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摔断腿不能出门,就想看几部电视剧,在豆瓣上按评分排名找,找到了这部8.9分的建国60周年献礼主旋律影视剧。
一般而言,我个人默认豆瓣上的主旋律影视的评分会低0.3-0.5分。所以,这部剧如果也符合这个规律,那对我而言应该值9.2-9.4分——相当相当高的评分了。
看完不得不说,这部剧拍得太好了,太好了,在我心中是仅次于《建党伟业》的主旋律作品。不可否认遗憾也是很多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地方台词改得很强行,一些地方的删减也导致了情节的突兀和不连贯。但整体瑕不掩瑜,几乎是以电影的艺术手法和高要求拍了50集电视剧。
短短几天我看了两遍。第一遍拖着进度条快进着看完,因为特别想知道接下来的情节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诸如412、抗日等历史大事都是早就被『剧透』的,但毕竟虚构人物的情节特别有张力,让人急切想要知道后文。第二遍我认认真真把跳过去的情节从头到尾看完了,看的是情感的表达,镜头的艺术,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以及人物对话的深意。
这不是一部纪实影视剧,而是一部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史诗。为了加强情感的对立冲突,让情节更有张力,编剧强行将自国共第一次合作以来所有的历史大事件全都糅合进了杨氏这一家里面。虽然模糊处理了所有真实的人物,但那些活在台词里的大人物——楚才电话那头的『校长』,立华的老同学『经国』和『老刘』,瞿霞送信的『伍豪』,老董非常了解的『张汉卿』……这种处理真的十分巧妙,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剧中这些人,他们就处于时代的浪尖。这种刻意的处理,在另一种层面上也不时给我们一种『窥视』的快感,好像我们是通过他们的故事,在窥探那个时代的脉络——窥探的视角,会比给我们指名道姓讲历史带来更多的兴奋和紧张。
极度浪漫主义的镜头语言,让这部剧的情感张力达到了极致。楚才和立仁专属的鬼畜和drama镜头,瞿霞轻抚麦穗的镜头等等,这些镜头表达出来的情感,是如此隐忍,朦胧,抽离,而又炙热,浓烈。大时代裹挟中的每个人,一个转身,就是天涯海角、永不相见;一个岔口,就是相逢陌路、白刃不饶;一声汽笛,就是此去经年、物是人非。
我喜欢乱世的故事,因为乱世的故事是如此荡气回肠百转千折,乱世的悲欢离合也更让人珍惜如今的太平安乐。
一、信仰——虽九死其犹未悔
谈到信仰,不可不谈的就是杨家四兄妹的信仰。他们四人的信仰,看似是个人选择,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代潮流选择。他们都是他们各自的时代里最坚定最典型的一批理想坚守者。
杨立仁是长兄,青年时期的他是教书先生,他博览群书,从四书五经到马列,是真正的书生。然而,青年的他最佩服的人,是敢于刺杀摄政王、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是的,他外在是书生,骨子里却是天生的冒险者、侠者。侠以武犯禁,从孤胆刺客到国民党中统中将,他最初的追求,也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他是旧式的革命者,“愿天下太平民生安”是他的革命理想,“择一主而事终身”是他的书生本色,以武犯禁、不择手段是他的侠者内核。他从头到尾,从未变过。最坚定最理想的国民党右派信仰者,大多都是这种旧式的革命者。旧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核心是民族,理想是民生。他们大多出身饱读诗书的中产以上阶级,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很多人会对马列这种西方学说有着天然的反感。他们在民族存亡之际有着最朴素的民族情感,马革裹尸,殒身不恤。
