：有燕然勒石之傲人战绩的东汉名将，外戚出身，刚出仕时拜为郎、又迁侍中，因政争下狱后，申请伐匈奴以军功自赎，才拜车骑将军，北伐匈奴，后迁大将军，封冠军侯^[3]；

司马懿：以曹操相府文学掾出仕，历任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东曹属、丞相主簿等职，曹操封魏王后，以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辅佐曹丕，曹丕篡汉后，历任尚书、御史中丞、侍中、尚书右仆射等，此后大多是在曹丕出征时留守，直到魏明帝即位，才开始作为统帅独立带军，任骠骑将军、大将军、大都督等军职^[4]；

杜预：以尚书郎出仕，历任河南尹、秦州刺史、度支尚书等职，一直在做法律、文学、财政相关的工作以及地方政务等，直到57岁那年，才由羊祜举荐，出任镇南大将军，作为统帅指挥西晋伐吴战争^[5]；

谢晦：刘宋开国功臣，以时任东晋太尉的刘裕的参军出身，历任太尉参军、刑狱贼曹、豫州治中、从事中郎等职。宋武帝即位后，又任右卫将军、侍中、中领军等军职，宋少帝时又加中书令^[6]；

萧衍：梁武帝，在南齐时先以王俭幕僚出仕，历任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等职；但其亦有统兵经历，军职上历任宁朔将军、冠军将军、军主，立下义阳解围的战功，后授持节、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7]；

高颎：隋朝开国功臣，以杨坚相府司录起家，迁相府司马，隋朝立国后，任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旋拜左卫大将军、左领军大将军等^[8]；

杨素：隋朝开国功臣，在北周时任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徐州总管、柱国等职，隋朝立国后，又任御史大夫、尚书令、太师、司徒等职^[9]；

李靖：在隋朝时初任马邑郡丞，在唐时除了行军总管等军职，也历任检校中书令、兵部尚书，拜尚书右仆射，封卫国公^[10]；

郭子仪：早年以武举中第，入仕从军，累迁九原太守，未受重用。安史之乱爆发后，拜朔方节度使，后拜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司徒等^[11]；

李愬：中唐名将，因门荫任协律郎，历官卫尉少卿、太子右庶子、太子詹事及州刺史等职。44岁时才出任唐邓节度使，平定淮西叛乱^[12]；

以上我们列举了由汉至唐的多位名臣名将以及皇帝的履历，大家可以看到什么？事实上，隋唐以前，朝廷大臣大多都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今天还是后方的省委书记或者中央的财政部长，明天一纸调令，就派到前方做战区司令了；另外，除了为数不多的由皇帝或者重臣简拔入仕之外，大部分名臣名将，都是外戚或者世家出身。要么是皇后的亲戚，要么就是出身京兆杜氏、河内司马氏、弘农杨氏、陈郡谢氏、兰陵萧氏这样的世家大族的子弟。如郭子仪武举出身，就一直沉沦下僚，难以升迁，若不是安史乱起，能不能有日后的成就，实在是未知之数。

因此，隋唐以前的官制，是存在一定的局限的。

其一：人事升迁体系尚不算完备，文武官的分界并不明显，官员调任也缺乏一定之规；

其二，人才选拔途径也较为狭窄，身居高位的大多是皇帝私人，或后族外戚、或世家子弟等；

其三，此外还有地方权力过大等问题，秦汉初期实行郡县制，郡县所在地的地方部队也由地方长官控制（驻扎的中央部队不算）；由于郡县辖区较小，地方官势力还不算庞大，但随着国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中央与地方郡县之间就逐步出现了州或者道这一级别，到汉唐末年，还出现了州牧和节度使这种畸形的庞然大物，地方政军财权一把抓，仿佛独立王国一般，对中央政府的统治造成直接威胁。

二、赵宋王朝“文武分途”与分权制度略谈

而反观北宋，立国之初，大臣也大多出身于皇帝霸府，比如开国第一名臣赵普，就是赵匡胤的掌书记。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例如由于晚唐五代的战乱，大量的世家豪族的势力被拔除，又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使得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开始有机会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进而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再者，加上皇权的强力干预，使得前面所述的那种皇帝私人、亲戚和世家贵族共治的贵族政治的形态开始向有固定制度，有稳固上升渠道的文官政治过渡。

