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时代的治理洪水到底是中国人自己想起来治水的还是中亚文化传过来告诉咱们要治水的？ 第1页

1.最近天气一直不理想，郑州遭遇了千年不遇的大暴雨，城市内涝严重，广东遭到了台风的吹袭，阳江防备台风登陆，一时间防洪抗灾、救灾减灾成了新媒体领域的热点话题。其实洪水对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来说并不新鲜，甚至在中华文明的初期，我们的祖先就在和洪水抗争。

多年以前，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曾经根据文献记载和当时的考古学成果提出过一个猜想，大概4000年以前，中国出现了一次气候变化，雨量增加导致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泛滥，后来这一猜想逐渐被环境考古学所证实。

以黄河为例，当时人类多选择在河岸附近居住。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黄河沿岸的地形多为山间峡谷，平地狭小，回旋空间不大，洪水一来就会把适宜人类活动的空间全部淹没，带来齐家文化的衰落，甚至农业几乎消失，人们回到了采集野果、打猎野生动物的生产方式；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北地区，地貌多为平原，洪水一来就漫布四野，人们只能退到被洪水包围的丘陵和高地上，带来的是山东龙山文化蜕变为较为落后的岳石文化；黄河中游的河南地区，处于中国地理第二、三阶梯的过渡阶段，古人往往选择河岸边上的台地居住和生活，洪水能淹没的区域有限，人类回旋的余地较大，洪灾过后生产生活的恢复也更容易一些，最终在这一地区形成了早期的国家——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

2.当然，对抗洪水不能仅仅依靠地形有利，人类自己采取防洪措施是更重要的。《史记》中记载的大禹，就是因为因治水有功才登上王位，他所倡导的“水在于疏而不在于堵”也是中国最早的排水理念。考古证据表明，在4000年前的河南平粮台古城遗址，古人就铺设了用泥土烧成的地下排水管道，可以将污水和雨水排入沟渠，导入河流，具备了基本的防洪排涝的作用。2200年前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修筑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堪称人类治水史上的奇迹，不但防治了岷江的洪水，还将水源引入了成都平原，使四川盆地成为适宜种植水稻的“天府之国”，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

长江流域也有例子，比如良渚文化约5000年用“草裹泥”技术修筑的堤坝体系，用至少11条堤坝，最长的一条长达数公里的规模，解决了长江下游低洼地区防洪的问题，难度和工程量都是当时世界顶尖水平，无需外来文明“你来教我修坝”啊。

3.此外，古人对洪水的畏惧，还诞生了“龙王”这一管下雨的神灵，历史上我们没少给龙王修建庙宇，北京黑龙潭龙王庙、河南焦作嘉应观、湖北汉口龙王庙，还有四川南充龙门镇龙王庙，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龙王庙建筑。

但是管用吗？2018年7月12日，四川南充龙门镇龙王庙就被洪水淹没，而且这还不是第一次，2010年和2013年就已经被淹过两回，上演了现实版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真正的“治水龙王”又是谁呢？

4.时间回到1998年7至8月，长江中下游遭受到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的围困，湖北宜昌以下至江西九江段长江干支流的洪水水位均刷新当地1954年特大洪水最高水位记录，荆江沙市段最高水位达到44.95米。并且，高水位持续时间长达40余天，导致部分破堤溃垸，损失惨重。

汉口的龙王庙附近就有一座闸口，闸口和江堤的存亡，关系着武汉的存亡。23年前，在这里将特大洪水拦住的并不是什么“龙王”，而是“誓与大堤共存亡”的人民子弟兵。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

和中亚无关。

我们直接看有关禹已知最早的文字描述：

天命禹敷土，隳山，浚川。《豳公盨》

这里是说“天”命令禹创造大地、破坏高山、疏通河流，也就是禹是一位被天帝派到下界创造大地的神明。

这则记录的时间点是西周，也就是说至少到西周末年禹在周人的心目里还是一个创造大地的次级神，不是后世传说中的圣王，更和夏朝没啥关系.....