但这种旧式的信仰多是对领袖个人的追随,贵族以上的出身让他们习惯旧式的利益维护方式和网络——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民国时期的文艺作品里面,国民党出身的人总是比共产党更具有『人情味』,他们经常会为了自己的家庭成员而奔走操劳,四处打点,各种通融。包括这个剧里,国民党高官立仁对妹妹立华和弟弟立青,都有着多次掩护和通融,相比之下,那个时候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仿佛都不顾家。然而,我们应该把目光放远来看,贵族之间的相互包庇、人情往来和打点通融,在他们自己的阶层看来叫做『人情味』,但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看来,就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官僚、大买办阶级的互相勾结,就是政府机关的腐化和特权。他们越讲人情味,越『顾家』,就越离分崩离析更近一步——毕竟,任何年代,贵族阶级都是极少数的,最大多数的永远是为生存和生计奔波劳碌的无产阶级。
同样的,太多国民党右派们的侠气和江湖气,作为个人,他们可能会是早年汪精卫一般的孤胆英雄;但作为一个党派整体,对外的表现往往是流氓气。在军阀割据的乱世,口碑和信誉是最大的潜力股。中上层出身让他们天然失去了底层人民的支持;很多『流氓气』十足的江湖手段,又把中间阶层一步步推给了花式抢占舆论阵地的我党。立仁这样的革命者注定是悲剧结局,他们的悲剧在于,旧式的士大夫式的理想,在底层民意逐渐觉醒的年代,注定要失败。
杨立华是长姐,作为旧时代的新女性,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她似乎没有什么信仰,就是随着时代随波逐流的贵族女子。然而,后来我发现,她和她的哥哥弟弟一样,都坚定地守着自己的信仰,只是她坚守信仰的方式更为消极和委婉。她信仰的是什么?我们可能很难说清楚,甚至她自己都不一定说得清楚。我们虽然不知道她坚定地信什么,但是我们能知道她坚定地不信什么。她从苏联留学回来,便坚定地抛弃了共产主义的幻想。即使瞿恩是她一生最爱的恋人,即使她也非常看不上国民政府的很多做法,即使她对立仁经常夹枪带炮地嘲讽,她也从未再动摇过任何共产主义的念头。立青问她,为什么同样留学苏联,老刘是布尔什维克而她不是。她说,莫斯科不是天堂。其中意味,可想而知。到最后她官名不错,报纸上排名很多时候仅次于宋庆龄,也是我党在极力争取的国民党左派,即使如此,她依然从没动摇过自己的选择。很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在最后会离开老董,其实跟是不是真爱无关,有关的是信仰——她知道老董要起义投诚。正如当初她没有选择信仰共产主义的真爱瞿恩一样,这一次她同样没有选择要投诚我党的老董。她跟老董讲,要不是当初她以国民党的身份去俄国,她早就是共产党了——二十年前她没有选择共产主义,二十年后她依然不会。她从没有说过在莫斯科经历了什么,但自从她回国,她宁愿放弃她最爱的人、放弃最爱她的人,宁愿远离故土颠沛流离,也不愿留下。她究竟在红色苏联看到了什么呢?
立华同样看不上国民党右派的做法,所以她的坚守是最消极的——坚持住了不做什么的底线,却没有要做什么的方向。她做杯水车薪的慈善,开各种然并卵的会,在记者的摆拍镜头前给伤者包扎伤口……她的所有做法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底线,然而在饿殍遍地、山河飘摇的年代,她这种喝着咖啡、不接地气的高级官员,不过是报纸上的政治花瓶而已,若说对国家对民族,她的贡献远不如她看不上的立仁。很有意思的是,这种官声很好的政治花瓶,往往是国共两党都在争取的对象,在哪里都是被高高架起做摆设;而一旦他们真正能做出什么贡献或破坏,要么会被同化成真正的自己人,要么会被作为异己进行打击。
