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国家的人都不如中国人这么爱奋斗？ 第2页

给爷整乐了。

酒吧算不算奋斗？做发型，挑衣服，刮胡子，喷香水，搭配点小饰品，鞋子袜子，还得有趣好玩，会讲段子会倾听，该绅士绅士，该霸总霸总，最主要能熬夜，有个好身体，

滑雪算不算奋斗？大早上起来爬起来坐着缆车吹着风，一不留神还骨折了，人家图啥？

最特么烦那些奋斗逼，

朋友圈里谈融资并购的有几个是真在融资真在收购的？

你拍个破表怼在三叉星的车标上，配点凡尔赛文字就叫全民奋斗了？就叫干劲十足了？

人家实打实在让自己变得更酷，难道不叫个奋斗吗？

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那点事嘛，

脸盲的强东哥也得为了大婚减减肥好么。

你可以说欧美亚非拉地区的人懒，动不动垃圾食品奶昔披萨把自己吃成个三百斤大胖子，

这些人好吃等死，一点也不奋斗，

但是泡吧滑雪可真不叫个不奋斗，

我最佩服兜里没钱点一个最便宜的酒抿一宿还有大半杯的小青年，

有果没果咋都能硬撑到散场为止，第二天照样上班，是修管子还是送快递，

那才叫真正的奋斗，

为了自己交配的权力在拼杀呢。

我也不反感那些做题家进大厂，一头秀发几节腰椎换成年薪大几十上百，坐在卡座里跟个大考拉似的奋斗逼，

人家一台酒开个万八千的眼睛也不眨，不到12点就存上酒领人走了。

大家都是奋斗人，就不要分个孰优孰劣了吧。

爱德华高中毕业在得来速打零工，是远近闻名的麦当劳一枝花；

马腾云985毕业美硕回国互联网创业，现在已经融到C轮开始割韭菜了；

你刷个知乎觉得西方国家青年颓丧，我们全民奋斗，给谈项目晒新大奔的好友都点赞了，

你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这次我想从个体的角度，谈一个很多人比较关心的问题：在一个高压环境里，一个人过上自由的生活如何可能？（推荐相关书籍）

　　首先，我们需要认清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不能过上自由的生活。

　　这里姑且把自由生活定义为较少的人际压力，拥有大量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美好的生活最重要的东西是房和车，然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外在于自己的客观物，眼下能直接获取它们的办法似乎只能拼命加班工作，那么我们就已经掉入陷阱里了。其实，房和车只不过是表象，它们的本质是社会承认（伴侣的承认、朋友的承认），即人需要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中得知自己该如何看待自己，进而巩固自己的自我概念（参考卡尔·罗杰斯《个人形成论》）。如果拥有财富不能转化为社会承认（比如清代即使非常有钱的太监也会被普通人瞧不起），或者不能转化为自我承认（比如许多人物质丰富但有严重的抑郁），那么就不能说财富是自由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物质的追求背后是对他人承认自己的追求，进而转化为自我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比如楼下的小学生们最近突然热衷于收集某一种卡片，商家们趁机把价格翻了七八倍，仍然止不住小孩子们节衣缩食地去买，因为能收集卡片最多的人会被认为是最有能力的，在这个微观的环境里，卡片是比钱要更值钱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动那种没有房车就不配活着的观念，问题就转化为如何获得社会承认上。

　　有人会说：社会承认也是一种客观现实，你不能否认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就是势利的，只看表面的。其实，这里有一个误会，那就是一个人的心理现实实际上并不真的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怎么想，而往往是由几个重要他人（父母、重要朋友）以及小圈子造成的，没有人真正接触过“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一个农民家庭和一个商人家庭的孩子，在谈到“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想到的内容常常大不一样，虽然表面上他们谈论的都是一个概念。即便我们承认真的存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和你的思想发生关联仍然是靠你的小圈子为中介的。这意味着，你可以通过反思、批判你的重要他人对你思维方式、性格气质的影响来实现精神上的超越，之后你可以通过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社交圈子（精神交往），从而将抽象的东西变成现实的。很多人不相信网上交友和网恋，认为那很“虚”，但现实是，人类历史正是呈现出不断把“虚”的东西变成“实”的趋势（从农业、工业到文化产业），一个人利用互联网找到自己的社交圈子，这个过程正是从“虚”中创造出一个“实”来（无中生有）（邓晓芒《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实”的“虚”的关系并非如老子所说的“虚其心，实其腹”，事实上“心”（精神）才是真正的实。如果你能够从“精神是实体”的角度理解问题，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其实，精神和物质本质上是一体的，当你从精神的角度理解财富后，财富也往往会向你敞开。

