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写窦娥冤，统治阶级怎么没立刻杀了他？ 第1页

因为统治阶级觉得没毛病，都是我想要的。

元曲，尤其是元杂剧，其文本上最独特的特征就是受众和传播形式的不同。此前无论是《诗经》、《楚辞》还是汉赋唐诗宋词，其受众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男性为主体），但到了宋元时期，文学的受众开始从读者变成观众和听众（女性受众增加），传播途径从书桌转向舞台。“文学的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文学的传媒不仅是写在纸上或刻印在纸上的读物,还包括了说唱扮演的艺术形式。”[1] 受众和传播途径的变化势必会导致作家创作过程的变化，即使同样是叙事文本，杂剧相比之前的唐传奇和之后的明清小说，在人物和情节设定、语言风格都要满足新的受众群体和新的传播途径的需要。

那么元杂剧的受众是哪些人群呢？古人云：诗庄词媚曲俚俗。廖奔先生在《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2]中认为当时的杂剧演出很普遍，已成为人们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元朝的杂剧就如同当代的电影一般，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喜闻乐见的。当代的电影、编剧、导演要获得成功必须考虑哪些人群的需求，元代的杂剧家们也要考虑。当代的一部电影要获得好票房，就必须首先迎合占观众中绝大多数的平民的口味，其次要获得好口碑就必须满足眼界较高的文化人的要求，最后要顺利上映则不能违背政府部门的审查制度。张艺谋们在今天面对的三类受众，关汉卿们在八百年前同样如此。因此元杂剧的受众可分为民众、士人和官府。民众要求什么呢？一是好懂，二是好看。所以《窦娥冤》的主体情节是谋杀与神迹，语言俗白易懂，情感表达直截夸张。相比于《西厢记》，《窦娥冤》全剧几乎没有最体现艺术功力的环境描写。其次士人的追求，一是有文采，二是有深度。最后，想让这部戏安全地演出，不会给自己和演员带来麻烦，就不能踩到元王朝的底线。古往今来，政府对文艺作品的要求就只有一个词：主旋律。你可以揭露黑暗，但你不能质疑皇权。《窦娥冤》能古今中外广受好评，满足了三个受众群是很重要的原因。

有关《窦娥冤》的语言和艺术手法的研究汗牛充栋，此处不赘言，本文重点谈谈如何满足民众和政府。

窦娥的人物设定是寡妇有什么讲究？为何含冤百姓总会碰到昏官？作为一部苦情戏，如何最大程度地激发观众对角色同情是编剧的主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点，关汉卿赋予了窦娥传统社会的一切好品质，再剥夺了她一个弱女子在当时所能获得的一切帮助（同时也是观众所能想到的所有办法）。窦娥的好品质主要表现为孝顺和贞烈。首先“生得可喜，长得可爱”，纵使守寡也对婆婆孝顺到极点；婆婆要收留张驴儿父子，纵使内心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遵从；为了不让婆婆受皮肉之苦认下了谋杀罪；临死前还在顾虑婆婆的感受恳求刽子手走后街；冤案平反后要求父亲代为赡养婆婆。仅仅这几幕在古代就已经能赚得所有女性观众的眼泪了，而她严格自觉遵守三从四德即使年少守寡也不肯改嫁，在衙门里被打昏过去三次依旧不肯认莫须有的罪，临终的誓言带有强烈的执念，这些则很能博得男性观众尤其是士人阶层的好感。有了古代社会女子的所有好品质后，作者再将她打入彻底的孤立无援，让她（同时也是观众和读者）得不到（想不出）任何帮助。设想一下如果今天一个18岁的女高中生被诬陷偷钱即将被开除，她会寻求哪些人的帮助来证明清白？归结起来也就家人、朋友、法院。窦娥想洗脱罪名所能依靠的对象也无外乎这三类。但作者却将她设定为三岁亡母、七岁失父、十八岁丧夫、婚后无子的角色，古代女子的“三从”她一“从”都没有，唯一法律上的亲人蔡婆婆却又因胆小不敢说出真相，使窦娥失去了“亲”的帮助。跟男子不同，古代女子几乎没有社交圈，窦娥天生地就没有“友”的帮助，不会有红拂女或梁山好汉为了她来劫法场。面对张驴儿的逼婚，窦娥情愿见官也不愿改嫁，因为当时她还指望官老爷能“明如镜，清似水”[3]，如果这时候真遇上青天那故事就结束了，所以桃杌太守必须被设定成昏官才能让窦娥失去“官”的帮助。无亲、无友、无好官已经让窦娥陷入了绝境，但是否就能把冤推到极致引发所有人最大的同情呢？关汉卿认为这还不够，于是他继续打击窦娥的精神寄托——天地神明。课本节选的段落中窦娥对天地的埋怨和控诉的唱词历来被看作是对“是非颠倒、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揭示[4]。其实从全剧看，窦娥共有四次埋怨天地[5]。如果这种抱怨声直接感天动地，天降惊雷把恶霸和昏官劈死，那么故事也终结了。关汉卿不仅没让天地听到，反而把情节设计成每次窦娥埋怨天地，她的悲剧就会推进一层。第一折窦娥悲叹自己命运坎坷“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不久婆婆就把张驴儿带家里来了；第二折窦娥遭到拷打大喊“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刚唱完太守就准备拷问婆婆，无奈窦娥只能“招认”。情节如此设计，方可让古代平民百姓最后的一丝希望——天的帮助——断个干净，才能让窦娥和观众一起陷入彻底的孤立无援，进而让这股冤最大化，使高潮部分三桩誓愿的应验成为众望所归。情节的推进合情合理，情感的发展自然流畅，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花这些心思可不仅是为了不识字的农夫村妇们，也是为了获得士人阶层的认可。