杨立青是幼子,他政治思想逐渐形成的青年时期,正和我党早期发展史严丝合缝重叠。国共第一次合作、联俄联共的背景下,他在共产主义迅猛蔓延的黄埔军校接受了最早的思想冲击,有着得天独厚的共产主义引导者瞿恩。然而他真正坚定地选择共产主义,是在四一二时期。他亲眼目睹曾一起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在上海街头被疯狂屠戮,这让他彻底断了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共产党政权也不是乌托邦式的政权,也有残酷的斗争和血的错误。然而,那些从四一二白色恐怖中走出来的共产党人,他们成为了抛弃一切妥协幻想的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最坚定的理想都是从最严酷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在接下来最艰苦的十年内战中,他们在南昌、广州一次次失败中百折不挠,他们在艰苦卓绝的农村边地探索新的道路,他们在艰辛险阻的长征途中播撒信仰,他们在一次次失败中拨乱反正……或许曾经被自己的组织误解、孤立甚至抛弃,他们被国民政府的宣传妖魔化成匪军魔鬼,但他们从未想过走回头路。他们回头,便是当年四一二和七一五的背叛和杀戮。
立青的经历,也是我党逐渐成熟、逐渐拨乱反正的过程。我党并不是不犯错误永远保持正确,犯了错误,能够迅速进行自我调整,能够吸取教训拨乱反正,这才是我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夺取政权的重要原因。我党是在屡次失败中逐渐成长的。
四一二,这笔在早期我党成员心中抹不去的血债,让原本只是小打小闹、理念冲突的兄弟朋友,有了难以逾越的隔阂。本来不同信仰的朋友们,可以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可以对分歧避而不谈。但四一二、七一五之后,没有人再可以避免,所有人都必须以鲜明的态度站队——不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就是沾满鲜血的敌人。经过四一二,立青便注定了不会原谅立仁和立华。只是,立仁明白为什么,立华却不明白。在莫斯科的立华完美地避过了四一二,立青不明白为什么她会选择站在背叛和屠戮的一方,立华也无法劝说没有亲眼见过真正苏维埃的立青放弃坚守。立仁就从来没有劝过立青,因为他明白为什么。
杨立秋,这个很不讨喜的、看起来就像被彻底“洗脑”的幼稚的“进步学生”,她所谓的信仰,在经历过起起伏伏这一切的哥哥姐姐们看来,完全就是胡闹。不说本身就是国民党的大哥和大姐,就是身居共产党高位的二哥立青,也从来没有把她所谓的信仰当回事。但她这样仿佛被洗脑的狂热青年,在当年却是主流。她哥哥姐姐们的信仰,是在军阀混战、帮派林立、拥有共同理想的大革命年代,那时,新与旧相交织相碰撞,各种主义都在萌芽,对立的双方还可以坐下来吃顿饭互相讨论。她的哥哥姐姐们,就是在这种交织与碰撞中选择了理想道路,在艰苦的斗争和冲突中坚定了信仰主义。他们的信仰,是可以经历最严酷的磨练的。而立秋的年代,她只有满腔热血,却根本没有选择理想的权利。正如1925年的有为青年学生不会选择北洋政府作为自己报国的终身理想,1948年的同一批热血青年,也不会有人选择腐朽没落、大势已去的国民政府。然而,立仁立华立青他们的年代,除了国共两党,依旧有无数学说和思想可以选择,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导师就在他们身边;立秋这一辈人却只有远在天边、虚无缥缈的延安。她们这一辈人,根本没得选。没有经历过甄别和选择的信仰,没有经历过血雨腥风洗礼的信仰,注定要在将来的岁月经历困惑、迷惘、坍塌甚至绝望。就她的特殊出身和浅薄经历,联系建国后的三十多年历史,我不忍去想。
