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写于五十年代的旧版和后续的三联版,可以把作者对李自成和闯军的刻画归结于时代限制。
毕竟当时主流的观点倾向于此。
那世纪新修版中的这段备注,就证明了作者显然已经看了与他观点相不同的内容。
在中国所有封建专制时期,转姓换朝,都是“亡,百姓苦;兴,百姓苦!”所谓“吊民伐罪”,最后都变成了“虐民霸财”。那是历史条件使然,所有农民起义,结果都变得与旧王朝并无多大分别。现代有人将李自成写得具有新时代的革命头脑,认为大顺皇朝军纪严肃,秋毫无犯,有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风,纯为一厢情愿的幻想,即使其后二百年的太平天国,已受西方开明思想的影响,也做不到此节。武侠小说虽虚构成文,历史背景之大关节却不能任意歪曲。马克思生于一八一八年,死于一八八三年,李自成打进北京是一六四四年,比马克思早了几二百年。那时候李自成不可能有马克思思想。如果李自成真像中国某些“历史家”或小说家所想像的那样,具有马克思思想,那么后来马克思反而是从李自成那里学到马克思思想了。
若作者真的认为旧式军队不可能做到军纪严肃,秋毫无犯,那尚可解释。然而很快作者就告诉你这是可能的。
孙仲寿叹道:“老百姓最苦不堪言的,确是加派。完了钱粮之后,州县一声‘加派’,名目繁多,都是数倍于正额钱粮。老百姓饭也吃不上,怎么缴得起种种‘加派’?逼得人全家老少上吊投河,就是这加派了。”袁承志问道:“清兵进京之后,可当真不入民舍,秋毫无犯吗?”孙仲寿叹道:“清兵虽是蛮夷外族,进京之后倒确是不入民舍,不掠财物,不掳妇女。”
看来时代限制只有农民起义者受限制,很显然在金庸先生眼中,归根到底就是农民起义军“不可能做到”罢了。