从创造大地演变为治水，至少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了，当时亚历山大都东征又去世了，哪还来的“古巴比伦”、“古埃及”，而当时中国治水经验已经很丰富了。

我们来看一下治水神话的起源：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国语》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尚书》

在《国语》中洪水的起因是共工失德，胡乱修水利，结果皇天不赐福于他，百姓也不帮助他，才兴了祸乱。鮌也重蹈覆辙，被尧杀了，禹吸取教训“象物天地”才避免了灾祸。也就是说在《国语》这一则中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一个“顺应自然优于强行改造自然”的训诫，和被现代人理解为“老子就要逆天而行”的“人定胜天”完全是相反的两回事。

在《尚书》中洪水的起因更是“降水儆予”，也就是以大水作为警告，谁能用洪水警告舜那还用说吗……（顺便一提，舜能统治天下是因为「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那么舜和禹得到的教训是什么呢？

看《尚书·虞书益稷》：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简单地说，就是要通过有德之人来接受“上帝”的指示，天才会赐福与你。

在《国语》中，舜治水之后“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

在《尚书》中，禹治水之后“天乃锡禹洪范九畴。”

最后附一段：

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在文献中禹和皋陶天天告诉舜的就是要“顺应天命”，别乱修水利让山川改道，修了就要受上天惩罚——这无疑是一种朴素的自然主义思想和防止统治者滥用民力的劝诫，和现代理解的“治水”没有太大关系。

把大禹治水解读为“人定胜天”、“改造自然”不过是现代的发明，只不过这种发明想要表达的含义未尝是不对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改造自然有多么重要。

顺手反对 @江竹 引用的 @李雷 的答案。

从上面我们可知，大禹在西周都是天神的形象，治水神话本质是从神话历史化并拿来说理的，要怎么和商朝乃至夏朝以前的洪水对应上呢？

发现数千年前有过洪水就硬说这是大禹治的水，这种逻辑本质和按照《荷马史诗》说土耳其是特洛伊也没啥区别。

哦，这比说土耳其是特洛伊还草。

“而最为巧合的时候，这次堰塞湖崩溃的时间，和历史上中原大规模的文化转移事件时间是吻合的，意味着我们的祖先，在大洪水的时候，被迫大规模迁徙。”

......？

这不就是说人被洪水赶跑了吗？这关大禹治水什么事啊！

自卑和自傲都是不对的，治水既不靠西亚人也不靠神话人物，“古代智慧”也不能真的帮到现在的我们什么，这点 @螺旋真理 老师说得好。

虽然个人有点疑问就是什么文献里能记载4000年前的洪水（

交流是应该有的，但不存在谁学谁。不会治水的民族种不了地，治水是农耕民族的生存技能。

如同中国内陆南北的气候存在差异，农业方式存在差异，治水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中国内陆与中亚的气候不一样，生存环境不一样，耕地模式不一样，治水的方式不一样，互相之间是学不来的，压根儿没有学习别人的意义。

比如，前面一个答案提到的坎儿井案例，坎儿井的远离很简单，而且各地的坎儿井的目的也不一样。有些坎儿井是从底下引水的井，有些坎儿井只是减少蒸发的暗河手段（哈密坎儿井是即引底下水又是减少蒸发的暗河）。而且挖坎儿井是需要地质条件的。东疆土壤较硬和粘性较大，可以挖坎儿井不会坍塌。而南疆居民区的土壤是松软沙地，根本无法挖坎儿井的。还有，坎儿井的成本极高，南疆这种有河流的地方用不着。

再比如，同样是河流改道导致的洪灾问题，华北的办法是巩固河道，历代统治者都会加固黄河堤坝，保证河道不决口和不溢出河道。但是中亚历史上基本不会巩固河道的，放任河流随便改道，只会在靠近居民区的河流必经之地改道最大极限处维护堤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中亚历史，在近代大规模工程技术普及之前，在中亚（还有南疆）城池和居民点不会特别靠近河流湖泊而保留相当长的距离。

中亚因地理原因，河流流量十分具有季节性和集中性，夏季和暴雨时期河流流量超级大，当地全流程土壤是松软的沙地，河流的含沙量极高。而且因河流形成的原因，改道是从山口出来时就会出现。那么长的河道，那么多的山口，以古代的技术条件，无法固定河道，工程量实在庞大。因此，南疆古代的治水主要是针对引水渠的不决口不溢出，人口较大城镇提防史无前例的河道改道到居住区，通过古代式水库保留更多的水用于灌溉等等。

