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坛经里面慧能为什么要黑他的师兄神秀? 第1页

慧能并没有黑神秀，因为《坛经》不是慧能写的。一般认为《坛经》是慧能弟子法海记录下的慧能言行，后来又几经慧能一系的僧人们篡改，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所以不是慧能黑神秀，而是慧能的徒子徒孙要黑神秀，是慧能的传人们为了同神秀北宗争法统而编造出来的传说。

吕澂先生指出，根据《楞伽师资记》慧能在弘忍传法弟子中只是属于“弘化一方”的人物，并不是怎么出色的。

任继愈先生在《敦煌<坛经>写本跋》中根据佛教考古的一些发现，对传法一事作出了质疑。根据保存在少林寺的《法如碑》记载，弘忍的弟子法如在弘忍门下共十六年，直到弘忍死后才离开东山寺来到少林寺，而神秀在弘忍门下昼夜服勤六年后便离开了东山寺。据此，弘忍圆寂之时，神秀未在身边，而慧能则早已去了南方。任继愈先生因此认为说弘忍单独传法给慧能或神秀，都是出于后人的附会，是弘忍的再传门人们为了分别门户而制造出来的，而慧能、神秀及法如在世时，并无独占法统、自称嫡系及排斥其他系统为异端的记载。他进一步指出，各种版本《坛经》的慧能偈，都是在法如死后约半个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因此极不可信。弘忍把衣钵传给慧能，这件事应该是有的，但很可能只是弘忍为了让慧能南下传法时有个凭证，而不是认定他做六祖。

《坛经》对慧能得法一事的记载使用了大量的小说笔法，因此是不可信的。《坛经》开篇便说，慧能在韶州大梵寺施法授无相戒时，说出了弘忍大师传法的事，其门人法海在旁记下。弘忍传法之时，慧能尚只是弘忍门下的一个行者，传法之后慧能立刻孤身一人来到南方传法。所以，慧能所说，法海所记，应当仅限于慧能在弘忍门下时的所见所闻，超出这个范围的记述，其真实性便值得怀疑了。

但是我们检查《坛经》中对此事的记载，充满了大量慧能不可能亲见亲闻的事情。如弘忍召集门人尽来，让众人各呈一偈，以付衣法，门人们退下后各自商议，不敢呈偈，这些事《坛经》中记述得绘声绘色，宛若亲见，但是当时慧能不可能在一旁闻听（用慧能自己的话说是：“我在此踏碓八个余月，未至堂前。”），直到神秀作偈，童子唱诵时，慧能才知道弘忍让大家呈偈的事，《坛经》中这样得记载不能不令人生疑。

如果说这样的事情，由于旁观者甚多，慧能可以事后听旁人叙述，那么《坛经》中还记载了弘忍和神秀的密室谈话，这就很难说是慧能听旁人转述的：神秀呈上偈子后，弘忍先在人前称赞神秀，并令门人依此偈修行，后却悄悄召来神秀，指出他的偈子尚未究竟，让他更呈一偈。此事神秀当然不会告诉别人，而弘忍私下同神秀谈话，明显也不愿让他人知道此事，慧能怎能知道弘忍与神秀的谈话内容呢？偏偏这一场谈话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此次谈话，人们便只能看到弘忍对神秀偈的大加赞许，那神秀的北宗岂不是成了禅宗正统了吗？所以《坛经》中不得不用弘忍与神秀的密谈来否定神秀的偈子，却因此留下了破绽。

最可疑的是，《坛经》中描写弘忍传法一事时，还加入了大量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这完全是小说家笔法，使人难以相信是六祖亲述，《坛经》写道：

上座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心偈，缘我为教授师，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见得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将心偈上五祖呈意，求法即善，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呈心偈，终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难，甚难。

这一段将神秀的矛盾心理描写得活灵活现，却是慧能根本不可能知道的。

此外《曹溪大师别传》中论及弘忍传法时，并没有弘忍令众人呈偈的描写，当然更没有提及神秀偈与慧能偈，亦可以旁证传法事之伪。

通行本《坛经》将神秀的思想批评为看心看净，调练身心，不犯过失，防范妄心邪念的滋生。但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坛经是敦煌出土的《坛经》，在敦煌本《坛经》中慧能从未将神秀思想批评为“看心看净”，在评价南北二宗的差异时，敦煌本只说：“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顿渐？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则渐，见疾则顿。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渐顿。”也就是说敦煌本《坛经》认为南北二宗的根本思想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所接引、教化的学人有利钝。而敦煌本《坛经》对于教人坐禅观净的学说是严厉批评的：“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净，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悟，便执成颠，即有数百般以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错。”足以证明《坛经》所批判的“看心看净”并非指神秀，而是另有所指，神秀本人并无看心看净的思想。

任继愈先生在《神秀北宗禅法》一文中所说：

在现存的南北禅宗双方资料看来，其修行方法、宗教理论、思维方式都比较接近。比如《坛经》的激烈破除名相、扫荡执著的观点，神秀也有；不废坐禅又不拘泥于坐禅，不主张读经却又不废读经的主张，神秀、惠能都有。神秀的禅法比起早期禅宗的慧可、道信来，有明显的突破。神秀禅法的保守形象是后来惠能后学塑造出来的，神秀的思想也相当解放。

而且历史上神秀与慧能的私交还算正常，互通书信，互相尊重，神秀还曾经奏请武则天，请慧能赴京，只是慧能固辞，这才作罢。

神秀本人的思想虽然较为解放，并不拘泥于坐禅，但是他逝世后，其后学逐渐趋于保守，北宗兴起了流于形式的禅风。如北宗学者杜朏在如《传法宝记》批评道：

今之学者，将（“齐念佛，令净心”）为委巷之谈，不知为知，未得为得。……悲夫！岂悟念性本空，焉有念处？净性已寂，夫何净心？念净都亡，自然满照。於戏！僧可有言曰：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信矣。

《神会语录》中也记载神秀传人普寂的教门是“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并批判道：“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者，此是障菩提。”神会为了同北宗争正统，将普寂思想与神秀思想混为一谈，将北宗批判为“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所以才有了批评神秀的“佛性”偈。从此北宗禅法被后人同敦煌本所批判的“净妄”——“不见自性本净，看心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故知看者却是妄也。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联系起来。因此通行本本《坛经》中增加了慧能将神秀禅法批评为：“住心观净，是病非禅。常坐拘身，于理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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