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安东尼·霍洛维茨的推理小说《喜鹊谋杀案》？ 第1页

对于《喜鹊谋杀案》这本书，我本是一无所知，之所以会买来，是因为有天晚上一边陪娃睡觉一边看手机，偶然看到了编辑团队的一篇推文，提到编辑们看书稿的时候是如何的欲罢不能，又是多么迫切地把这本书出版出来。通篇文章就是在说，神作！神作！神作！于是我明知推文都喜欢这么浓墨重彩（语言夸张），但作为推理小说迷，还是被好奇心吊足了胃口，便对这本书种了草。

也不怪别人夸得猛，客观来讲，此书确实有优秀的榜单成绩，在推理小说评价体系成熟的日本，登上了5个推理榜单的首位，其中2个是海外分榜。中文版的封面与其他语言版本的一脉相承，但我认为插图方面比日文版的好不少，吸引力大大加强。腰封上编辑很取巧地用了“横扫日本五大推理榜单”的叙述，“横扫”一词是一种聪明的话术，如果是不甚了解的读者，想必对于江户川乱步奖这类更顶级的奖项就不甚熟悉了吧。作为一本英语写作的推理小说，在欧美榜单上也表现不俗。总之，这本书对于喜欢推理的人来说，吸引力不小。

利用陪娃上辅导班的时间，以及参加集体合唱演出候场的时间，断断续续看完了这本书。总体来说，不知道是不是期望值很高的缘故，我觉得它并没有达到“神作”的水平，甚至距离“神作”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它本身也是一本佳作，值得一读。从几个大维度上我的评价是——

整体架构有新意；推理逻辑完整无伤；故事节奏把握得很好，不愧是知名编剧；人物情感动机能够支撑情节，但是在描写上还不够touching，这方面的功力距离它所致敬的阿婆以及我所喜爱的东野，都还有点远；trick的设计经得住推敲，但是关键节点有些单薄，没能匹配得上前文为其铺垫的复杂度和在整个故事中应有的分量。

接下来，如果你也是推理迷，我们就来详细聊聊这本书的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喜鹊谋杀案》的第一大特点或者说创意，是“书中书、案中案”的整体布局。这有点像编程上的嵌套结构，只是你并不知道子函数什么时候会有返回值，也不知道这个未知的返回值对应主函数的什么变量。一开始的时候，什么案件也没发生，只是一位编辑周末坐在桌边开始看合作多年的名作家新交的侦探小说书稿。接着我们就进入了嵌套的侦探故事里。书中的“虚拟世界”（也就是名作家写的侦探故事时空）和“现实世界”（也就是编辑本人所在的时空）之间究竟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关系吗？两者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打通”？这就是《喜鹊谋杀案》整体架构上布置的第一个悬疑。

而这个悬疑一直隐藏着，直到你（一开始真有点不耐烦后来渐渐投入进去地）阅读那本“书中书”到渐入佳境时，才突然冒了出来。所以说，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也就是“书中书”的大部分故事）对于看过阿婆几乎所有小说的我来说，总感觉无功无过，某些片段甚至有些乏味；但是，全书到了后半部分，嵌套函数突然break回了主函数，或者说是故事主线情节突然“撞”了回来，趣味突然一下子就出来了。从那之后，侦探角色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现实”与“虚拟”开始交汇，直到最后揭开谜底。

全书的情节节奏由慢到快，悬念上层层递进，只让人觉得越来越精彩，最后的揭底也是全部情节的高潮，一点也没有虎头蛇尾的感觉——这说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在我读过的悬疑类小说里面，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哪怕很多知名作家的作品也做不到。虽然真凶的身份我之前已隐隐猜到，并且某些关键线索（关键人物）的出现有点生硬，但我觉得结局部分是成功的。

“书中书、案中案”固然是一个讨巧的写法，但是能成功驾驭好，也是颇显功力了。

《喜鹊谋杀案》的第二大特点是它是一本“致敬体”的推理小说，这显然与此书作者的写作经历和写作风格都很有关系。Anthony Horowitz本身是侦探小说作家兼编剧，他是柯南·道尔产权会唯一授权续写福尔摩斯故事的作家，同时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粉丝，担任过多部《波洛》的编剧。

