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指挥风格是判断准确,有气魄,有奇思,在确定作战方向、集中兵力和把握预备队投入上尤为独到。早在川军时期,刘伯承已被称为“川中名将”。南昌起义时刘又被委以制订作战计划的重任。刘伯承不打麻药摘眼的故事,是其被称为“军神”的源头。刘是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人,标准的参谋型统帅,翻译甚丰,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回国进入苏区后刘主要在总参谋部工作,负责对军委战略意图的贯彻,不是一线的统帅,因而表现的机会不多。到了中央红军北上四川过大渡河时,刘伯承当了先遣队司令员,巧过彝族区,在大渡河北岸连续作战飞兵奇袭,算是有了独立领军。八路军时期,刘伯承去掌握红四方面军改编成的129师,开始成为独挡一面的统军主帅。刘指挥的智算神头岭和叠伏七亘村是其军事指挥的代表作,从这两战可以看出刘能反向思维,指挥才能过人一筹。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最先打出了漂亮的上党战役,开了第一炮。其后的邯郸、陇海、定陶、豫北、鲁西南等战役都打得不错,显示了刘伯承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卓越才能。每到苦战、恶战阶段,刘伯承都亲临前线指挥,给手下的将领们“安卵子”。国军将领曾有过评价:刘伯承指挥不错,但手下的纵队不能打;陈毅(国军不知道华野负责战役指挥的是粟裕)指挥上不行,手下倒有几个能打的纵队。千里跃进大别山时中野较为狼狈,损兵一半,重武器丢光。不过这是下风战,能保住全军,并完成战略任务当属成功。出了大别山刘伯承很快恢复了运筹歼敌的本色,淮海时打黄维更显出了刘的魄力,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瘦狗拉硬屎”,喝出去打光全军也要干掉黄维。过长江后刘的指挥就是顺风顺水了,西南战役一下就包了国军90万。二野在解放战争中一直打的是苦战,但歼敌230万,位于三野后排第二位,很大程度上是过江之后的战果。在多年领兵作战中,刘伯承做到了进攻凶狠,撤退迅速,料敌准确,时有巧思,尤其擅长控制作战规模。因而,在临阵对决中,刘伯承很少有打得狼狈混乱的战例,小胜可以打成大胜,小败能够迅速转身,这是刘帅独有的功夫。建国后,刘帅早早退去搞军校,是他政治眼光的见证。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时,刘帅很锐利地指出了印军在东线防御上的弱点,设计了精巧的战术进攻手段,令人称道。
抗战开始后,刘伯承被派去掌握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改编成的八路军第129师,由此成为了独挡一面的统军主帅。总的来说,刘伯承的指挥风格是判断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确定作战方向、集中兵力和把握预备队,在足智多谋、反常用兵方面尤为著称。仅从八路军出师山西初期的几战中,就充分显现了刘伯承的作战指挥特点。
在第115师的平型关大捷一役中,师长林彪三次亲临战场查看地形,选定作战地域,尔后与副师长聂荣臻确立作战决心,并集中全师2旅4团主力(不惜违背毛泽东、彭德怀关于集中一个旅作战的指示,只是后来因山洪断路只赶到参战3个团)于平型关地域,精心进行战斗部署。对于师、旅、团的指挥位置,部队的展开、预备队摆放,乃至机枪阵地的设置、作战节奏的控制等细节,他都一一过问,力求无虞。结果一战成名,极大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林彪的指挥特点,突出了一个“细”字。