楚才、老董、瞿恩包括瞿妈妈,他们更像是思想导师。他们仿佛从来没有怀疑和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从来都是向别人输出信仰的。我们无从分析他们选择信仰的过程,但他们作为思想导师,却都不那么完美。
楚才是常公的个人崇拜者,他选择的不是信仰而是“明主”。所以他和立仁很少讨论为什么这么做,基本上都在讨论该怎么做。
老董不是精神导师,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冠冕堂皇的信仰。他从没有教过别人应该信仰什么,他只是在教别人,应该怎么做人。卖花布的实用主义精神,就是他的做人信条。不同年代的人注定不能互相理解。在如今的年代,埋头做实事远比空谈值得尊敬;而在那个理想和血肉交织的年代,立场不坚定的投机主义,却是被很多人鄙夷的。立华不喜欢他的朝秦暮楚,就连立仁也嘲讽他“就算到月球上他还是个卖花布的”。他没有所谓的信仰,但他知道应该怎样做人。做人可以追求利益,但不可以在四一二干背叛杀戮的事情,不可以出卖国家和民族,不可以违背历史大势和人民意志。
瞿妈妈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她不是一个好的思想导师。她在国统区二三十年的地下工作,子女被残害,唯一的孙子又不能相认,她受尽了国民政府的黑暗,自然坚定不移心向光明。然而她却没有经历过解放区艰苦的生活以及一次又一次路线错误和整风肃清运动。她只是和蔼地向立秋他们描绘着她亦不曾见过的延安——正如立青不曾见过的莫斯科。她以为把他们安全送到延安,送到解放区,就是送到了光明。但这光明会不会刺伤这些年轻人,她从来不知。
瞿恩,这个几乎所有男人和女人、敌人和友人的白月光,他本身就是那个年代共产主义的代名词。他的巴黎岁月,可能也是如同《我们的法兰西岁月》那样浪漫吧。然而,他亦不是完美的精神导师。他理想的确立,在远离故土的法兰西;他的大部分经历,是在诡谲复杂的广州和上海;他心中的共产主义,是带着书生气息和工人色彩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共产主义。课堂上他是自带圣光的导师,战斗中他是最无畏的战士。然而在广州的师生交流会上,他对如火如荼的湖南农民运动并没有切身的体会;在上海临时市政厅,他对市民管理略显慌乱;被迫转移到苏区之后,他更是对险恶的党内斗争手足无措。他不仅是在敌我斗争中被敌人俘虏杀害的,他也是在内部斗争中被自己人抛弃的。长征留守苏区意味着什么,他自然清楚。他注定是一个殉道者。他的死,是国民革命中那一代脱离实际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幻灭,也是一个更加成熟、更接“地气”的、依托广袤农村的新的共产党的浴火重生。
立青是瞿恩最骄傲的学生,他接过了瞿恩的思想火炬,成为了新的瞿恩。他是浴火之后的瞿恩。他和农民自卫军并肩作战中,意识到了没有严密组织、无可靠根据地的自发反抗注定覆灭;他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积累了足够的基层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他经历了物资紧缺的延安岁月,体会到在大后方除了战斗更要懂得生产;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整风运动,明白任何思想的动摇和不坚定都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他在抗日前和胜利后两次与国府谈判,学会将四一二和十年白色恐怖中的血仇压在心底,即使对昔日的敌人,也会露出隐忍的微笑……他的成长史,正是我党的成长史。依旧残酷,更加残酷,却也更加成熟。立青成为了瞿恩,成为了在跌打滚爬中逐步学会赢得胜利的瞿恩。只是,对于一个国家,对于当年几十万、几百万的信仰者而言,成长的代价太过惨重——当然,接下来的岁月中,还会更加残酷。