顺便，新疆现存可使用坎儿井的历史均不超过1000年，不存在维族霸占汉人坎儿井之事，民族主义同胞真不需要记恨维族。

关于坎儿井的来源，文献和考古都有一定的局限，很多都没有文字记载，遗址、遗物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也难于确证。对新疆坎儿井起源的说法，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新疆坎儿井起源于波斯，即今伊朗。第二种，新疆坎儿井起源于中国内地。第三种，新疆坎儿井由维吾尔先民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自己发明。现对这三种说法分别作以介绍。
坎儿井起源的三种说法
⑴第一种，认为是新疆坎儿井来源于中亚，并用这种看法对新疆坎儿井的名称进行解释。他们认为维语名karez与波斯语karez读音与拼写形式全同，但是波斯语karez不是突厥语或维吾尔语，11世纪玛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不载此词，可以为证。当时坎儿井已在中亚各地盛行，波斯语karez早在波斯与阿拉伯文献中应用，如果波斯语karez为突厥语，《突厥语大辞典》一定会载此词。 [2]
持此观点者以黄盛璋的《再论新疆坎儿井的来源与传播》一文最具代表性。该文认为：Karez是波斯语，意为地下水道，来自古波斯语kohrez，最早由kathc（意为掘、挖）与rez（意为水流）合成，波斯文献中多次使用。世界最早的坎儿井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西亚之亚述帝国，后属波斯，今在伊朗境内，波斯现虽不能确定为坎儿井最早发源地，但最早由波斯帝国发展起来，在帝国范围内广泛流行，伊朗仍为世界坎儿井使用年代最长、数量最多、发展程度最高之地，一般都认为它是世界坎儿井最早传播的中心。但伊朗却用阿拉伯语Qanat/khanet，这是因为6世纪后，波斯帝国瓦解而为阿拉伯所取代，在阿拉伯直接统治之地，包括今伊朗及其以西的东方地区，采用阿拉伯语Qana/khanet，或Foggara，而自伊朗以东直到新疆境内，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阿富汗，巴基斯坦，都称坎儿井为karez，这些地方历史上直接或间接受波斯文化以至政治影响之地，少数还有记载，考古遗迹也能证明其古老，karez确定为波斯语，本身就提供一个不可磨灭的证据。对于karez的传入时间可能很晚。今维语尔语karez出现时间也很晚，《突厥语大辞典》没有，高昌回鹘文书没有，明代高昌馆课也没有，连近代维语也未见使用这个词，它最早不能超过清中叶以前，因为坎儿井在吐鲁番出现就晚。新疆正和使用karez为坎儿井名称的原苏联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相连接，又有丝绸之路贯穿东西为之联系，尤其是其中亚东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属于清朝领土，其中浩罕和新疆不仅疆界相接，而且多次和新疆地方发生关系，所以吐鲁番坎儿井来源于中亚使用karez地区，特别是浩罕，应该最为合理。 [2]
⑵第二种，认为新疆坎儿井来源于中国内地。持此观点者可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著名水利专家王鹤亭先生为代表。他在1983 年发表的《新疆的坎儿井》一文对其观点有详细阐述。文章指出，清朝历史学家王国维在《观堂集林·西域井渠考》一文中认为，坎儿井起源于“井渠”，并引《史记·大宛列传》中的一个故事，以支持此说。大宛，即今乌孜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故事说，大宛城中本无井，引用城外流水，后在战事中，外城被困，水源切断，因找到了“秦人”，才学了穿井，解决了当时城内严重的断水问题。“穿井”之术，因找到了秦人才学会，可见不是一般简单的竖井；又要不被作战对方发现，则不可能是明流，而只能是引地下潜流，那就是坎儿井了。“秦人”当时是泛指中国关中一带的人。它说明“井渠”或“穿井之法”，当时已由中国内地传至西域，而且已应用到引地下潜流了。 [2]