　　其次，我们需要破除社会对于吃苦的崇拜和对自由的污名化。

　　许多人不敢不加班、不工作，除了上述的害怕被讨厌的原因外，还害怕自己成为无用的人，所以想从吃苦中寻找出某些经不起推敲的意义，比如把身处勾心斗角的职场环境说成是锻炼人情世故的能力，把忍受无聊繁琐的工作说成是在锻炼顽强的意志力，实在无话可说了就搬出“青春拼搏无悔”这种空洞的安慰剂。这些心理防御都是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长期处于有压力的、焦虑的工作环境里，人的思维带宽只会更小，视野更局限，更加缺乏洞察力和创造力（参考《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长期处于可能被伤害的防御心理里（勾心斗角的环境里必然意味着互相伤害），人确实会变得更能忍受，但这不是什么能力（所谓能力就是可以选择的，可为也可不为），只是一种麻木和无助（参考马丁·塞利格曼《习得性无助》、David J.Wallin《心理治疗中的依恋：从养育到治愈，从理论到实践》）。人的身体和认知存在着相互影响（参考《具身认知：身体如何影响思维和行为》），在一个对身体规训严重的环境里，不仅人的思维将受到严重限制，人的学习积极性也会受挫（有压力的条件下的学习不仅效果更差，而且不可持续），而这其实是损失了人最宝贵的能力——持久的好奇心和对事物的兴趣，许多人的职业规划就是线性的熬年限、熬资历、看概率，这种思维方式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损失了什么，才会无视自由生活的迫切性。

　　第三，我们需要明白自由生活对人生（婚姻、教育、职业发展）究竟有哪些潜在价值。

　　许多人在核算生活成本和收益时，常常不理解、不知道从精神的角度看待金钱，导致与实际情况产生严重偏差。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脱离自我的“刚需”，一切的刚需都是以“我”为绝对前提的需要，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在内心里给自己的“刚需”找到个体性的理由，而不能仅仅以“大家都这样”（或以外在于自己的客观现实为依据）就批准了自己的经济行为。有人可能会说这是精神胜利法，但只有这样看待问题，你才会去不断反思自己的需求有何依据，而不是一被外界鼓动、诱导、恐吓就忍不住掏钱（参考《社会心理学》、《消费心理学》、《思考，快与慢》）。由于拥有理性的投资、消费习惯是需要花时间锻炼和培养的，它不仅需要有长期保持敏锐思考的能力，也需要搜索信息、快速阅读文献资料的能力，且这些能力都不可能是通过学校或者任何培训班教出来（学校最多教你如何解决问题，但最难的是如何结合自身需求去定义问题，这是不可能培训出来的能力），只能在自由的生活环境里自己探索。实际上，这些能力往往与大部分职业所需要的能力是互相抵触的，因为前者需要的是不断发散、不加任何框架限制地寻找原因，而后者则往往是针对特定目的，特定对象的有局限性的思维活动。

　　因此，自由生活的巨大价值，一方面在于它可以为心智留出空白，使那种由于焦虑和压力导致的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得到缓解，进而极大地降低了生活成本；另一方面是只有在无目的、不加限定的生活环境里，人才能够成为真正有思维能力的人（而不是光有文凭）。许多在自己领域相当专业的人往往脱离了熟悉的圈子后就犯极其低下的错误，这源于他们并没有把理性运用到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去，只是上班或者上学时唤醒一部分，其他时候理性是处于沉睡状态的，他们本身不是思想上的勤奋者（参考《走出思维的误区：批判性思维指南》）。因此，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事实是，专业文凭对于真正渴望求知的人来说并不是必需品（当然这不意味着它不重要，人也是多面的），如果一个人关注的是事物本身的道理，那么他就不会高估这些世俗标签的意义，（这些东西其实非科班照样能够获得）。对于“科班”这一标签的追捧，实际上是在为思想的懒惰找借口而已。其实，如果一个人内心足够敏感，他就会意识到世俗标签常常表现出对求知欲的阻碍效果，因为任何考试、评测、证书都是分领域的，限定时间的，但人的思维的兴奋点和兴趣点可不分文法理工农医，也不遵循任何学术共同体的划分标准，更不会遵循任何外在的时间规律。

