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只有远行才能收获的改变？ 第1页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从汉朝以来，葡萄酒就成为了很多人餐桌上必备的美酒，尤其是风流倜傥的魏文帝曹丕就特别嗜饮葡萄酒，还曾经专门下诏给御医，里面大谈其美妙之处：

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事实上，曹丕最应该感谢一个人，因为是他不远万里跋涉，在西域诸国和汉朝之间建立了联系，还为汉武帝『代购』来了珍贵的葡萄种子，这才让几百年后的曹丕能够饮上如此美味的葡萄酒。因为《周礼考工记》中有着『百工之事，皆圣人作也』的说法，中国各行各业，都讲究拜祖师爷。比如木匠奉鲁班，裁缝拜轩辕，教书尊孔子…… 而如今风靡中国的代购行业，恐怕最应该尊的，正是这位汉朝的『第一代购』——博望侯张骞。

尽管汉武帝的原意，是让张骞和大月氏国联系，以夹击匈奴，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张骞往返西域的远行，所开发出来的这条由一块块绿洲所连缀起来的道路，其给汉朝、给中原大地所带来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汉武帝本来的计划。因为，这条路后来被称为陆上的『丝绸之路』，成为贯穿欧亚大陆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沟通的重要通道。而张骞之行，也被司马迁在史记中高度评价为『凿空西域』之行。

韩愈在《原道》中说过：『为之贾，以通其有无』。在古代，人们就是通过不断的远行往来以达到『通有无、交相利』的目的。西汉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到唐朝，在唐太宗到唐玄宗几代人的经营下，终于臻至极盛。无数『大唐代购』的远行者，正是沿着这条由张骞开辟出来的道路往来奔波。而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也成为了具有全球化开放视野的大都市。在盛唐的长安，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操着各种口音，交易着各种丝绸、瓷器和奇珍异玩。像源自中亚的玛瑙杯：

拜占庭的琉璃瓶：

波斯的鎏金银胡瓶：

通过这些丝绸之路上的出土文物，我们依然能想像出当年长安的繁华和海纳百川，以及对欧亚远行者们那无以伦比的吸引力。而丝绸之路带给大唐的，远远不止是互通有无的商业贸易，其文化的碰撞、融合和回流，也是丝绸之路的主旋律之一。张骞带回来的葡萄，深受中原人民的喜爱，于是很多的饰品上都有了”葡萄纹“：

而通过丝绸之路，远行的『代购』们又把唐朝工匠们所雕刻的带着精美的葡萄纹的饰品、瓷器和丝绸又运到了撒马尔罕、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毫不夸张的说，丝绸之路盘活了欧亚大陆一系列的城市，为什么丝路贸易有这么大的威力呢？这要从贸易的本质说起。

贸易表面上看，只是物物的交换，赚的是辛苦钱。甚至有一些极端的观点认为，只有生产创造价值，而贸易不创造价值。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就蕴含着这种思路。但是如果贸易不创造价值的话，我们如何解释丝路所造就的繁荣？又如何解释丝路变迁对沿途国家兴衰的巨大影响？而如果贸易创造价值，价值的根源从何而来？

其实，贸易的最大作用，在于促进分工和提高生产效率。

就拿丝绸之路为例，长安的织户擅长生产丝绸，一个人一个月可以生产出三匹丝绸或者一匹毛毯；而大马士革的织户则擅长于织毛毯，一个人一个月可以生产出三匹毛毯或者一匹丝绸，而从顾客的角度来说，顾客希望两样商品都有一个相对均衡的数量。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交易的话，长安和大马士革都要自产自销毛毯和丝绸，也就是说，两地的织户都需要同时从事丝绸和毛毯的纺织工作，假如两地各有十二家织户，那么必然是长安有九家织户在生产毛毯，三家织户盛产丝绸，这样最终的产出是九匹毛毯和九匹丝绸；同样的大马士革的人员分配反了过来，九家织丝绸，三家织毛毯，最终的产出也和长安相同。两个城市总共生产了十八匹丝绸和十八匹毛毯。