《窦娥冤》无疑是一部“列之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作品，但其悲剧性绝不只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那么简单，而是表现个人与群体对抗时的无力。当个人的力量已经到了极限，要有转机就必须有更强大的外力介入，此时七岁时卖掉窦娥的窦天章就登场了。窦天章作为窦娥的生父，由他来为女儿洗清冤屈代表“亲”的帮助的回归。窦天章之所以会来平反，是因为窦娥的冤屈成功地感天动地，让三桩誓愿应验，并且魂魄托梦向父亲申冤。这些超自然现象的发生代表着“天”的帮助的回归。但仅仅父亲归来时不够的，要能够拨乱反正必须有旧案重开的权力。因此关汉卿设定窦天章一举及第，加封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的官职，此次来到淮南是为了“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具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他自己都为如今的“威权万里”而喜。钦差平反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代表着官民的和解，对窦娥来说则代表着“官”的帮助的回归。他的钦差身份和“势剑金牌”都是皇帝赐予的，钦差代表皇帝惩恶扬善不正是元朝政府最爱看到的主旋律剧情吗？恶霸与昏官可以有，但好官和好皇帝更不可少。往前追述有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往后搜寻有《水浒传》的“替天行道”，无不是如此。

细分剧中的人物形象和关系，窦娥是完美无缺的至善形象；张驴儿是流氓无赖的至恶形象；蔡婆婆、桃杌太守和天地对窦娥的死各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是为助恶形象；而窦天章虽是窦娥一切悲剧的起点，但因其承担平反任务而成为助善形象。他在整出戏中除了被迫卖女儿外（在古人的价值观中卖女儿恐怕也不是什么罪恶的行为）做的一切事都是正义的、正确的，从他口中说出的“要你三从四德”、“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方显王家法不使民冤”等唱白都是元政府最需要传扬的、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价值观。如此看来，《窦娥冤》的主题能简单粗暴地归纳为“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神权的代表性作品”[6]吗？关汉卿是在“针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昏昧不明的王法”[7]吗？

[1]袁行霈:《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2]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3] 见第二折中窦娥【牧羊关】唱词

[4] 翁敏华 《关汉卿戏曲选评》P11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12

[5] 分别是第一折【仙侣点绛唇】第二折【采茶歌】【黄钟尾】和第三折【正宫端正好】【滚绣球】

[6] 杨健 《戏剧》2008年第3期

[7] 《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P173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