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李大钊？ 第1页

“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我想“如果说我们是浪漫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分子，我们想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我们将一千零一次地回答说，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切格瓦拉

我想这两句也可以代表那些在苦难的中国寻找出路的人。

一 南陈北李

西安事变时，大少爷张学良苦口婆心劝蒋介石别打内战了，要一致对外，此时蒋已经成为阶下囚，小命都捏在张的手里，依然暴跳如雷，表示：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看的出来，蒋的反共立场无比坚定，连续五次围剿红军，直到把红军赶到陕北这个山窝里，依然不肯放过，还逼着张学良进攻，不把红军搞死誓不罢休。

是什么让蒋介石对共产党如此忌惮或者痛恨？这个话题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开始说起。

1913年，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无意中接触到了共产主义，顿时觉得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救国的真理吗？回国之后积极宣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李亲眼见证理想之花在俄国大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李曾对来华帮助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说过——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的种子，以后要好好工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南陈北李，指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因为共产主义走的很近，经常在一起研究和探讨，对于他们来说，此时的共产主义还比较抽象，无法和复杂混乱的中国实际相结合，两个人都才华横溢，聪明绝顶，讨论多了以后，逐步形成了共识。

那就是关起门来想是不行的，必须要干中学，先干起来，边干边总结就一定能够成功，俄国人能够干成，中国人也一定能够行，具体怎么办呢？先成立中国共产党！

由于是宣传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李大钊早就被共产国际看上了，成为中国地区代言人，李的这个身份非常保密，当时几乎没人知道，连陈独秀都不知道。

组建一个党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意味着很多人要全职从事党务工作，这些党员的工资要发吧，差旅费要给吧，办公费不能少吧，更加不要说组建军队了，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更加是一个无底洞。

没有雄厚的财力，组建政党就是空想，正好此时列宁主张革命，托洛斯基主张持续革命，要在全世界范围内革资本主义的命，掀起共产主义的高潮，非常需要中国同志的帮助，强烈支持成立中国共产党。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对于这个新生政党未来的发展，陈独秀和李大钊有不同的看法。

陈独秀觉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的政党，应该完全独立自主，不应该受任何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影响，更加不能接受他们的领导，比如共产国际。

不过陈很快发现行不通，原因很简单，没钱啥都干不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改变一下看法，觉得可以接受共产国际援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两者的地位是平等的。

在陈独秀看来，中共应该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打倒全部军阀，统一全国，建立政权，再轰轰烈烈的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想法非常好，只是难度非常大，仅仅凭借中共自身的力量，不知道何时才能实现。

李大钊比较赞同列宁的想法，中共的力量太弱小，时间不等人，想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找一个强大可靠的盟友，比如孙中山的国民党。

虽然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也不是一回事，不过凡事都是可以变通的，党也是可以改造的，求同存异嘛。

接着国共开始合作，中共协助改造国民党。

共产主义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始终紧贴群众，优秀的共产主义者都善于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是群众运动的高手，组织能力都特别强，李大钊是中共创始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能力更加逆天。

而这正是国民党的弱点，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创业班底出身非富即贵，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看不起群众，不相信群众，更加不会动员群众，长期脱离群众，动员组织能力奇差无比。

在改造国民党的过程中，李大钊自然的展现了超凡的组织动员能力，让孙中山眼珠都看直了，聪明的人就是这样，只要把正确的东西看一眼，就会明白，这些正是国民党的弱点所在，只要补齐这些短板，国民党的前途将不可限量。

李大钊正是可以补齐国民党短板的人才，孙中山对李大钊无比的欣赏，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以后，按照国共“党内合作”的模式，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要求下，李大钊加入国民党，被孙中山委以重任，担任国民党北方地区领导人。

除了欣赏之外，孙中山和李大钊对革命的思路也有共识，他们都认为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在于军阀，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倒军阀，彻底铲除社会的毒瘤。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俄国大地上正在发生的社会主义实践让李大钊心潮澎拜，内心无比向往，在李大钊看来，中国革命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快速彻底的消灭北方军阀，然后再由苏联指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必将取得丰硕的成果，中国将迅速摆脱贫穷，人民也将很快过上幸福的生活。

北方军阀以奉系张作霖为首，这是首先要铲除的目标，在李大钊的穿针引线下，共产国际派出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战士马林、维经斯基以及苏联驻华大使越飞，与孙中山反复沟通，最终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决定军事打击北方军阀。