柯南·道尔和阿婆代表了英国甚至世界侦探小说的一个黄金时代。两人有共通的特点，比如一名聪明但是有怪癖的侦探，配上一名忠厚真诚、有社会地位又总是不明所以的助手；也有不同之处，比如福尔摩斯不擅长与人打交道，在房东太太的墙上打子弹，在冰箱里藏人头，总是习惯于“像猎狗一般”趴在罪案现场寻找细节，声称“犯罪现场去一百次都不为过”；而小胡子比利时人波洛就有洁癖，睡觉从不开窗，早餐吃两个煮鸡蛋必须一模一样大，总是西装革履，与各种各样的人谈话聊天，看不上到处“嗅”证据的侦探类型，号称用头脑里的“灰色细胞”就足以找到真相；到了单身的马普尔小姐（其实是老太太一枚）那里，就是号称坐在安乐椅上听听案情就能做判断了。

《喜鹊谋杀案》是像阿婆致敬的，而且致敬得极其明显。致敬其一是童谣体架构，但因为这本书是“书中书、案中案”的结构，所以这里说的是嵌套在里面的那本书。作者借用了一首英国童谣Seven Magpies：

One for sorrow, Two for joy
Three for a girl, Four for a boy
Five for silver, Six for gold
Seven for a secret, Never to be told

这种“童谣体”架构，阿婆常用，比如留给我深刻印象的Five Little Pigs（又翻译为《啤酒谋杀案》，其中借用了英国童谣《五只小猪》），Tick Tick Tock（中文译名忘记了），以及大名鼎鼎的And Then There Were None（即《无人生还》，借用了《十个印第安小矮人》这首童谣）。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架构方式，看起来只是一种借用，因为故事与童谣的内容没有很直接的关联，只是每一章使用童谣的一句，串联起来完成整个故事。但是如果你去体味童谣语言带给人的细微感受，就能体会到不同。我之前短评过一本儿童读本《鹅妈妈的故事》，这本书中包罗了许多欧洲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童谣，这些童谣并不像我们国家的儿歌一样，语句通俗单纯，讲述朴素道理，它们虽然词汇通俗，含义却不成通俗逻辑，仔细推敲句意，想象空间很大，往往带给人一种神秘，甚至恐怖的味道，说是“细思恐极”完全不过分。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据说就影射了著名的王后安妮·博林被砍头的历史事件。（这里插一句，欧洲中世纪童话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推荐去看《格林童话》的早期版本，以及安吉拉·卡特收录编写的《精怪故事》，相当有颠覆感。）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古老的、语焉不详的英国童谣，倒真是太适合被借用来写作侦探小说了。

致敬其二，当然是如同大侦探波洛一样的“访谈式破案”。具体表现就是让侦探逐一与案情相关人物见面、访谈，并且每一个人物“似乎都有嫌疑”。只不过，相比起阿加莎以女性特有的情感视角，挖掘人物性格、情绪和动机时那种鲜活代入感和撼动力，安东尼在描写各个人物的情感个性和动机方面，笔力略显不足。回忆起《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五只小猪》等等作品，在我们最初为凶手的诡计和侦探的揭秘感到意外和精彩之后，时间越久，留在我们心中的，越是那些机关之外的东西——令人恨不起来的凶手、那些欲说还休的情感动机、让人讶异又深深震撼的人物关系、正义与非正义论题的层层冲击……日本的东野圭吾的某些作品，也写出了这种磅礴的力道。而《喜鹊谋杀案》这本书，我们读完全书之后，能够充分体会到每个人物行为动机的合理性，能从心中理解接纳，毫无违和，我们也能感受到作者在朝着那个写作方向迈进，试图将人物的情感从纸中透出来，但终究还是传达得弱了那么一些。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功夫在诗外”吧。

最后我想写的一件事，是我个人关于这本书的一些奇怪联想（算是胡思乱想吧，当不得真）。

上文已经讲过，这部小说的结构是“书中书”，故事中的“我”是一名编辑，故事是从“我”阅读一本新书稿开始的，这本新书稿最初看起来生动、有趣、正常，却最终牵连着秘密、诡谲和真相。“嵌套的函数”与“主函数”之间虽然是有一个明显的“返回值”，但其中有多处微妙的联系，全都暗暗指向真相。

这本来没什么，一种巧思而已，虽然作者也借书中人物之口，评价过作家与作品人物原型的关系、写作时频繁“致敬”的动机、作家自身经历对作品构思的影响，等等，但都可以归作写作内容本身。

我本来就是这么想的，毕竟读侦探小说的第一遍，就是想长驱直入地找到凶手，无暇其他。直到我全书看完，打算写这篇书评，于是翻看了Anthony Horowitz的作者简介时——

因为不想剧透，所以也不好多写什么。但是我隐约感觉这份作者简介，与他的书里的作家，还真有那么些共通之处，再回想一下，这本小说自身的许多特征，不也是那本“书中书”的特征吗。

所以，“嵌套”究竟有几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