二、爱情——休谈乱世儿女情
本剧若单看爱情线,真的要虐出一口口玻璃渣,甚至有为虐而虐的嫌疑。当最后几集立华和老董分手之后,基本上把所有爱人都拆散了。然而,悲剧永远比喜剧让人印象深刻,传达的也远比喜剧要多。
第一个要讲的,是杨庭鹤和梅姨。他们之间的不完美,是伦理纲常的不完美。作为小姨子,和自己的姐夫在一起,在如今的年代依然会备受指点,更不必说那个年代以书香大家自居的杨家。他们虽然逐步获得了子女的理解和认同,但始终没有正式结婚。梅姨一生追求和在乎的,也就是一个名分。所以她会急切地希望姐姐的子女能认同自己的女儿,会小心翼翼地期盼着丈夫的称呼从“他姨”变成“夫人”,会在子女改口叫妈时失声痛哭。杨老爷子在风雨飘摇的上海去世了,她唯一的亲生女儿一去不返,她也就失了魂。对她而言,去或留,都无所谓了。去,她是远离故土的孤魂野鬼;留,她是姐夫不那么名正言顺的继室。她的悲喜,是一个新时代的旧女子的悲喜。
立仁的爱情,是最为悲催的。他爱过的两个女子,且不论都是我党的,偏偏一个死心塌地爱着自己的弟弟,一个嫁给了自己的弟弟。而他,是瞿霞的杀兄仇人,是林娥的杀夫仇人,是折磨瞿霞八年之久的人——尽管他没有亲自动手,但他作为中统的领导头子,迁怒于他又显得那么合情合理。他爱过的女子,都是简单,纯净,看似柔弱却坚定不移的类型。因为一个书生侠客,不会爱上一个恋爱脑的附庸般的女子,注定爱上一个坚定豪迈、有自己理想和追求的美丽纯净的才女啊!而这样的女子,即使不是我党,也很难爱身为中统头子的立仁。他也许还能碰到爱的人,也会子孙满堂,以国民党高官的身份安度余生,但注定,他无疾而终的暗恋,就这么消散在那段永远回不去的烽火年月。
立华的爱情,是一步步的坚守和妥协。她和瞿恩,那种隐忍的精神恋爱,唯美而朦胧,又是那么深情。但在她选择了以国民党身份去苏联留学的时候,也就注定了悲剧结尾。也许,当初在码头,瞿恩的表白不那么委婉,他能说出来那句“留下来,嫁给我”,她就会义无反顾留下。也许留下来的她亲身经历过四一二,对苏联的美好幻想没有破灭,她会坚定地和瞿恩走到一起。然而没有也许。这段虚妄的爱情,瞿恩比她更早看透,选择了共同理想的林娥。她摘了耳环却并没有变心,只是妥协了。她把这份注定没有结果的爱埋在了心底最深处,转移到了对瞿恩儿子的爱上。这份爱,是她心中永远不会结痂的伤口,无论过多久,只要触及,便会血流溃堤。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立华最后抛弃了老董。其实,立华和瞿恩之间不可逾越的是理想,她和老董之间不可逾越的是现实。理想难以逾越,现实也是。全家人在重庆分家谱的时候,我们知道了,立华和老董依旧没有结婚。立华这辈子就这样,以情妇的身份和老董“凑合”了一生。老董从来没有让她到过自己的地盘,从来没有给她许诺过婚姻,就连她的养子,也只能叫他“董伯伯”而不是“父亲”。作为国民党监察委员,她光鲜亮丽,出身高贵,然而却有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儿子,有个没有婚姻的丈夫。这背后,会是多少流言蜚语啊。她选择老董,不过是已经无望的人生中,看起来不那么糟糕的结果罢了。她和老董在一起,人们最多会议论费明是她和老董的私生子;但如果她不选择老董,那么费明就是连私生子都不如的没有父亲的野孩子了。她到最后也没有完全接纳老董,而老董,何尝又给过她一个正常的家庭。
至于老董为什么没有许她一个婚姻,剧里没有讲,但不难猜想,和他那个大了十三岁的童养媳有关吧。最可怜的女人,不是没有得到爱情和婚姻的主角们,而是那些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的童养媳们。我猜想,至情至性的老董,恐怕是不忍像当时各种新时代男女青年一样,把那个可怜到没有姓名的原配夫人像累赘一般抛开,去追求他的自由恋爱。给不了她感情,那至少,给她保留最后一丝惨薄的尊严吧。追求自由不易,坚守责任则会更痛苦。有情有义的人,注定此生不能潇洒。