“井渠”或“穿井”是否就是现在新疆坎儿井的起源呢？其方法和坎儿井有没有共同之点？这是关于坎儿井起源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文章认为“井渠”或“穿井”的结构细节，和坎儿井的结构和开挖方法对照，则不难看出，尽管所引水源有地上明流和地下潜流之别，但重要的是其凿井穿渠的方法，则是基本相同的。其目的都是要用暗渠穿过较厚的土层，使能以一定的坡降，把深沟的地表水或深处的潜流引出地面来，用以自流灌溉。“往往为井”就是从地面上每隔一小段距离打一竖井，以便人在下面挖暗渠，而竖井下面的暗渠挖通后“相通行水”。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不能因为二者所引水源不同而完全否定它们之间相同的方面。事实上，吐鲁番盆地吐鲁番市的红柳园子就有两条老坎儿井，是通过高岸坎引大河沿的地下明流的。托克逊县先锋公社亦有一道叫达特汗的老坎儿井，是引取白杨河右岸一条较深泉沟内的地上明流的。可见引地上明流的“井渠”与引地下潜流的“坎儿井”之间，没有截然不同和不可逾越的界限。有人说修建坎儿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用暗渠来避免水流的蒸发损失，但这是一个附带的好处，而修建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引取用以自流灌溉的地下水源。 [2]
⑶第三种，认为新疆坎儿井来源于由维吾尔先民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的发明。如宋政厚在其《吐鲁番坎儿井传奇》一文中引用了在吐鲁番流传甚广的一则民间故事：说相传古时候，有位年轻的人，赶着羊群来到吐鲁番，四处寻找水草丰茂的绿地。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片苦早的荒漠。牧人并不气馁，他跑遍了火洲大地，终于见到一片绿茵茵的洼地，长满着茂密的青草，只是不见水的影子。眼看着羊群因缺水即将渴死，他心急如焚，便动手在草地.上掘土找水。这时，过路人摇着头劝他：“别费劲了小伙子，水是到不了吐鲁番的，它在半路上就让太阳和戈壁合谋分光了!”“真的是这样吗？”年轻人思忖着：“不是说，绿草和清泉是一对天生的情人吗？既然见到了绿草，就一定能找到它的情侣。”于是，他歇口气，擦把汗，继续向地下开掘。当挖到几丈深时，水像珍珠似的从沙隙中涌了出来，汨汨欢唱，比甘露还甜。人畜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的突然出现，一下坚定了他立足戈壁的信心。为了不让泉水被太阳夺走，聪明的牧人顺着北高南低的地势每隔几十步开凿一眼竖井，再以竖井作为出口，掏挖地下暗渠，使竖井、暗渠连通一体，形成长长的流水，一直流到盆地低处，露头地面。坚强的牧人找到水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吐鲁番。于是，人们都仿效这个牧人的做法，挖一段暗渠， 掘一口竖井，再挖一段暗渠，又掘一口竖井，此接彼连绵延不断。1里、2里、5里……就这样，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挖出了一道道工程浩繁的地下长河，把水从地下引到了地上，哺育万物，给火洲带来鸟语花香的春光美景和果实满园的丰收秋色。
学者们通过考证吐鲁番盆地喀喇和卓周围被掩埋多年而解放后重新发现的10多条老坎儿的年代，推测吐鲁番盆地坎儿井至少也有2000年多年的历史。但在托克逊县西北的kokjoy（阔克嘉）乡新发现的岩石画中刻出的明晰可见的坎儿井图案，把这一推测至少提前了2000年。据刊布者的考证，这些岩画有4000-6000 年的历史。这些事实推翻了坎儿井文化2500年前从波斯人那里传到了吐鲁番的假说。
力提甫·托乎提在其《论Kariz 及维吾尔人的坎儿井文化》一文中，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新疆的坎儿井起源本地说作了详细阐述。文章指出，Kariz一词的词源，波斯语里有kdreez （坎儿井）一词，由它构成词还有kareez kan（挖坎儿井的人）和kireez koni（挖坎儿井）等词语。另一个词是qanat（坎儿井）其复数形式为qenawato由qanat构成的词有mahi qanat（鲤鱼）。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如果一种语言里有两个表示一个意义的同义词，其中之一往往有可能来自外来语。波斯语的qanat和koreez两个词的同时存在也提示了波斯语的koreez是外来词，更确切地讲，是突厥语借词。突厥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再分析kariz一词的来源是由阿尔泰语动词kar（挖、挖掘）缀加古复数或双数词缀z而形成的。Kariz（坎儿井）一词的构成建立在kar这一动词所具有的挖、挖掘的语义基础之上。z成分在古代突厥语时期也是较能产生的词缀，表示双数或复数意义。由此，这些都证明了坎儿井文化是维吾尔人先民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