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消失,春节不会被取消,但会变成一个毫无特色的普通节日,原因是多方面的。
1.人情社会朝契约社会转变,走亲戚朋友的刚需程度越来越低甚至已经变成了形式,而且现在的亲戚朋友遍布天南海北,不像以前大多只在氏族小区域内。
2.法定春节只有三天假期,算周末也才7天,再加上春运1-2天的路程,如此仓促的时间,根本来不及办好春节,必然会降低春节的质量。
3.春节的灵魂烟花因环境和安全问题已经渐行渐远。
4.西方等多元文化的入侵,传统文化的缺失。
5.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幸福的阈值,以前的春节是需要下大成本的,春节的大鱼大肉,很多人一年也只能吃那么几次,现在随时都能吃,已经失去了那种期待感。
6.城镇化和乡村空心化带来了的快节奏,已经越来越容不下这种慢节。
楼上居然全是反面意见,我来说个不同的看法。
对战术和阵型设计的学习,很有必要,但是要结合自身实际来学习,生搬硬套就没必要了。
来说说实际的案例:
我们是深圳的一只业余球队,网络上召集的,有40人左右,2015年是我们的第四个赛季,截止今天应该已经踢了150场比赛了。球队最大的接近45,最小的16,平均年龄应该在35左右,大叔占了绝大多数。而且这里面大部分人,是已经放弃足球很多年后重新开始的,比如我在加入球队前,已经12年没有踢过足球了。总的来说,球队里面水平参差不齐,业余里面水平偏下的。
我们对内人比较多,经常分为红白两队比赛。白队有一个速度冲击力都很快的前锋,还有一个踢过大学生联赛的后腰,刚组队踢球的时候,白队连续虐了红队有半年吧,每场赢5-6个。红队的优势只在中场有2个公司球队的主力,控球比较好,但经常是围着白队禁区前倒来倒去不进球,一旦失误被白队一个反击就丢一个。随着踢得多了,红队个人能力有所提高输球越来越少,就开始琢磨怎么赢球了。首先是红队设置了一个前置的后腰,一旦转入防守状态这个队员就去贴对方后腰,永远站在持球队员和后腰之间,不让白队通过后腰来发动长传反击,这样一来白队进攻威胁大打折扣。第二是从队内挖掘了一个没人要的小个子队员,因为这个小个子虽然球踢得不怎么样,但是在短距离爆发力极好,三步以内没人能追上他。安排他打边后卫,不许压上,专门站在对方前锋身边2米,对方拿球启动冲刺的一瞬间进行上抢,成功率很高。在这两个战术都采用并且见到效果一段时间后,做了一个最重大的改变,就是把整个防守战术调整成了全队参与的压迫式防守。除了后场2个红队后卫陪着2个白队前锋,其他人全都在对位逼抢,前锋去扑抢白队持球后卫,前腰切断后卫向后腰传球的线路,逼白队后卫直接大脚向前开。这最后一个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白队不能有序的组织进攻,让他的进攻变成盲目长传解围,再让自己的后卫和对方在小范围拼速度。自从这套战术运转以后,红队遏制了白队长传反击能力,白队的进球率直线下跌,而红队通过战术加强了自己控球的优势,也逐渐解决了不进球的问题。
通过上述自己踢球的经历,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业余比赛中,通过一定的战术安排,仍然可以做到扬长避短,改变战局。顶级比赛的有些战术安排对业余比赛时有一定的启发性的,比如后腰前置就是受到了比达尔踢法的启示。另外,顶级比赛所传达的队足球的理解,才是对业余球队最宝贵的财富,业余球队可能无法踢出巴萨那样的流程配合,但不能阻止大家对于这种技术风格的模仿,对于控制皮球的追求。反过来,在自己业余足球中对于某种战术风格的模仿,也可以极大的增加看球乐趣,更好的揣摩教练意图,从技术角度观赏比赛。
识字率
明代:
明朝对社学的入学年龄规定:“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即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参加,入学时也不需要考试,招生数额也没有限制,凡是愿意读书的,都可以来参加。
《明史·杨继宗传》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即:“成化初,用王翱荐,擢嘉兴知府.......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
明代小说出版业繁荣,有大量的人购买这种休闲通俗读物。
传教士记载:利玛窦等合法传教士的著作,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载道:他们惊讶地发现明国老百姓识字率很高(而那个时候他们使用二十多个拉丁字母的西班牙葡萄牙母国的识字率可能还不如用几千个汉字的大明),并且把识字率高的原因归功于两点:1.中国人特别注重文化教育2.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大,要互相理解必须靠文字作为桥梁。
清当局: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
第二,不得立盟结社;
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第四,大兴文字狱
第五,篡改历史文献
第六,禁毁和篡改汉语著作
通过以上手段,经过两百年黑暗统治中国人识字率终于达到历史最低的 1% (清当局学部在1909年的统计,当时中国人的识字率不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