立青和瞿霞,是我最感伤的一对。他们有着共同的坚定信仰,有着纯真的懵懂时光,有着此生不渝的爱情,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良人。然而,瞿霞炼狱般的八年牢狱,夺走了她人生的一切光彩和灵气。从此的她,有的只是回忆,余生只是苟活。她出狱最想见的,就是立青——他集合了她所有的美好回忆。而她最不愿见到的,也是立青。她曾经是那么骄傲,那么自信,是他女神一般的恋人,她不愿让他看到残缺的自己。最开始我不能明白,明明立青也那么爱她,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即使在一起有困难,大家可以一起克服。然而,后来我忽然明白,其实现实中的人,谁的感情又是一成不变的。正因为没有在一起,他们的感情才会那么完美那么虐心。如果在一起之后,面对她满是伤疤的残缺身体,立青最开始一定是彻骨的心疼。但三五年后呢,十年后呢,立青决计不会后悔,但他关于她那年少时期纯美的梦,真的不会破灭吗?而她呢?又该如何面对他?如何面对他的哥哥立仁?不能过度操劳的她会否会拖累功名累累的他?奔波劳碌的他会否会忽视需要细微照顾的她?没有亲身经历过她的八年磨难,真的可以做到“感同身受”吗?如果残缺的爱情注定被岁月磨成怨怼,那么不如就这样守缺吧。就让这遗憾,书写在永恒的历史中吧。
三、亲情——踏遍千山,何乡是故乡
家国,家国。没有家就没有国,没有国也没有家。山河破碎数十年,这个代表着整个近代中国史的家庭,也就注定要分裂几十年。
父亲是蒜柱,子女是蒜瓣,母亲是蒜衣。母亲去了,小姨小心翼翼地缝补起来破碎的蒜衣,却依旧难阻子女的纷纷离去。
立仁是最初的弃家之人。他为了中二时期的热血理想,甘愿赌上全家人的性命。也因为他,这个家第一次面临分离。然而他却是几十年来这个家最大的守护者,守护着这个已然有裂痕有缺陷的家。他是最不被理解的,同时也是最在乎这个家的。
立华从苏联回来后就再未离家,或者说她和父亲小姨,本身就是家。她是哥哥和弟弟的黏合剂,一头牵挂着走在钢丝绳上的哥哥,一头牵挂着风筝般飘摇在外的弟弟。她也给这个家带来了的希望。她的养子费明,是这个家的未来。
立青是这个家的背离者。那个年代的他这种出身的共产主义者,大概都只能选择做辜负家庭的逆子吧。他注定和这个家决裂,因为他背叛的不仅仅是家庭,更是整个阶级。立青是幸运的,他至少有列居国民党高官的哥哥姐姐,能保护自己的家人不受自己影响。然而,那个年代更多的革命者,是像瞿家这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革命者最是无情,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理解这种无情。但是,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哪有那么多“人之常情”可以来考虑?时过境迁,今时的我们,不求能理解他们,但求能不以今日的价值观来苛责为国家为民族为信仰牺牲了那么多的他们。
杨老爷子死在了上海解放的前夕。他的死,是一个象征——这个家,从这一刻,就彻底散了。蒜柱不存,蒜衣早破,蒜瓣也各自脱落,从此之后,这个大家,再不复存。
这个家,前二十年,立青是流亡放逐者;49年之后的立青终于回来了,立仁和立华,却成了永久的辗转流离者。电视剧的结局,立仁孤身去了台湾,从此远离大陆,高山之上不见故乡,终此一生再不复还。立华和费明,辗转南洋到香港,1955年又回到了上海。我心中最佳的结局应该是,立华没有去台湾,也没有回来。多年之后暮年的费明独自带着养母的骨灰归来,在自己生父生母的墓前洒上一杯祭酒。
国家至今尚未统一,这个象征着国家的杨家,又怎能圆满?