这一过渡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宋太宗大兴科举。科举制度虽然创立于隋唐时期，但当时对于士子的选拔名额非常之少，科举中举的士人在官场上的进益也很慢。宋太宗时期，为了快速扩大文官队伍，开始了科举的大规模扩招。下表为唐、五代与宋朝历年科举取士的人数对比^[13]：

可见，从宋太宗时期开始，科举选拔的人数大大上升，大量的士人经由科举选拔成为政府官员，而且，经由科举选拔的官员升迁极快，太宗时期的进士如吕蒙正、张齐贤、苏易简、李沆、寇准等都先后就任执政，其中时间最短的，仅仅六年而已。之后科举出身（包括进士科和明经、明法等诸科）逐渐成为官僚选拔主流方式，并在真宗、仁宗年间逐步形成了固定的升迁步骤，并有了严格的升迁惯例。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官僚集团，有着坚实的共同利益。这个集团虽然是由皇权扶持起来的，但到了王朝后期，就算是皇权也无法完全控制官僚了，无他，国家太大，皇权不能下县，只能由官僚集团来进行国家的管理。

由于北宋官制过于复杂，我们在这里不详细介绍，只简单加以说明。

北宋的官制，其典型特点就是所谓“官职差遣”的分离。抛去相对来说容易理解的爵位、勋位和高级文官的名片贴职（如诸殿阁学士等称号）之外，核心规则是将官位分解为散官、本官（寄禄官）和差遣三部分。

散官的作用仅用于决定官员享受的礼仪待遇、穿着的服饰标准、出席官方活动的座次等，是官职中相对简单的一部分。下表是北宋前期文散官的等级简表。

本官又称寄禄官，顾名思义，是决定官员工资待遇的。本官按照官僚等级的高低，分为升朝官和京官/选人两档，朝官（七品以上）是高级官僚，京官和选人是低级官僚。但是京官可以升迁到朝官，选人不行，必须先转为京官，然后才能继续升迁。

经过科举考试后，进士出身直接授予九品选人（从九品判司簿尉），状元授九品京官（大理评事），这就比一般的无品级官僚起点高了。另外有出身的官僚与荫官等分开，用以表明身份，也在升迁过程中有不同的待遇，有出身的官员，升迁会更快。下图为北宋前期寄禄官简表，请参阅。

再如中高级官员的升迁

以上散官和本官决定了官员的工资等级和礼仪待遇，但官员实际负责的工作，则由差遣来决定。所谓差遣，就是官员实际负责的工作，从县令、州官，到一路的帅漕仓宪四司，一直到中央政事堂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都是差遣。差遣不同于有严格晋升规定的本官和散官，相对而言要灵活一些。我们这里以大家都熟知的包青天来举个例子

包拯在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升任右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其中右司郎中是他的本官，龙图阁直学士是他的贴职（高级文官的荣誉职位），权知开封府是他的差遣，这时候他领的是右司郎中的工资，干的却是开封府知府的活儿。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包拯升官了，他的官职变成了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权御史中丞。本官变成了右谏议大夫，工资变高了，但是实际做的工作是权御史中丞，类似于中纪委书记。嘉佑四年，他的官位又变成了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本官没变，贴职升了一点，实际负责的工作又从御史中丞变成了三司使（类似于财政部长）。

可见，这一套官制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本官和散官的级别更类似于现在的部级、厅级、处级干部的行政级别，而差遣则是其实际负责的职务。类似于现代县长和市公安局长是一个行政级别，但负责工作不同。我们再想一想有一些省部级顾问、观察员，或者一些享受科级待遇的主任科员，就可以大概理解这一套制度了。