北伐如同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虽然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不过此时的苏联实力依然弱小，还是一个小BABY，它还不敢直接出兵中国，不然激怒帝国主义，再次引发列强干涉，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将面临再次被围殴的凄惨局面。

苏联只能暗中扶持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派出以加仑将军为首的高素质专业军官团，来到广州，参与创建黄埔军校，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培养专业的军官和士兵，国民党军队战斗能力直线飙升。

二 李大钊的能量

李大钊在北方也没有闲着，他看中了冯玉祥，冯玉祥地处西北偏僻之地，暂时还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污染，苏联人觉得他“纯洁的像一张白纸”，冯还具有强烈的爱国心，思想看上去非常进步，关键冯和张作霖还是死对头。

于是两人迅速聊上了，冯玉祥也表达了对北伐的支持，对干掉张作霖尤其感兴趣，在冯玉祥和李大钊的运作下，成功策反张作霖手下大将郭松龄，占领锦州，差点把张作霖逼上绝路，可惜最后功败垂成，郭松龄被杀。

张作霖是一方枭雄，很快查出最近诸事不顺的原因，是一个叫李大钊的在暗地里捣鬼，此人靠近冯玉祥，策反郭松龄，还和老毛子勾勾搭搭，企图图谋东北，地盘就是军阀的命根子，现在李大钊要张作霖的命根子，张作霖能放过李大钊吗？

冯玉祥是一个聪明人，懂得审时度势，很快就搞清楚南方政府才是未来之星，表达了合作的愿望，李大钊投桃报李，为他拉来苏联赞助，此时苏联人甚至更加看好冯玉祥，因为冯玉祥的实力更加强大，苏联人帮冯玉祥建立军校，培养军官，送来先进的武器，冯玉祥的实力迅速扩大。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一度掌控了北京局势，顺便把溥仪赶出了皇宫。

此时冯玉祥又红又专，李大钊在他的军队中宣传共产主义，得到冯玉祥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和苏联走的很近，俨然一副革命党的模样，在吴佩孚和张作霖看来，冯玉祥就是共产党，变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

刚刚还在直奉大战中打的要死要活的两人，迅速联合起来，共同进攻冯玉祥，冯玉祥抵挡不住，只能退出北京。张作霖进入北京，成立安国政府，北洋军阀主政北京的最后一个时代到来。

在张作霖看来，所有反对他的人都该死，无论是企图北伐的国民党，还是善于搞运动的共产党，这些都是他的敌人，只要抓到，一律处决，北京血色弥漫，变得非常危险。

在张作霖的抓捕名单中，李大钊绝对排在首位，朋友们都劝李大钊赶紧离开北京，但李大钊舍不得走，他的事业就在北京，他的根基也在北京，他不能离开北京。

李大钊肯定不是莽夫，他留在北京并非冲动，担任苏联驻华大使的越飞是他的好朋友，两个人是老熟人，正是在李大钊的引荐下，才有了越飞和孙文的历史性会见，才有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苏联大使馆非常乐意为他提供保护。

此时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国民革命军已经开始了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将孙传芳和吴佩孚打的丢盔卸甲，让张作霖感到毛骨悚然，孙和吴的实力与他旗鼓相当，这两个人挡不住北伐军，张作霖一点都不认为奉军能挡得住。

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更加不愿意离开北京了，此刻北京是奉军的中枢，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报，何况在奉军人心惶惶之际，更是策反良机，一旦策反奉军核心将领，将加速奉军倒台的速度，让革命事业事半功倍。

俄国人对东北一直虎视眈眈，张作霖在东北经营多年，感受非常深刻，沙俄时期，俄国人就在东北修建了一条中东路，沙俄军队可以随时沿着铁路进入东北，张作霖毫无办法，现在沙俄没了，又来了个苏俄，号称要革所有反动派的命，像张作霖这种死军阀是革命的首要对象，让张对苏俄更加厌恶。

在张看来，俄国人对东北志在必得，支持孙文和自己打仗，李大钊就是俄国人在北京城的卧底，关键时刻准备里应外合，要了自己的老命，不干掉李大钊，张作霖寝食难安。

三 抓捕李大钊

占领北京城后，张作霖下令抓捕李大钊。

李大钊显然不是等闲之辈，他不会傻等着让张作霖来抓自己，在张进入北京之前，在越飞的帮助下，他把家搬进了苏联大使馆，这块地方非常安全。

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后，慈禧老太太被吓坏了，安排李鸿章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辛丑条约》，在北京专门划出了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叫东交民巷，以后列强们的大使馆就集中在这一块了，每个大使馆都有自己的保卫部队，中国军队绝对不允许进出这一地区。