四、一代人——饮茶粤海未能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血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幼稚可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磨难与辉煌。每一代人都无法客观评价自己的上一代,也无法决定自己的下一代。我们奋力挣扎,总希望自己是超越时代的特立独行者,回头来却发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打上了时代深深的烙印。
瞿妈妈对立华说,你看立秋,活脱脱就是当年的你。立秋不屑,追求民主和光明的自己,怎么可能和呆板守旧的姐姐相似?立华却笑了,立秋怕是远比不上当年的自己。然而,若立秋出生于立华的年代,未必不如立华;立华出生于立秋的年代,又能好出立秋多少?每个人都被时代浪潮裹挟着,只是少数幸运的人被这浪潮卷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更多的人,则被时代的浪花拍散在沙滩上。
对于杨老爷子,他最好的年华,应是洋务运动实业兴国,是远赴东瀛上下求索,是驱除鞑虏共建民国;对于立秋,她最好的年华,应是义无反顾投奔延安,是百废俱兴工业强国,是风雨欲来之前最后的安宁。
而杨家三兄妹,他们最好的年华,就是1920年代末的广州了吧。饮茶粤海未能忘,那白云般美好的岁月,早已化作一缕青烟随风飘散。
我一直觉得,所有的民国剧、抗日剧、解放战争剧,标准结局就应该是这样悲剧意味的——中国近代史,没有圆满,没有最后的胜利,不是1949年开国大典一闭幕,我们就“从此以后成为了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那些死去的,化作了乱世的尘埃;活着的,舔舐着无法愈合的伤口。失败的,孤帆远影辗转孤岛,从此他乡变故乡,空对故人思故国;胜利的,尚且来不及品尝惨胜的果实,就要打起十二分勇气迎接更加残酷的三十年岁月。
人间正道是沧桑,那一代人的人生,那一代人的家和国,就该是这样的啊。
我们这一代人,在最好的年华里,又被烙上了怎样的时代烙印呢?
瞿恩从容就义的台词:理想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另,孙淳把革命者的浪漫与残酷完美演绎。
张黎导演的电视剧都是有政治意图的,意识形态色彩很重,有很强烈的重新叙述历史的自觉。这一点在《走向共和》里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
比如《走向共和》基本上是以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一条线为主线来叙述晚清到民国初期的历史的,而传统上被认为很重要的事件和人物,都是配角。比如康梁变法、义和团运动、孙中山革命,其中的翁同龢、康有为和孙中山都被严重丑化了,成了负面人物。辛亥革命也基本上被叙述成了完全在袁世凯操控之下的政治夺权,革命者在其间的作用完全无足轻重。
这差不多也是四十年来晚清民国史研究的所谓成果,完全是对之前革命史观的颠覆。这个风气从八十年代开始滥觞,到九十年代逐渐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到了新世纪更加是一发不可收拾,八十年代造革命史观的反的年轻人,在九十年代都成了历史学界的执牛耳者,主导了新世纪的历史叙述。八十年代还是用现代化史观替代革命史观,到九十年代就开始图穷匕见,对革命基本上就是全盘否定了。不过当时主要还是否定辛亥革命,所以《走向共和》主要是在这个方向用力。
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就比《走向共和》更进一步了,《走向共和》还只是否定辛亥革命,《人间正道是沧桑》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1919年以来的整个中国革命,杨家一家人的恩怨情仇,隐喻着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命运,用一个简单的概括来说,就是殊途同归。前期是董建昌和瞿恩之间的分歧,后面是杨立青与杨立仁分道扬镳,杨立华在董建昌与瞿恩之间的艰难选择,杨立青在瞿霞与后来的妻子之间的选择,都是这种政治隐喻。而其根本指向则是国共两党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只是选择了不同道路,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
还有杨立青与他的黄埔同学之间的恩怨情仇,虽然他们在历史的洪流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的人选择了共产党,有的人选择了国民党,但他们都是曾经的热血青年,他们每次重逢,都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相互敌对,抗战时期并肩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再次互为对手,最终分出胜负的时候,又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杨立青和汤慕禹在战场上棋逢对手,战后杨立青去看汤慕禹时,两人就像是下了一盘棋一样,至于在战场上死伤的小兵小卒,都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