这套制度能保证有能力的官员能够在要害部门任职，而在职务上发挥不佳的官员则只需要更换差遣就可以了，可以低职高配或者高职低配，都可以看做是合理的官职变动。而宋朝也经常出现一品二品的官员在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之后，皇帝可以毫不费力的罢免，只需要将他调任到地方担任市长就可以了，因为仅仅变动了差遣，本官不变，甚至还会略微提升。这就使得宰相的罢免不再是严厉的惩罚，而更多了一种正常人事调配的模样，逐渐形成制度，更有利于皇帝的集权和帝国的运转。

但是，官职差遣的升调也有严格的规定的，差遣虽然可以低职高配或者高职低配，但是也不能随意配置，这与官员的资历也有关系。北宋时，官员升迁需利用“磨勘”制度和“资序”规定来加以限制，磨勘即定期考核，优秀的升级，表现拙劣的降级；资序即官员的资历，官员升迁理论上应该经历知县资序两任-通判两任-知州两任-进而转运使、安抚使、中书等顺序。就是要按部就班的来，不得越级提拔。这样就避免了官员的“幸进”，使得文官政治体制更加稳固，不会因为某些特殊的人事任命而破坏。

此外，区别于文官的，武官又有自己的一套升迁体系，例如武散官

武官也同样有本官和差遣，武本官分为正任官、横行官、诸司使、大小使臣等几个等级，官品从二品到九品。唐朝时权倾一时的节度使、节度留后、防御使、观察使、团练使等地方官等级，在宋朝时成为本官的等级，下表是武本官的等级简表。

典型的武官差遣，比如禁军的指挥使、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步军司）管军等，肯定都是由武官担任。甚至一些看起来是文职的差遣，比如知州、知军，特别是边疆地区的知州，经略安抚使、宣抚使，甚至中央的枢密副使、枢密使等，也都有武官任职的例子。但是有些差遣，是只能由文官担任的。比如前面我们说到包青天时提到的，他担任过的御史中丞、三司使等。

回想一下我们在第一节提到过的杨素担任过御史大夫，杜预担任过度支尚书等，不难看出，宋朝依据资序的规定，将文官和武官的仕途彻底分裂成“文资”和“武资”。文武资序之间不得随意变动。这样一来，就使得文官和武官的仕途彻底分开，实现了“文武殊途”。而文武殊途的典型手段，就是从差遣上着手。

最后，北宋在中央与地方上均实行分权制度。以地方上来说，虽然州县之上还有“路”这一级别的行政单位，但路中的大权由（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举常平使、提刑按察使（即“帅漕仓宪”四司）分掌，使得任何一人都无法在地方掌管全部的权力，难以做到割据坐大。

同时，军权也进行了分割，调兵权由文官掌控的枢密院控制，士兵训练、临阵指挥等则交由“三衙”（即殿前司、侍卫亲军马、步军司）执掌。

同时，又将财政权分割出来交由三司使执掌（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司），财由三司，军由枢密，中书政事堂就只保留有行政权，进一步分割权力，保证皇帝的平稳统治。这就是北宋统治阶级总结前朝的经验所制定的人事与政治制度。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北宋的“以文御武”的政治生态背景。

三、北宋武官的将门化与“以文御武”制度略谈

书接上文。根据前两节的介绍我们可以得知，北宋时期的政策相对于前朝，与其说是打压武人，重文抑武，不如说是订立制度，使文武分途，文官不会直接管理士卒，武官也不能出任类似财政、人事、监察之类的文职，这事实上是帝国官僚体制的一个进步。那么宋代武官的生活状态到底如何呢？赵宋王朝对于武官的态度，大概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重其爵，厚其禄，收其权。