第120师开赴晋西北后,为配合忻口会战,师长贺龙就将人马展开,命宋时轮支队出雁北游击迟滞日军,张宗逊、李井泉率358旅715团南下侧击忻口之敌,王震率359旅进至崞县以西配合张宗逊部行动,贺炳炎、廖汉生率358旅716团两个营去雁门关袭击日军交通线。贺龙不打折扣,舍得用兵,把手上的兵力都撒了出去。他对各部的要求就是:现在打得是日本侵略军,不是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在战术思想上要扭得快。同时要紧密联系群众,搞好侦察工作。结果宋时轮支队在雁北进行游击,于井坪镇、马邑、安荣桥、岱岳、平鲁、南辛庄等战斗中先后奏凯,歼敌数百人,收复平鲁县城;贺炳炎、廖汉生部打伏击两胜雁门关,歼灭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20多辆,一度切断了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张宗逊、李井泉部出击南北大常成功,歼敌百余人;王震部在阳明堡以南设伏,歼敌300余人,毁车30余辆,一度切断了日军由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线。贺龙向来用人不疑,手下将领也极富作战主动性,在指挥特点上突出了一个“放”字。
刘伯承率第129师挺进山西后,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分别于正太铁路、邯长公路沿线展开游击战,袭扰迟滞日军的进攻。在此期间,先后指挥了著名的叠伏七亘村,再伏黄崖底、户封村与智算神头岭等战斗,斩获颇丰。在七亘村战斗前,刘伯承亲赴战场察看地形,周密组织战斗。第一次伏击战取胜后,刘伯承准确判断日军仍要从此处经过,遂决心采取兵法中的“叠伏”之策,于七亘村同一地点再次伏击日军,结果又告凯旋。两战共歼灭日军400余人,缴获骡马400多匹及大批弹药物资,取得了第129师出师以来继奇袭阳明堡战斗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之后,刘伯承指挥第129师继续在昔阳县东南的黄崖底设伏,歼灭日军第109师团第135联队300余人,击毙骡马300余匹。为配合南下支援正太路地区作战的林彪第115师,刘伯承再次指挥第129师在广阳以东的户封村附近设伏,又歼灭日军第109师团一部250余人,迫使日军第109师团不得不改道北去。刘伯承指挥第129师在正太路沿线接连四次设伏,仗仗取胜,战果辉煌。对此,刘伯承称之为“重叠的待伏”。
在神头岭战斗前,刘伯承由于对国民党军队的地图不放心,就带着陈赓、李达及参谋人员去实地进行了勘察。结果发现实际地形与地图不符,日军必经的公路不走山沟走山梁,上边又光秃秃的埋伏不了兵,看上去根本打不了伏击。正当大家失望之际,刘伯承却提出就在这光山梁上打伏击。陈赓很快明白过来,也予以赞同。经过周密分析利弊后,他们决心仍在此处设伏,依托岭上路边国民党军队修的一些废弃工事,搞好隐蔽伪装,来一次反常用兵,打敌人一个出其不意。结果一个漂亮仗诞生了,歼灭了由此经过的日军第16师团、第108师团各一部,毙伤俘敌1500余人(日军资料称共战死399人,失踪8人,负伤40人,损失了314匹军马),毙伤和俘获骡马600余匹,缴获各种枪支550余件,击毁敌汽车百余辆。战后日本的报纸上惊呼,说“这场战争是由支那一流的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所指挥的”。
从上述几战中可以看出,刘伯承足智多谋,能反向思维,反常用兵,指挥才能过人一筹。从中突出的指挥特点,是一个“活”字。
正因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具有不同的指挥特点,他们所指挥的战役战斗便也相应具备了各自的特点。林彪打仗唯恐兵少,好集中兵力打大仗,同时深思熟悉,算无遗策,轻易不愿涉险;贺龙打仗放得开,用兵忽分忽合,手下大将也各显其能多独挡一面,反过来说就是小仗多而大仗少;刘伯承也喜欢集中兵力打大仗,同时变动不拘,神出鬼没,具有很强的威摄性,令对手未战而先胆寒。国民党军将领就曾经指出,刘伯承指挥很不错,可惜的是手下的纵队不太能打。当然,能打不能打,实战是最好的试金石。从1945年9月至1948年8月三大战役开始前,在全国各战略区统计的歼敌战绩中,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前身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灭敌军13个半军部、44个半师部、103个团,居于五大战略区野战军战绩之冠。你说,能打不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