　　这里需要着重解释一番，尽管我绝不否认世俗标签对人心理安全感的巨大意义，更不否认学历的价值，但我在这里仍然想强调它们可能造成的问题。在我接触许多人的经历后，我验证了这样一个心理事实：一个人的精力、学习能力、创造力等等个人能力，其实和他对自己的社会身份的心理定位有密切的联系，人常常是通过自己在何种人际圈子里建构自己的自我概念，并通过这种自我概念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指导自己的言行的（卡尔·罗杰斯《个人形成论》）。比如一个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学生的人，他会在许多领域和场合表现出符合学生身份的言行，即使在那个场合并不适合表现出那种言行。因为任何特定的社会身份（比如我是一个教师、医生、商人、学生）都包含着该身份所对应的知识边界和权力场域，所谓知识边界，就是一个身份所对应的知识必然是有边界的，甚至与其他知识相冲突，比如一个教师如果精通于不符合教师气质或社会主流对教师的刻板印象的知识，人们就会说他不务正业，或者怀疑他是否把心思都用在了教育活动里，而不是赞叹他的爱好丰富，兴趣广泛，一个理工科学生需要通过建构“文科生都是空口说白话、逻辑水平低”来确立自己的优越地位，一个A学派的人常常过度贬低B学派的学者，把B学派说成一无是处（这样无意义的口水仗到处都是，但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在追求真理），无反思地认同自己的身份，必然会让人带着偏见去看待其他领域的知识，并常常过分夸大了不同学科、不同职业的知识之间的壁垒和分裂，比如所谓哲学和科学，理工科和文科，理性和浪漫等等事物在大众看来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这些对立对一个丰富的、真实的、追求真理的人来说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所谓权力场域，就是该领域里人们会依据掌握文化资本的程度建构权力的阶梯关系（参考布尔迪厄《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张毅《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比如职称越高、头衔越多的在那个领域往往越有权力，于是人们经常把追求权力场域中的上游地位当成了自己在追求知识。以上两点正是我认为社会标签对人自发的学习能力的干扰所在，当然这里不是建议大家都去退学，都去放弃资历证书，而是说我们在保留世俗标签的同时，也可以让自己去关注真正永恒的东西，任何证书学历都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取消、修改、缩水、贬值，但自己锻炼出来的思维能力不会。

　　第四，我们需要了解自由生活可能带来的问题。

　　我以为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内心的痛苦和不幸的感觉；二是会暂时地变得很无能，没有办法进行工作和社交。

　　中国家庭里，绝大多数孩子都是从小被不信任的，一旦放松监视就会立马不求上进、惹是生非，久而久之，许多孩子为了避免外界惩罚，学会了预先进行自我审查，当自己出现想要颓废的念头时，不需要等待外界惩罚真的降临，自己就会寻找出各种理由反驳。那么自由生活的一个巨大作用，就是严重冲击了这种他律下的“伪自律”，当你发现，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人会批评你，指责你，你真的可以去做时，你会感到极大的恐慌，不仅是恐慌自己不知道未来会滑向哪里（因为你完全无法预测自己下一个念头是什么），更恐慌的是，你意识到自己原先的自律根本就是装出来的，只是没有条件放纵自己，一旦有了机会，你比你自己讨厌的人还要过分（所以说人们讨厌的人里往往藏着被压抑的自己）。当你脱离了人挤人的环境，只和自己相处时，你会发现自己竟然有很多在被规训环境下所不可能产生的各种念头，它们都冲击着你原先的自我认识，正如我在另一篇回答为什么如今知乎上还有这么多人反对「自由」？里所说：

你开始对那些庆祝放假的朋友圈动态无感，因为你每一天都在放假，但这一点都不快乐，因为放假的快乐，只有依附于不放假的痛苦才能存在；由于你可以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你很快就意识到所谓“清晨是美好一天的开始”这样的话根本就经不起反思，实际上，一切先前所以为的那些天经地义的人生意义都在这种自由生活中彻底崩塌，人找不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在集体中，人们常常把周围人当成自己生活的参照物，不会对习以为常的东西产生怀疑，可现在发现，就连“人为什么要吃饭睡觉”这样简单的问题都显得很沉重。这是一种极度虚无和痛苦的感觉，痛苦到人会怀念那种有人给你提供现成的生命意义，甚至包办一切的生活。

　　这种状态下的你也会变得很无能，因为虽然你拥有特别敏锐的内心和强大的思维能力，但却无法应用在任何世俗事务上，因为任何工作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欺（我必须毫不怀疑我做的事情是有巨大意义的），需要与现实进行妥协，需要处理许多琐碎的细节，不断进行元追问势必会打破自欺，人也就显得特别无能。

　　因此，自由生活绝不是很多人想的那么轻松，说自由比不自由容易，就好像说一个奴隶反抗比服从容易，一个艺术家独创比模仿容易一样（参考邓晓芒《灵之舞》）。它意味着敢于接受自己的各种恶念，敢于让自己陷入未知和荒谬中的勇气，但是也要看到，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只是人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这种新的生活，他不会永远陷在虚无和无能的状态里无法自拔，相反，当他挺过了这个阶段，他也就迎来了新的生命。正如黑格尔所说：

一般地可以说，每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转折点，这是他的本质上的一个昏暗的收缩点；他要通过这一关，才能达到安全境地，从而确信他自己，确信普通的日常生活，而如果他已经没有能力以日常生活来充实自己，则通过这一关才能确信一个更内在更高贵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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