我们都知道，宋太祖时期，惮于从中晚唐时期开始的地方节度使的严重的藩镇割据，依靠从五代以来陆续增加的中央禁军的绝对统治力，同时依靠向地方派出的大量职业官僚，中央政府逐步完成了对地方节度使和他们手头的军事实力和财政权力的收编工作，让节度使逐步演变为一个单纯的官衔，而不再是中晚唐以来在地方叱咤风云的土皇帝。这一过程，被后世改编为温和的“杯酒释兵权”的童话故事。随后，中央政府更进一步的收回武将权力，将调兵权交由枢密院，财政权交由三司和各地转运使，武将的权力被限制在日常训练和战争时期的临场战术指挥之上。再进一步的，中央禁军的部队，平时分由三衙执掌。所谓三衙，是指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三衙的最高长官，分别为三司的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再加上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和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这两个中央禁军的直系长官，共十一人，号称三衙管军。这就是北宋时期军队的最高长官体系。但是三衙管军之中，又进一步形成了军功、勋戚、潜邸出身的武官，也就是皇帝的亲族、亲信和凭借军功晋升的武将，各占三分之一的规定。这样一来，就更进一步的巩固了皇帝对中央禁军的绝对领导权，是帝国发展皇权稳固的体现之一。

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就说明武将地位低下呢？毕竟高级武官的名额才那么点。不是的。

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宋代对武将除了收其权之外，还有重其爵、厚其禄。这就逐步在宋朝武将体系中形成了“将门”这一特殊生态。所谓将门，即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代代儿孙皆好汉。宋代武官的门荫起家和授官是其一大特点。此外就是皇家也会选择与大的将门结为姻亲，使之成为自己的亲族，增加对将门的管制力。

北宋的将门，有两大来源，第一批是太祖太宗开国时的勋臣名将。其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的杨家将了，此外，与杨家将一起被提到过的，还有佘老太君出身的世镇府州的河东折家。（佘为折字之误）同时，北宋开国时的帝国双璧，曹彬、潘美，更是进一步的受到皇室笼络，成为勋戚世家。比如：

宋真宗的第一任皇后姓潘，潘美的潘；

宋仁宗的皇后姓曹，曹彬的曹；

此外，还有宋英宗的皇后高滔滔，号称女中尧舜，其曾祖高琼，出身宋太宗霸府；

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网络上历来被当做赵宋皇室打压武将的典型之一的狄青，他的儿媳妇姓赵，赵官家的赵。

可见，赵宋皇室通过联姻等手段，已经将中前期的名将家族逐步转化为国家勋戚，成为自己掌控军队的助力之一了。

而另一方面，将门的另一大来源就是北宋中后期以来在对西夏战争中涌现的武将家族。

正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北宋中前期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弊病，制订了虚外守中的国策，扶植强力的中央禁军，限制地方军队实力，限制武将权力，将开国的高级武将权力收回，并将武将家族将门化、贵戚化，这确实解决了武将实力膨胀导致地方割据的问题，但是显而易见的，军队和武将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开国时有百战浴血的汴梁精兵和成长于五代战火的老将，这个问题还不明显，随着第一批精兵强将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真宗澶渊之盟后，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大规模战事，天下承平，没有用武之地，使得武将和军队的实力大大退化。于是仁宗宝元年间，西夏李元昊叛宋自立，称帝立国时候，宋朝一时间竟无法应付，被打成了猪头。一连经历了好水川、三川口、定川寨等连续几场败仗，当时镇守陕西的几位安抚使，日后大大有名的范仲淹、韩琦等纷纷灰头土脸，而这几场战役中指挥的武将，如石元孙、任福、葛怀敏等，也都殒命沙场。这些武将，大都是京营禁军出身，荫官出仕，并没有经历过残酷的实战考验，这几次失败，为赵宋王朝敲响了警钟。于是仁宗庆历四年，宋朝以二十五万匹两每年的代价与李元昊议和，换取了他表面上的臣服。

从此以后，宋朝与西夏开始了数十年的争战，而在这常年的战争中，陕西禁军也得到了锻炼，逐渐成为北宋中后期的主力部队，也有大量功勋卓著的武将从中脱颖而出，走上三衙管军的高位。特别是一心要平定西夏恢复燕云的神宗即位之后，任用王安石变法，推动将兵法来改善宋朝部队的作战能力，而在武将选拔中，宋朝的武将选拔也开始逐步向“重军功”演变。而军功最盛的陕西禁军，也随之产生了诸多勋臣宿将，这些武将的子侄从小就跟随父辈上阵杀敌，早早的就熟悉了战场，也有很大机会立下功勋，从而接手父辈的工作，继续与西夏作战，这一来二去，陕西禁军就成了北宋第二个将门的诞生之地。