但是如果存在丝绸之路的交换，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果按照一匹毛毯交换一匹丝绸的定价，长安和大马士革可以马力全开的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生产，长安全力产丝绸，可以生产出
3X12=48匹的丝绸，而大马士革则生产出同样数量的毛毯。双方按照一比一的比例进行交换，最终均衡的时候，两个城市各自有24匹丝绸和24匹毛毯。相比没有丝绸之路的时候，两个城市所享受到的产出数量提高了整整两倍有余。

这就是贸易的力量：表面上看，贸易只是交换，但是在交换背后，是资源分配的专业化和生产者激励的提高。通过贸易的交换，生产者可以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技术，然后通过高效的产出，来换取自己不擅长制造，而其他人所擅长的东西。而这种效应累积起来，就是整个社会的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丝绸之路，横跨欧亚，各地所擅长的，所需求的各不相同，而正是贸易把他们串联在了一起，让这些城市走向共同的繁荣。

有人可能会说了，上面的例子是长安和大马士革之间，双方各擅胜场。但是很多丝路上的小国，生产力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长安，它们对丝路有没有贡献呢？那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疏勒国是西域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可能无论是毛毯，还是丝绸的生产效率都不如长安。如果说长安的织户还是和以前一样，一个人一个月可以生产出三匹丝绸或者一匹毛毯的话，那么同样的一个疏勒的织户可能只能生产半匹丝绸和半匹毛毯。那么长安还有没有必要和疏勒进行交易呢？

乍一看，似乎完全没有必要。但是仔细想想却不尽然。因为织户的时间是有限的，织了丝绸就没有时间织毛毯，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个城市的织户对织毛毯的时间成本， 以及时间成本背后所代表的生产力是不同的。这种因为其他的选择不同而产生的成本，经济学上称之为“机会成本”。对于长安的织户来说，他生产一匹毛毯的代价是三匹丝绸，而疏勒的织户生产一匹毛毯的代价是一匹丝绸，所以就生产毛毯而言，疏勒的织户相对成本更低，所以如果让疏勒的织户多生产毛毯，而让长安的织户去织相对比较擅长的丝绸，一样能够达到提高生产率的效果。

具体来说，让疏勒的织户织毛毯，那么十二户可以织出六匹毛毯。那么长安的织户则可以分出七家来生产毛毯，五家来生产丝绸，产出七匹毛毯和十五匹丝绸。这样拿其中的五匹丝绸去换疏勒的三匹毛毯，最终长安获得十匹丝绸和十匹毛毯，而疏勒获得了五匹丝绸和三匹毛毯。和之前没有交易的时候相比，两边的物产都更加的丰富了。

即便一个国家生产率全面强过另外一个国家，贸易依然能够改进整体社会福利，这叫做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由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提出。很多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也正是由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而来的。尽管这套理论的提出是在十八世纪，但是在千年之前丝路上，那贸易往来不绝的景象，和沿途的繁荣已经在默默的验证该理论的正确性了。

那么，既然有比较优势，为什么丝路上的行商们很多都不辞劳苦的带着向导远行万里，横跨欧亚大陆来亲自交易呢？直接卖给向导，向导再卖给另外一个向导，像接力赛这样传递下去不就可以了么？

这就牵扯到经济学中的一个叫做双重边际化的概念了。从长安出发，要经过疏勒，才能到达大马士革。设想一位长安的商人，以五个金币雇佣了一位向导，亲自奔波到了大马士革来销售丝绸，而顾客愿意购买的数量，随着价格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

假定一千匹丝绸的成本是四个金币，那么商人要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应该定价是多少呢？其实这是一个利润最大化的问题， ，其中P是丝绸价格，Q是丝绸的数量，C是生产成本。代入： , 我们很容易的可以得到，利润的最大值是16个金币，当定价为8个金币的，卖出4000匹丝绸的时候得到。这也是这位远行的商人能够获得的最大净收入。分给向导5个之后，自己仍然能获得11个金币的收入。

