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权当你问中国的强大和中国人有没有关系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自从08年中国崛起后,在任何国际场合,任何文件,中国人的名字都是姓在前,名在后了。中国的留学生很多也根本没有when in Rome,do as Romans do的入乡随俗的把姓放后面。“王大明”就是 “Wang Daming”而不是“Daming Wang”。都是人名,我这的规矩就是姓在名前,我明明就不叫“大明王”对么?很多大陆学生刚留学的时候都乖乖的按国内教的规矩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就比如Jack Wang,可是过了一年,去他的Jack Wang,我还是叫Wang Daming。能大大方方的说出自己名字,而不用像早年港澳台人一样的讨好西方人,可是香港人台湾人做不到的。明明有自己的名字,为什么非要用英文名字在西方人面前称呼自己?他们学我的名字难,那我们叫他们名字的时候就不是学的?中国人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不是说香港人台湾人没尊严,卑躬屈膝,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殊性。但是那个年代,港英,有美军驻扎的台湾,真的在英美面前很难挺起胸膛做人。西方人给我们用的韦氏拼音也废了,我们就是PINYIN现在,老外就得老实知道中国人到底怎么发音,想叫的准就得老实学。还能看见韦氏的影子么?就闹成“常凯申”这样的?有强大的国家,理所当然的事才能理所当然。
西方人看见你再狂傲,他也得压下来,他说不出口。有幸去了范堡罗航展,上了台风战机,上面的飞行员和白人交谈甚欢,但是到了我就冷冷的问什么答什么。台风,EF2000呀,在我的童年神坛上的产品,要不是J20在天,我估计他不一定能说出什么话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有的老外他不喜欢中国人(你强求不了,表弟和堂弟还有个亲疏是吧),你从他脸上就看得出来,但是他不喜欢,他不敢撒野,这就和国家的强大有很大关系。
这个相关性肯定是分段相关。一般情况下,国家强大程度与普通人的下限有很大的相关性。
孙中山先生讲过一个故事:在南洋,有一位家财万贯的华侨富翁。一天下午,他到一位当教师的好友那里聊天。二人谈得高兴,忘了时间。知道深夜,富翁忽然想到该回家了,但自己离家时却忘了带夜间通行证和夜灯。按照当地法令规定,华人夜出,身边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给荷兰巡捕查获,轻则罚款,重则坐牢。这位富翁自然不敢冒这个风险,但他又总想当夜赶回家去。富翁和他的朋友左思右想,就是找不到好的办法,只得偷偷站在门口张望。富翁发现离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间日本娼寮。他计上心来,便对朋友说:“我有办法回家了。”这位教师正在愕然,富翁已经径直朝日本娼寮走去。富翁到了娼寮,给一块钱叫了一个日本妓女,让她陪伴自己散步。妓女得了一块钱,也自然很愿意。他们挽手散步,一直走到富翁的自家门口,富翁才让妓女转回娼寮,他自己也达到了回家的目的。
孙中山接着给听众分析:假如不是那个日本妓女,这位中国富翁在那夜便不能回家去。因为他有一个日本妓女同行,荷兰的巡捕以为他是日本妓女的客人,便不敢动问,所以他能够安全回家。由此可见,家财万贯中国富翁,竟还不如日本的一个穷妓女。那又是为什么呢?孙中山感慨的说:“日本妓女虽然很穷,但是她的祖国却很强盛,所以她的国际地位高,行动也就自由。这个中国人虽然很富,但他的祖国却不强盛,所以他连走路也没有自由。如果国家灭亡了,我们到处都要受气。所以我们必须要使我们的祖国变得强盛。”
类似的例子很多,中国原子弹成功后,很多地方华人的地位都有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国家的平台作用。
对1848年的佩斯市民而言,只有一个强大的匈牙利国家才能顶住俄奥两大列强的血腥镇压,捍卫自己刚刚赢得的自由与独立。
对1919年的彼得堡工人而言,只有一个强大的苏维埃祖国才能粉碎帝国主义的残酷绞杀,捍卫自己刚刚获得的选举权与休息权。
对1950年的东三省农民而言,只有一个强大的人民共和国才能击退美蒋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捍卫自己刚刚得到的土地与农具。
对于1846年的都柏林人而言,强大的英帝国在远东耀武扬威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尽管自己理论上是英帝国国民。此时他们正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女皇还在费尽心思地阻扰来自外国的援助到达爱尔兰。
对于1884年的刚果河土著人而言,强大的比利时在柏林会议上出尽风头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尽管自己理论上是比利时治下刚果自由邦的居民。此时他们饱受白人监工的殴打和欺瞒,甚至被凶残地砍掉双手。
对于1945年的冲绳人而言,强大的日本帝国又一次击退了米英鬼畜的进攻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尽管自己作为法理上的日本国民已有半个多世纪。此时他们饱受战火摧残之苦,到最后还要被法西斯狂徒逼着“殉国”。
所以,国家的强大和个人有很大关系吗?