这也是《走向共和》和《人间正道是沧桑》最大的问题,眼里没有那些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无名之辈,没有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没有贩夫走卒,一切都在那些掌握着政治权力的精英们的掌握之中,他们操纵着中国的命运,决定着那些没有姓名的老百姓和贩夫走卒、小兵小将的命运,他们是棋手,而其他人都是他们对弈的棋子,没有高下之别,没有对错之差,有的只是历史的偶然。就像杨立青参加红军是因为瞿霞,他和杨立仁之间的怨恨是因为瞿恩,而和各自的信仰无关。
说到底,《走向共和》和《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以贯之的就是精英史观,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是精英,人民只不过是被动的接受精英给他们安排好的命运,人民没有姓名,没有面目,等于完全不存在的。这种历史观在《走向共和》中借用袁世凯的口赤裸裸的表达了出来,哪里有什么人民,我看到的只有一个一个的人。因此,杨立青最后成为胜利者,少不了杨立华的扶持和爱护,少不了杨立仁明里暗里的帮助和包容,却和杨立青的信仰无关,和人民的支持无关,最多是抽象的谴责了一下四大家族的贪污和国民党的腐败,就算是做出了交代。
奇怪的是,这种三观不知道歪到哪里去了的电视剧,在过去十年乃至今天,仍然被当成优秀电视剧的模范,不仅是主流历史学界赞赏有加,那些曾经的历史的炮灰的后代们,居然也看得津津有味,大为赞赏。这些人也不想想,当他们把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和杨家当作精神祖宗的时候,是不是拿着猪头送错了庙门,人家会不会收你的献祭,这都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在《走向共和》和《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观里,炮灰就是炮灰,不会说话,不会行动,是没有主体性的,也没有能动性,只能被动的接受命运的安排。而这些人所谓的命运,不过是精英们下一盘历史的大棋的过河小卒,注定是要被牺牲的。
当然,《走向共和》和《人间正道是沧桑》并不是这种历史观的孤例,恰恰相反,这种历史观在过去这些年里大行其道,哪怕是像《亮剑》这样已经成为抗日剧经典的电视剧,同样是贯穿着同样的历史观。虽然李云龙口口声声自己出身泥腿子,和楚云飞这样的黄埔生不一样,但在《亮剑》的历史世界里,同样没有人民的位置。只不过《亮剑》多了喜子、柱子这样虽然只是小配角但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角色,才让人觉得,《亮剑》的眼里起码还是有那些牺牲了的烈士和英雄的位置的。
但正如并没有取得太高收视率,影响也远不如《走向共和》、《人间正道是沧桑》和《亮剑》的另一部电视剧《粟裕大将》中粟裕所说的,解放军之所以能够不断的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一切敌人,取得最后胜利,并没有什么秘诀,唯一的秘诀就是人民的支持。人民支持你,你就可以打胜仗,人民不支持你,你就会打败仗。站在人民的一边,还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才是最终决定战争胜败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特赦1959》里所强调的,国民党的失败首先是政治上的失败,而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的关键,就在于自大革命结束之后,国民党已经完全脱离了人民,变成了人民的对立面。
如果是单纯的迷茫,倒是不错的,只是这个问题,很容易让我想到。
叶公好龙。
叶公好龙的故事就是说古代有个人叫叶公,他到处跟大家说他特别喜欢龙,满屋子的龙的周边,还拉着附近的人去他家里看。
结果有一天真的龙飞来了,别人还在好奇,看看真的龙长啥样,他叶公跑的最快,躲到桌子底下,根本双手抱头,害怕得根本不敢睁开眼。
题主对文学的热爱应该如何体现呢?真的热爱是不用人说的,无法阻拦的,你自己就会有不断地看,甚至写的冲动,进而就去做了,也就是说热爱文学你就多看,通俗的,纯文学的,看的进去就多看,如果想写就试着写,不想写就继续看,就这么简单。
怎么热爱还需要别人教的吗?是不是不理解什么是热爱?
比如说我热爱音乐,我听到好的音乐我会感动,我会努力学唱歌,为了表达音乐,虽然还唱的不够好,但是我会学习怎么样才是唱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