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不该说成是“进化”,而该说成是“变化”。毕竟“进化”隐含有“更好”的意思,但何谓“更好”,难以定义。
然后,只要人还在大规模地有性生殖,个体层面的变化,自然无时无刻都在发生。
而当某一种可被基因传递的“性状”,在社会架构中,会在统计层面,导致如下两个结果之一或之二:1,具有或不具有该性状的个体,生存几率(而非生活质量)有差异;2,具有或不具有该性状的个体,后代数量(而非后代生活质量)有差异,那么,群体层面的变化,也会发生。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人的先天认知能力(这里姑且可以用“智商“这个并不完美的指标来衡量),是一个很大程度上可以遗传的性状。
同时,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医学的普惠,以及一夫一妻制的普及,基本上每一个有意愿留下后代的智人,都有稳定实现的可能,且后代数量的限制不大。
同时,假设人们发现,人的先天认知能力,或所谓“智商”,与人群的某个社会属性,如财富、教育、文化倾向等,有较为高度的相关性。
最后,假设人们发现,符合某些与智商正相关的社会属性的人群,如更高等的教育、更稀缺的工作、更高的收入等等,生育意愿相对更低。
那么,很自然的结果就是,若当今人类智商中位数的值被设定为100,下一代人,可能会降低到99、98......N代人之后,若前述“变化”机制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值还可能降为更低。
这就是人类的一个“变化”的例子 — 至于这算是进化,还是退化,取决于评判者的价值倾向。有了一个价值倾向后,即可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来,具体内容也不外乎是,“该死的没死”、“该活的死了“、“该多生的少生或绝后了”、“该绝后或少生的多生了”。这听起来很残酷,但这确实就是进化,或者说变化或演化,的典型机制。
最后,再次指出,这个例子,既可以是一个纯粹逻辑自洽的假想,用以说明变化的机制;但同时也不排除,它确实正在大规模发生的可能性。
至于这些变化的影响,取决于变化速度的快慢。比如说,如果其规模小且慢,或许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物种,通过外接智能拓展设备,进行自我迭代甚至主动进化的可能性。但如果其规模大且快,那确实有一个可能:很多我们今天无力达成的自然认知拓展和技术实践,恐怕永远都没可能达成了。
我认为人类这个种族的演化已经非常缓慢甚至停滞。
因为人类未成年夭折率已经太低了,大部分人类个体都可以活到性成熟和交配的那一天,也就是说性成熟之前的自然选择已经基本失效了。当然我们还有唐筛和其他基因检测手段阻止基因缺陷的幼体出生,但受限于伦理等等问题,这些东西的发展速度还是很慢的,甚至能不能因为基因缺陷就终止怀孕和妊娠这个事情都没有定论。
既然人类个体基本都可以活到性成熟的年龄,那么就是第二个问题,人类的交配和繁育。那么目前的婚姻制度基本保证了人类个体的交配和繁育需求,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下,大部分人类都能够获得交配和繁育的机会。诚然生育竞争依然存在,穷人几代后便有可能绝后。但首先穷富与基因的关系并不大,其次,即便是穷人,也可能因为社会的发展获得基本生存保障,最终与其他穷人结合产生后代。甚至于在国家福利政策之下,穷人采取多生的策略更能改善自己的经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