在历次宋夏战争中涌现出的武将，除了先后担任执政*的狄青、郭逵等名将外，与狄青齐名的种世衡，他的几个儿子都是西军镇守一方的帅臣，其中以种诂、种谔、种谊最为知名，军中号为“三种”，种谔更是出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成为三衙管军之一，种世衡的孙辈，更是有种师道、种师中等名将（就是水浒中提到的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也先后担任三衙管军，拜制置使、宣抚使等统管一路军事大权的元帅。

与“三种”齐名的还有号为“二姚”的姚兕和姚麟兄弟。他们的父亲姚宝战死于三川口，兄弟承父荫从军，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名将。姚兕早卒，姚麟最终升任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姚兕子姚雄、姚古，孙姚平仲等，也都是青史留名的武将。

再比如王韶平定熙河时的副手苗授，父亲苗京也是在与西夏作战中阵亡，苗授承父荫出仕。屡立战功，拜殿前副都指挥使。苗授子苗履，也是一代名将，拜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父子都做了三衙管军。苗履的儿子苗傅，比父祖的名气还要大些，就是宋高宗时期“苗刘兵变”里的那个苗。苗刘兵变里的那个刘正彦，父亲刘法也是西军名将，任熙河路经略安抚使，战死沙场。可见西军将门在军中的影响力，直到南宋初期仍然存在。

此外，神宗以后历任三衙管军的西军将领还有张守约、张玉、刘昌祚、刘舜卿、燕达等，都是经历了宋夏战争洗礼的百战名将，此外，还有诸如赵隆、刘仲武等仅仅是弓手、敢勇等普通士兵出身的武将，也能担任三衙管军的要职，可见北宋中后期开始，武将的选拔也逐步注重功绩和能力，前期论资排辈的提拔方法也逐步改变了。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正如我们说到的，以上提到的这些武将，除了在军中担任要职以外，在地方上也担任知州、经略安抚使、宣抚使等差遣。在中央也有过担任执政的经历。比如狄青曾任枢密使，郭逵任枢密副使、同签书枢密院事，种师道任同知枢密院事等。这些差遣很多时候都是文臣担任的，能担任类似职务的武将也算是位高权重了。那我们提到的“以文御武”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文官政府发展的必然。虽然北宋政权推行的是文武分途而非重文抑武，但实际发展中，武将的政治地位还是要低于文臣，最后形成了以文御武的局面。这是由于在文武分途的过程中，武将不得染指人事权和财政权导致的。

未完待续

*北宋中枢分为政事堂和枢密院，政事堂掌管政务，枢密院掌管军事。政事堂长官通常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为宰相，满员三人；政事堂副职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枢密院正副职位比较复杂，通常有判枢密院事、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为正职，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等为副职。参知政事与枢密院正副长官统称为“执政”，宰相和执政合称“宰执”。

四、北宋文官掌军之战绩与成效略谈

挖坑待填

结论

参考

1. ^ [汉]司马迁, 史记·淮阴侯列传
2. ^ [汉]班固, 汉书·列传第二十五·卫青霍去病传
3. ^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列传第十三·窦融列传
4. ^ [唐]房玄龄等, 晋书·本纪第一·高祖宣帝纪
5. ^ [唐]房玄龄等, 晋书·列传第四·杜预传
6. ^ [南朝·梁]沈约, 宋书·列传第四·谢晦传
7. ^ [隋]姚思廉, 梁书·本纪第一·武帝纪
8. ^ [唐]魏征等, 隋书·列传第六·高颎苏威传
9. ^ [唐]魏征等, 隋书·列传第十三·杨素传
10. ^ [宋]宋祁等, 新唐书·列传第十八·李靖传
11. ^ [宋]宋祁等, 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二·郭子仪传
12. ^ [宋]宋祁等, 新唐书·列传第七十九·李晟传
13. ^ 张其凡. 论宋太宗朝的科举取士; 中州学刊, 1997, 2: 113-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