那么如果这位商人没有远行，而是交接给了一位疏勒的商人，由这位疏勒的商人最终在大马士革销售呢？这就变成了一个两阶段的供应链：

1. 大唐商人把丝绸贩卖给疏勒商人，获得收益A；
2. 疏勒商人把丝绸贩卖到大马士革，获得收益B。

现在的问题是： A+B 是大于、小于还是等于16个金币呢？

直观的看，疏勒的中间商似乎只是转手，相当于把总量为16的利润在疏勒和大唐商人之间重新进行了分成，应该可以得出和之前一样的结果。但是仔细计算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设定大唐商人销售给疏勒商人的价格是W的话，疏勒商人最大化自己的利润： 。

可以得出疏勒商人的最终销售量为 。而聪明的大唐商人早就预料到了疏勒商人的最终定价，从而在自己定价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一点，知道自己能够间接的根据定价来控制销量，这个时候每一千匹毛毯的，大唐商人的利润自然就是W-C, 于是大唐商人的利润为： 。 这个时候大唐商人给疏勒商人最优的进货价为8个金币，只销售2千匹丝绸，每千匹在大马士革的最终售价为10个金币。

于是最终的均衡为，大唐商人定价为8个金币，疏勒商人定价为10个金币，只在大马士革卖出了2000匹。总利润为 12个金币，其中大唐商人拿到了 8个，疏勒商人拿到了4个。 这个时候的总利润，仅仅为之前最大利润的四分之三。

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原因在于，疏勒商人的成本不是真正的成本价4个金币，而是大唐商人的销售价。因为大唐商人也要利润，所以大唐商人不可能以成本价销售给疏勒商人。而疏勒的商人面对远高于成本价的售价，只能通过再次加价来获得利润。

这是一个『三输』的结局，因为按照之前的远行方案，大唐商人最终能拿到11个金币的利润，疏勒向导拿到了5个金币；而现在这种接力棒式的传递下去，大唐商人拿到了8个，疏勒向导拿到了4个，都比之前要少。于此同时，大马士革的消费者也只获得了2000匹丝绸，远远小于之前的4000匹。

这就是供应链关系中的双重边际化，从大唐商人销售给疏勒商人是一重，在成本上有一个加价；然后从疏勒商人销售到最终市场又是一重，每一重都产生了一个新的成本，而为了利润，每一重都要在新的成本上加一定的价格空间作为利润。每次价格的的增加都产生了对销售量的扭曲，最终叠加在一起，就让商业利润的总量严重的下降了。

所以，在丝路上的远行，不仅仅是情怀，更有经济上的考量啊。多越过一个国家，少经过一层中介，对于商人、向导乃至于销售国来说，这种『去边际化』是多赢的选择。穿越戈壁滩，横渡流沙河，千年以来的丝路，如今也迎来了新的远行者。

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经历这种远行和去边际化的过程。尤其是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初，上汽大众是直接引入的原版车型，在中国进行生产，但是如同之前举例所说的，从德国总部到中国生产之间的多重边际化，始终是上汽大众念念不忘的。于是上汽也开始了自己的远行探索，从引入原型到自主研发，从自主研发到自主定制。终于在途昂和辉昂这两个型号上修成正果。

辉光万象春，昂然入家门。上汽大众成为拥有大众品牌最高端产品的企业，而上汽大众的研发中心也成为了德国大众体系中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环。

途经百国心不改，昂扬不负青云志。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热爱远行的民族，也从来不缺少像张骞、法显、唐玄奘、杜环和徐霞客这样，或怀揣着心中梦想，或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而远行的中国人。对于远行的向往，对探索未知和新奇的渴望，不会随岁月的流逝而渐渐的消失，只会因阅历的积累而更加的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