什么叫丧权辱国，这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没有行动的自由。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后来的北洋政府，在洋大人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东交民巷就是中国政府的禁区，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和康有为就是跑进了日本大使馆，大清密探只能眼睁睁看着，屁都不敢放一个，也就有了康有为在日本编慈禧黄色段子的机会。

在越飞看来，就是给张作霖一万个胆子，他也不敢进苏联大使馆搜查。

李大钊放心的住在苏联大使馆，其实是住在苏联大使馆的隔壁，那也是苏联大使馆的产业，在这里，李大钊书写文章，发布命令，北京城的各种群众运动依然风起云涌。

张作霖的鼻子很敏锐，他在风中嗅到了李大钊的味道，对于这个一心和他作对的人，张作霖恨之入骨，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

李大钊一肩挑两幅重担，既是国民党北方地区负责人，也是共产党北方地区负责人，公务繁忙，每天都要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研究对策，苏联使馆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这个现象很快就传到了张作霖的耳朵里，让张恍然大悟，怪不得连北京的老鼠洞都翻遍了，都找不到李大钊，原来这家伙躲在东交民巷，这里是中国政府的禁区，特务们不敢进去，怎么能抓的到？

能从土匪干到一路诸侯，充分说明张作霖不是莽夫，东交民巷地位特殊，张根本不敢造次，但是机会是自己争取的，张作霖展开了行动。

首先他派人和东交民巷的首席公使展开讨论，看能不能进入使馆区搜查，所谓首席公使就是使馆区推举出来的代表，方便和中国政府沟通，这个代表必须德高望重，此时的首席公使叫欧登科。

在平时，中国政府的这种要求和行为绝对是不允许的，但是这次情况有点不同，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所有列强共同的敌人，何况国民党北伐军喊出的口号是打倒列强，李大钊是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也就是列强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张作霖和列强的利益高度一致。

于是，欧登科默许了张作霖进使馆区搜查的行为。

张作霖派密探日夜监视苏联大使馆区，很快发现了异常，一个叫李渤海的人出现频率非常高，十分可疑，在李渤海离开使馆区后，京师警察厅立即实施了抓捕行动，李没能经受住酷刑的考验，交代了自己是李大钊交通员的事实，将李大钊住在苏联大使馆隔壁的情况全部招供出来。

掌握全部情况之后，张作霖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准备了500人的行动队，保证抓捕行动一次成功。

其实，张作霖这种所谓的政府，本质上就是一个土匪窝，具体表现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保密意识奇差，藏不住任何消息，张作霖布置的所谓秘密行动，早就被泄露出去了，奇人杨度早已得知，派人递消息给李大钊，让他赶紧跑路，老张要对你动手了。

可惜李大钊搞运动的确是一把好手，但的确缺乏军事斗争的经验，他依然坚信，张作霖不敢进苏联大使馆，自己是安全的。

1927年4月6日，这是一个飘着小雨的清明节，张作霖派出大批军警突袭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保卫部队大吃一惊，赶紧鸣枪示警，没想到，军警突然拐了个弯，冲向了苏联大使馆隔壁，这里正是李大钊居住的俄军旧兵营。

兵营守卫看到大事不妙，赶紧将大门关了起来，同时苏联大使馆士兵开始疯狂对天鸣枪，要求这些军警立即滚蛋，气氛异常紧张，但是军警人多势众，每人都携带武器，压根就不理会苏军警告，直接撞开大门，将兵营里所有人都抓了起来。

李大钊全家都被抓了起来，除了长子李保华，这小伙子很机灵，听说了张作霖进使馆区抓人的消息后，他就躲了起来，后来在周作人的帮助下，跑到了日本。

四 李大钊之死

这次的抓捕行动，张作霖的收获是丰富的，国共的损失是惨重的。

由于判断失误，坚信张作霖不敢在使馆区闹事，李大钊将大量机密文件存放在了苏联大使馆隔壁的旧军营，包括大量和共产国际以及南方国民政府的往来文件，这些都是极度机密，如果是一个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看完肯定就要烧毁，李大钊没有接受过特工训练，他全部都保留了下来。