还是那句话:“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贵族老爷们的,而我的祖国却是工人和农民的。我坚信我的祖国会建立起来的。在我的祖国里——绝不会有一个人说我是叛徒。”
当然,难道你觉得美国人幸福指数不如索马里吗
完全无关。
从经济上讲,经济总量和人均可以天差地别。
从统计上讲,单个样本跟平均数无关。
从法律上讲,财政部的钱,个人不可以随意提取。
从军事上讲,军费开支高了,福利开支就减少。
国家强大了只有少数人能感觉到并从中牟利,多数人只会心安理得的享受安全与和平,会接受教育并寻求尊严,对活着有着更高的追求,会在毫不相干的话题上耗费精力。
国家不强大,同样也只有少数人能感觉到,但会限制多数人一生的高度。看看这个世界的欠发达地区,大约有50亿人,他们缺乏医疗资源,大概率活不到50岁,大概率没机会接触高等教育,大概率人生至少要接触到几次恶性犯罪,有可能接触毒品、黑帮、性犯罪……终其一生大概率只能做做苦力、农民、小商贩,而且一生也没什么存款,糊糊口罢了。如果是在中东,那还有可能要经历战争。
说“我不在乎大国崛起,我只在乎小民尊严。”的人可能臆想的是 瑞典、荷兰、北欧那样的寡民小国,但看看这世界,只有那一块的 小国 人民会有 有尊严的生活,而他们的国家是嵌入在欧盟、北约这样的体系内的,他们的财富也是来源于欧美全球霸权体系的掠夺。
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多数人的命运和这个国家深度绑定,国弱 ,国家利益就得不到保障,我们将再度经历清末、民国,那些海外的华人更是没有退路,他们的前途无非是重复历史上的历次排华运动。今天积极反华的美国华裔,如果中国真的衰弱了,他们绝不 会迎来社会地位的提高,我也毫不怀疑美国再度制定排华法案,限制华裔的教育、医疗等资源,港台地区的人民也将彻底失去他们在欧美体系下的意义,他们的财富也是决计保不住的。
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矛盾,比如劳资矛盾,分配问题,但这一切不是我们砸锅的理由,我们能做的只有推进国家建设,包括对分配方案的努力与争取。
国家是概念,而不是可操作实体。你跟国家的交互,也是跟国家的某个人交互。
1.如果你的手机,包或者自行车丢了,你去警察局,你看警察会不会理你?
2.如果是一个发达国家的人的东西丢了呢?
德国小伙乘出租车的时候把背包落在了出租车后备箱里,河南洛阳市交警支队通过稽查布控系统,仅用了1个小时就找到了出租车司机,使背包完璧归赵;美国人的马匹丢了,北京警方小跑二十多公里找到了;日本人的单车丢了,武汉警方仅用了三天就迅速破案;俄罗斯人的护照丢了,宁波警方翻了五吨垃圾将其找回…
你觉得是这些国家强大所以中国警方很配合?不是的。
3.如果是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人的东西丢了呢?
2018年9月6日15时32分,秀水街总经理胡文莉在一层南侧巡视时发现几位非洲朋友一脸着急地在沟通什么。她立刻上前询问,原来是一位客人的手机不见了。胡文莉马上联系安保经理以及驻场的安全保障部门。
5分钟不到,驻场的朝阳刑警冯刚、建外派出所副所长张占山已赶到现场,在调阅出入口、通道等各处监控视频时发现,这位客人第一次离开秀水到对面LG大厦理发店时还带着手机,但第二次回到秀水街时就没带手机,手机很可能落在理发店了。 果然,在理发店,非洲客人找回了自己的手机——前后用时不到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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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什么做贡献就跟你有关系的,还是就算了,很多老外在中国做了什么贡献?为什么警察这么愿意花资源?心里没有AC数?
我认为国家强大的确跟个人关系,而这个关系核心在,你这只狗的损失,是否打到了主人脸。
如果打到了,那你会很爽。
如果没有,那你自求多福吧。
当然有关系!有极大的、根本性的关系!
你去东南亚看看,去菲律宾去泰国芭提雅,看看那些大腹便便身材浮肿的美国穷老头子,手里牵着十几岁二十多岁的泰国老婆,悠哉游哉沙滩上瞎转悠。
没有强大的美国这个国家,这些美国屌丝老头应该正在北美的贫民窟里朝不保夕。
要不是东南亚这些国家的贫弱,怎么会把自己最娇艳的年轻女儿送到强国底层瘪三的手里?
不管是强大还是弱小,国家与个人都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个关系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强大的国家不一定会保护每个个人。法西斯德国很强吧,但跟犹太教德国人有关系么。苏联够强吧,让欧美担惊受怕几十年,但跟那些因族别而被流放和清洗的无数个个人有关系么。
高赞回答里提到这个关系取决于是否参与建设。犹太人确实没有参与(不允许)强大德国的建设,但被屠杀和流放的罪族人参与了且个人贡献不比主体低,而且他们中绝对多数人愿意继续参与。但有人考虑过这些么,有人想过给他们参与建设的机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