仅仅凭借这些文件，张作霖完全可以判李大钊犯有颠覆政府的罪行，在任何时代，任何政府，这种罪行都是死刑。

但李大钊也不是能随便杀的，虽然张作霖很想这么干，但是也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

李大钊是北大老师，社会名流，是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导师，很多社会贤达的好友，李大钊被捕后，学生们游行示威，强烈要求释放李大钊，社会名流们开始联名上书，展开营救行动，声势非常浩大。

在张作霖看来，这些都是毛毛雨，只要对方没有枪杆子，张作霖就不会怕，他真正忌惮的，正是如日中天的北伐军。

我们现在都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英勇无畏的共产主义者，其实回到李大钊被捕的时刻，李的公开党派身份是国民党代表，共产党员的身份反而是保密的。

李大钊是国民党重要领导人，而奉军又是北伐军讨伐的对象，如果把李大钊杀了，彻底激怒了国民党，那就一点缓和的余地都没有了。

这就是张作霖暂时没动手的主要原因。

虽然没动手杀他，但李大钊身上有无数的秘密都是张作霖想知道的，比如和北伐军联络的内容，和苏俄合作的内容，关于中共的事情，这三伙势力在北方的发展情况，策反郭松龄涉及的人员等等。

让一个人开口的最好办法就是酷刑，把一个人的肉体折磨到极致，当无法抵挡极端的痛苦时，人的意志就会崩溃，崩溃了就会交待所有的事情，监狱就是干这行的，刑具就是折磨人的工具，能够让人筋断骨折皮开肉绽。

软蛋几乎不会受到折磨，看到这些阴森恐怖的刑具就尿了，还没来得及感受就全部都交代了，只有意志坚定的人才能全部感受一遍，甚至反复感受，直到体无完肤依然毫不松口，这个时候，负责审讯的人就会崩溃，在面临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时，情绪崩溃很正常。

只有意志力极度强大的人，才能完全克服肉体带来的痛苦，这样的人，我们一般都称之为英雄，李大钊就是这样的人。

京师警察局把所有的刑罚在李大钊身上用了个遍，完全没有让他多吐露一个字，他只承认自己公开活动的内容，比如在南方和孙中山合作时的内容，这点内容随便打听就可以知道，没有任何价值。

其他诸如和国民革命军的联系，以及和苏俄、共产党的联系，他一概不知，一个字都不肯透露。警察们恼羞成怒，疯狂折磨，企图让他屈服，把李大钊折磨到接近濒死的边缘，依然没有任何作用。

李大钊虽然被抓住了，严刑拷打之下，张作霖毫无收获，正在束手无策，放吧，不妥，杀吧，不敢，正在万分犹豫之际。

正在张作霖惆怅之际，杀李大钊的机会突然来临了。

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在酝酿一场狂风暴雨。

苏联只是希望中国成为盟友，至于中国是否走社会主义路线，这个并不是苏联关心的事情，所以苏联是这样看待国共合作的，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为辅，两党精诚合作，打倒军阀，破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

如果中共能够老老实实，不要舞刀弄枪，不要发动群众，就坐在办公室当个穷酸文人，写写文章，喊喊口号，当个安静的民主党派，蒋介石会很高兴，张作霖也会很高兴，甚至还会很大度，支援点经费啥的，逢年过节坐在一起，品茶论道，其乐融融。

可是中共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最突出的能力就是发动群众，不但发动社会上的群众，还要发动军校和军队的官兵，提出要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彻底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

之前说了，关于中共发展武装力量，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有共识的，不过方式上有区别，陈独秀觉得中共必须独立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李大钊觉得中共太弱小，独立发展武装的难度很大，不如先借助进步军阀的力量，打击反动军阀，最后促进进步军阀和国民革命军的合作，在最短实践内获得革命的成功。

不管怎么样，两位创始人都认识到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性，都赞成掌握枪杆子。

李大钊在北方联络冯玉祥，策反郭松龄，甚至鼓动吴佩孚，矛头全部指向张作霖，让张的统治受到极大威胁。

蒋介石的感受也很差，中共的动员能力实在逆天，在农村搞农运，在城市搞工运，气势磅礴，在黄埔军校和北伐军中，中共的势力也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张，无论是军校的学生，还是军队现役的官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共产主义，愿意追随共产党的步伐。

其实通过八一南昌起义就可以知道，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三个多月后，中共依然可以组织3万人规模的起义，并且这3万人全是北伐军的精锐，张发奎知道手下有很多共产党员，多到他都不敢随便下手清洗，这足以说明中共在北伐军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蒋介石跟着孙中山混了这么多年，对于军队有深刻的理解，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有军队才会有地盘，有地盘才会有政权，枪杆子不能丢，军队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于中共在军队内的活动，蒋介石一清二楚，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甚至有了这样的感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快国民革命军就会变成共产党的军队，国共合作将会变成以共产党为主，国民党为辅，不会有国民党什么事了，蒋介石也只能哪儿凉快就到哪儿呆着去了。

这就是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真实原因之一。

蒋介石很清楚李大钊的身份，他是国民党代表，更加是中共创始人，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当发动政变撕下脸皮后，蒋介石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共产党人，何况是李大钊。

当张作霖电讯蒋介石，关于李大钊的处置意见时，蒋介石迅速回电，建议从速执行。

得到蒋介石这种答复，张作霖如同吃了颗定心丸，虽然国民革命军和奉军此刻是敌人，不过在反共这点上，双方有了共识，只要取得共识，就有了合作的基础，可以为后续双方和谈打开大门。

为了合情合理的杀掉李大钊，张作霖还专门组织了一个所谓“特别法庭”，当然，这个法庭只是走走过场，搞了个把小时的表演，然后宣判李大钊死刑。

对于这个结局，都在李大钊的意料之中，他没有申诉，只是表示自己不想死无全尸，张作霖答应了这个要求，专门从国外进口了一个最新款的绞刑架。

由于对李大钊恨之入骨，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张作霖依然要折磨一下，满足自己那种无底线的低级趣味，当李大钊脖子上被套上绳索，吊到快咽气的时候，刽子手又把他放了下来，等他喘息均匀以后，又把他放上去吊起来，等他快不行的时候，又放下来，往复三次，除了用丧心病狂，我实在想不出其他词来形容这种行为。

李大钊先生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五 清算杀人凶手

李大钊先生是中共的创始人，也是毛泽东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毛泽东对李先生非常尊敬，他绝对不会放过敢于杀害先生的凶手。

建国以后，党中央下达指示，让公安部长罗瑞卿迅速找出胆敢杀害我党领导人的凶手，发出红色通缉令，一个都不要放过，除恶务尽。

岁月荏苒，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们已经流落四方，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是不可能被饶恕的，纷纷隐姓埋名，企图蒙混过关。

但无论多么狡猾的狐狸，总有露出尾巴的一天，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信息，据一个被抓获的军统特务交代，杀害李大钊的主谋吴郁文，现在换了个名字叫博哉，住在北京鼓楼湾。

吴郁文是何许人？这小子就是1927年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李大钊就是被他逮捕审讯和杀害的。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察和被捕特务的指认，这个叫博哉的69岁老家伙就是吴郁文，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判处死刑，不过此时老家伙已经身患重病，没有几天活头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就没有执行，而是把他关了起来，多活了两年，1953年病死了。

还有另外一个凶手叫雷恒成，此人是清朝皇室远亲，长期在京师警察厅工作，就是这家伙带队搜查苏联大使馆，他不但抓捕过李大钊，日本人来了以后，还当过汉奸，严刑逼供过赵尚志，是一个毫无下限极其龌龊的卖国贼。

解放后，这家伙化装成一个算命的，在北京城里到处混，被熟悉底细的人举报，经过身份核实后，华东公安部给出的判决非常简单“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雷恒成这个渣滓被抓住之后，另外一个更大的渣滓被抓起来了。

此人叫王振南，一直担任京师审判庭的法官，他不但判处李大钊死刑，后面还杀害了林彪的堂兄林育男，恽代英也是被他杀害的，至于其他党员和进步人士就更多了，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

此人善于伪装，1955年才被抓获，由于罪行太多，审问的时间比较长，等交代完毕以后，在1957年就被枪毙了。

最后就是出卖李大钊行踪的叛徒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的学生，被张作霖抓住后，毫无廉耻的把李大钊出卖了，李大钊被捕后，李渤海就被放了出来，因为此人是李大钊的学生，北大高材生，被张作霖看中，请他担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

西安事变的时候，李渤海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立下了大功，后来还被蒋介石关了很长时间，建国以后，他并未遭到清算，还成为静海区的人民代表，1955年的时候，此人受潘汉年案件牵连，被判处无期徒刑，1961年病死狱中。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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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违抗以及拒绝执行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的命令。

然而根据《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这篇论文显示，守常先生不能违背莫斯科的指示，甚至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情：

上述事实说明：李大钊联合吴佩孚的想法并非出自其本人，而是受到苏俄对华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

既然不是合作关系，而是职场关系，那么很多事情就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